一 : 中国的盖世太保
戴笠，字雨农，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人物简介
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
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建立“十人团”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生前比较相信风水学。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另一说法为时任军统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指使心腹刘玉珠在戴笠专机上安放定时炸弹，炸弹爆炸造成飞机失事假象。)
1951年春天， 戴笠墓被夷为平地。
社会评价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题挽联。
以后世观点来看，戴笠在情报界可说是少有的天才，他在无师自通下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报机关，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局的敌后谍报侦搜以及中美情报合作对于战争的胜利有着无可抹灭的贡献。但是因为他的立场忠于蒋中正，与上海杜月笙关系良好，因此蒋中正在抗战结束前也将戴笠视为其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在台面上无法解决的事情就必须借由军统之手执行，因此他的行动也就包含了以台面下手段帮蒋中正铲除敌人。
如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这些暗杀最后凶手都直指军统，除了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戴所对付的还有国民党内各派系政敌，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可能因为戴笠长时期与共产党作对，故此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历史评价极低，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特工王戴笠”，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肯定其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
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
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
戴笠原名戴春风，是在报考黄埔军校第一次落榜了后改名再考的，黄埔六期学员，
据说改名也很有讲究，算命先生算他是“六阴朝阳”，杀重无制，五行缺水，名字中带水方大利，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一同参加考试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后来也是军统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纪念贫贱好友，字雨农也是当时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补足水，不过从那之后戴笠也是逐步飞黄腾达了，这是后话，最终也没逃脱在暴雨中暴毙的厄运。戴笠当时所使用的化名高达27个，除“张叔平”、“马健行”等平常姓名，还使用双字与单字化名，包括“涛”、“灵”、“余龙”、“裕隆”；其中，还有取自大自然名称如“冬”、“雨”、“雷云”等[3]。戴笠的化名还有江汉清、汪涛、沈沛霖、洪淼等。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军事调查统计局。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
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
戴笠和国民党军整编66师中将师长李仲辛同属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和曾任国民党86军中将军长刘云瀚（黄埔军校七期工兵科毕业生）曾经在中央宪警班同学。关系要好，虽然戴笠（1897年生）分别比刘云瀚（1911年底生）李仲辛（1912年）大了近十四、五岁，但是三人在军校形成忘年之交。在抗战胜利后，多次在重庆和李仲辛、刘云瀚相聚，谈笑风声。李仲辛和刘云瀚评价戴雨农为人仗义，值得交的朋友。戴戴笠也说：“仲辛弟、云瀚弟是党国未来的希望，陈辞修有福，宗南兄可惜没拉拢这两位青年才俊未来的将军。”可惜的是，1946年，戴笠却因飞机失事，死时四十九岁。而两年后，李仲辛在开封战役中阵亡，年仅三十六岁。刘云瀚后去台湾，曾率十九军在金门歼击来攻的共军。
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1942年，蒋介石发现戴笠势力大为膨胀，这是他参加军统局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时感觉到的。
戴笠本意是通过大会展示军统实力，蒋介石虽然很满意，但是蒋介石同时也感觉到，戴笠的军统组织发展得太快，势力也越来越大。军统远远超过中统，军统的力量已由原来的纯粹特工组织渗透进军事、党务、政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警察、交通、财政、税务、外交、邮检、水路航运等各个要害部门，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交通警察部队，还能调动税警、缉私部队，由军统掌握的武装有几十万人，而且大都是美械装备。军统组织严密，号令迅捷严明，其调动灵活迅速，火力装备之强，已超过他手下的任何一支正规军队。戴笠在国民党中上下左右关系无所不至，还要问鼎海军，连蒋介石的警卫部队也由戴笠控制。这已引起了蒋介石的戒备和警惕。
蒋介石是一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用人的历来作风是，防止部下和他的系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一生最重视特工和军事，也最怕这些部门的人权重震主。
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其次是军事和财政，但后者他还能轮流交给别人掌管。但对于特工，他从来不交给别人，从不让给别人过问，只能自己去掌握。由此可见他对特工的控制。
蒋介石对特工重视，视为生命，所以也想出不少办法控制，以免出问题。
一是灌输忠诚思想。他后来极力学习德、意特工组织的经验，加强法西斯教育，使特务们对他产生崇拜心理，极尽忠诚。1933年，蒋介石派复兴社军统头目酆悌、唐纵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副武官，一再交待要学习希特勒的组织方法。言外之意，就是让特务们学习仿效德国特务如何效忠希特勒，用法西斯精神驾驭特务。但德国特务组织头目如希姆莱等位高权大，蒋介石又想出办法，那就是对特工头目可以给权，但决不给高位，这就可以防止他们在政治上崛起，威胁自己。
而且，特工的一切重要事情、任命都要由蒋介石亲自决定，以防止擅权坐大。以戴笠而论，干了10年军统头目，论职不过副局长，论衔不过少将，而且始终是内部任命，直到1945年3月8日才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可见蒋介石的工于心计。
戴笠一开始就被蒋介石牢牢控制住。十余年来，蒋介石也明白，他与戴笠的合作还是很默契的，作为戴笠靠蒋发家，报蒋知遇之恩，是绝对拥蒋、忠实于蒋的。蒋介石也很欣赏他的政治头脑、才干和善于揣摩自己心理的长处。所以，戴笠住院期间，蒋介石委派宋美龄去看望，表明蒋介石对戴的器重和关心。在戴笠看来，这是“旷世恩典”，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几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
另外，戴笠也明白，以他自己的资历、水平、能力绝对斗不过蒋介石，一是没有这样的胜望，二也跳不出蒋的手心
。戴笠曾经看过多少与蒋介石抗衡的英雄豪杰们，还不是一个个败在蒋的手下？既便军阀们集体联合起来，也还是被蒋一一击破。所以，戴笠早就看透了，他惟一的出路只能必须得到蒋的信任，否则没有任何出路。戴笠多年来对蒋介石的思想、行动、心理、好恶、性格等无不研究透彻，揣摩迎合，所以一直得到蒋的欣赏；也在所有的特务组织中，最得蒋介石的信任。
戴对蒋的忠诚也是无可挑剔的，“西安事变”后冒死进入西安就是一个证明，这连蒋介石也不否认。
戴笠确实有野心，他自认为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他曾与胡宗南计划，将来接蒋介石的班。但在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他并不敢推翻老蒋。他还要依靠蒋去发展势力。
但蒋介石并不是等闲之辈。他决不肯让一只猛虎睡于卧榻之侧。
当蒋介石逐渐怀疑戴笠有功高权重震主之威时，便逐渐有意识的采取措施加以抑制。他首先任命唐纵为军统局帮办，加以牵制。同时还借口抗战胜利，撤去戴笠的兼职，如缉私署长等职，防止他继续渗透。在军统与中统其它派系的斗争中也稍稍抑制一下军统，如枪毙活埋中统人员的戴笠亲信赵理君等。
戴笠从蒋介石对他的态度中，渐渐感觉到蒋介石对他有所戒备的猜忌，不由得产生“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感慨。从此时起，戴笠便开始“读史”，以求醒悟。每有余暇便让秘书、他的小学同学周念行为他阅读讲解《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曾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系，对中国史学有一定了解，周念行在讲史过程，每讲到历代暴君杀戮功臣，便会引起戴笠的叹息。尤其讲到武则天时代有名的酷吏。特务首脑周兴、来俊臣为武则天忠诚效力、杀戮异己，终因知道武氏太多的隐私而被武氏所杀的这一段历史时，戴笠更有毛骨惊然之感。以古鉴今，他更加惶恐和惧怕。他感叹到：“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可见戴笠已明白看出蒋介石对他的猜忌。
当然，蒋介石现在还并不想除掉戴笠，他只是有所猜忌和戒备，只是先从抑制下手。戴笠也看透了蒋的心理，也开始防患于未然。对蒋介石更加忠心耿耿，极力与宋美龄、宋子文进一步密切关系；与胡宗南、顾祝同等实力派将领盟誓以为后盾，同时挟洋人以自重，向海军发展，免得被蒋介石借口只是个特务而被铲除。拉拢蒋介石周围各色人等包括唐纵的关系，使他们为自己说好话，继续巩固军统局内部，培养毛人凤，以为退路。戴笠也开始整肃内部，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
蒋介石因在抗战时期，有用戴笠之处，故一直没有大动作。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3天的谈判，正式签订《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国民党迅速结束所谓“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尤其明确规定“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并指出应“释放政治犯”。这些条款主要是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中统等提出来的。
作为蒋介石来说，他是靠特务起家的，何曾想到要“取消”？他决不会放弃特务统治这一宝贝。从内心来说，签订纪要只是虚伪应付，他还是从骨子里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和谈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但是，他要做表面文章，不得不应付共产党和其它民主党派，同时他觉得正好赶上时机有了借口，就是可以抑制一下戴笠和他的军统，使其不能再继续膨胀发展。
蒋介石随即向戴笠秘密发出指示，要求他撤销军统局，化整为零，以减
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的口实。
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很高明：
一、撤销军统，使他有履行“双十协定”的信誉，应付了舆论。
二、抑制了戴笠，使军统再也不能构成对自己的潜在威协。
三、化整为零，并不是取消，等于加强，将来可以东山再起。
四、打着履行“双十协定”的旗号，戴笠无话可说。
五、将戴笠捏在手里，将来撤销军统局对戴笠用与不用，都在自己的手心之中。
蒋介石的这一步棋确实非常高明。
但戴笠看到蒋介石的命令，心情却极为恐慌。戴笠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抗拒蒋介石的命令，蒋介石终于要开始动手了。
戴笠也明白，如果真的化整为零，他就再也没有什么本钱了。戴笠考虑，先将军令部二厅、内政部警政司掌握起来，将军统控制的军事情报、稽查和国民党军队各级谍报参谋人员划归进二厅，将特工警察划归进警政司。另外加快成立交警总局，将军统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军统特务团、军委会别动军、交警总队。交通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团及税警部队，加上接受投降的汪伪税警团和汉奸部队共7个多师，全部编成18个交警总队（相当于陆军加强团）和4个教导总队，全部美式装备，机械化程度也很高。戴笠极重视这些军统掌握的武装部队，认为是最重要的本钱。1946年3月1日，交警总局正式成立。另外，戴笠计划将军统局本部及外勤机关划拨到司法行政部之下成立调查室。
但是，尽管化整为零保住了大部分实力，但军统局一旦撤消，尽被分割，自己将无处可去。关键还是要夺得海军司令的职位，这只能依靠美国人。
于是戴笠以视察为名飞赴青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加紧联系，并达成他为戴笠活动的许诺。随后，戴又飞赴天津，受柯克要求，策划美海军陆战队于渤海湾登陆事宜。戴笠立即与美驻津司令、海军陆战第三师师长拉上关系，并设立机构居间联系。
这使得蒋介石有些犹豫，因为蒋极重视美国在华军事部队。蒋要打内战，一再请求美国部队登陆替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道与铁路交通线。至1946年，美军在天津登陆就近五万人。蒋介石明白戴笠与美国人的关系的能量，所以还觉得戴笠尚有作用。
戴笠也抓紧时间，加紧在国防部二厅、全国警察总署、交通警察总局等公开
部门合法安置军统特务。仅军统举办的全国各特警班毕业生就达15万人，这都让戴笠绞尽脑汁。所以，戴笠一直在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等地来回奔走，研讨对策。
戴笠还认为，只有寄希望于反共，军统才有出路。他也认为军统的牌子由于反共太臭名昭著，但决不会真正取消特务组织，只不过是否由他来继续执掌。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召开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旧政协）时，各党派再次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正在筹备的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受国共和谈、政治协商会议影响，也准备提出取消特务机关、切实保障人民权利的议案。
戴笠的对立面和政敌陈果夫、陈立夫、陈诚、李士珍等党、政、军、警大员，也趁机兴风作浪，妄图挤垮军统，致戴笠于死地。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全会，大会开了近20天，国民党的权力机构代表、270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正在激烈辩论国民党从抗战转入战后的有关方针政策问题。会议期间，忽然有人喊出“打倒特务”的口号，并质问为什么《双十协定》、国民参政会、政协会议关于取消特务机关的三大决议没有得到贯彻实施？这一口号的质问得到大多数人出于不同目的赞成，这在国民党历届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其实，这是很多人对蒋介石特务统治的不满。因为这270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恐惧、仇恨戴笠和他的军统局，有的如孔祥熙、陈诚等军政大员，尽管拥护蒋介石，但却极端仇视军统。至于其它与戴笠有刻骨仇恨的陈氏兄弟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一些稍有正义感的国民党人士，更以军统特务为不齿。所以，几乎全体中执、监委们，此时分外团结，一致倒戴，其阵线之统一，前所未有。
更耐人寻味的是，特务统治的始作诵集大成和保护者蒋介石居然并不反对，甚至也持赞成态度。
其实，这不奇怪。早在抗战结束前，戴笠负责肃奸接收，想趁机扩大实力，安插军统人员抢占要害部门如各地警察局长位置，就受到蒋介石的抵制。针对他扩张权力的势头，蒋成立了一个5人小组，秘密活动，对戴笠进行监视，并研究抑制的策略。
5人小组由蒋介石领导，加上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共5人组成。宣铁吾是戴笠的死对头，新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唐纵早就负责监视戴的使命。钱大钧是蒋的亲信，胡宗南虽与戴为密友，但蒋正为了分化戴与胡，才让胡宗南参加，以示信任，让胡汇报戴的行动。胡衡量他与戴与蒋之关系利害，自然会投蒋取信。
5人小组的成立，是蒋介石自以为可以控制和削弱戴笠，并对他全面监视，准备彻底解决对自己的威胁。
在六届二中全会期间，蒋介石正好顺应形势，准备干脆“一锅端”。在会议中，马上亲自下手令，在原来监视戴笠的5人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8人小组，成员皆为特工、谍参、警界等机构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彻底拿出对付戴笠和他所控制的军统的方案。8人小组虽然表面上有戴笠之名，但小组的另外7个人却排斥了戴笠，另外秘密提前搞成了一个“一锅端”的方案，准备在正式会议上发难。
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亲自数次电谕在平、津一带滞留的戴笠赶回重庆，参加准备向他发难的8人小组会议。
而且，这几次会议传来的呼声，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力量，使戴笠寝食不安。戴笠权力很大，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他不是中央委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那种气势戴笠还是感到了。
1946年2月，蒋提升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长，为唐出任警察总署署长作了准备。唐纵不仅从职务上超过戴笠，而蒋介石的真目的是想把由军统控制的警察权分而治之。
蒋介石指定的对付戴笠的8人小组就有唐纵，其他人分别是宣铁吾、陈悼、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郑介民和戴笠。
这8人中宣铁吾、陈悼、黄珍吾分别是上海、北平市警察局长和首都警察厅长，李士珍是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四人代表了蒋介石的意图，就是特工警察化。宣。李等人均与戴笠有矛盾。叶秀峰是中统局长，中统一向与军统势如水火。郑介民、唐纵虽然属于军统，但是被蒋介石笼络，两人早已不甘屈居戴笠之下，各自去向军政界发展。
1946年3月初，蒋介石再次给戴笠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8人小组会议。这期间，宣、黄、李等人已开始策划如何把军统彻底搞垮。毛人凤等已获得这些人的捣鬼计划，在蒋介石通过军统发给戴笠的电谕纸背面注上“重庆宣（铁吾）、李（土珍）、黄（珍吾）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的警告。
戴笠见到蒋的电谕和毛人凤的警告后，十分气愤。但戴也明白，宣、李、黄三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蒋在利用他们整掉自己。戴笠遂回复了一封有愤激之词的电报，但毛人凤以为用词不妥，压下未回复，来电请示修改。但戴尚未收到，已经飞机失事了。
戴笠明白，与蒋对着干不是上策，开始考虑“以进为退”，始有出国避风的打算。
就在蒋、戴之间斗法的关键时刻，一场事故使戴笠突然死亡，蒋、戴之间的矛盾自然化解，云消雾散了。
戴笠的死使蒋介石省去了很多麻烦。戴笠的死实则是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当时他在北平正在处理有关肃奸事宜。这时，蒋介石已知悉美国人建议、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但蒋介石没有答应，对海军进行改组，撤换海军领导人，任命陈诚兼海军署长。戴笠仍不死心，邀请柯克到北平，作最后努力。
偶然中，戴笠在提审日本间谍、汉奸川岛芳子时，知悉军统布置处负责人马汉三曾叛变投日，还从川岛芳子处搜去了一柄乾隆龙泉宝剑。当时这把剑是孙殿英赠给戴笠转交蒋介石的，戴当时交马汉三保管。马汉三叛变时，剑又为日本特务田中所得，田中将此剑又交川岛芳子保管。
马汉三叛变后，因献剑免去一死，被释放。以后侥幸过关，仍在军统工作，爬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马汉三知道以戴笠的精明，早晚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亡国外。
戴笠在发现马汉三匿剑、投敌之事后，又发现他还有贪污的劣迹，非常气愤。但戴当时焦头烂额，要应付蒋介石的“端锅”方案，又要赴青岛再次与柯克会晤，还要赶往上海与胡蝶办理结婚事宜，最后还要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实在无暇分身。因而戴笠决定，先施缓兵之机，待机再处理马汉三的问题。
戴笠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先索回了宝剑，又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看出戴笠在放烟幕弹，马汉三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军统纪律，他自己的下场必死无疑。无奈之际，他与亲信刘玉珠密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戴笠在离开北平前，已经充分预料“一锅端”方案给他将带来严重后果。所以在1946年3月10日于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记念周，在讲话时说了一番深有含意的话：“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作为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
从戴笠的这番话可以看出，他已做好应付“端锅”的准备，并也做好引退的准备。
3月12日，戴笠约见郑介民（当时在北平执行军调处负责），把军统家底和善后工作作了交待。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又于当日到达青岛。
3月17日，戴笠决定11时起飞，赴上海与柯克会面。
此时刘玉珠已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借口登机检查“安全”，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上午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戴山。机上人员戴笠以下13人全部遇难。
3月18日，蒋介石获悉戴笠失踪，非常恐惧与紧张，马上令各有关单位寻找。
3月19日清晨，戴笠失事被证实。军统人员为戴笠等收尸。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戴山勘查，找到了那把古剑，为以后查清戴笠之死找到了线索。
同时，各报刊载戴笠遇难消息，以飞机失事定调。
戴笠之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片混乱，有人欢喜有人愁。
蒋介石刚开始如释重负，因为他再不必费尽心思抑制其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又逐渐产生了痛惜内疚和若有所失的感情。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蒋介石的江山稳固，戴笠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而且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他的才干在蒋的心中比任何一个国民党内的官僚都不逊色。而且他能了解、揣摩、执行蒋介石的任何企图，防患于未然。他已成为与蒋默契之极的心腹，军统也成为蒋介石须臾不能离开的工具。
戴笠一死，军统的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都不能与戴笠相比，工作处处被动，不仅不能开拓发展，稳固蒋的统治，反而连维持现状都颇困难。戴笠死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各大中城市频繁的学潮，民主党派的活动，都使蒋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手腕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想起戴笠，想起他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思考周全不给蒋带来政治后果、处处秉承旨意、时时体念自己苦心、双方默契协调几乎天衣无缝的种种长处。愈到后来，蒋介石愈感到戴笠的才干无人可以取代，蒋因而不时后悔把戴逼得太急，那时蒋介石还不知马汉三谋害内幕，总以为自己逼戴前来开会，才使他在恶劣气候中丧身的。
蒋介石的后悔心情转为了他对戴笠的悼念活动的态度上。
戴笠的悼念活动，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其规模、声势，大的吓人。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隆重举行了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并在讲话中流下眼泪。在祭礼完成后。蒋介石开慰问军统烈士家属，大概是想起戴笠又再次含泪以泣。蒋介石很少流眼泪，这很可以反映他的心情。
随后，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为戴笠举行公祭。
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全国各省的各大城市纷纷举行公祭。北平、济南、贵州、重庆、成都、昆明、南昌、上海、合肥、无锡、兰州、广州、福州、厦门、长沙、桂林、西安、郑州、沈阳纷纷举行了数千人乃至5万人的悼念祭礼。各地主祭人均为国民党军政要员，如北平是军委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一级上将李宗仁，山东是省府主席何思源，贵州是省府主席杨森，四川分别由卫戍总司令王缢绪（上将）和军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府主席张群在两地主祭。江西是省府主席第七绥靖区司令王陵基（上将），安徽是省主席兼第十战区司令李品仙（上将），江苏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上将）……章士钊挽戴笠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因为蒋介石有旨意，所以这些要员心中明白蒋介石是有意把戴笠的追悼活动办得隆重些。
6月1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任戴笠为陆军中将。
第二天，蒋介石亲率数百名军政大员为戴笠送葬。陪同蒋出席葬礼的有宋子文、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邵力子等。蒋介石亲送了题为“碧血千秋”的花圈，还亲笔写下了“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子心”，这很可窥见蒋介石失去戴笠的痛悔心情。
蒋介石着特级上将制服，亲至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戴笠灵堂吊唁，又亲自护送戴笠灵枢至钟山灵谷守志公殿。送葬队伍除数百名军政要员外，还有数万人参加葬礼。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蒋介石在葬礼上亲自致读长篇祭文，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在朗读祭文时，蒋介石又一次流下眼泪。
两个月后，内战开始爆发。蒋介石却专门抽出时间，与宋美龄专程到灵谷寺凭吊戴笠，据说蒋介石一直面对戴笠遗像长时间凝视，也一直没有说一句话。
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曾有一次对人慨叹：戴笠“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因为蒋介石在他的政治生命中每每依靠戴笠化险为夷，每当风云变幻之际，戴笠也会以自己的政治敏感，为蒋提供情报，出谋划策。蒋介石在戴笠死后，愈发感到了失去戴笠的重要性。因此蒋介石每每歉疚，也每每怀念戴笠。
凭吊之后，蒋介石决定亲自为戴笠选择风水绝佳的安葬地。毛人凤、沈醉等陪同蒋介石走向灵谷寺后山选址。但因宋美龄穿高跟鞋不适崎岖山路，蒋介石表示以后再来。
半个月之后，蒋介石在毛、沈陪同下，再到灵谷寺后山选址，走来走去，直到满头大汗。
1947年3月17日，戴笠灵枢正式安葬。蒋介石派陈布雷为代表致祭。戴笠棺木入穴后，毛人凤与沈醉商定，怕人破坏，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整个墓穴与棺木凝结为一体。
1949年，毛人凤觉得戴笠生前与共产党作对，罪恶太重，怕解放后掘尸毁墓，便计划迁葬到台湾。但因水泥灌注太结实，无法可想，只好放弃。
戴笠的老母一直不知道戴笠已死，由毛人凤一直模仿戴笠口气逢年过节发电报祝贺，以造成戴笠留在人间的假像。戴母在五十年代初期死于大陆，她一直以为戴笠无恙。戴笠之子戴藏宜因与戴笠之弟戴春榜杀害中共地下党员华春荣等罪行，解放后被政府镇压。戴笠儿媳郑锡英及三个孙子、一个孙女，回衢州娘家，不久隐居上海。孙女在回衢州之前送人。
1953年初，一直不能忘怀于戴笠的蒋介石，在台湾站稳脚跟后，开始寻找戴笠遗属，命令毛人凤不惜代价将戴笠遗属和后裔从大陆接到台湾。
毛人凤奉蒋的指示，派保密局特工从台湾潜至上海，与潜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务接上关系，找到了郑锡英一家，并为四人办好了去香港的出境证。1954年初，因前来接应的特工必须带领她们出境赴台，郑锡英只好将次子送给别人，让特工顶替次子之名，带她和另外二个儿子。同至香港，再至台湾定居。
蒋、戴之间的恩怨至此结束。
1948年，马汉三、刘玉珠等谋杀戴笠内幕被发现，蒋介石怕公布有损于军统和国民党声誉，便只以贪污罪等将马、刘等三人处决
先说他的影响力：
戴笠16岁到了上海，精于心计的戴笠竟与杜月笙成了结拜兄弟，由此他结识了蒋介石。于是南下入了黄埔军校。
1927年底，由于国民党内讧，蒋介石被迫第一次下台，当时很多人认为蒋介石完了，但是戴笠对蒋介石始终抱有信心，他还是很勤快地为蒋介石做些情报工作。随后，蒋介石再度复出。重回政坛的蒋介石，深感特务工作的必要。他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机构来对抗敌对势力，于是戴笠顺利当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他的人脉很广，加上有结拜兄弟杜月笙的帮忙所以很吃的开。
戴死后，不到两周，蒋于(1946年3月28日)缩编戴笠原于中国各地布置的特务处，由原本的2万人缩编剩几百人，加上内部斗争剧烈，使得中国国民党的情报单位薄弱，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单位强势。
再来说他的死，有一说法是蒋介石设计的。
1945年8月，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了“和平建国”协定，协定中明确提出要取消国民党特务机关。实际上，这就等于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戴笠。戴笠第一次感觉到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来自民众的抗议，还有国民党各派的政敌，此外还有颇有顺水推舟之意的蒋介石。
1946年3月，借解决军统特务组织的问题，蒋介石亲自发电，催促戴笠速回重庆。戴笠心底越发不安，他已经猜测到回去的结局。几天之内，戴笠连续收到重庆发来的多封电报，搅得戴笠实在有些心慌意乱。
1946年3月16日，戴笠准备最后一搏。这天，戴笠从北平出发，不过目的地不是重庆，而是来到了青岛。他去青岛有两个原因，首先他深知蒋介石迟早要打内战，内战需要美国海军的说明，运兵、抢占战略要地，要是利用个人关系做成这件事，戴笠觉得蒋介石可能会改变看法。第二，要真的干不成特务头子，他当时考虑想当中国的海军司令。
不巧的是，戴笠在青岛要见的美国客人已于当日飞往上海。戴笠只好决定在青岛休息一夜。
美制DC-47飞机品质一流，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意外。
3月17日上午，戴笠踏上青岛飞往上海的飞机。飞机刚起飞，天气就开始变坏。戴笠只好临时决定改飞南京。然而，南京依然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飞机在南京也无法降落。下午1点13分，南京机场突然收到一条自称是“222号飞机正在降落”的神秘电讯后，再无音讯。两天后，神秘失踪的戴笠专机终于在南京岱山被发现。但很多人对戴笠的死因表示怀疑。
假设性的推论：
一开始，戴笠追随蒋介石，希望从蒋介石那里得到政治靠山，蒋介石也想利用戴笠的忠心和才干，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但后来，蒋介石发现戴笠的势力越来越大。老蒋很担心养虎遗患，于是蒙生了干掉戴笠的想法。戴亦曾感叹：“我将来不死在共产党手里，也早晚会死在委员长手里”。
而戴笠和美国人的关系，更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当蒋介石得知美国人要支持戴笠出任海军司令的消息后更加恼火。于是干脆制造一起天衣无缝的飞机坠毁事故，让戴笠永远地消失。这是一种看似非常合理的解释。但造成DC-47飞机坠毁的真正原因，至今仍是个未解的悬案。
戴笠神秘失踪后，蒋介石的举动：
1946年3月17日下午，重庆军统总部突然接到上海的一封绝密电报：“戴笠和他的专机神秘失踪”，军统少将秘书毛人凤接到电报后，将此事报告。但蒋介石平静的竟连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好一会儿，蒋介石终于拿起电话，向航空委员会询问飞机去向。当得知飞机确实神秘失踪后，蒋介石一再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所有的搜索没有任何结果，蒋介石最为担心的是，作为国民党情报部门核心的戴笠，如果真的到了共产党那边，后果将会有多么严重。
二 :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者忆出书历程
京华时报讯(记者田超)6月24日晚，国家主席***在北京中南海同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会晤时，向菲利普国王赠送反战题材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本书讲述的是二战期间一位身处比利时的中国女性从德国秘密警察枪口下营救一百多名比利时人的真实故事。该书的作者张雅文昨天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了她采访该书原型钱秀玲老人的情景。
三 : 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A Chinese Woman at Gestapo Gunpoint》。译成中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比利时的辛德勒”。
比利时人民几乎家喻户晓。70年前，比利时也曾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下生灵涂炭。黑暗岁月中，中国姑娘钱秀玲从盖世太保枪口下挽救生命的壮举，感动了无数人。
比利时有一条大街，就以她的名字命名。
书递到了玛蒂尔德王后手中。她轻抚扉页，打开书本，若有所思。这位被授予比利时“国家英雄”勋章的美丽姑娘，岁月的沉淀让她的光芒愈加璀璨。
礼物朴实，却意蕴深远。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血雨腥风中同仇敌忾，此情此景思绪万千。漫步瀛台，他们谈起了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也谈到了道路选择和壮阔进程中的历史使命。***说，中国的发展道路符合中国国情，植根于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
从疮痍到重建，从探索到复兴，菲利普国王一再感叹短时间内中国的巨大变化。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耳熟能详.
四 : 张雅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后记
6月24日晚，国家主席***和夫人***在瀛台会客，接待到访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期间，向菲利普国王夫妇赠送了一本书———《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英文版。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在7月份重新出版此书。五十多年前，女主人公为追求科学与理想，从中国到比利时留学。不料战争爆发，比利时被德国纳粹占领。主人公从此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她的人格力量，感化了德国将军，使其未泯的良知得以复苏，从盖世太保的枪口下挽救了上百名反战人士的生命。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人民誉她为“比利时母亲”。
现将《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作者后记附录于此，供大家阅读。
此生不虚此(《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后记)
张雅文
三年来，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由我编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及同名长篇小说、电视文学剧本，同时与广大观众和读者见面了。我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1999年5月，沈阳军区的作家朋友李占恒先生打来电话，他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有关二战时期中国女性钱秀玲的报道，真实的故事比获奥斯卡奖的《辛德勒名单》还棒，他说，雅文你曾自费去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采访，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你有创作国际题材的经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一题材拿下来。凭着一种作家的敏感与创作的冲动，我决定前往比利时采访。
我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文化处联系，向当时的文化参赞余美和先生多次阐释该题材的国际意义及我创作的决心。我的真诚打动了余参赞，他通过旅比画家陆惟华先生，请上海旅比华侨联谊会会长张绍唐先生发来邀请，1999年10月28日，圆了我去比利时采访之梦。临上飞机前，我对我先生说：“雅文能拿下钱秀玲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好运吧！”到布鲁塞尔，我住在张会长的餐馆里，首先采访了上海联谊会。
不会外语，出国采访十分困难，在法兰克福机场换乘，我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飞机晚点，着陆时距离我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起飞仅剩十分钟了。我背着相机、摄像机，手拿护照和机票，可是找不到登机口。只好在世界著名的候机大厅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就像瞎虻一样。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按着服务人员的手势拼命地跑着。终于闯到了登机口，服务人员立刻将我送上一辆仅坐我一个人的大巴，我刚登上飞机，飞机就立刻起飞了，我的旅行包都没有随我同行。一个小时后到布鲁塞尔时，我身上的汗还没有消去。
我每次出门，兜里都揣满了英、法、中文对照的字条，每行动一步就拿出一把条子，用最形象的动作来表达我的意图，好在比利时人非常热情，每次都会遇到热情相助的人。在国外，我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笨蛋，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了。但是我的真诚和执著，却深深地打动了大使馆文化处，尤其是打动了钱氏家族。余参赞派出刘忠泽先生带我去艾克兴市。钱秀玲的子女及亲人全力支持我。钱秀玲的侄子钱宪人先生看到我住在没有暖气、没有褥子的小客栈里，就请我住到他家里。
当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兴奋，见到满头银丝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激动地叫了一声：“钱妈妈，见到您太高兴了！”老人身穿一套红色套裙，平静而慈祥的脸上，流溢着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母亲般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间，又时时流露出博士的睿智与大家闺秀的风范。我与钱妈妈朝夕相处，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采访，每天沉浸在老人时断时续的往事回忆之中，沉浸在她那惊心动魄的故事里。一次，我搀扶着钱妈妈去她儿子家，在路上，天空忽然飘起鹅毛大雪，我担心她累着，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息一会儿。我们两人紧紧地相拥着站在马路边，雪花不断地飘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开心地笑着，那种亲切的幸福感，真像妈妈靠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钱妈妈出生于1913年3月12日江苏宜兴一个开明的乡绅家庭。1929年，十六岁的她随同哥哥一起来比利时留学，二十二岁便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5年，她与白俄罗斯青年格列高利·德·贝尔兰基结为伉俪，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几十年。婚后，她随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七十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诊所。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了比利时。1943年3月，村里一个叫罗杰的反战青年被盖世太保逮捕，绞刑布告都贴出来了。全村陷入了一片绝望之中，拥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在这紧要关头，钱妈妈忽然想到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根豪森将军，早在1934年曾担任过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与她堂兄钱卓伦将军的私交甚笃。钱卓伦来信说，法尔根豪森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很有感情。于是，钱妈妈带着当地的市长、罗杰父母及全村父老乡亲的联名求情信，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一百七十多公里外的布鲁塞尔。这一天，恰好是她三十岁的生日。第二天上午，她在布鲁塞尔郊区一座原犹太银行家的古堡里，见到了法尔根豪森。法尔根豪森欣然同意帮忙，不但罗杰的死刑被改成了苦役，而且，另一名同名的死刑犯也因此而获救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国上下奔走相告，偷偷传送着一个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从此，钱妈妈成了比利时人民心中的英雄。全国各地被押人员的家属纷至沓来，纷纷向她求助。她有求必应，废寝忘食，风雨无阻地奔波在海尔伯蒙与布鲁塞尔之间，冒着随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危险，扔下几个不大的孩子，竭尽全力营救着那些抵抗者。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经她手究竟救了多少人，她自己已经记不清了。花甲之年的法尔根豪森将军，不顾被希特勒撤职杀头的危险游说柏林总部赦免反战人士的死刑，是出于他的正直和未泯的人性。他对钱妈妈说：“我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他叮嘱她：“一定要把赦免名单亲自交到我手里，免得落到他人手里惹出麻烦！”他告诫她：“你要当心，在城里和乡下，都有不少比利时的卖国贼，好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人身上！”1944年6月8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艾克兴市的抵抗组织击毙了三名盖世太保军官，盖世太保立刻包围了小镇，逮捕了九十六名青年男人，并宣布：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十五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人们在悲愤绝望之中又想到了钱秀玲，他们从地下室草堆里翻出一台老掉牙的雪铁龙汽车，从德国人那偷来一点儿汽油，跑了一百六十多公里，深夜十二点找到了钱家。钱秀玲拖着五个月的身孕，立刻登上破旧的雪铁龙，跟着三个陌生人连夜赶往艾克兴市。第二天上午，她最后一次见到法尔根豪森，说明了来意。法尔根豪森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严密地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但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来拯救这些无辜的生命！”后来得知，他早已参加了反希特勒的秘密组织。
九十六名人质果然获救了，他们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去干苦力，直到二战结束。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之后，7月29日，法尔根豪森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关进了集中营。
二战结束之后，艾克兴市政府举行声势浩大的表彰大会，比利时政府特授予钱妈妈国家英雄勋章，并将一条街命名为“钱秀玲女士之路”。钱秀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国王和王后将亲自签名的合影赠送给她，留作纪念。
1948初春，法尔根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军事审判。钱妈妈得知后，立刻到监狱里去探望他，而且，本着一颗公正的善良之心，不畏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为这名阶下囚将军四处奔走呼号，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在大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儿事情，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如果说，这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可这个结果恰恰是法尔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她的文章竟打动了一位曾荣获比利时战争勋章、名叫西西拉温特的反战女英雄，女英雄竟然爱上了这位具有正义感的纳粹将军，苦于没有与狱中人见面的机会，又来找钱妈妈为她鸿雁传书。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尔根豪森，终于等来了法庭的审判。在法庭上，钱妈妈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官出示了当年被法尔根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并请来数名被营救过的人出庭作证。法尔根豪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在监狱里仅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与那位苦恋着他的反战女英雄回到德国，度过了平静的晚年生涯，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聆听着钱妈妈讲述的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我的心灵一次次地受到震撼。我仿佛看到法西斯残暴肆虐的战争年代，一个柔弱瘦小的女子为了营救那些反战志士，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奔波游说的情景；我仿佛看到一位侠骨柔肠的中国女性，站在法庭上为了公正挺身而起，向全世界展示着炎黄子孙的巾帼风范与伟大人格！她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世界女性的骄傲！她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我带着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原始资料踏上归途，心里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一名中国女作家，我庆幸自己获得了这一旷世罕见的题材，我要把这鲜为人知的伟大女性推向中国，推向世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不仅在亚洲战场上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而且在欧洲战场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也参加了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殊死搏斗；不仅有营救犹太人的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而且，涌现了钱秀玲这样一位辛德勒式的伟大女性。
为了让这位伟大女性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我没有写纪实作品，而是先创作了电视文学剧本。我觉得只有电视剧这种传播媒体，才能使这位伟大女性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亿万人的心中，接下来才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在原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及艺术加工，使钱秀玲及法尔根豪森两个生活原型有了更加完美的升华，力求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创作是极其艰难的。为了这部剧和小说，我得了两场大病，三年来，我没休息过一天，三个春节都是在电脑前度过的。我看了上百部有关二战的纪实影片和故事片，阅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欧洲史》、《二战间谍史》、《欧洲宗教史》等所有能找到的几十部书籍。我没时间阅读，就请先生代劳，边看边纪录。我不熟悉欧洲生活，更不熟悉二战，所用的每一个大情节都要以二战的历史为背景，其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三年中的艰辛、磨砺、苦难和种种创作之外的委屈与伤害，是难以描述的。我常常觉得自己瘦弱的肩膀挺不过来了，但是，每每遇到困难之际，钱妈妈的形象便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时时感召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抹去泪水，一次次地重新坐到电脑前，继续敲击着键盘。
我要特别感谢影视美学专家刘扬体老先生，在我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人生道路上，他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在《盖》剧剧本及小说的创作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他崇高的人格与精湛的艺术修养，令我终生难忘。
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晚六点，我完成了两部书稿的最后修改。为了将小说和剧本出版得更圆满，资料更翔实，我于2月14日，又自费专程飞往布鲁塞尔。此行，我受到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热情接待及全力支持。关呈远大使在招待会上说，希望该书能翻译成外文，让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国女性在二战期间为欧洲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并对我挖掘出钱秀玲老人这一素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现任文化参赞张文民先生更是全力支持，派出一秘白光明先生专程陪我五天，一直送我登上飞机，使我在这异国他乡，感受到祖国亲人的莫大关怀。我此行获得了圆满成功。我跑到艾克兴市、钱秀玲的旧居、鲁汶大学、关押法尔根豪森的监狱、几家资料馆，拍摄、获取了一百多幅极其珍贵的资料照片，全比利时仅有四张审判法尔根豪森的照片，我全部带回来了。而且，我又见到了九十高龄的钱老妈妈，受到了钱妈妈及其子女的热情接待。钱妈妈的孙女对我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专访。
我感谢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潇湘电影制片厂，克服了众多困难，赴比利时成功地拍摄了《盖》剧。我更敬佩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两位领导，她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这位做出了巨大付出的编剧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与首肯。
在此，我要向钱妈妈，向钱妈妈的子女们，向给予我大力支持的张绍唐夫妇、陆惟华先生、钱宪人先生，李占恒先生，以及中、比两国使馆，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向出版该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为该书操劳的编辑及有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都因为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而走到了一起，因为钱妈妈为我们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千古绝唱。
我相信这部历时三年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
2002年2月28日
完稿于北京金华园
五 : 长安街读书会热书推荐：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内容简介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www.61k.com]
五十多年前，女主人公为追求科学与理想，从中国到比利时留学。不料战争爆发，比利时被德国纳粹占领。主人公从此投身于反法西斯的斗争。以她的人格力量，感化了德国将军，使其未泯的良知得以复苏，从盖世太保的枪口下挽救了上百名反战人士的生命。战争结束后，比利时政府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人民誉她为“比利时母亲”。
主人公传奇般的经历激动人心，感人肺腑。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女性的优秀品质，体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人类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愿望，也体现了正义对邪恶、生命对死亡、人性对兽性的殊死较量。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通过真人实地的采访，获取大量珍贵翔实的资料，再现“二战”历史，再现主人公当年的生活场景与情感经历。通过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解读了一位巾帼英雄心底的秘密。
由许晴主演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近期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热播。
作者简介
张雅文，1944年出生于辽宁开原只有一户人家的山沟里。曾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从事过会计、编辑工作。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传记、报告文学集《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绿川英子》《爱献给谁》《玩命俄罗斯》《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等多部作品。编剧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与他人合作），44集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与他人合作），17集电视剧《冰雪人生》，20集电视剧《妈妈，拉我一把》，20集电视剧《不共戴天》，20集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儿童电影《冰上小虎队》获华表奖，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获飞天奖三等奖，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报告文学《走过伤心地》均获黑龙江文艺大奖一等奖，《韩国总统的中国“御医”》获黑龙江文艺精品工程奖一等奖。被评为全国首届“百佳”电视工作者。
作者后记
此生不虚
张雅文
三年来，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由我编剧的长篇电视连续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及同名长篇小说、电视文学剧本，同时与广大观众和读者见面了。我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1999年5月，沈阳军区的作家朋友李占恒先生打来电话，他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有关二战时期中国女性钱秀玲的报道，真实的故事比获奥斯卡奖的《辛德勒名单》还棒，他说，雅文你曾自费去韩国、俄罗斯等国家采访，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你有创作国际题材的经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一题材拿下来。凭着一种作家的敏感与创作的冲动，我决定前往比利时采访。
我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文化处联系，向当时的文化参赞余美和先生多次阐释该题材的国际意义及我创作的决心。我的真诚打动了余参赞，他通过旅比画家陆惟华先生，请上海旅比华侨联谊会会长张绍唐先生发来邀请，1999年10月28日，圆了我去比利时采访之梦。临上飞机前，我对我先生说：“雅文能拿下钱秀玲这个素材，此生不虚了，祝我好运吧！”到布鲁塞尔，我住在张会长的餐馆里，首先采访了上海联谊会。
不会外语，出国采访十分困难，在法兰克福机场换乘，我就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飞机晚点，着陆时距离我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起飞仅剩十分钟了。我背着相机、摄像机，手拿护照和机票，可是找不到登机口。只好在世界著名的候机大厅里，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就像瞎虻一样。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按着服务人员的手势拼命地跑着。终于闯到了登机口，服务人员立刻将我送上一辆仅坐我一个人的大巴，我刚登上飞机，飞机就立刻起飞了，我的旅行包都没有随我同行。一个小时后到布鲁塞尔时，我身上的汗还没有消去。
我每次出门，兜里都揣满了英、法、中文对照的字条，每行动一步就拿出一把条子，用最形象的动作来表达我的意图，好在比利时人非常热情，每次都会遇到热情相助的人。在国外，我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笨蛋，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了。但是我的真诚和执著，却深深地打动了大使馆文化处，尤其是打动了钱氏家族。余参赞派出刘忠泽先生带我去艾克兴市。钱秀玲的子女及亲人全力支持我。钱秀玲的侄子钱宪人先生看到我住在没有暖气、没有褥子的小客栈里，就请我住到他家里。
当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兴奋，见到满头银丝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紧紧地拥抱着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激动地叫了一声：“钱妈妈，见到您太高兴了！”老人身穿一套红色套裙，平静而慈祥的脸上，流溢着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母亲般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间，又时时流露出博士的睿智与大家闺秀的风范。我与钱妈妈朝夕相处，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采访，每天沉浸在老人时断时续的往事回忆之中，沉浸在她那惊心动魄的故事里。一次，我搀扶着钱妈妈去她儿子家，在路上，天空忽然飘起鹅毛大雪，我担心她累着，就让她趴在我肩头歇息一会儿。我们两人紧紧地相拥着站在马路边，雪花不断地飘落到我们身上，我们开心地笑着，那种亲切的幸福感，真像妈妈靠在我肩头一样，令我终生难忘。
钱妈妈出生于1913年3月12日江苏宜兴一个开明的乡绅家庭。1929年，十六岁的她随同哥哥一起来比利时留学，二十二岁便获得了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5年，她与白俄罗斯青年格列高利·德·贝尔兰基结为伉俪，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几十年。婚后，她随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一百七十公里的偏远小村艾尔伯蒙，开了一家诊所。
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了比利时。1943年3月，村里一个叫罗杰的反战青年被盖世太保逮捕，绞刑布告都贴出来了。全村陷入了一片绝望之中，拥到罗杰家里哭作一团。在这紧要关头，钱妈妈忽然想到德国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根豪森将军，早在1934年曾担任过蒋介石的高级军事顾问，与她堂兄钱卓伦将军的私交甚笃。钱卓伦来信说，法尔根豪森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很有感情。于是，钱妈妈带着当地的市长、罗杰父母及全村父老乡亲的联名求情信，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一百七十多公里外的布鲁塞尔。这一天，恰好是她三十岁的生日。第二天上午，她在布鲁塞尔郊区一座原犹太银行家的古堡里，见到了法尔根豪森。法尔根豪森欣然同意帮忙，不但罗杰的死刑被改成了苦役，而且，另一名同名的死刑犯也因此而获救了。
这消息不胫而走，比国上下奔走相告，偷偷传送着一个中国女人神奇而感人的故事。从此，钱妈妈成了比利时人民心中的英雄。全国各地被押人员的家属纷至沓来，纷纷向她求助。她有求必应，废寝忘食，风雨无阻地奔波在海尔伯蒙与布鲁塞尔之间，冒着随时被盖世太保逮捕的危险，扔下几个不大的孩子，竭尽全力营救着那些抵抗者。从1943年3月到1944年5月，经她手究竟救了多少人，她自己已经记不清了。花甲之年的法尔根豪森将军，不顾被希特勒撤职杀头的危险游说柏林总部赦免反战人士的死刑，是出于他的正直和未泯的人性。他对钱妈妈说：“我非常钦佩那些抵抗者的爱国行动！”他叮嘱她：“一定要把赦免名单亲自交到我手里，免得落到他人手里惹出麻烦！”他告诫她：“你要当心，在城里和乡下，都有不少比利时的卖国贼，好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人身上！”1944年6月8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三天，艾克兴市的抵抗组织击毙了三名盖世太保军官，盖世太保立刻包围了小镇，逮捕了九十六名青年男人，并宣布：三十六小时之内必须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每次枪毙十五人，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人们在悲愤绝望之中又想到了钱秀玲，他们从地下室草堆里翻出一台老掉牙的雪铁龙汽车，从德国人那偷来一点儿汽油，跑了一百六十多公里，深夜十二点找到了钱家。钱秀玲拖着五个月的身孕，立刻登上破旧的雪铁龙，跟着三个陌生人连夜赶往艾克兴市。第二天上午，她最后一次见到法尔根豪森，说明了来意。法尔根豪森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在严密地监视我，我很快就要被解职了。但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手中最后的权力来拯救这些无辜的生命！”后来得知，他早已参加了反希特勒的秘密组织。
九十六名人质果然获救了，他们被押往德国的集中营去干苦力，直到二战结束。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之后，7月29日，法尔根豪森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关进了集中营。
二战结束之后，艾克兴市政府举行声势浩大的表彰大会，比利时政府特授予钱妈妈国家英雄勋章，并将一条街命名为“钱秀玲女士之路”。钱秀玲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国王和王后将亲自签名的合影赠送给她，留作纪念。
1948初春，法尔根豪森以比利时头号战犯的身份被押回布鲁塞尔，接受军事审判。钱妈妈得知后，立刻到监狱里去探望他，而且，本着一颗公正的善良之心，不畏舆论压力，不惧众人唾骂，为这名阶下囚将军四处奔走呼号，答记者问，发表文章，向社会大胆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在大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儿事情，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如果说，这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可这个结果恰恰是法尔根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将一事无成！”她的文章竟打动了一位曾荣获比利时战争勋章、名叫西西拉温特的反战女英雄，女英雄竟然爱上了这位具有正义感的纳粹将军，苦于没有与狱中人见面的机会，又来找钱妈妈为她鸿雁传书。
1951年3月，在监狱里度过了七个春秋的法尔根豪森，终于等来了法庭的审判。在法庭上，钱妈妈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官出示了当年被法尔根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并请来数名被营救过的人出庭作证。法尔根豪森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他在监狱里仅关了一年就被提前释放了，与那位苦恋着他的反战女英雄回到德国，度过了平静的晚年生涯，直到1966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聆听着钱妈妈讲述的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我的心灵一次次地受到震撼。我仿佛看到法西斯残暴肆虐的战争年代，一个柔弱瘦小的女子为了营救那些反战志士，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奔波游说的情景；我仿佛看到一位侠骨柔肠的中国女性，站在法庭上为了公正挺身而起，向全世界展示着炎黄子孙的巾帼风范与伟大人格！她是中国女性的骄傲，也是世界女性的骄傲！她是属于中国的，更是属于世界的！
我带着几十万字的采访笔记及原始资料踏上归途，心里充满了沉甸甸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一名中国女作家，我庆幸自己获得了这一旷世罕见的题材，我要把这鲜为人知的伟大女性推向中国，推向世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不仅在亚洲战场上与日本军队进行了浴血奋战，而且在欧洲战场上，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也参加了与德国法西斯分子的殊死搏斗；不仅有营救犹太人的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而且，涌现了钱秀玲这样一位辛德勒式的伟大女性。
为了让这位伟大女性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我没有写纪实作品，而是先创作了电视文学剧本。我觉得只有电视剧这种传播媒体，才能使这位伟大女性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亿万人的心中，接下来才完成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在原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及艺术加工，使钱秀玲及法尔根豪森两个生活原型有了更加完美的升华，力求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创作是极其艰难的。为了这部剧和小说，我得了两场大病，三年来，我没休息过一天，三个春节都是在电脑前度过的。我看了上百部有关二战的纪实影片和故事片，阅读了《第三帝国的兴亡》、《辛德勒的名单》、《欧洲史》、《二战间谍史》、《欧洲宗教史》等所有能找到的几十部书籍。我没时间阅读，就请先生代劳，边看边纪录。我不熟悉欧洲生活，更不熟悉二战，所用的每一个大情节都要以二战的历史为背景，其中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三年中的艰辛、磨砺、苦难和种种创作之外的委屈与伤害，是难以描述的。我常常觉得自己瘦弱的肩膀挺不过来了，但是，每每遇到困难之际，钱妈妈的形象便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时时感召着我，激励着我，使我抹去泪水，一次次地重新坐到电脑前，继续敲击着键盘。
我要特别感谢影视美学专家刘扬体老先生，在我最痛苦、最绝望的时候，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人生道路上，他都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在《盖》剧剧本及小说的创作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他崇高的人格与精湛的艺术修养，令我终生难忘。
2002年2月12日大年初一晚六点，我完成了两部书稿的最后修改。为了将小说和剧本出版得更圆满，资料更翔实，我于2月14日，又自费专程飞往布鲁塞尔。此行，我受到了中国驻比利时使馆的热情接待及全力支持。关呈远大使在招待会上说，希望该书能翻译成外文，让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国女性在二战期间为欧洲人民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并对我挖掘出钱秀玲老人这一素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现任文化参赞张文民先生更是全力支持，派出一秘白光明先生专程陪我五天，一直送我登上飞机，使我在这异国他乡，感受到祖国亲人的莫大关怀。我此行获得了圆满成功。我跑到艾克兴市、钱秀玲的旧居、鲁汶大学、关押法尔根豪森的监狱、几家资料馆，拍摄、获取了一百多幅极其珍贵的资料照片，全比利时仅有四张审判法尔根豪森的照片，我全部带回来了。而且，我又见到了九十高龄的钱老妈妈，受到了钱妈妈及其子女的热情接待。钱妈妈的孙女对我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专访。
我感谢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潇湘电影制片厂，克服了众多困难，赴比利时成功地拍摄了《盖》剧。我更敬佩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两位领导，她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这位做出了巨大付出的编剧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与首肯。
在此，我要向钱妈妈，向钱妈妈的子女们，向给予我大力支持的张绍唐夫妇、陆惟华先生、钱宪人先生，李占恒先生，以及中、比两国使馆，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向出版该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向为该书操劳的编辑及有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都因为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而走到了一起，因为钱妈妈为我们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千古绝唱。
我相信这部历时三年的作品，会给读者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
200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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