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元奎：元奎-简介，元奎-生平
元奎（Corey Yuen，本名殷元奎，1950－）是香港导演、武术指导及监制，七小福之一，师承于占元，以擅拍武打动作片而知名。早于1970年起已出任龙虎武师，香港“七小福”之一，较少亮相于幕前的他比其他师兄弟的身份要纯粹一些，他是香港最著名的武术指导之一，和刘镇伟合作默契。他在《新精武门》、《赌圣》中均有出场，不过最令人记住他的一句对白却是出现在《方世玉2》中的“安全第一”。元奎是李连杰的御用动作导演，随同李连杰一同前往好莱坞发展，并且取得相当耀眼的成绩。他设计的动作受到了好莱坞的一致认可，参与了多部好莱坞大片的动作设计。近年来，重心又重回华语界影坛，参与电影《赤壁》与《新少林寺》等多部作品的动作场面。
元奎_元奎 -简单介绍
元奎早年与成龙、洪金宝等师承于京剧大师于占元，早于1970年起已出任龙虎武师，曾担当监制、导演、动作指导等，为人低调，也较少亮相，是个少讲话多做事，埋头工作的实干派。《方世玉》、《漫画威龙》、《赌圣》、《新精武门》（周星驰版）等几十部电影都由他导演。他在《新精武门》、《赌圣》中均有出场，
元奎的动作设计飘逸洒脱，又快速绝伦，能体现中华武术的精髓。他一手提拔了多个著名动作演员，包括蜚声国际的杨紫琼和李连杰。元奎为成龙的《龙少爷》、洪金宝的《皇家师姐》等片设计的武打动作已显示出自身实力。 作为导演，他与刘镇伟合导、周星驰主演《赌圣》曾创下1990年香港最高票房纪录。
元奎_元奎 -生平
元奎早年与洪金宝、成龙和元彪等人师承于京剧大师于占元之麾下，七人号称“七小福”。于1970年起，出任龙虎武师，曾担当监制、导演、动作指导等，但其为人低调也少亮相。《方世玉》、《漫画威龙》、《赌圣》、《新精武门》（周星驰版本）等数十部电影都由他导演。
从七小福离开舞台表演后，进入片厂当武师，后正式担任武术指导，参与过《新蜀山剑侠》、《龙少爷》、《地狱无门》等影片。曾到台湾工作，1982年获吴思远邀请回香港执导处女作《龙之忍者》，并同时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提名。1990年，与刘镇伟合作导演《赌圣》，不但捧红了周星驰，更成为当年票房卖座冠军。
元奎本人在《新精武门》和《赌圣》中均有出场，不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对白出现在《方世玉2》中的“安全第一”。
元奎一手提拔了多个著名动作演员，包括杨紫琼和李连杰。1992年，元奎与李连杰合组正东制作有限公司，两人合作过《方世玉》、《中南海保镖》、《给父亲的信》等卖座电影，被一致公认为“最佳拍档”，元奎更凭《方世玉》荣获第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奖。1998年，元奎应李连杰之邀到好莱坞，替他在《轰天炮4》设计动作场面，也曾为李连杰主演的《致命罗密欧》和《救世主》担任武术指导，也执导过《非常人贩》等电影系列。近年元奎主力在好莱坞发展，曾替《X战警》、《致命罗密欧》、《宇宙追缉令》、《龙吻》等电影担任动作指导。
元奎_元奎 -武指风格
元奎擅长设计刚劲有力且潇洒漂亮的武打动作，在他独立执导的动作片《马永贞》中，金城武凌厉迅猛的身手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元奎不仅适合执导经典的单打独斗，如《中南海保镖》中的煤气室厮杀；也适合拍摄百十人的混战场面，如《方世玉》中的混战，都被元奎设计得井井有条，忙中有序。
元奎_元奎 -作品
武术指导/动作导演
演员
功夫传：黄飞鸿
功夫传：霍元甲
黄飞鸿之鬼脚七
南北醉拳北醉翁徒弟
东方秃鹰
龙少爷饰程公公
1988年群龙夺宝饰糖果小贩
1988年三对鸳鸯一张床
1988年神探父子兵饰警察
1988年鬼猛脚
1989年群龙戏凤客串苦力
1989年急冻奇侠（英语：TheIcemanCometh(1989film)）客串流浪汉
1990年龙凤贼捉贼
1990年夜魔先生
1990年赌圣饰卖鱼盛
1990年尸家重地饰警察石Sir
1990年脂粉双雄
1990年皇家女将客串船工
1991年卫斯理之霸王卸甲饰卫天玄
1991年九一神雕侠侣饰恐怖博士
1991年财叔之横扫千军饰大鼻林
1991年赌圣延续篇：赌霸饰卖鱼盛
1991年洪福齐天饰赌客
1991年新精武门1991饰霍环
1991年龙的传人客串警察
1992年摩登武圣客串
1992年九二神雕之痴心情长剑饰恐怖博士
1993年赤裸狂奔饰警察
1993年方世玉续集饰李国邦
1994年中南海保镳客串百货商场路人
1995年给父亲的信客串酒保
1995年赌圣2街头赌怪客串玩家
1995年霹雳火饰医生
1997年马永贞饰金铃子叔父
2010年越光宝盒客串曹军将领之一
导演
1991年九一神雕侠侣（与黎大炜共同执导）
1992年九二神雕之痴心情长剑（与黎大炜共同执导）
1993年赤裸狂奔（与黎大炜共同执导）
中南海保镳
马永贞
夕阳天使
非常人贩
生死格斗
千机变II之花都大战
玩命对战
编剧
龙之忍者(1982)
马永贞(1997)
策划
《僵屍家族》
《全力反弹》
《东方秃鹰》
《鬼猛脚》
《飞龙猛将》
《画中仙》
《群龙戏凤》
《卫斯理之霸王卸甲》
监制
《执法先锋》
《师姐大晒》
《乱世儿女》
《赌圣》
《屍家重地》
《新精武门》
《赌霸》
《漫画威龙》
《赤裸狂奔》
助理武导
《鹰爪铁布衫》(1977)
《南拳北腿斗金狐》(1977)
《醉拳》(1978)
《蛇形刁手》(1978)
《死亡塔》(1981)
执行导演
《飞龙猛将》(1988)
元奎_元奎 -得奖记录
第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指导-《龙少爷》with成龙、冯克安
入围最佳动作指导-《龙之忍者》with孟海
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指导-《蜀山》with元彪、冯克安、孟海
第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指导-《皇家师姐》with孟海
第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指导-《执法先锋》with元彪、孟海、徐虾
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指导-《东方秃鹰》with洪金宝、元彪、元华、林正英、侯耀宗
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奖最佳动作指导-《方世玉》with元德
第三十届金马奖获奖最佳动作指导-《功夫皇帝方世玉》with元德
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指导-《中南海保镳》with元德
入围最佳动作指导-《新少林五祖》
第三十二届金马奖获奖最佳动作指导-《霹雳火》with成家班、洪家班
入围最佳动作指导-《父子武状元》with元德
入围最佳动作指导-《鼠胆虎威》with元德
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设计-《给父亲的信》with元德
第三十四届金马奖入围最佳动作指导-《马永贞》with元德
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设计-《拳神》
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设计-《夕阳天使》with国建勇
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设计-《千机变II花都大战》
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设计-《赤壁》
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设计-《赤壁：决战天下》
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入围最佳动作设计-《新少林寺》with元德﹑李忠志
二 : 阮元：阮元-生平简介，阮元-文学成就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江苏仪征人。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1793年至1795年，提督山东学政，写有《小沧浪笔谈》等；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嘉庆六年（1801）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 去世，谥“文达”。
阮元阮元（1764～1849） 清代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仪征（今属江苏）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直南书房；历官山东、浙江学使，迁兵部、礼部、户部侍郎。嘉庆时，先后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道光时，入朝为协办大学士、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进太傅。死后谥文达。阮元_阮元 -生平简单介绍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生于高宗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年），得年八十六岁。少年即笃志坟典，廿五岁（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1790年授翰林院编修。一年后因学识渊博，受高宗赏识升任少詹事，入值南书房，1793年至179 5年，提督山东学政，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后历任浙江学政，仁宗嘉庆三年（1798）返京，任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未几又赴浙江任巡抚，抚浙约十年。在任期间，除吏治军政之外，又纠合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此后，又曾先后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在粤期间，建议禁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嘉庆廿五年（1820）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道光六年，迁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1838）致仕，返扬州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1849年 （道光二十九年）去世，谥“文达”。
阮元他毕生仕宦特达，但撰述编纂工作未尝稍辍。他学问渊博，在经学、方志、金石学及诗词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尤以音韵训诂之学为长。著书180余种，编著有《皇清经解》、《揅经室集》等。值乾嘉文化鼎盛之时，阮元标领文坛数十年，海内尊之为学界泰斗。早岁编集金石书画目录，为《石渠随笔》、《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任浙江学政时邀臧庸兄弟、何元锡、陈鳣等学者编《经籍纂诂》一百一十六卷，于嘉庆五年（1800）刊行，翌年刊刻清初以降浙江诗人作品为《两浙輶轩录》四十卷。又翌年立诂经精舍，刊《诂经精舍文集》十四卷。丧父守制期间，刊《十三经校勘记》，又蒐罗《四库全书》未收书，编为《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目录进呈御览。数年后，撰成《畴人传》五十九卷，为中国历代天文历算家之专门史。道光二十一年（1816）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创立学海堂期间，刊《学海堂丛刻》。阮氏亦重视修志，所修志书著名者有《浙江通志》、《广东通志》、《云南通志》、《扬州图经》等。其中《扬州图经》以图为经，可称创例。阮元的文集，为《揅经室集》五十七卷 所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均是书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阮元_阮元 -文学成就
阮元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做官时提倡学术，在浙江完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完成《十三经注疏》、在两广完成《皇清经解》。
阮元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这是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阮元八十六岁时死去，他在提倡学术的影响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诂经精舍，有教室五十间之多；在广东立学海堂，也是有名的学术重镇。《四库全书》在开馆编书抄书的时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于半年内搜罗书籍集中中央，当时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书。阮元比纪昀小40岁。在纪昀死后，他在浙江，又陆续搜集《四库全书》没收的书一百七十五部，写成了《揅经室经进书隶》（也叫《四库未收书提要》、也叫《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以补《四库全书》的不足。他这部未收书提要，原未分类，后经傅以礼于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编、补正，成为四库提要后第一名著。
阮元提倡朴学，曾在杭州创“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学海堂”，培植、罗致学者编书。他精研《文选》之学，曾作《文言说》，提出“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方可以称“文”；散体文的“单行之语”，乃是“直言之言，论难之语”，不得名为“文”。实际上是鼓吹骈文。其同里后学刘师培宣扬其说，章炳麟则斥为“反覆自陷，可谓大惑不解者”（《国故论衡·文学总略》）。阮元所作碑铭记传、论说考据等散体文，以及骈文如《学海堂集序》等都写得渊懿闲雅，有深纯自得之概。诗多纪游题咏之作，写得工整清丽，但缺少现实意义。他的诗文都表现1种学者兼达官的华贵气派。
阮元在经籍训诂之外，还研究天文、历算、地理等学，著述颇丰。有《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经籍纂诂》、《畴人传》以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诗文集为《擎经室集》，包括文集4编29卷，诗集12卷，续集11卷，外集5卷。另外，还有《诂经精舍文集》14卷。
阮元_阮元 -4步读书法
阮元铜像阮元在人才培养上取得这样显著的成就，与他在书院内实行的一套完善的读书训练法密不可分。阮元的读书训练是个完整的工程。文献记载，它由4个部分组成。1个部分算是1个步骤，循此4步建下去，就可以学有所成。这4步是：
1、句读。要求学生分清书文的句读，即读通所读诗文。所谓读通，首先要能认字，即认读，把字音读准;其次要掌握断句，即停顿;第三要能读通，即初步了解其字句的含义;第四要能读通顺，不能读起来疙疙瘩瘩。
2、评校。校是校雠、校正，即拿所读书文与其他版本进行对校，勘定正误。评是评点、评说，即在校订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评定其是非正误和优劣长短。我国古代有评点读书法，读者可将阅读感受，以及对所读书文从字句到内容的评价，写在字里行间、文前文后或者天头地角。阮元这里的评即有评点之意。
3、抄录。阮元要求在读通读懂文字后，将所读书文的精要加以抄写，以加深对它的理解，巩固对它的记忆。
4、著述。这是指对阅读所获的迁移运用。它要求学生不但要读通、读懂、熟记所读书文，还要能将阅读所得撰成著作，公之社会，遗教后人，为社会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阮元的4步读书法，是我国古代创造的读书原则——读思结合、读习结合、读行结合的发挥和运用。它把阅读建立在认读基础之上，经过深入思考和熟读记忆，达到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和主张，并笔之于纸，形之为文，或与同辈交流，或遗教后世。它不但十分完整，符合人类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认识规律，而且将读用结合起来，从而与八股式读书区分开来，显示出了它的科学性、建设性。应该肯定，阮元的这种读书训练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和阅读教学改革者借鉴。当然，阮元将“运用”局限于钻故纸堆和写诗撰文，远离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这是其读书法的主要缺陷。其次，阮元把读书视为培养封建官吏和良民的主要手段，以巩固、维护封建政权为目的，这是他的严重局限和不足。
阮元_阮元 -评价
阮元作为徽派朴学发展后期的重镇巨掣，其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乾隆五十一年（1786），阮元举乡试入都，时年二十三，得与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见《揅经室二集》卷七《南江始氏遗书．序》）。其时戴氏亡故已十年，而王念孙、任大椿皆戴震之门人弟子，邵则为戴氏论学的“同志密友”，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之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终于成为徽派朴学极有潜力的后劲之旅，其后徽派朴学盛行江浙、名噪扬州、蜚声鲁豫、远播西南，得阮元之力尤多。
阮元-篆书七言联阮元论学之旨，主张实事求是，“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揅经室集．自序》）。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评价阮元：“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阮元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认为：“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揅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或言：“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揅经室续集》卷一《冯柳东三家证异文疏证．序》）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同时这体现了所谓的“以古训明义理”。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4种方法，张舜徽先生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一）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和他之前的徽派朴学前辈一样，阮元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他在《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称：“圣人之道貌岸然，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足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 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阮元从事文字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不是进行一词一义、一事一物的孤立的研究考证，而是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充分体现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史学观，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经学通论．三礼．论明堂辟雍封禅当以阮元之言为定论》）
清 阮元撰 石画记五卷一、在考据方面，阮元的业绩主要体现在文字、主源、金石碑刻和对于典章制度的考试等诸多领域，比如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阮元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又如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1种简陋的结构，很象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二、在义理方面，阮元一贯主张“若义理从古训中来，则孔子所得之义理，必自孔子以前之古训中来”，正如在《诗书古训》一文他说：“万世之学，以孔、孟为宗；孔孟之学，以《诗》、《书》为宗。学不宗孔、孟，必入于异端。孔、孟之学所以不杂者，守商、周以来《诗》、《书》古训以为据也。《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一行，皆深表不疑。”此外，《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性命古训》等都是阮元所作关于阐发义理的著述。
三、在辞章方面，阮元与当时的与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其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阮元虽以经学知名，所作辞章，亦不乏可读之篇。所著《揅经室集》共六集五十八卷，前四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四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
阮元不仅是自徽派朴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清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且他对徽派朴学最大的贡献，一是汇集编印大量书籍文献，一是培养造就大批有用人才。纵观阮元在横跨三朝的半个多世纪里，造就了数以百计的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徽派朴学的精英，使得徽派朴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发扬光大。这些人才的来源，除了慕名前来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的以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2个主要的途径。不仅有在科场选拔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人，阮元为官浙江巡抚时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材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当时阮元编辑《经籍籑诂》尚未完成，同时又在校刊《十三经注疏》，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籑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1大批有用的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徽派朴学”的知名学者。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有学长八人，分别担任教学任务，学习《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任学生选择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广东番禺人侯康，就因所为文，得到赏识，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徽派朴学之所以能远被西南，除了程恩泽、郑珍传播的影响以外，学海堂书院培养造就的大批人才，影响更加深远。诸如上述所提林伯桐、陈澧、李黼平、侯康等学有所成者，不胜枚举。
阮元阮元自弱冠一举成名，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其中还有大部分时间治理政务），著作极为丰富，说他是“著作等身”，当之无愧。在阮元六十岁时，龚自珍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阮元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尤其在文献学和史学方面，并且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其生平所著之书，根据一些常见书目统计，约在30种以上，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如下十多种：《三家诗补遗》、《考工记车制图解》、《诗书古训》、《仪礼石经校勘记》、《儒林传稿》、《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疑识》、《定香亭笔谈》、《小沧浪笔谈》、《选项印宛委别藏提要》、《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所编之书有《经籍籑诂》、《皇清经解》、《两浙金石志》、《诂经精舍文集》、《淮海英灵集》、《八甎吟馆刻烛集》等。此外，阮元还主编过一些大型的志书，如《嘉庆嘉兴府志》八十卷、《广东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在阮元刻印之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除上述《皇清经解》、《经籍籑诂》以外，当推《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一百八十余种、一千四百余卷。刻印时，罗致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1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等大家。可见阮元究心表彰绝学，不遗余力。阮元_阮元 -半山游历
阮元先后在杭主政十二年，每到清明时节，他总要到郊外踏青，最喜欢去的就是远离尘嚣的半山（皋亭山） 。他把半山比成绍兴的兰亭，和文人学士一起饮酒吟诗修禊。嘉庆三年（1798）春天，杭城接连下了二十天的雨，天一放晴，他就邀好友陆耀遹、蒋徵蔚等人，坐着小船到半山看桃花。当船在半山桥靠岸后，半山一带千树万树的桃花绚烂夺目。他们在桃花丛中饮酒吟诗，直到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醉意方醒，才踽踽登舟返回。
皋亭山嘉庆五年（1800），阮元升任浙江巡抚，这年的三月上巳日，阮元邀了陈文述、吴文溥、孙韶、程邦宪、许珩、黄文旸等好友，坐着画舫到半山，他们观赏桃花后又作画题诗，陈文述都还在《皋亭山修禊作图纪事》上，写了一首“迎眸山色一痕清，修禊人来画舫停；1种桃花与修竹，皋亭原不让兰亭”的诗句。阮元_阮元 -阮元墓
阮元墓系祖茔，位于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阮元祖茔始建于明朝天启年间，距今已有370多年。墓葬在永胜村北的老坝山，当地人称阮家大山。
阮元墓墓冢前，见一块约两米宽的墓碑横嵌在墓冢的中间，碑面异常光洁完整，上首第一行书：“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阮元墓，封土高2.2米，周长24米，系清咸丰元年（1851）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杨文定撰，记载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儿孙简况。阮元_阮元 -参考资料
1、《阮元年谱》（清）张鉴 等撰，黄爱平 点校 中华书局 1995年11月三 : 王元化：王元化-生平简介，王元化-往事略集
王元化，一九二0年生于湖北武昌，卒于二00八年。祖籍江陵。三十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抗战胜利后，曾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50年代初曾任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1955年受到胡风案牵连，至1981年平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曾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
王元化_王元化 -生平简单介绍
王元化，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文心雕龙》研究学者。1920年11月30日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後，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1949年初《展望》被反动派查封，后又负责编辑《地下文萃》。
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海学术界也进行了相应的批判活动。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中，上海的王元化、贾植芳和彭柏山等人受到株连。至1981年乎反昭雪后，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和上海分会会员。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筹备组）领导小组成员，上海文联党组成员，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上海师大兼职教授。生前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98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同年，论文集《思辨随笔》获国家图书奖。2001年，法国的大师级哲学家德里达来中国讲学时，王元化作为大师级学者，受邀与德里达进行了精彩的哲学对话。2002年10月，王元化被检查出前列腺癌，开始推谢一切社会活动；后来又患眼疾，右眼视力完全丧失，写作只能以口授、他人笔录方式进行；2004年12月14日上海美术馆展出了王元化的51幅书法作品。200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07年下半年被医院确诊为肺癌。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王元化在瑞金医院去世，享年88岁。
王元化_王元化 -往事略集
清华情结
清华园所倡导并为诸多学人先辈所躬行实践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为王元化推崇，他对清华建校时从美国引进的政治与学术分开的教育原则也十分肯定，并认为在当代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随学术以外的目的。后来更强调政治统帅一切，把立场和态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胡晓明说，王晚年经常回忆儿时在清华园度过的美好时光，“可能年龄越大，旧时的记忆越清晰”，这与一般学者只能通过经典文献感悟大师不同，他是能够直接触摸到的，就是那个每天在他放学回家路上经常看到的——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南园散步的王国维，清华园对他的影响已经浸入血肉，在积淀数年后，独特的治学精神和气质更为凸显。
1997年，王元化参加杭州大学百年校庆，他被介绍为“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非“思想史的学者”，他由此感叹“与过去相比，今日大学已成官场，大学不再以学者为荣，举行校庆时，竞以官阶相炫”。此时，他拿来与过去相比的参照是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梅主政时自比唱王帽的老生，在戏台上名为皇帝，实为配角。他称赞梅虽自然科学出身，却中西文理兼通，治校自然有大学之谓大师之相。
他的1990年代日记及诸多文章中，多有提及清华，1999年，为了发表一篇有关反思五四的文章，他向报社一位负责人据理力争时，又提到了立在清华大学校门内的那块碑铭，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基督教精神
1999年1月接受学者李辉采访时，王元化谈及基督教家庭对其影响时说：“如果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直到今天，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爱的读物。解放后，我没有在文章中谈到过苏联的作家和作品，因为引不起我的兴趣。”
他与夫人张可皆为莎剧研究专家。黑格尔的《小逻辑》，他精读过四遍，莎翁与黑格尔的经典名著，使1955年王氏在受胡风案牵连被隔离审查后得以度过痛苦的精神危机。
王元化的大家庭深受西方教会教育影响：爸爸王芳荃少时家贫，得教会资助，为上海圣约翰大学首届毕业生，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15年在清华任教；妈妈桂月华曾在上海圣玛丽学校就读，姥爷则为一名传教士，曾为沙市圣公会第一任会长。
王元化出生即受洗，成长于基督教及中国士大夫传统教育的家族氛围之中，其人格、学术、思想难免受其影响。
1953年，王元化赴京参加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首次见到毛泽东，在记述心怀时，他提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在原地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精神的影响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
其实这种人性平等的观念反映在他的很多行为中，不是为了做秀，而是服从自己的内心。1990年，他作为国务院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赴京参加会议，即将结束时的某天，突然有工作人员通知他们等候赴人民大会堂，但不告知原因，王元化预料是受领导接见拍照，当即提出自己患有腰疾，不能随行，还得到许多人以请假做为响应。
“新启蒙”和“学林”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王元化编辑和出版了《新启蒙》和《学术集林》，前者代表了他在80年代倡导的新启蒙的学术与反思，后者体现了他的“学术的思想与思想的学术”的治学实践。
1988年10月，《新启蒙》第一册《时代与选择》出版。
原计划是每月出一册，但是由于出版发行方面的种种障碍，实际上每2个月出一册，其他三册分别是《危机与改革》、《论异化概念》、《庐山会议教训》。
《新启蒙》第三册发行后，王元化在1989年4月一次答记者问中，把办刊宗旨作了说明：“丛刊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第五册本应是1989年6月出版，5月初时编辑部的稿件其实已经编到了第六册，但由于不久后发生的政治风波，第五册未能与读者见面。
“他更愿意说他是1个有独立思考的人。”丁东说，“1990年代，知识界恢复公共性话语，王元化影响非常大。在邓小平南巡以前，知识界公共领域实际上处于失语状态，当时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主旋律的，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已经没有话语空间了，如何恢复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空间，王元化起到的作用很独特。”
1994年6月，李泽厚发表了一篇《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月王元化主编的《学术集林》就公开表示不同意“将学术界一些人开始出现探讨学术的空气说成学术出台思想淡化”，后来他谈到学术与思想的关系，“思想可以提高学术，学术也可以充实思想。它们之间没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那种势不两立的关系”。
主持《学术集林》并不是为了把持1个学术山头，在《九十年代日记》里，王曾对钱文忠戏言，“现在学术界有拉帮结派之风，我不参加互助组，也不参加合作社，准备单干到底。”
王元化_王元化 -人物交往
北钱南王
“北钱南王”与“北李南王”这2种称谓，大约在1990年代后期流传于学界及传媒，意指彼时学术版图中的地标性人物。前者具指“北有钱锺书，南有王元化”，其学术坐标为中国古代文论——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中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荣誉奖（最高奖）；后者中的“李”指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先生，概指二人的晚年反思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皆为泰斗级人物。
1981年，钱钟书、王元化与王力、王瑶、朱东润、吕叔湘等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王元化时年61岁，比钱小整整10岁，是其中最年轻者，后来又连任一届。图书获奖后，钱对王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
经钱介绍，王元化都还在1980年代初结识了马悦然。王在《1991年的回忆》中记载，“当时钱先生曾向我说，我不会把不相干的人介绍给你，这个人是不错的。当时马悦然还不是瑞典皇家文学院的院士。他当选为院士（同时也就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以后，不知为了什么，钱钟书和他的交往逐渐疏远，以至断绝。有一次我听到钱钟书批评他说：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
1991年，他们偶然在香港相遇，马悦然携带了录音机请王向他介绍大陆文学界现状。王元化在文章中对后来马于大陆遭受的责难表示不平，比如1986年的上海金山国际汉学会议上，马悦然向与会者解释，中国作家之所以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个重要原因是汉语作品的翻译质量会影响评委的理解，结果被当众指责：“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
“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王元化说，“我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1个重要因素。但是每逢争论到情急之际，就会出现以意气代替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只落得1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
据王元化弟子胡晓明透露，钱王二人经常有往来，后者每出新书，往往寄赠予钱，有一次王元化拿着一封信对胡晓明说，“这是钱先生的来信，他用‘博雅’二字评价我的《思辨随笔》。”而“博雅”正是以吴宓等人为代表的清华学派的1种重要风格，主张治学的中西参证，博学通达，自然深为王元化所喜。
至于“北钱南王”的说法，王在同年7月通过媒体进行了谦虚回应：“钱钟书是前辈，我各方面的学识都比不上他。社会上有种种说法，事前我并不知道，我没办法。每个人对自己都应有恰当的评价。我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不能过分夸张。”
北李南王
李慎之与王元化之间有误会，也有思想分歧，这在1990年代后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因此相对而言，不如王钱关系融洽，这不能不说是学界1大憾事。两位学者均为党内高干，1个被打成大右派，1个是胡风分子；在发现和推动评价顾准的思想贡献方面皆不遗余力，特别是自1990年代始的反思卓有成就。
知情者透露，最初的误会来自李慎之于外界所闻对王元化“官方学者”身份的不认可，对此前者在参加1994年于山东曲阜举行的“文学与儒学”研讨会上，还曾专门向胡晓明问及，胡做了澄清，回沪后向王元化做了沟通，“消除了误解”。此后二人还相互赠书。
但1990年代对于五四及激进主义的反思，李慎之与王元化存在不同观点。2001年1月6日、1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连载发表了王元化的《1991年的回忆》，全文两万余字，其中提到，“主持朱学勤（时为复旦大学历史系金重远先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指朱的博士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这件事，是导致我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的论文引发了我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这一思考延续到本世纪末，直至1999年我才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契约论书》，作为自己对这一问题探讨的思想小结。但是完全出我意料的是，就在我进行反思不久，朱学勤却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反思的文章。（事实上，早在1995年6月5日的日记中，王元化即提到“最近慎之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不适合对五四激进主义进行批评云云”，后来的日记中他又对自己被莫名归入“传统派”不满，因为王素来厌恶学界拉帮结派风气。）他认为九十年代的反思是对八十年代启蒙的倒退，其标志就在于反对激进主义。”文章说，几年后朱的观点起了变化，“在一篇文字中，声称他和李慎之是不赞成激进主义的。不过，他没有提到他过去对这问题的态度，也没有提到在他们之前已有人反对过激进主义。”
1月14日，朱学勤通过网络发表了近万言的回应文章《敬答元化先生书》，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一方面为师生之谊破裂深感痛心，另一方面为王李二人的分歧公开化感到遗憾：“先生在网上发表的这篇长文，几乎是在向世人公布您和慎之划清界限！”
王元化在1990年代反思的1个重要成果就是反思五四，作为标准的五四一代，他曾经长期坚信，五四的反传统和倡导西化是天经地义的，五四思想必须全盘继承。但在写《杜亚泉文集序》时，经过半年的阅读及思考，他认识到五四精神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论等观点是不应继承的。
王于朱有知遇之恩，因为后者的论文当时被批为“资产阶级右翼保守史观”，王在此关头出任其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方得通过。而恰是该论文引起了王元化“剧烈的思想碰撞”，通过思考阅读，促使他“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
朱文发表后，王元化未予公开回应。
1997年4月15日，王元化看到《报刊文摘》转载的李慎之回忆《胡乔木与钱锺书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佳话》的文章，在当日日记中称，“慎之有此文此论，殊觉意外。”文中说“乔公与钱先生两位大家历来以改人文章点铁成金著称”，王元化对钱表示认可，对“胡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胡的笔墨生涯不是与学术连在一起，而是与政治连在一起。他一度宣称他批异化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可以讨论，但不同意见却始终无法发表，只能在港刊上找出路。
2003年4月，李慎之在北京去世，王元化发唁电：“我和慎之虽然相识较晚，但从朋友那里听到他的为人和过去的遭遇，我对他是深感同情和尊重的。虽然我们在一些观点上（如对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存在着分歧，但在总的方向和追求自由民主的立场上，是完全一致的。这两年来，我读过他发表的一些文章，曾与几位朋友谈过，我感到我们的观点渐渐趋向一致。我怀着期待，希望在更多问题上我们能够增进更深的了解。如今，噩耗传来，使我不禁感到茫然若失。我的年纪比他大，没有想到他竟会先我而去，我没有在他生前把我的一些想法向他倾吐，这是我深深引为遗憾的。关于我与慎之的关系，外界流传着一些不确切的说法，今天趁我对他的逝世表示哀痛之际，我愿向朋友们作一内心告白。”
王元化_王元化 -文学生涯
王元化早年深受进步文学家，尤其是鲁迅的影响，三十年代就开始了文学生涯。起先从事创作，大部份作品收入小说散文集《脚踪》中。後转向以写作评论文章为主。1939年发表了《鲁迅与尼采》。1941年写了《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遭到反动势力的围攻，在“孤岛”文艺界引发了一场论战。这一时期的论文结集为《文艺漫谈》(1945)等。解放後，於五十年代初，写了一系列短评，提倡文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理想，反对形式主义和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又对一些所喜爱的外国作家如果戈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等作了深入的评介，并批驳了当时否定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论调，1952年出版论文集，题名《向着真实》，作为从1939到1954这一历史阶段所写论文的选集。此书於1982年重版时，作者在後记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我不愿掩饰自己的幼稚和偏颇。早期我也走过弯路。一九三七年，我开始文艺理论习作，我只有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却不能识别教条主义的危害。”“四十年代开始，我企图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按照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去探讨文艺现象。尽管在写作过程中领受了不少甘苦，但我的进展不大。从五十年代初期所写的一些文章中，明眼的读者还可以看到，……我还未能摆脱当时左的思潮的浸染。它在我身上的主要表现就是1种偏激情绪。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往往只求气胜，而不以理胜。”
1955年以后，王元化在长期困厄的境遇中，潜心书海，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西方哲学著作，做了大量笔记。还撰写了长篇论文《论莎士比亚4大悲剧》，此稿於“文革”中被毁。他同妻子张可一起翻译了国外莎士比亚评论达50万言，後编成《莎士比亚研究》出版。在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又致力於《文心雕龙》的研究，《文心雕龙创作论》的初稿就在此时写成，为郭绍虞所推重。
王元化_王元化 -学术领域
《文心雕龙》研究及中国文艺思想研究
《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上海古籍出版社初版)，是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和古典文学研究界影响最大的重要著作之一。这部专著既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作了严肃精湛的思辨分析，同时又第一次将这部古典名著所包含的思想和观念，上升到与西方文艺理论交流对话的层面。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由三篇专论组成，提出刘勰前后期思想有较大变化，汉晋学术思想系统中刘勰的原道观以儒家思想为骨干，以及刘勰"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等观点，尤其是关于刘勰身世的重新考辨，推翻成说，具突破意义，后为学界大多数研究者认同。下篇研讨《文心》创作论内容,作者揭示并阐发的一些古代文论术语，既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具有明晰的思辨色采，曾引起长久广泛的讨论。
作者对《文心雕龙》一书的极富创意的研究方法，第一是古今结合的研究视角。作者强调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原则，站在文艺理论家，而不是古代文论注释者的立场，从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高度着眼，以今衡古，古今互为体用，使古代明而未融的理论光采，得以现代意义上的阐扬。第二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作者对《文心》中重点的名论，皆以西学理论为参照系，细加审析，一方面凸显出中国文论的精彩创见，另一方面也在本土资源与外来观念之间，创造出1种沟通对话的可能性。这实际上遥承世纪初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材料相互释证"的传统。北京大学王瑶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旨在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其中人物的排列，正是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这一计划，恰可表现王元化学术创新的意义所在。
九十年代王元化对中国文艺思想的研究仍有发展，其代表作是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收入《清园近思录》，中国社科，1998)。这篇作品从美学角度对中西方戏剧、西方美学传统进行比较，作者从文化和美学上提出的一些观点，既在艺术经验上有深透的说解，又在文化和理论上有广泛的意义。
《文心雕龙创作》一书，曾获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荣誉奖。新一版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上海古籍1992)。作者又增添四篇新论。
文学理论与批评、文艺美学与哲学研究
王元化从被隔离时期开始潜心研读黑格尔。认识论方面，如知性、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美学方面，如思想与情感融合的"情志"命题、风格问题、艺术表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问题等，都有独到的阐发与建树，在当代中国的黑格尔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为可贵的是，他九十年代后从反思黑格尔到反思思想史、反思对逻辑的人为权力和对规律性的迷信，更是当代中国黑格尔研究中独树一帜的。
思想史、学术史和当代文化研究
早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王元化就潜心治思想史，撰写《龚自珍思想笔谈》、《韩非论稿》等长篇史论，以犀利的分析和透辟的史识见长。90年代后他更为关注文艺学、哲学背后的思想基础和文化传统，这就是《传统与反传统》（1990）、《清园夜读》（1993）、《清园近思录》（1998）等一系列论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后》、《无梦楼随笔序》等文，是反思现代思想的最早文章，作者十分敏锐地抉发知识人思想与命运的痛苦根源，引发了当代思想界的反思活动。《谈社约论三书》是晚年长期沉潜读书思考、系统探究问题的典范之作，所思考的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命题：卢梭的"契约论"及其实践意义。作者指出"卢梭的公意正如黑格尔的总念的普遍性一样，是用普遍性将特殊性与个性体统摄于自身之内，从而消融了特殊性和个性的存在。"此文在当代学界重新疏理民主化理念的讨论中，有很大影响。《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是重新发现思想史遗产的名篇。作者不仅对现代思想史补缺纠偏，而且直追现代思想传统中的大症结即意图伦理、功利主义等。《关于近年代反思答问》和《王元化对五四的思考》、《清园近思录后记》等，则是将他关于中西文化比较，关于现代思想人物、关于哲学与学术等思考，一齐融注于1个焦点，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化心启蒙心态。作者认为五四有4种流行观念，即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对后来的思想建设有不良影响。五四值得大力表彰的思想遗产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作者的这一思考是长期观察反思的1个结晶。以上各篇被海外学者译成英、日2种文字。近来日本学者以冈村繁为首，准备在日本翻译出版《王元化文集》（约一百余万字，日本汲古阁出版社）。
除上述几个领域之外，王元化在翻译上亦有作品如《文学风格论》(1982)、《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爸爸王维舟合译)，《莎剧解读》(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在海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中，曾多次应邀赴日本、美国、瑞典、芬兰、墨西哥等国访问讲学、参加会议，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曾多次在上海图和男孩与女孩说"性别小秘密"书馆等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报告，举办座谈会；在国内多次主持、举办学术会议；组织大型学术研究项目《古文字诂林》和主编《学术集林》丛刊等，是当代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的重要媒介人物和组织人物。
王元化_王元化 -京剧理解
王元化对京剧，爱自幼年，正式研究却在晚年。1980年代中期，老束(按：《新民晚报》总编辑束纫秋，我的老领导)把我带到他家，对地下党时期的战友说：“元化，我让思再来陪你。”那时，元化先生刚从市委宣传部长的任上退下来不久。听说我会京剧，便问道：“你学的是哪一路？”我说：“余派。”当晚，张可师母留饭，宾主尽欢而散。回家路上老束说，如果能够引发元化对京剧的理论兴趣，那就是京剧的福音。从此，我常在下午三四点钟，元化先生午睡之后，到吴兴路府上去陪伴他。在一道散步的时段，他往往要点戏。我唱得最多的是伍子胥系列，如《战樊城》、《文昭关》、《鱼肠剑》等，有时他也开口哼唱以呼应。我还陆续找来一些京剧录音带和书籍，慰他寂寥。后来他提议：“我俩来做1个对话如何？”这就是后来以多种版本问世的《关于京剧和传统文化答问》，也即上述《京剧丛谈百年录》的绪论。
伍子胥本是楚国阀阅世家。爸爸被害，满门抄斩，子胥一人得逃，奔吴国借兵报却冤仇，赢得后人称颂。封建社会的道德评价体系，核心在于忠孝二字。伍子胥报父仇，说孝可也，而他诛杀君主，忠在何处？这不是大逆不道吗？可是不然。王元化发现，孔孟之道里的忠是双向的。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进1步说：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雠。孟子甚至认为，杀掉昏君的行为不是弑君，而是“诛独夫”。据此王元化认为，有人以孔孟之道为愚忠愚孝，并为“孔老二”戴上“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的帽子，乃是冤哉枉也；相反，早期的儒家倒是民为贵的民本主义者。古人尊奉伍子胥为合于儒家理想的伟大人物这件事，说明了这一点。
王元化指出，君主本位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的的倡导人不是儒家而是法家。“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者可为天下主”，这是韩非《外储说右上》所引他所崇拜的申不害的话。先秦法家里，申子和韩非子重“术”而商鞅重“法”，故而太史公将申韩合传，以区别于商鞅，是有眼光的。韩非在《忠孝篇》里批评孔子“未知孝悌忠顺之道”，意谓任何君王的权力，哪怕是昏主暴君，也绝对不容动摇和更易，而孔子赞美尧舜，称颂汤武，不合韩非子所谓的“臣事君”之道。尧舜禅让，是君臣地位颠倒；汤武鼎革，更为大逆不道。这使我悟出，若要在先秦诸子里找“封建专制主义代表”，则应把眼光投向法家韩非子。
王元化以晚年反思著称于学界。他说：“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他还说：“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伍子胥反对平王并不被认为大逆不道即是一例。”“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以说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番重要言论，是先生在听唱《文昭关》之余，借着评论伍子胥而生发出来的。不亦见微知著乎？先生还说：“伍子胥那个时代的人，都有1种重然诺轻生死的侠义气概，正如莎士比亚剧中常常提及的罗马人有1种壮烈精神一样。”不亦自身写照乎？
王元化_王元化 -教育思想
王元化曾深刻指出，1952年院系调整是教育界的一次大折腾，“当时砍掉了许多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大学，使所有大学向专业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大学内，不少院系，撤消的撤消，合并的合并，以致使一些好传统好学风丧失殆尽，至今无法恢复。……我引为深忧的是目前教育体制又要大动了。这次相反，是朝合并的方向发展。我担心这样是不是会消灭某门课程在不同学校所体现的不同特点与风格？……这样大动干戈，会不会给教育界造成第二次大折腾？”王先生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前后两次的政治安排，使中国大学经受了两次耻辱，我们现在远不是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之际，当务之急是重建大学精神。
王元化连续两届出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评议组成员，1990年先生出席第二届学科评议会议，感觉每况愈下。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作风也非常不正派。种种说情请托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博士生导师人选劣进优退，品学优异者往往落选，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我们还没有形成健全的学术生态圈，学术共同体还有待建立，包容学术激励机制、学术约束机制的学术竞争机制还无从谈起。关键是依自不依它的学术理念远未成为学者的共识，学术根本没有摆脱对政治、经济的依附，思想的闪电还没有照耀这片大地，中国的学者没有解放成为人。一句话，中国需要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
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筹备委员会主席，王元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像现在这样，许多人知道古代的不知道现代的，知道中国的不知道海外的，知道文学的，对历史、哲学也都不清楚，研究不仅狭窄，而且很难发展。这种情况的形成与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遵循苏联的大学制度，完全向专业化发展。……我常讲，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做分工的奴隶。分工必须在整体、综合、广泛的基础上进行。畸形发展，牛角尖越钻越细，其实是不应该有的。”全能主义政治制度中，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范式是三位一体的，懂得古代的人越来越少了。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三科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挤在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现代哲学史的小路上。还有历史文化资源流失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流失并不是从五四开始的，也不是由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正是“鄙弃既往、迷信将来”（张奚若先生语）的斗争哲学，妄图使我们丧失中国文化的血脉，它成功的使中国学人失去了中国文化的身份证。我们可以观察苏联，斯大林推行野蛮的文化专制主义，但斯大林并没有消灭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一直是俄罗斯文化的伟大先驱，俄罗斯文化是不存在断裂的。
王元化_王元化 -反思五四
一九九六年，王元化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郑州三联越秀讲坛，作了有关五四方面的演讲，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评价。
第一，他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2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1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个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
第二，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但是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对这2个概念并没有比较深入地认识，理解得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甚至至今还需补课。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渊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从近代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研究。
第三，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这是1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向轻个性。五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上大书特书的。
第五，他认为，五四是反传统的，但不是全盘反传统。五四时期对庄子、墨子、韩非子以及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学是肯定的。五四号召提倡平民文学，打倒贵族文学，固然使长期被湮没的民间小说、山歌、民谣等得到重视，为中国文化建设开拓了新领城，但同时将封建时期的士绅文化或精英文化一概目为必须打倒的贵族文化，却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六，他认为，五四时期在国学研究方面成就值得重现。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融化西学做得较有成就的是在中国通史、哲学史、小说史等几个方面。
王元化认为，在回顾对二十世纪文化思潮发生巨大作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对它们作出清醒的再认识、再评价之际了。
王元化_王元化 -王氏书目
著作书目
《抗战文艺》（论文集）1939，文线出版社
《文艺漫谈》（论文集）1945，通惠出版社；1985再版，上海书店
《向着真实》（论文集）1953，新文艺；1982再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创作论》（论文集）1979，古籍出版社；增订版，1983
《脚踪》（小说集）1983，福建人民出版社
《王元化文学评论选》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沉思录》（论文集）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
《文化发展八议》（论文集）1988，湖南文艺出版社
《传统与反传统》1990，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心雕龙讲疏》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园夜读》1993，海天出版社
《思辨随笔》1994，上海文艺出版社
《清园论学集》1994，上海古籍出版社
《读黑格尔》1997，百花洲出版社
《清园近思录》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谈文短简》1998，辽宁教育出版社
《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2000年版）
翻译书目
《文学风格论》（译文集）1983，译文出版社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96，与爸爸王维舟合译）
《莎剧解读》（1998，与夫人张可合译）
王元化_王元化 -王氏语录
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评价
从历史评价方面来说，鲁迅不能免掉‘五四’时代文化的局限。但哪个时代没有它的局限？没有局限的社会不是真实的社会，没有局限的人不是1个真实的人。（鲁迅）
他谈民主，对民主的复杂性不了解，只是停留在常识的层次上。（胡适）
他对学术以外的东西，往往分辨不清。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好的，看人则有时难免有误。（季羡林）
如果命运不是那样残酷地把多种不幸降在他身上，而使他享有天年，我相信他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作出很少有人可以匹敌的贡献的。（张中晓）
王元化_王元化 -作品摘录
《宦术》
曾国藩深于宦术，兼综儒法，以黄老之术行道，善用其刚，而以柔全之。他在排挤倾轧的宦海中，因势利导，左右逢源，以至功成名就善始善终，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老练持重，所以人称他有沉鸷之才。
当他享盛名时，反而注意收敛，以避清廷忌汉人独专危柄。如他始终不肯拜受节制江浙四省、节制直鲁豫三省之命。同治九年，上谕又命他节制楚北，他再次属疏力辞以避满大臣官文。这些地方足见其深沉老练。太平天国破后，清江宁知府徐宗瀛为理学名臣，拟禁阻秦淮画舫恢复旧观。曾国藩知道后以“养活细民”为由准其恢复。后人对此引为美谈，称赞他的胸襟和识见。其实这一举措别有深义，他这样做不过是延续采用了清朝一贯的政治政策，只要读了龚自珍《京师乐籍说》就可以明白。
后世统治者佩服曾国藩，大抵是由于他把刚柔相济运用得十分贴切恰当的缘故。
曾国藩喜网罗人才于幕中，其僚有三圣七贤之目。时人对这些人，曾以“此身终不动，只想见中堂”诟之。曾国藩用人之法，亦颇可观。
《水窗春呓》记湘军与太平军战：
这里所用擒纵之术与“挺经”契，虽柔实刚，较之那种缚而饲之的用人之法确要高明多了。
《京师乐籍说》
龚自珍的《京师乐籍说》是一篇寓意深远的文章。它犀利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钳塞天下游士之术：“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备，国家不能无私举动，无阴谋。霸天下之统，其得天下与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将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齐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
于是乃有乐籍之设，以钳塞天下游士，“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瑕以读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
但是，这种约束羁縻的阴鸷之术能不能收到效果呢？他的回答是：“曰：如是则唐宋明岂无豪杰论国是，掣肘国是，而自取戮者乎？曰：有之。人主之术，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术，足以牢笼千百中材，而不尽售于一二豪杰，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这是一篇声讨封建统治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令人展卷方诵，血脉已张。
清统治者为了扑灭汉族的民族意识，在文章中提到反满固然绝对不可，就是涉及金元也在严禁之列。所以这篇文章只举唐宋明，而把元剔除在外。清雍正朝虽有罢教坊乐户之谕，但只是装点门面，事实上娼妓仍存在。《平均篇》中就提到当时有“女子鬻容之肆”。后来，曾国藩在破除太平天国后，即下令盛奖勾栏，秦淮河上，笙歌彻旦，便是采取这种手法。
了解了当时背景，再来读这篇文章，就不难领会它的迂回曲折笔法所隐寓的深意：说的虽是唐宋明的封建统治者，但也针对了清统治者在内；说的虽仅限于乐籍一事，但也使人一隅反三，由此推断封建统治者是怎样既阴鸷又卑怯地采取禁锢思想的愚民政策。因此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篇寓言。
读了这篇寓言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他那主张更法的经世致用的文章，什么“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什么“莫如使民不识知则顺我也”，显得多么迂腐和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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