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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青是哪项古代工艺中的一道工序-中国古代的漆器工艺

发布时间:2017-12-07 所属栏目:杀青是古代工艺

一 : 中国古代的漆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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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杀青”是哪项古代工艺中的一道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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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大爱之杀--新书《抗战,中国特工在行动》代序下

大爱之杀--新书《抗战,中国特工在行动》代序上


汉俊这时过来,用枪顶着他的背后,开了一枪。他身体顿时软了下来。汉俊扶我站起来。我们一起下楼出了影院。

大家都先后回来了。事情虽然有些波折,但还算顺利。李如鹏知道我们胜利归来。就带来好多好吃的来慰劳我们。因为我们都还没吃饭呢!曾澈跟着也来了。听了我们的叙述,他马上就走。他说:他去打听后果。我的手破了,孙惠书拿些红药水和消毒的药膏帮我包紮一下,也没去医院。

第二天一早,我看见程逆的家门口挂了白纸条。这就是报丧的表示。报上说:第1个抱我的是个白俄,肠子被打穿了8个洞,送到医院。第二个是瑞士人,当场死亡。他已经买好船票,预备回国。只因多管闲事,意外身亡。这天我仍旧去上学。语文老师王则民把他在报上看见的这消息,再加上他绘声绘色地向全班同学讲述,使全班同学都欢欣鼓舞。我也和大家一起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之中。当我想到这是我把它带来的,这就使我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袁汉俊这一枪,救了我的一条命,同时也纠正了我对问题的一些看法。过去我总以为伶俐、反映快、能说会道的人肯定是能干的。其实这只是1个方面。更应该看到1个人在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再深入一些,还应看到1个人在处理公与私的这方面在他心里的矛盾。如果1个人的私心杂念总在作怪,这种人是绝不能委以重任的。还有一条,就是“沉着”。在任何情况下,自己不能乱了自己。袁汉俊就具备这方面的优点,他平时多沉默寡言,其实他总是在思考、观查。他比别人深沉得多。他也比别人能干得多。

六月份,曾澈通知我们参加刺程案的几人去重庆。他说这是重庆来的命令。因为这正是学期末尾,我们拖到放暑假才成行。七月,我们买到一条去香港英国货輪的船票,我们几个再加上沈栋和冯键美的妈妈一起去了香港。孙惠书因她妈妈关系不能走。到香港第二天又乘飞机到了重庆。在重庆戴笠接见了我们。他一直谈抗日的事情,也还带着些大道理。其实,我们这抗日情绪,与什么大道理无关,好像我们从娘胎出生来时就带来了。八月初,戴笠还带领着我们5个人去见了蒋介石。他没说什么话,只讲了“好,好”几个字。

8月15日,戴笠要我和袁汉俊到香港去自首。事因是这样:在天津有4个军统分子被英工部局逮捕。日本方面就要英租界当局把这四人引渡给日本,理由是因他们是刺程犯。英方说他们不是,所以不引渡。日方硬说是,英方仍说不是。于是就需要我和袁去自首,说我们才是刺程犯呢!我们自首时特别提出证据:(一)我们在那天和瑞士人搏斗时丢失了一支手枪,落在楼梯附近,是六轮手枪,里面有六颗子弹而且都是用过的空壳。手枪上有指纹,这指纹是祝宗梁的。(二),影院里找人的幻灯片上写“程经理外找”是祝宗梁写的,可从笔迹查证。(三),与瑞士人搏斗时,祝宗梁还丢了一只鞋,是右脚的,丢落在楼梯附近,可从气味查证。我们去自首前,戴笠向我们保证说:如果香港受理,我们可能被扣押,在香港也许在伦敦。无论什么地方,将来必定设法把我们救出来。为了避免日本对我们家属报复,所以将我们的爸爸接到内地去。

英方香港当局没有受理我们的自首。在香港住了约3个多月后,我们就回重庆了。以后,袁汉俊去重庆大学读书,我去成都进了金陵大学学习。英日双方从此事后,争论了一年多。后因欧战爆发,英国向日本屈服。4个人被引渡了,英国还封锁了滇缅公路。

大爱之杀--新书《抗战,中国特工在行动》代序下

日方报道中关于抗日杀奸团在天津的活动纪录

1941年10月份,孙若愚在上海出事。他被炸药炸断了左臂,钱致伦眼部受伤,伤后还遭法租界工部局逮捕。袁汉俊知道这事后,就通知我到重庆去商量如何处理。我去后,我们决定一起去上海。沈栋在成都又介绍申質文、向传纬二人和我们同去上海工作。这时还有方佩萱、石月珍二人是从上海来的,她们也要求一起回上海。我们六人到11月底才成行。我们坐飞机到了香港,想乘轮船去上海,可是一直没船。又等了几天,突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南北两方面进攻香港。我们听说英国人要马来西亚人打第一线,要印度人打第二线,英国自己打第三线。马来西亚人不肯送死,日本人一来,他们就退。第一线败退,第二线跟着退,英国没打就退到香港1个孤岛,九龙地界全被日军佔领。这一仗,也只有十几天。接着日军又要攻香港。在九龙尖沙咀附近,有个大油库。那时候有许多大油罐建在那里。英军就向这些油罐开炮。日军向香港也开炮。终于油罐起火了。那时候,我们就住在尖沙咀的1个旅馆里。油罐大火的黑烟,把白天挡成黑天,晚上,火光又把黑夜照成和白昼。除了这些,还有炮火、还有的地方被烧着的火。还有炮声、机枪声隆隆不断。这就是战场,但我们没看见士兵。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又没几天,也就是1942年以前,战斗就结束了。香 港的战争只用了二十天左右。

香港未沦陷前,军统的香港单位通知我们说:有飞机回重庆。要我们随时准备好,等待通知。只能人走,不可带行李。可是一直没等到。最后给我们一笔旅费要我们自己设法离开香港。(这件事后来听说,飞机不是没有,只是被孔二小姐把她的狗和家具用飞机运到重庆。留在香港的国民党好多大人物都没有离开香港。为此,各校大学生罢课,游行,要打倒孔祥熙。)我们觉得住在旅馆很不安全,就设法搬出去。后来找到一处空房,是英国人一家的住处。英国人逃走,把房子交给保姆看守。这保姆就租给我们用。就先把两位女同志安排在这里。男同志以后也陆续搬出来。日本佔领香港后,放假三天。这三天发生了什么事?没人报导,以后也没记录。我们后来听说,一天来了2个日本兵,到旅馆要找姑娘。万幸我们早走了1步。

我们怎么办?是等还是走,大家都没有主见。香港这时物价飞涨,粮、油、菜都贵的要命,而工业品又便宜得没人买。后来得到一条出路:香港的盗匪帮有人可以带我们离开这里,就是走。要走好多天,到内地的广东惠州。条件是我们要拿出一笔保护费。这一路他们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的行李,每人一件不可太大,可由他们运。这件事我们一起商量,各有不同想法,特别是要用腿走,女同志可以吗?最后决定:走。

1942年2月初,我们六人再加上在香港遇到的抗团同志,有吕乃灏、孙克敏、宋显德和宋的亲戚宋允泰,共计十人。走了八天到了惠州。这八天里,遇到一次抢劫,枪劫的是日本兵。那是路过封锁线之际。这八天,我们是有什么就吃什么,晚上,有屋子就睡屋里,没屋子就露宿街头。半路上看到不少逃难的,也看到遇难的死人。总之,我们是平安地离开了香港。

在惠州正赶到春节,以后又乘了八天船。到了河源。又转乘汽车去韶关。在韶关才有政府的组织。我们得到通知,说:方佩萱和石月珍的身份泄露,不能再去上海,于是我们把她俩送到柳州。她们与宋显德等人去了重庆。我们转道去浙江金华。我们在乘汽车的路上,碰到广东百年不遇的大雪。有个广东人说他这一生还第一次看到下雪。

在金华遇到从上海来的钱致伦。他和孙若愚被法工部局逮捕后,又被引渡到日本宪兵队。在敌人残酷的刑讯下,吃了不少苦。因为没有口供,被营救出狱。这时又值敌人发动浙东战争,金华不久沦陷。我们坐在拆除铁轨的最后一班火车离开金华,到了江山才与军统的单位相遇。这时抗团有个暑期训练班成立,要我回去参加。到这时我不得不和袁汉俊别离。同时,袁汉俊带着几位同志在军统的帮助下去到上海。我和钱致伦去暑训班。

1942年冬天,军统要我去上海为他们办一件事。1943年1月中旬,我到了上海。我见到申质文,他告我电台被破坏了,还说袁汉俊去了天津。我按着规定的办法给汉俊写封信,希望他回来。过了几天,天津的郑有溥来上海。这人我听说过,但未曾会过面。他和申质文、向传纬见面时,我也参加。我们正在一家饭馆吃饭时,突然许多便衣将我们包围。我们就被押送到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我在被审讯时,我不承认我是祝宗梁。日本宪兵说有人都供出来了,他还把他的记录给我看。我在上面看到有“蔡世光”几个字,我知道了是郑有溥出卖了我们。不但我们上海出事,连天津抗团也出事了,袁汉俊也一定被捕。蔡世光是我和汉俊约定的我的名字,给天津的信就是用这名字写的。在以后的审讯中,我一口咬定我不是姓祝。因我有张身份证,名字叫张志宏,其实这是花钱买的。日本宪兵是相信他们的审讯方法,在拷打中是没有不招供的。经过三天的拷打,还用了灌凉水、火烧、泡在冷水里等,我始终说我是张志宏,他们把我弄错了。就这样他们就对我定了案。上海抗团这次有9个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申质文受刑最重。罗长光、向传纬也相当厉害。从前军统的毛森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被敌人逮捕。他就投降成为日本宪兵队的特务队队长。专门帮助敌人逮捕共产党。与此同时,他暗中仍和重庆有秘密联系。3个多月后,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三人被毛森保释,其他几个就教育释放了。

陈肇基在1942年从北平的敌人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回到天津又准备把从前的抗团恢复。他做了些联系工作,但感到没有力量的支援,无法坚持很久。于是他去到界首,和抗团在界首的联络站的沈栋取得联系。沈栋当然热情支持,同时还说袁汉俊在上海,并将联络地址都交给了陈肇基。过去陈肇基就与袁汉俊相识,现在又是旧友重逢,他当然很高兴。他没回天津就去上海找到袁汉俊。经过他一说,袁汉俊就同陈肇基去了天津。就在他们恢复抗团组织的同时,遭到齐文宏、郑有溥的叛卖,以致全[www.61k.com]部被破坏。这2个叛徒,齐文宏是主谋,但他与抗团关系不深。郑有溥是他妹夫,曾在组织里担任一部分的责任。这次天津抗团大约有二十多人被捕。袁汉俊在香港自首时就有底案,敌人肯定饶不了他。自抗团开始,汉俊就是个骨干,他知道抗团所有的事。真不敢想象,他在敌人多么残酷的刑法面前,吃了多少苦。我们相信,他是坚决保护了抗团的机密,上海抗团只有九人被捕,这只是由郑有溥牵连到几个人,还有许多都没有出事。他不跟我一样把一切都赖掉,有那么多人都认识他,这都是人证。最后听说他在临刑前,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他把身 上的皮衣给了他,他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

2009年9月

应该说,正是这段文字,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这些在敌后的抵抗者,是用怎样的英勇和机智,用他们的热血和赤诚,保卫着这个民族的生存。

在我所得的资料中,这些曾经奋起抗争的人们,来自完全不同的组织,有着完全不同的信仰,但是,他们有着完全相同的一点,那就是他们热切地爱着这片土地,爱着这个饱受欺凌的民族。

那么,用怎样的形象,才能描述我心中的那些勇士们呢?

用007是不贴切的,中国抗战的牺牲和残酷不是英国的浪漫可以容纳。

我想,就是袁汉俊烈士牺牲前被他的战友和亲人反复记忆的那一幕吧。那是极其朴素的文字 –

他在临刑前

他看到一位狱友冻得在那里发抖

他把身上的皮衣给了他

他自己只穿了单衣走向刑场。

一时间,有1种无言的冲动。

我们不是1个残虐的民族,我们不喜欢暴力和强横。

我们抵抗,我们反击,我们流侵略者的血,只因为我们心中有对1个民族,有对人类的不可磨灭的深爱。

在南京日本领事馆的酒宴上下毒,要为三十万死难同胞报仇的詹长林老人,在九十三岁高龄之际面对记者,用拐仗使劲剁着地说:“我是诚心诚意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我要报仇呀!我要我的祖国呀!”

国破家亡的时候,中国特工在行动,这就是大爱之杀。

萨苏 2010-4-15 于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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