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二战前的法国革命史研究：Jacques Godechot

法国大革命，就像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引起了如此深刻的骚乱，使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它的赞美者和鞭挞者、它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间产生了如此激烈的对抗——每一派在今天都有自己的代言人——以致不可能进行某种公正的研究。(www.61k.com]因此回顾这些古老的争论、描述人们的激情如何逐渐冷却、揭示研究如何更为客观化，就显得很必要了。
首先作一点概括性评论。除了一些大革命的同代人，如《法国革命史导论》的作者Banarve和《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的作者Barruel神父之外，大部分史学家都对18世纪末美国、爱尔兰、瑞士、荷兰、比利时、法国的革命分别进行考察，仿佛它们是彼此分离的革命，仿佛它们之间没有什么大的联系。尤其是法国的史学家，注意力都集中于法国，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很多外国史学家同样集中研究法国大革命。因此，法国大革命成为一个巨大研究领域的中心，而法国之外的大革命则被忽视；尤其重要的是，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世纪曾激荡整个西方世界的各个革命运动，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进入史学家的视野。因此一些作者专注于“法国”大革命也就不让人惊奇了。

1、历史的同代人

1789年4月，一个名叫Lescene des Maisons的人出版了一部《法国革命史》，此书显然没有多大价值。第一部重要的《革命史》几乎紧跟革命事件而到来。该著于1790年开始出版，1803年完成。其作者是两个“自由之友”，但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两位朋友”的《历史》，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应该说都对后来的史学家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纯粹的政治史，仅仅考察那些影响首都的革命事件。

1792年，拉博-圣-艾蒂安牧师出版了一部小著作，概述2年来的革命事件，标题为：“ 1792年法国革命历史年历”。这部著作对法国大革命政治事件的叙述简单明了，并稍带演说味。作者为制宪会议的工作申辩，很可能是为了回应英国人柏克谴责大革命的著作《法国革命论》。

1796年，一部有关大革命的可靠著作终于在Fantin Desodoards笔下问世了。它再版了很多次，每版都描述一个新时期，但它的“哲学”是幼稚的，材料也很不充分，错误百出，而且作者明显偏向吉伦特派。可能正是由于最后一个原因，Fantin Desodoards才取得了成功。

雾月18日后的次日，拿破仑宣告：“革命结束了。”难道撰写大革命史的时刻不是已经到来了？有些史学家也是这样想的，其中最重要的是Lacretelle和Toulongeon。Lacretelle的《概论》后来更名为《历史》，并以《督政府和帝国史》为补充，该书取得了很大成功，更何况作者还是个十分官方化的人物——帝国（随后是王家）出版审查官，1811年后成为法兰西科学院成员。该著是对大革命的控告。Toulongeon是Lacretelle同时代的人，他写作的思想和方法与后者很不一样。作为一个自由派贵族，他曾入选制宪会议，他的视角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带有某种过分的怀疑主义。1801年，他开始出版“ 1789年来的法国革命史，根据民事和军事档案室收集的当时人的回忆录和手稿写成”。这是大革命的史学家首次根据未公开发表的文献进行研究，而且Toulongeon在每卷著作中都出版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佐证材料。他的著作力求客观公正。他试图解释他所描绘的事件的起因，或是根据个人的思考，或是根据对幸存的见证人的调查。Toulongeon是科学历史学派的先驱，这个学派将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个阶段研究大革命。

大革命同代人中的革命史家，其名录应终结于斯塔尔夫人。她的《法国大革命重要事件思考录》发表于1818年。它不是一部叙述著作，而是某种解释的尝试，而解释通常是很有见地的。当然，Germanie de Stael夫人对他的父亲内克满怀崇敬，对内克的对手十分严厉。但她对国民公会也很敌视。不过，由于她深深卷入了督政府时代的政治，她能比其先驱者更好地解释督政府何以以军事独裁告终。

当然，还有一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而是论战者的人，其中我们不能忽视柏克的著作《法国革命论》（1790），Mallet du Pan的《政治通信》（1796），约瑟夫 德 麦斯特的《论法国》（1796）以及Barruel神父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1797）。应该说，这些著作直到今天还对历史家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它们的保守派作者对大革命持敌视态度，认为大革命是对神确立的制度的一种攻击，而且总体而言，大革命是“启蒙”哲学的后果、甚至是共济会的一个阴谋。



2、19世纪头75年的论战

A． 法国的叙事史

随着复辟时代的到来，大革命似乎再次画上了句号。新一代史学家出现了。他们没有目睹大革命的那些盛大悲喜剧。在法国和英国，大部分倾向于大革命的人都是理性主义者和自由派，他们同情这场革命，至少是同情其中的某个阶段。

1、梯也尔——在这些人当中，阿道夫·梯也尔应该位居前列。他十卷本的《法国革命史》出版于1823-1827年，该书在自由派当中深受好评，不断再版，1866年时已出了第16版。奥拉尔说，“梯也尔让大革命史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和经典作品的行列。”

梯也尔1797年生于马赛。他的大革命史中使用的材料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为了履行其记者的使命，因为他是《立宪报》的撰稿人，这家报纸当时竭力反对右派报刊上刊登的咒骂大革命的言论。梯也尔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写道：“过去的革命史都是由大革命的同时代人撰写的……现在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共同的正义和自由关怀出发、充任这个伟大时代的史学家的时候了……”实际上，这部著作之所以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它的史学叙述，而是因为它的政治倾向：对1791年立宪君主制的赞美就是对1823年查理十世绝对主义企图的抵制，在1826年，梯也尔客观地描述路易十六的审判和恐怖，这确乎有点挑衅的意味。

不过在当时，梯也尔的革命史材料特别丰富，叙述也很可靠，至少头两卷中有很多出色的篇章。此外，他还进行了某种名副其实的调查走访：他“采访”了大革命的幸存者。

关于大革命，梯也尔只想展示它的三个方面：巴黎的政治斗争，军事行动和财政问题。但他对重大事件的原因分析很肤浅。尽管有这些缺陷，梯也尔的革命史还是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2、米涅——米涅是梯也尔的同胞和朋友，他的革命史发表于1814年，但只有两卷。与梯也尔相比，他更多地揭示了大革命不同阶段之间的关联以及最后是如何走向某种宿命的。此外，米涅的另一个优点是，他揭示说，大革命并不是结束于雾月18日，它在执政府和帝国时代仍在继续，因此他顺理成章地把滑铁卢看作革命的终曲。像梯也尔一样，米涅只撰写政治史，但他的文笔比梯也尔更冷静、也更富同情心，虽然他同样采取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场，但他并不为此而冲动。

梯也尔也米涅的文献仅限于《导报》和几种回忆录、以及对几个见证人的采访，他们忽略了堆积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一部分在《法国革命的议会史》中向公众面世，这套40卷的出版物由比舍和卢于1833年后陆续发表出来。比舍在天主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各卷的前言中，其中的几卷还引起了名副其实的轰动。例如，比舍认为，制宪会议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因为它不能“提出社会主义的原则”。他歌颂罗伯斯庇尔，因为他试图以最高主宰崇拜来为博爱和献身精神奠基。实际上，这部著作主要是一部文献集，而不是一部历史。我们可以在书中看到各种报刊文章、小册子、回忆录、巴黎公社和巴黎各区的会议记录，以及各种讲演。这部文献汇编的出版把历史学家引向了档案研究，而第一个从事这种工作的是儒勒·米什莱。

3、米什莱——米什莱既是教授、档案研究者，又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诗人。28岁以后，他在高师、索邦和法兰西学院任教。1830年，32岁的米什莱被任命为国立档案馆的主任。作为一名渊博的学者，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大量未刊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富有洞见的卓越的甄别评判。但是作为诗人，他经常又过多地受自己理想的驱使。他曾说，对他而言，历史是一种“复活”，因此人们过于经常地认为，他的叙述更多来自他的想象力而非来自材料的支持，但这种见解并不准确。米什莱极端敏锐的感知力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更生动地描绘之，但他从来没有偏离历史学的方法和规则。米什莱的父亲是个小出版商，1800年波拿巴针对出版业的一些措施弄得他破了产；从出身上说，米什莱属于对大革命贡献最大的阶层之一：无套裤汉。因此他能领悟到“人民”——或曰他所称的人民——的深刻期盼，对此他比此前任何一个大革命史学家都有更深刻的认知。

1847年，米什莱出版了《法国革命史》的第一卷。他的革命史的终点是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这套书的第一版有7卷，完成于1853年。米什莱并不掩饰他对革命的好感和对某些革命人物的好感，尤其是对丹东派的感情，因为在他眼里，丹东派是新法兰西爱国主义的化身。米什莱的知识广博而新颖。他利用了三类史料：出版材料、手稿文献和口传记录。在已出版的材料中，他使用了比舍和卢的文献，参阅了《导报》、《巴黎诸革命》和各种回忆录。在手稿文献中，他参考了国立档案馆和塞纳省档案馆的文献，而后一个档案馆的馆藏今天已不复存在，已在1871年的大火中焚毁。在这个意义上，米什莱的著作有特别价值，因为他利用了一些我们今天几乎无法利用的材料。但不幸的是，米什莱鄙视“装腔作势”的详细引述和注释，因此我们很难在他的著作中追溯到已经消失的文献的准确信息，他关于文献方面的笔记也被他的侄女焚毁。另外，米什莱大量参考了所谓的“口头传说”。这并不是说他像梯也尔一样走访某些革命时代的重要幸存者，他走访的是“人民”，因为在他看来，人民永远不会错，因此米什莱有时得出一些草率的、没有学术价值的结论。他对人民毫无保留的赞美经常遮蔽了他的视线。他以自己的理解来谈论权利、正义，但并未深入探讨它们；更为严重的是，他没有研究自己不断援引的“人民”的结构构成，没有区分其中的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实际上，他排除了城乡短工。所以，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虽然运用了广泛的文献，但它仍然具有十分强烈的主观色彩，它的价值尤其体现在无与伦比的文风、充沛的雄辩才能和崇高的理想主义上。米什莱唤醒了历史学的使命，但他没有学生。

4、拉马丁和路易·布朗——在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第一卷问世的同一年，两种论述同一主题的著作也出版面世，这就是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史》和路易·布朗的《革命史》。与米什莱相比，拉马丁在诗情上更胜一筹，但其史学才能远逊于后者，他的这部应景之作错误百出。作者旨在论证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温和共和主义理想，不过他的史料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简陋。他不仅参考了已发表的回忆录，而且还有未刊印的手稿。但尽管如此，拉马丁经常只依据很少的文献，以致他的想象力扭曲了史料。

路易·布朗的著作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是职业历史学家，像拉马丁一样，他的书也是应景之作，作者的意图是要歌颂山岳派的革命和罗伯斯庇尔的观念。但路易·布朗很注重文献的可靠性。他于1849年流亡到伦敦，在那里，他利用了大英博物馆的丰富馆藏，并在那里完成了其著作的大部分篇章，这样的条件自然限制了他的研究，但也使他接触到一些此前一直为历史学家们不知的史料，特别是与流亡贵族、旺代和舒昂党人有关的文献。路易·布朗是第一个对每个事实材料都加页脚注的作者，而这样的做法很晚才流行。但是路易·布朗也像其他人一样，其历史基本是政治史，虽然作者有“社会主义”理想，但他的著作中经济问题所占的篇幅很小。

B. 国外的叙事史

对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历史学家来说，大革命史学是一种为当代人的日常斗争服务的武器。这种看法并非法国历史学独有的，我们在国外可以找到卡莱尔和聚贝尔为例。

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出版于1837年。他1795年生于苏格兰，是个牧师和教师。作为一名家为加尔文宗的清教徒，他敌视理性主义、唯物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像米什莱——他经常将自己与后者对比——一样，他也具有诗人的气质，在他看来，“人民”应在他的历史中占据首要地位。关于法国大革命，他在文献方面作到了一个英国人所能做到的一切，他甚至自诩自己仅仅是在提供证据。但是，卡莱尔是个激情澎湃的人，他憎恶人权，平等只是个乌托邦，罗伯斯庇尔是个“套话”里造出来的人。不过，他的激情并未使他丧失理解力。关于恐怖中的牺牲者，他写道：“就算你的杀戮再多上十倍，但只要你按照规则在战场上战斗，你将会赢得辉煌的胜利，人们会为你唱感恩歌……”卡莱尔激烈的、经常是粗俗的幽默使他的著作更受欢迎，该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仅在英语国家，在整个欧洲都是这样。

德国人聚贝尔和卡莱尔不同，他是个职业历史学家，十分博学，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后担任普鲁士档案馆馆长。他写了一部《革命时代的历史》，第一部分共3卷，发表于1853-1858年，他的叙述止于1795年。该著是与米什莱和路易·布朗的著作同时代的巨著。聚贝尔是第一个试图以国际眼光来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学者，但这基本上是一部外交史，而且普鲁士的观念占支配地位。聚贝尔试图证明，大革命在法国不只是政治性的，它还有社会起因。他第一个认为法国革命首先是一场重大的财产转移，革命剥夺了特权阶级的财产，将其转入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手中。但他认为，大革命无可挽回地削弱了国家力量。在国际政治方面，聚贝尔认为吉伦特派应承担战争责任，因为他们草率的打破了旧制度时代建立起来的欧洲平衡。



C. “解释”的历史

1854-1889年出版了一些不再以确认和描述事实为主要目的、而是着力解释这些事实的著作。

1、托克维尔：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已在1836年因出版关于美国的社会学研究论著《论美国的民主》而扬名。该著仍然是欧洲人有关这一问题的最著名的著作。但从那以后，他开始关注大革命史。托克维尔才华出众，能够抑制自由所出身的贵族阶层的观念、以及他曾效力过的司法界的观念。他妻子是个英国人，他本人曾亲自到访过美国，还曾当选过议员，1849年时还一度担任外交部长。这些经历使他比别的历史学家更善于进行全面的思考。他并不像写一本大革命的新叙事史，“当然，我会指出事实，我会追踪事件的线索，向我的朋友指明这一线索；但我的主要工作不是叙述事实。”托克维尔是一流的大革命史学家。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正确指出的，他把“综合分析提高到这样的层次，以致事件没有杂乱无章的痕迹，普遍的演变特征十分清晰的表露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托克维尔十分注重文献工作。他总想借助于史料。他曾在国立图书馆和国立档案馆、在安德尔-卢瓦尔省当安全和大英博物馆工作过；他是最早在伦敦Public Record Office中查阅驻法国的英国特工发回的报告的学者之一。他不仅仅满足于政治方面的文献，而且率先查阅“地区财产登记表”和立宪会议下令编订的土地税清册，他甚至将18世纪的地籍册与14世纪和当时的地籍册作比较，翻阅过“陈情书”和国有土地的出卖文书。不幸的是，托克维尔于1859年去世，年仅54岁，但这并不妨碍他完成自己构思的那不伟大著作。

虽然《旧制度与大革命》存在片面性的缺陷，但历史学家们还是承认它有一些十分出彩的地方。从研究领域来说，他开辟了一条许久以后才有人继续探索的新道路。首先，他是最早发现大革命的欧洲、甚至西方特征的学者之一，大革命的法国特征只是一个侧面，另外，托克维尔注意到了大革命的深刻起因，如经济和社会方面的。

托克维尔的一大优点是，他揭示了阶级斗争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虽然他很可能没有看过马克思的书。当然，托克维尔还是忽略了很多问题，因此他的著作仍不完善。他很少关心国民公会，也很怀疑战争在大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尽管有这些不足，托克维尔的著作因其客观综合性的优点、材料的可靠性和文采而在大革命史学中占据头等地位。

2、基内——就在托克维尔创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同时，埃德加·基内也以同样的精神在写作另一部书。埃德加·基内生于1803年，卒于1875年，像米什莱一样，他也是法兰西学院的教授。12月2日政变之后，他也被流放，并在布鲁塞尔开始创作《法国历史哲学》，该著1855年发表在《两个世界的评论》上。这一研究可以看作一篇“大革命史哲学”导论。1856年，在托克维尔发表其名著的同时，基内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并将标题简化为“革命”。该著于1865年面世，分为两卷：这既是一部哲学，也是一部历史，既是一部史诗，也是一篇论战辞。这部著作本来打算囊括1789年到第一覆灭的整个时代，以一篇1861年发表的论“1815年战役”来煞尾。但基内后来只写到了雾月18日。由于是在流亡中进行写作，基内几乎只参照了比舍和卢、米什莱、路易·布朗、托克维尔的著作以及《导报》。事实上，基内并不声称是在澄清大革命的事实，而是试图对其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使他的著作成了一篇反第二帝国的宣言。在基内看来，法国的历史就是一场争取自由的漫长斗争。只有这种斗争能解释大革命；基内同样敌视旧制度的专制主义，不过他夸大了后者的特征，他同样憎恶恐怖，但并不了解恐怖的原因。基内的母亲是新教徒，父亲是天主教徒，他十分重视宗教问题。他认为天主教与自由是不相容的，他指出，大革命的失败是其宗教政治导致的后果。

3、泰纳：基内的研究要求大革命的史学家们更为客观地工作。但是，无论是伊波里特·泰纳本人，还是他1875-1893年出版的5卷本《现代法国的起源》，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泰纳本来以出色的文学批判和哲学作品而著称，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让他惊恐万分，他才开始研究那几个流血周的遥远起因。像托克维尔一样，他也一直追溯到旧制度的崩溃。不过他比托克维尔幸运，一直研究到1808年。

泰纳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思想自由独立，第二帝国早年，大学时代的泰纳曾因政治和宗教观点而受迫害。他的极度敏感可以解释他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态度。但这种敏感经常妨碍了他的思想，他的研究实际上是为了解释他对大革命的偏见：他认为，唯有“名流”堪当领导国家之大任，人民若要插足国家事务，便只能播下可怕的混乱的种子。泰纳对人民竭尽讽刺之能事。对拿破仑他也毫不留情，因为拿破仑的制度、特别是民法典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因而也酝酿了1871年的灾难……

泰纳的著作文笔非常出色，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成就，而其影响力也远未枯竭。书中频繁地引用档案似乎也表明论证的可靠性。后来奥拉尔指出，泰纳对档案的引用徒有其表，这位作者对史料做了大段删改，对很多材料的解读也很不到位，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创作一部材料翔实的著作所必备的资料，他只看了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当然，如果泰纳要将资料搜集“完整”的话，他也许永远也完成不了自己的著作。但我们可以责备他的是，他总喜欢选用那些能阐明自己论点的材料，正如奥拉尔说的：“实际地说，泰纳无法发现在这些材料中还有他不想找到的东西。我们不是说他摈弃了对立的材料，而是说他根本看不到它们。”

有人指责泰纳只写了一部法国的内部历史。他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只是一场远为广大的革命的一个方面，他更加不能以外部局势来解释革命的内部演变。

不过，泰纳还是为大革命史学提供了一些新视角。首先，他指出，这段历史主要不是巴黎的历史，而是外省的历史，不只是政治史，也是经济史和社会史。他清楚地意识到，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财产转移运动，即从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向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的转移。但由于时间的关系，他们没有深入探讨这一关系。泰纳还指出，群体状态的人的思维方式与个体状态的人是不一样的，因而他是最早研究集体心态的人之一，但由于带有个人偏见，他的看法流于肤浅。因此泰纳更像个启发者而非大师，和米什莱一样，他也没有学生。
3、 科学研究的时代

A. 奥拉尔及其学派

1881年，随着《法国大革命史》评论的出版，旨在对大革命史进行科学研究的集体性工作开始组织起来。

史学方法的革新，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881年设立的一个准备大革命百年庆典工作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目标，确切地说，并不是完全不偏不倚的：它是为了巩固共和制度。但1888年这个委员会更名为“法国大革命史学会”，这个学会后来逐步转向纯粹的学术活动。它的刊物《法国革命》创办于1881年，1886年Alphonse Aulard成为主编以后，该刊物跻身最优秀杂志的行列。同年，公共教育部在历史工作委员会之外又设立“负责研究和出版有关1789年革命的历史文献的委员会”。1889年以后，这个委员会在奥拉尔的领导下开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公安委员会法令汇编”。除了这个委员会，巴黎市政府也设立了一个“负责研究和出版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历史的未刊文献的委员会”。1903年，在饶勒斯的提一下，议会成立“负责研究和出版有关大革命经济生活的档案文献的委员会”。陆军参谋部的历史分部也组织出版有关大革命战争的一系列文献。

除了“法国大革命史学会”及其刊物之外，很快又出现了一些思想倾向各异的竞争性组织，它们的研究和文献工作同样规模巨大。就在各种委员会、学会和刊物杂志纷纷涌向的同时，国家和巴黎市政府还于1886年在索邦设立法国革命史教席，首任教席教授是阿尔丰斯·奥拉尔。

奥拉尔生于1849年，父亲是个哲学教师，他子承父业。最初他取得的是文学教师资格证，博士论文写的是意大利诗人Leopardi（1877）。但他很早就被法国大革命所吸引。四岁的时候，他见过国民公会议员Thibaudeau，与这位大革命遗老的这次接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882年，他出版了一本论“制宪会议、立宪会议和国民公会演说家”的著作。他将语文学家们开始使用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对著名革命者的研究中。这本书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于是奥拉尔被提名到索邦讲授革命史课程。他的第一次讲座于1886年3月12日举行，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人担心会发生抗议示威。但他无所畏惧。奥拉尔陈述了他的纲领，严格的客观的科学的纲领。他致力于推广几十年来德国历史学家使用的学术方法：不断追求对材料的穷尽，一切言论都须来自原始材料，行文之间始终要作参考注释，对事实的陈述须公正客观。

奥拉尔的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献的出版工作，二是广泛的研究工作，奥拉尔在1901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中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这部著作受到的批评和泰纳的著作一样多。人们首先批评其纯粹的“政治史”特征：以单一的视角来研究大革命，简直就是对如此复杂庞大的革命现象的彻底歪曲。人们还一直不满奥拉尔对丹东及其朋友的好感和对罗伯斯庇尔及其集团的恶感。还有一点让人惊奇：宗教问题在法国革命中起着重要作用，奥拉尔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并写过好几篇文章，但在这本书中却被故意省略了。说到底，这部书仅仅是1789-1799年法国的共和思想史。奥拉尔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教学、杂志和各种艰深的论文，而不是来自他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甚至在发表之日就已落后于历史学术研究了。



B） 饶勒斯

1901年，当饶勒斯出版《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第一卷时，他并不是个职业历史学家，而是个哲学家和议员。饶勒斯在书的引言中这样评论大革命的史学家们：“甚至一些最伟大的学者，他们缺乏的恰恰不是史料，而是对经济与演变、对社会生活深层变动趋势的关怀和意识。”在著作开篇之处，饶勒斯便根据陈情书对旧制度末年的法国作了出色的描述，他的结论跟米什莱不同，大革命不是起源于苦难，而是源自普通阶层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活力、他们的成熟、他们对自己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角色的认识，也源自他们表达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合理愿望。不过饶勒斯也承认农业和手工业无产者的贫困，他也意识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很少，进一步的研究必须以文献大量问世为前提。虽然他十分注重深层的、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演变，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思想的力量。相反，他以大量篇幅和新颖的视角考察了大革命带来的思想变动，不只是法国的，还有整个世界的，除了意大利和美国——可能他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后者的地位。分析英国和德国革命思想的章节至今仍堪称经典。在法国思想家中，他尤为关注孔多塞。饶勒斯在著作中始终试图解决经济事实和革命理想这一之间的关系这一难题。有时他肯定弄错了，有些假设因而也被抛弃。但饶勒斯清楚的意识到，战争与和平问题在大革命史中的核心位置，并热情地密切地关注这个几乎每天在议会讲坛上被讨论的问题。A. Mathiez，这位负责出版饶勒斯史学著作首个重印本的学者，曾在1922年写道：“没有哪部大革命史如此深刻地贴近于事实。没有哪部书对学术的贡献如此之大它将主要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



C）Mathiez

在接受饶勒斯影响的革命史家中，Albert Mathiez毫无疑问应占据头等位置。Mathiez不同于饶勒斯和奥拉尔，他一开始就是以专业学者身份涉足革命史研究的。他于1897年获得教师资格证，发表的作品一开始就是有关大革命的，这就是“1789年10月5日和6日事件批判性研究”，发表于1898和1899年的《历史评论》上。1908年后，马铁兹在不同的大学任教，教学和大量的研究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大革命史。在奥拉尔的建议下，马铁兹开始研究大革命的宗教政策。他的博士论文论述两个问题：一个是“神学博爱教”，另一个是“革命崇拜的起源”。随后还有好几部有关大革命宗教问题的著作问世。马铁兹十分清楚地论证说，革命者在宗教问题上的态度与群众的深刻期盼紧密相关。按马铁兹本人的说法，正是这种看法使他和他的老师奥拉尔之间产生最初的分歧，因为后者认为革命崇拜无非是一种权宜之计。另外，对革命宗教观念的研究使马铁兹对罗伯斯庇尔——最高主宰崇拜的组织者——发生了兴趣。

此后罗伯斯庇尔成为马铁兹研究的中心。1908年，他成立“罗伯斯庇尔研究会”并出版“革命史年鉴”。他感觉吉伦特派、丹东派和罗伯斯庇尔派之间的个人斗争和竞争是很好理解的事，当然这是很可疑的想法。他以一个预审法官和博学之士的细心来辨析这些斗争和竞争，定期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先是在刊物上，接着编辑成书出版。由于同卖官和腐败事务的接触，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马铁兹开始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虽然他很欣赏饶勒斯，但他绝不是“信奉任何体系之人”。他不信任社会学，怀疑后人所称的“没有事件的历史学”。他之所以写《恐怖时代的高物价和社会运动》，并不是因为他相信经济基础的优先影响，而是他的研究和发现使他走到了这一步。无疑这是他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比任何前人都远为深刻地钻研过罗伯斯庇尔的社会纲领，并指出，革命者的内部分歧是很多存在根本分歧的社会思想的源头。

马铁兹也想和奥拉尔一样，试图描述大革命的整体画面。但他过早地于1932年去世，未能遂愿，而他发表的综合性论著缺乏一致性。实际上这是三篇小册子，涉及的时段是1787-1794年，第三篇叙述吉伦特派和山岳派9个月的斗争，从1792年8月10日延续到1793年6月2日；两外还有两大卷书，一卷论述热月反动，另一卷论述果月18日之前的督政府。如果马铁兹寿命更长的话，很可能他会按自己的思路继续这部刚刚开始的著作。不过，这项刚刚开始的著作以其诱人的笔调和极端的清晰性而对历史学家和学生们产生了影响。当然，像奥拉尔的《大革命史》一样，马铁兹的革命史主要也是一部政治史，社会经济问题虽然也有论述，但只占次要地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铁兹认为巴贝夫密谋只是一场旧式的、企图夺取政权的恐怖行动，而不是共产主义学说的第一次表白和第一次实践的尝试。同样重要的是，马铁兹摧毁了关于革命是“一个整体”的神话。他论证说，法国最初的革命是由一系列的叛乱构成，随后1787年的贵族反叛，直到1794年热月党人反罗伯斯庇尔派的政变。他比此前的所有学者都更深刻地揭示了革命领导者之间的分裂，他把这些分裂与重大的社会经济难题联系起来，而战争和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难题。马铁兹不仅是个出色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个杰出的教授和导师。虽然他性格不是很好相处，虽然学生和周围的人都怕他，但他课堂上的魅力能吸引听众。他促使很多人投身这项研究事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派领袖。



D）萨尼亚克和勒费弗尔

菲利普·萨尼亚克和乔治·勒费弗尔与马铁兹是同代人。两个人像马铁兹一样，从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开始研究法国革命的社会问题。1898年，萨尼亚克的论文主要论述的是“法国革命期间的社会立法”：这是历史学家第一次探讨很大程度上属于法学问题的论题，萨尼亚克在研究表明，社会史可以从深入的制度史研究中汲取大量成果。他以拉丁语写作的补充性论著探讨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18世纪末的“领主反动”。后来，萨尼亚克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了很多论文。他还对大革命头三年的历史作了综合性论述，该著是欧内斯特·拉维斯主持出版的《现代法国史》的第一卷。它至今仍是论述大革命开端到君主制覆灭的最佳作品之一。

菲利普·萨尼亚克认识到，应该越出法国的国界来扩大大革命的研究。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出版了《大革命和帝国时期法国占领下的莱茵地区》，因为时局的影响，他只能使用法文史料，但该书还是提供了很多教益。美国革命同样吸引了萨尼亚克，并在《人民和文明》丛书中为此写了一部专著，他和Louis Halphen是丛书的主编者。1923年，萨尼亚克继任奥拉尔在索邦的大革命史教席。在Boris Mirkine-Guetzevitch（1919年流亡到法国的俄国法学家）的协助下，萨尼亚克于1936年创办“法国革命史国际研究会”，以图扩大索邦教席的影响力。但这个研究会主要面向知识大众而非学术界，它并没有招徕研究人员，也没有产生期待中的研究成果。可能大战前的局势不利于开展工作。

1937年，乔治·勒费弗尔继承了菲利普·萨尼亚克在索邦的教职。勒费弗尔和马铁兹都生于1874年，但勒费弗尔一开始不是学习文科的，直到17岁时他才开始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25岁时他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在外省一些高中任教，1905年，他开始利用难得的业余时间准备那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法国革命期间北方省的农民》。1924年，50岁的勒费弗尔才通过了论文答辩。这部论著是大革命史学史上的重要标志。农民阶级的历史第一次进入了严格科学的历史学研究；在饶勒斯的影响下，勒费弗尔以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视角去审视大革命，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视角：“大危机的基本特征、几乎各种因素的综合都最清晰地反映在乡村中：对于农民来说，这主要是一场社会革命。”北方省特别有利于这类研究：它的人口十分稠密（每平方公里147个居民）并处于工业化的起始阶段，这就使得农民问题和工业革命开始时产生的难题交织在一起。它位于边境地带，遭受过敌对行动的侵害，因此恐怖在这里也比其他亦发生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地方更为剧烈。勒费弗尔揭示了农民是何等眷恋农村古老的集体性和平等色彩的习惯法。马铁兹写道：“大革命的社会史还从未有过如此深入和广泛的爬梳工作。”勒费弗尔了继续扩展对农民的研究。1932年，他以《恐怖时期的农业问题》为总标题发变了一些列很有特色的论文，论文前还有一篇重要导论，导论中重新探讨了罗伯斯庇尔派的农业政策问题。他的结论与马铁兹相反，认为罗伯斯庇尔派的政策只是局势使然，并认为在这个派别中间看不到一个有效而深刻的农业改革方案。

乔治·勒费弗尔在一部极有启发意义的著作《1789年的大恐慌》中继续自己的农村史研究。在1789年夏天的农村，大量因18世纪人口膨胀造成的“贫苦”群众是造成大恐慌、“盗匪”或曰流浪汉恐惧的原因，人们怀疑这些流浪汉会被领主利用。这是震撼全体法国人的第一次革命动荡。这项研究后来被融入了对整个“89年”历史的考察中，而后者是1939年大革命150周年之际发表的作品。

这个时候，乔治·勒费弗尔已接替马铁兹担任《法国革命史年鉴》主编有七年了。勒费弗尔对罗伯斯庇尔和恐怖的研究不如马铁兹那样多，不过也为这些问题写过几篇文章，收录在1954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研究》中。但在国家科研中心的支持下，勒费弗尔积极推动罗伯斯庇尔著作的出版，这项事业始于马铁兹。1950-1967年，六大卷的文集出版问世，它们成为研究大革命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乔治·勒费弗尔也想写一部通史。1930年，他在《人民和文明》丛书中出版了一卷大革命史，他负责1787-1795年，Raymond Guyot负责督政府，萨尼亚克撰写“大革命和欧洲文明”的综论。后来勒费弗尔为“阿尔芒·柯兰丛书”撰写了两卷小书，一部是1937年的“热月党人”，另一部是1946年 的“督政府”；1935年他还为“人民和文明”丛书撰写了“拿破仑”一卷。这样他就描绘了从大革命的起源到帝国覆灭的巨幅历史画卷。这幅画卷于1951年收入新版的《法国革命史》中，该书完全出自他一个人的手笔。这部著作因其广阔的视野——他不仅把大革命当作法国现象，而且当作世界现象来研究——其知识的丰富和作者学术上的诚实而成为目前大革命的史书中的最佳作品之一。但勒费弗尔并不是裹足不前，他全然不顾年事已高而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研究工作。1953年，他发起重新编纂1789年三级会议的有关文献。1959年8月28日，勒费弗尔去世。他的几篇论著是死后发表的。

（应该是七八年前的工作了。作者是位左派学者，著有《伟大民族》，讲述法国大革命在欧洲的传播。他和R. R. 帕尔默曾在1955年罗马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大西洋革命”论点，受到霍布斯鲍姆的激烈批评。但二人的代表作《伟大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时代》仍不失为这方面的经典，堪称transnational history的先驱）

二 : 《法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简介，《法国革命史》-作者资料

《法国革命史》是米涅的作品，讲述的是距法国革命时代的结束不到10年，他以较近的距离、严谨的态度、丰富的史实和新颖的观点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热月政变、督政府时期、执政府时期和第一帝国这一重大历史过程。该书成为研究1789年至1814年法国这段历史的一部世界名著。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提出了新颖看法，震动了舆论界。它明确指出:法国"革命不可避免"。米涅在此书中以阶级斗争观点叙述了法国历史的巨变。他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法国革命所经历的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年代。"两个敌对阶级在准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米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认为"不可能回避革命"，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之间必然展开生死搏斗。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作者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他指出:"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某种制度的胜利。""在革命时期，旧社会被摧毁了，而在帝国时期，则建立了新社会。"

法国革命史_《法国革命史》 -简单介绍

《法国革命史》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提出了新颖看法，震动了舆论界。它明确指出：法国“革命不可避免”。米涅在此书中以阶级斗争观点叙述了法国历史的巨变。他认为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法国革命所经历的时期“就是构成法兰西民族的几个阶级争夺政权”的年代。“2个敌对阶级在准备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米涅尖锐批判封建制度，认为“不可能回避革命”，第三等级与封建贵族之间必然展开生死搏斗。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阶级斗争。作者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历史意义，他指出：“斗争既已开始，必定是某种制度的胜利。”“在革命时期，旧社会被摧毁了，而在帝国时期，则建立了新社会。”这是“一代人所仅见的伟大革命”。米涅对于雅各宾时期的政策有所保留，他认为“吉伦特派的政策比山岳党的政策更合乎道义”。热月政变后“上升的革命运动已接近尾声。相反的运动将从这一天开始”。此后的“特点是放弃自由。……在督政府初期和执政府初期，是自由放任时期，在执政府末期和帝国时期是行政和军事时期”。米涅赞扬拿破仑·波拿巴的立法“高于所有的社会”。拿破仑的“军队把法国的风尚、思想和较先进的文明带到各地。欧洲社会的陈旧基础被彻底动摇”。

法国革命史_《法国革命史》 -作者资料

法国历史学家。1796年5月8日生于普罗旺斯首府艾克斯，1884年3月24日卒于巴黎。1818年取得律师资格。1821年米涅到巴黎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撰稿。1824年以发表《法国革命史》而成名。1830年他与L.-A.梯也尔等人创办《国民报》。进行反政府活动，在反对七月敕令的抗议书上签名。后任外交档案部主任，1833年当选伦理与政治科学院院士。1836年被选入法国科学院。此后专心从事16～17世纪欧洲史研究，对档案整理作出重要贡献。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强调这次革命的必然性，用各个阶级的不同利益的冲突说明各个政治集团和派别之间的斗争，认为恐怖统治与拿破仑一世专政都是法国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预言复辟王朝必将为资产阶级政权所代替。著作还有《安东尼奥·佩雷斯与腓力二世》、《玛丽女王史》等。

法国革命史_《法国革命史》 -图书目录

导论
第一章从1789年5月5日到8月4日夜
第二章从1789年8月4日夜到10月5-6日
第三章从1789年10月6日到1791年4月米拉波之死
第四章从1791年4月到9月30日制宪议会
第五章从1791年10月1日到1792年9月21日
第六章从1792年9月21日到1793年1月21日
第七章从1793年1月21日到6月2日
第八章从1793年6月2日到1794年4月
第九章从1794年4月丹东之死到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第十章从热月9日到共和三年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民主派暴动和失败时期
第十一章从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到共和四年雾月4日(10月26日)，国民公会终结
第十二章从督政府成立(1795年10月27日)到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政变
第十三章从共和五年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到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
第十四章从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到1804年12月2日
第十五章从1804年帝国建立到1814年
人名对照表
地名对照表

法国革命史_《法国革命史》 -文章节选

第一章从1789年5月5日到8月4日夜
三级会议开幕。——宫廷，大臣和各个集团对三级会议的态度。——代表资格的审查。——按等级表决和按人数表决的问题。——城市平民代表自行组成国民议会。——宫廷关闭三级会议会场；网球场内的宣誓。——僧侣的大多数和第三等级代表的联合。——6月23日由国王主持的会议，会议的失败。——宫廷的计谋；7月12日、l3日、l4日的事变；内克尔被免职；巴黎起义；国民自卫军成立；包围和攻陷巴士底狱。——7月14日以后发生的事情。——8月4日夜颁布的各项法令。——这次革命的性质。

三级会议定于1789年5月5日开幕，开幕前一天举行了宗教仪式。国王及其家族，各部大臣以及三级会议的代表，列队从圣母院教堂前往圣路易大教堂聆听开幕式弥撒。这是很久没有举行的国家盛典，人们重睹此种情景，无不为之心醉。整个仪式有如盛大节日。许多人从各地涌向凡尔赛；天气异常晴朗，场面装饰得极其华丽。乐队的行进，国王的敦厚和踌躇满志的神情，王后的雍容华贵以及各个等级共同怀有的高贵愿望，使人人感到兴奋。在这里勉强还能看到1614年（那一次三级会议）的仪礼服式，那样的等级序列。僧侣们身穿长袍大氅，头戴方形帽，或者穿紫袍，套白色教衣，走在最前列；其次是贵族，他们都穿着黑色礼服，齐膝上衣，金边袖口，花边领结，亨利四世式有白羽毛的卷边帽；最后是较为寒素的第三等级，着黑衣和短外套，纱领结，帽子上没有羽毛，没有饰带。在教堂里，3个等级代表的座位也各自分开。
……

本文标题：法国革命史-二战前的法国革命史研究：Jacques Godec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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