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 简介，《中国经济时报》-影响力

《中国经济时报》（China Economic Times）创刊于1994年，是一份以经济为主的综合性日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其办报方针为“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日读者近百万人次，年读者人次逾2000万，读者对象为国际国内政务和商务人士，有较强的消费影响力。

中国经济时报_《中国经济时报》 -简单介绍

[www.61k.com]《中国经济时报》(ChinaEconomicTimes)创刊于1994年，是一份以经济为主的综合性日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拥有1大批国内外知名的经济

学家以及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其主要职责是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咨询，并向国务院提供决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国经济时报》准确、及时地报道中国经济运行及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支持。

创刊以来，《中国经济时报》一直遵循“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办报方针，努力为中国和世界读者提供前瞻性的权威信息，在中国官员、学者、企业家阶层拥有稳定的读者群，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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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ResearchCentreofTheStateCouncilofP.R.China)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在中国和世界都有相当的知名度，拥有1大批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以及高素质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其主要职责是从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咨询，并向国务院即中央政府提供决策建议。中心的研究咨询工作着眼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和长期性问题，并把宏观与微观、长远与当前、战略与策略、国际与国内、改革与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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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小议中国“假日经济”对经济的影响

摘 要：随着我国实行“五一”、“清明”、“十一”、“春节”等小长假制度，“假日经济便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假日经济这个词在经济学教材上没有出现，但是它的威力不容小觑，面对一个个小［www.61k.com）长假，人们都希望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假期，各大商家们也正好抓住“黄金周”想方设法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如何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而绞尽脑汁。本文，主要谈谈假日经济的概述，假日经济的成因及现状，假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假日经济”对经济方面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假日经济；现状分析；经济影响
一、假日经济概述
假日经济是指人们在节假日集中消费，从而引起销售猛增、市场火爆的经济现象，是对与节假日集中消费 有关现象的概况和反映。因此，假日经济的实质就是假日消费经济。
根据需求层次的不同，假日消费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分别有第一类，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层次的消费如购买衣服、食物等；第二类，为了满足健康娱乐层次的消费如旅游、个人爱好、体育等；第三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层次的消费如图书知识的技能学习活动；第四类，为了满足精神需要层次的消费如赠送礼品、公益活动等。第一类和平时的普通消费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在时间上相对集中，后三类是在假日经济中较为集中的需要。根据供给方面来看，假日经济就主要与旅游、体育、娱乐、闲暇教育、兴趣爱好相关的闲暇产业有关。
二、假日经济的成因
第一，从社会的整个大背景来看，假日经济是国家为了刺激消费，国家上调工资，人们经过多年的储蓄积累有了一定的消费能力；
第二，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看，人们的需求从低层次逐渐向高层次，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因此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我国传统的是过节必在家里度过，随着人们的货币积呕累到一定程度，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现在过节是鼓励外出旅游，既可以调节生活节奏，又可以增长见识。所以有了现在的旅游热、购物热、娱乐热。
第三，我国节日放假办法改革之后，消费者们有了时间和货币这个充分必要条件，将有钱与有闲统一起来，使得“假日经济”成为实现现代消费的重要方式。参与到旅游、娱乐、购物中去。
第四，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的生活格局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住宅逐步移向城市边缘以及郊区，使居住区与商业区相隔离，工作日人们忙着上班，没有时间进行购物，就把购物、娱乐、玩耍、休闲等消费全部集中到节假日，从而使得“假日经济”产生。
第五，根据中国人的消费心理来看，中国人传统观念就是重视节日消费，平时家庭的开支省吃俭用，过节时对外一定要讲排场，体体面面的，通过节日来显示家庭的富有、幸福、美满。对内是通过节日来增强家人的凝聚力、向心力。正是因为中国人重视节日，为消费提供动力，使得假日消费就变成现实。
三、假日经济的现状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2015年节假日全国安排是元旦（3天）、春节（7天）、清明节（3天）、劳动节（3天）、端午节（3天）、抗战胜利日（3天）、中秋节（2天）和国庆节（7天）。
从国务院的安排来看2015年的这些小黄金周、黄金周，已经度过的元旦、春节、清明节和劳动节我国的居民们在假日里的消费情况以及商家们在黄金周如何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绞尽脑汁。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银联1月4日发布的元旦假期银联卡跨行交易数据显示，与2014年元旦仅有一天假期相比较，今年的元旦三天小长假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增幅达到23%，其中1月1日当天，银联卡交易总笔数和总金额分别为7884万笔和1037亿元，成为了有史以来元旦的交易最高峰。银联卡的境外交易金额同比增长38%，交易笔数同步增长79%。数据显示，在元旦期间相比平时，餐饮、购物类交易笔数同比增幅均超过45%。
2015年春节长假期间，根据旅游局统计显示，探亲访友与旅游叠加，旅游需求旺盛，形成了出行高峰。上海市接待游客38027万人次，同比增长48%，旅游收入3749亿元，同比增长49%；江苏省纳入统计的12家景区共接待游客29808万人次，同步增长16%，事先旅游总收入962252万元，同步增长75%；山东省17市共接待游客14802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19%，旅游综合收入1207亿元，同比增长158%；吉林省春节期间接待游客77089万人次，同比增长1553%；旅游总收入6182亿元，同比增长204%；湖南省共接待游客144217万人次，同比增长1818%；辽宁省同接待游客14784万人次，同比增长117%；旅游总收入1038亿元，同比增长124%。根据数据的显示我们可以看出出行旅游的人数、消费总的都在增加。
2015年五一小长假有数据陆续报道，我将对其中部分数据进行摘要，如三亚免税店小长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0%，客单价超预期；三亚免税店实现营业收入4186万元（日均1395万元），同比增长804%；购买人次9600人次，客单价达到4360元（超预期）。
各大商家在节假日也采用不同的营销手段吸引顾客的眼球，买就送，满就减等促销手段，刺激老百姓的消费神经，老百姓在平时对于住房、建材、家具、家电等都处于观望状态，争取在节假日享受折扣，这也就进一步促进了假日经济。
四、我国假日经济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国的节假日消费都拉动了内需，普遍出现的是节假日疯狂的消费，给上班一族带来很大的压力，在假期大量购物、请客吃饭、旅游、娱乐消遣等样样都得花钱，印证了一句话就是“节日拼命花钱，节后拼命挣钱。”
其次，节假日外出消费的质量比平时差。这都源于节假日的人流太多，人员与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比如说，餐饮业节假日期间不论大小的食店都比平时的客人要多，工作量要大，而工作人员的精力是有限的，故照顾不周也不少见了。甚至在有些地方面对陌生的客人宰客，这个现象在三亚比较突出。第三，由于法定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政策放开，大量的家庭小轿车都开出进行自驾游，无形就造成车流量增加，交通拥堵，每次节假日期间网上都会报道某某地方出现几连环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等等信息。如果没有私家车的，坐公共汽车、火车等排队时间需要提前很久。
第四，节假日期间外出旅游，订机票、车票、住宿困难；游客素质较差，每次节假日期间都会在新闻上看到某某风景区出现垃圾多少。比如，2014年的五一小长假天安门广场环卫工人清扫垃圾1768吨。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假日经济其实是不经济的。
五、解决假日经济存在问题的对策
第一，正确引导我国消费者的消费观，不要在节假日看到商家的营销手段、爱面子等就盲目的消费。第二，针对节假日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建议相关部分做好相应的管理工作，提高服务质量，享受真正的假日经济。第三，节假日时间太过集中，外出旅游客流量大，自驾游增多，交通拥堵甚至交通事故增多的情况，建议国家是否实行各单位自行制定小长假分流，交通部门随时负起相应的责任，减少交通堵塞，交通事故。
第四，旅游景区增设中低档的酒店，搞好规划涉及，实现景区分流。让景区能够更好的接待客人。旅游局也应该思考，旅游业不仅仅依靠小长假，还要制造出更多的景区亮点吸引游客，进行游客数量的限制。
第五，提高国民素质，到旅游景区不破坏那里的生态环境，不留下污染环境的废品，使生态环境得到保护，能够得以持续发展。
六、结语
假日经济是老百姓们在节假日里进行购物、娱乐、旅游等等方面的消费，尤其是在旅游方面拉动了我国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让大家有了一种走出去的意识，出去学习知识，增长见识。我们要利用假日里的正确消费，促进经济增长，不要让假日经济变成了假日不经济。（作者单位：1.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2.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 刘浩宇.“假日经济”初探[J].商界论坛，2012，28：189.
[2] 张苏阳.“假日经济”的经济分析[J].今日南国，2010，145：79-80.
[3] 李艳蕊.春节假日经济现象探究[J].经济纵横，2013，08：151-152.
[4] 吴立平.对“假日经济”的理论思考[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89-92.

三 : 低碳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论文

摘要：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保障能源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途径，已得到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世界经济加速向低碳化深入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实现全球减排目标、促进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主要发达国家凭借低碳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加紧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构筑世界新一轮产业和技术竞争新格局。我国传统的高碳经济和外贸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向低碳经济转型势在在必行。

［www.61k.com)关键词：低碳经济

一、主要发达国家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构筑全球竞争新格局

(一)大规模投入低碳领域，促经济复苏，培育新增长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和日本推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都将低碳领域作为投资的重点。

1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绿色新政，培育新能源产业。

2009年2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实施总额为7872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内容包括开发新能源、节能增效和应对气候变暖等方面。其中，开发新能源为核心内容，与开发新能源相关的投资总额超过400亿美元，按计划，在未来三年内，美国可再生能源的产量将翻一番；制定严格和实施的汽车排放标准，大力促进绿色建筑等的开发，以及建设全新的智能电网；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发展低碳经济，在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问题上掌控主导权。奥巴马政府以开发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新政并非仅追求经济复苏的短期目标，更着眼于经济的未来，培育新能源产业，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重振美国经济。

2欧盟促经济复苏与低碳经济转型战略结合。

在德国、英国等多个欧盟成员国先后出台本国经济刺激计划后，欧盟委员会为协调各国行动，最大限度发挥各国经济刺激举措的潜力，以形成规模效应，于2008年12月，推出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约合252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为实现欧盟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20％目标”(2007年，欧盟提出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将可再生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提高到20％，将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减少20％。)的投资为480亿欧元(约合605亿美元)，显然，欧盟把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机会的短期措施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中期战略结合起来。2009年3月，欧盟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1323亿美元)，用于绿色经济建设，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抵制全球气候变暖，并稳固欧盟在环保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

3日本投资低碳革命。

2009年4月，日本公布总额为15.4万亿日元(154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紧急对策，稳定就业和金融体系；投资未来，着眼于今后的增长战略；以及刺激日本的活力等方面。投资未来的核心内容就是低碳革命，投资规模达1.6万亿日元(合160亿美元)。目标是到2020年太阳能利用达到世界第一；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规模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在世界上最早实现普及环保汽车；推进低碳交通革命，发展世界最先进物流；成为资源大国，领导世界低碳再循环潮流。

(二)制定和实施中长期战略规划。主导世界低碳技术和产业发展。

低碳经济作为新的发展模式，成为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力。主要发达国家凭借低碳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势，制定和实施发展低碳经济的中长期战略规划，力图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增长中获得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1美国立法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发展清洁能源，向低碳经济转型。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竞选之初就明确表示，将在美国实行温室气体减排、促进清洁能源及能效领域发展、并且重返国际气候谈判舞台，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是美国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明确规定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到2050年减少83％。自2012年起开始实行温室气体总量控制与排放权交易制度，发电、炼油、炼钢等工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将逐步减少，超额排放需要购买排放权。到2020年，电力生产中至少15％为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另有5％通过节能措施减少能源消费，两项相加必须达到20％。投资1900亿美元用于发展新的清洁能源技术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储存、电动和其他先进技术交通工具、基础科学研发等。《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构成了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法律框架，表明美国在气候变化政策基调上的根本性转变。

2欧盟推进低碳经济转型，要引领世界低碳技术发展。

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欧盟国家走在了世界前列。英国是低碳经济最为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了推进低碳经济转型，英国发布《2008气候变化法案》，规定到2050年温室气体削减80％，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立法的国家。2009年7月，英国政府发布《低碳转型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世界上首次将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进行预算式控制和管理，确定“碳预算”指标，并分解落实到各领域。《规划》要求英国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2008年水平的基础上减少18％，即相当于在1990年排放水平的基础上减少34％。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的份额，其中40％的电力来自绿色能源领域，这既包括对依赖煤炭的火电站进行“绿色改造”，更重要的是发展风电等绿色能源。在住房方面，英国政府拨款32亿英镑用于住房的节能改造，对那些主动在房屋中安装清洁能源设备的家庭进行补偿。在交通方面，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要在2007年基础上平均降低40％。同时，英国政府还积极支持绿色制造业，研发新的绿色技术，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确保英国在碳捕获、清洁煤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规划》标志着英国政府正主导经济向低碳转型。

欧盟委员会在平衡与协调各成员国的基础上，于2007年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三个20％目标”。2008年12月，又通过为实现“三个20％”的目标而制定的欧盟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该计划包括欧盟排放权交易机制修正案、欧盟成员国配套措施任务分配的决定、碳捕获和封存的法律框架、可再生能源指令、汽车CO2排放规划和燃料质量指令六项内容。目前，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已经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将会推动欧盟经济继续向高能效、低排放的低碳方向转型。

2009年10月，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在未来十年内增加500亿欧元(约合630亿美元)发展低碳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供应安全方面的挑战，保持欧盟的经济竞争力。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这项立法建议，欧盟发展低碳技术的年资金投入将从目前的30亿欧元增加到80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已联合企业界和研究人员制定了欧盟发展低碳技术的“路线图”，计划在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二氧化碳的捕获和储存等六个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发展低碳技术。

3日本政府主导建立低碳社会。

日本是资源稀缺国家，历来重视节能减排。近年日本政府在大力推行节能减排计划的同时，主导建立低碳社会。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低碳社会是日本发展的目标”，即著名的“福田蓝图”，它包括低碳发展的技术创新、制度变革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中提出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是：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量比目前减少60％至80％。“福田蓝图”标志着日本低碳战略的形成。2008年9月，日本政府通过《建设低碳社会行动计划》，为实现“福田蓝图”确定了数值目标及日程。特别是在2020年前实现回收二氧化碳并进行地下储存的“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的应用，为实现“低碳社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2009年4月，日本公布《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绿色经济。这份政策草案除要求采取环境、能源措施刺激经济外，还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等中长期方针，其主要内容涉及社会资本、消费、投资、技术革新等方面。此外，政策草案还提议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和征收环境税等。这份政策草案如能获得通过并实施，将使日本环境领域的市场规模从2006年的70万亿日元(约合7100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20万亿日元(约合12000亿美元)，相关就业岗位也将大大增加。通过环境保护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绿色增长”。

二、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未来受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影响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附件一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中，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为保证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种灵活减排机制，即排放贸易机制(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这三种机制在本国以外取得减排额，缓解国内减排压力，以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项目合作获得减排的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温室气体减排权成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目前，全球碳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配额的交易，在“总量控制与交易”体制下，对有关机构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进行交易。市场主要包括各自独立的三个体系：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澳洲新南威尔士(NSW)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均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二是基于项目的交易，亦即将可证实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用于交易。市场主要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行机制，前者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后者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展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能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并将所获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CER)出售给有减排要求的发达国家政府或机构。

(一)全球碳市场交易规模迅速扩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占主导地位。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5—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年均增长126.6％。尽管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基于项目的清洁发展机制一级市场交易额下降，但二级市场依然活跃；基于配额的交易仍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全年交易额达到1263.5亿美元，比2007年的630.1亿美元增长100.5％，超过2005年交易额的10倍。从全球碳交易量来看，也呈快速增长的势头，2005—2008年年均增长59.5％。2008年，全球碳交易量达到48.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比2007年的29.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长61.4％，是2005年交易量的3倍。世界银行预计2012年全球碳交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在全球碳交易中，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一直占主导地位。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交易额为919.1亿美元，交易量为30.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87.3％、50.1％，占全球的比重分别为72.7％、64.2％。清洁发展机制仅次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其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占全球的26％和30.3％。从市场规模上看，清洁发展机制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清洁发展机制的增速不可小视，2008年，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分别比2007年增长154.5％、84.5％，远超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和全球碳交易的平均水平。

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清洁发展机制是目前比较有效和成功的方法。减排成本的巨大差异，使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同时，也促使其自身技术的创新和在出口，因而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是目前清洁发展机制下项目交易的主要供给方，2008年占全球的比重高达84％，印度和巴西位列第二和第三，占全球比重分别为4％、3％。

(二)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兴起，全球统一市场和规则尚待形成和制定。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有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荷兰Climex交易所，奥地利能源交易所(EXAA)、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欧洲能源交易所(EEX)、意大利电力交易所(IPEX)、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和北欧电力交易所(Nordpool)等8个交易中心，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二阶段(2008-2012年)和第三阶段(2013-2020年)的安排中，欧盟继续逐步加大减排力度，并将减排限制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如航空业)。此外，欧盟还打算在第三阶段时，在配额分配中引入拍卖机制，以提高碳交易的效率。

美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体系，但已有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东部及中大西洋10个州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加州全球变暖行动倡议等区域碳市场，进行配额交易和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量交易。早在2000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推出2012年后美国碳交易期货产品，并已开始交易。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规定要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政府为发电厂及工厂等设定碳排放量上限。其中85％的限额由政府免费配给，余下的15％限额由各公司购入。只要排放量低于上限，就可以转售限额，借此鼓励企业减少碳排放。美国全国碳交易市场有望以该法案为基础形成。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交易体系于2003年1月正式启动，它对该州的电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门规定排放份额，对于额外的排放，则通过该碳交易市场购买减排认证来补偿。2007年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执政后，加入了《京都议定书》，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制定了澳大利亚国家减排措施与建立碳交易体系计划，暂定2011年推行。

亚洲地区碳交易起步较晚。新加坡贸易交易所于2008年7月初成立，计划推出核证减排量交易。香港交易所已经开始研发排放权相关产品，筹备温室气体排放权场内交易。日本环境省曾表示日本正在制定一个类似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总量管制与配额交易，但推出时间未定。

随着低碳经济政策的逐步成熟和完善，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发展自己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欧盟于2009年1月提议建立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将其作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内容之一。显而易见，欧盟要主导未来国际规则的制定。虽然欧盟承诺扩大其排放交易体系，吸收其他发达国家加入，但要形成全球统一碳交易市场，尚需时日。

(三)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影响全球碳交易发展趋势。

未来全球碳市场的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谈判结果，即达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减排协定，以取代即将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此结果将对欧盟、美国等国家的气候政策的制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些政策正是未来全球碳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

自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巴厘行动计划”并启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以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严重分歧，迄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2012年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表现消极，对发展中国家一直呼吁的发达国家提供环保技术和资金支持等也不愿列入谈判议题，相反却试图给发展中国家制定难以接受的减排目标。鉴于目前的谈判形势，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高官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恐难达成新的减排协定。

但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减排的日益重视，让人们对全球碳市场发展的前景仍充满了期望。在2009年低碳博览会上，由国际排放交易协会(IETA)发布的《温室气体市场民意调查》显示，碳市场各利益相关方都期待全球碳市场的蓬勃发展。

三、发达国家纷纷实行碳税政策，威胁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

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将通过世界经济贸易的传导机制，给尚未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带来影响。目前，备受关注的是美欧发达国家欲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实施所谓的碳关税，此举将改变国际贸易竞争格局，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构成严峻挑战。

(一)碳税：发达国家促进国内企业减排的主要政策手段。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手段，包括排放税(能源税、碳税)、排放权交易等，其中，征收碳税最具市场效率，因而受到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崇。碳税制度最早由芬兰于1990年开始实施，此后瑞典、挪威、荷兰、丹麦、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德国、英国、瑞士等也相继开征碳税。综观这些国家的碳税政策和实践，可以看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把环境政策与税收政策相结合，把碳税作为环境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其在各国绿色税制改革中充当重要角色。碳税一般是对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按其含碳量设计定额税率来征收的。建立碳税制度，将燃料成本内部化，并以此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可以使企业根据各自的成本选择控制量。但碳税政策对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不利影响。开征碳税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尤其是钢铁等能源密集型部门，使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降低甚至丧失。为抵消碳税给企业带来的经济负担，各国通常免除能源密集型部门碳税，或实行税收返还优惠政策。

(二)碳关税：发达国家力图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挂钩。

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从不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此前，法国政府也建议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欧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试图通过碳关税这一贸易措施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后京都国际气候谈判中承诺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如果不设立具体减排目标，则美国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欧盟也会仿效。

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使气候成本内部化，将改变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使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下降甚至发生逆转。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对各国各部门碳排放的统计，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所含的碳排放量是最高的。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实施碳关税，中国的出口商品将受到更大的冲击。目前机电、建材、化工、钢铁等高碳产业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作为“高耗能产品”品类之一，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机电产品1528.6亿美元，约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61.％。显然，征收碳关税在短期内对上述行业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谓碳关税，实则为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形式。总的来看，发达国家将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准。发展中国家高能耗、高排放、低能效的生产模式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其产品出口势必越来越频繁遭遇绿色壁垒，并由此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可见，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所拥有的竞争优势，以及他们制定低碳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将影响国际贸易格局，从而为发展中国家“高碳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障碍。

四、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和贸易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世界低碳经济趋势深入发展，传统的高碳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应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低碳经济发展，积极借鉴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经验，逐步建立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框架。

(一)加快研究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

发展低碳经济，技术创新是根本，制度创新是保障。结合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工作目标要求，借鉴和吸收低碳经济的先进理念，深入研究和制定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推动社会经济朝着低碳方向转型。公务员之家:

(二)加强低碳经济体制机制建设。

开展低碳经济试点示范，探索建立适应我国国情、支持低碳经济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寻求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建立碳交易市场机制是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手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可试行碳排放强度考核制度，在特定区域和行业内开展碳排放交易。国内区域性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需要结合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同时考虑高中低碳排放区域。目前，长江三角洲和珠江山角洲制造业集中，也是高碳排放集中区，可先行建立试点碳交易体系。先从区域入手探索碳交易是循序渐进的一个选择，而行业碳交易的阶段性探索，初期可选择能源、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等行业试点。

(三)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要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产业政策，严格控制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推进能源节约，重点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等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

(四)构建绿色贸易体系。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发展低碳经济必将和国际贸易联系起来，国际贸易规则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框架下将会有所调整。我国应适时调整贸易政策，绿化外贸出口商品结构，适当限制高能耗产品的出口，并扩大工业制成品进口，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外贸发展模式。调整和修改我国某些不合时宜的外贸政策法规、环保政策法规，使其适应国际市场绿色贸易发展的趋势，并充分体现我国要履行的国际环保公约的义务，综合考虑贸易活动中环境影响、气候成本内部化等问题。

(五)积极参与低碳化的国际合作。

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性的，因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要依靠经济、知识、技术和治理的全球化。我国经济已经融入到世界经济中，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不仅要强调自主创新，也要积极开展国际技术合作，通过共同研发，合理转让等方式提高国内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尽快缩小与先进低碳技术方面差距。

(六)激励企业从事低碳生产和经营。

应对气候变化所推动的低碳技术和产业的新兴与发展，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未来的企业竞争必定是基于低碳产品与技术的竞争。政府应通过低碳产业规划、财政税收的扶持、金融融资的支持，引导企业进人低碳产业、发展低碳产品。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建立低碳领域的技术创新机制，力争在清洁和高效能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在国际碳减排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

四 : 解读安倍经济学:中国所受影响及应对之策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 孙国峰

　　安倍经济学涵盖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和经济改革“三支箭”。从日本当局的意图看，第一支箭是核心，旨在以超宽松货币政策压低中长期国债收益率，刺激私人投资和企业盈利预期，推动资产价格上涨并增强财富效应，以财富效应和通胀预期刺激消费，通过投资和消费联动提振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财政刺激和经济改革提供助力，加快经济复苏的正向循环。

　　市场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应

　　由于4月4日公布的第一支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规模远超市场预期，加上日本出口改善、今年第一季度GDP增幅达到3.5%，日股上涨与日元贬值相互联动，日经225指数曾上涨了29%，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贬值了10.3%至103.74日元，而受央行通胀目标影响，基准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0.33%的历史低点迅速攀升，5月23日一度突破1%，出乎日本当局意料。由于6月5日公布的第三支箭回避劳动力市场改革(据估计日本企业冗员多达460万人)，也未涉及商业团体企盼的全面下调税率，市场对安倍经济学的信心由强转弱，日本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至6月21日日经225指数回调17%，日元对美元汇率反弹5.9%至97.9日元，日元贬值利好和股市上涨的财富效应迅速缩水，但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徘徊在0.9%左右，是第一支箭公布前的两倍多，这也是日本当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安倍经济学存在内在矛盾

　　安倍经济学一度增强市场信心，日本出口和实体经济也确实受益于去年9月以来开始的日元新一轮贬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的大幅波动，安倍经济学的内在矛盾也逐渐暴露。

　　一是第一支箭存在内部矛盾，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预期与压低市场利率之间的矛盾。日本央行提出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目标，如果市场确信如此，则名义利率将随通胀预期升温而上升，这与央行购债试图压低国债收益率存在内在矛盾，一旦投资者担忧利率上升而抛售日本国债，国债收益率就会逆央行之意上升，此时如果央行出手干预，国债收益率就会大幅震荡，短期内利率上升和大幅波动均不利于稳定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事实上，日本主要银行4月份已抛售所持国债的11%。

　　二是第一支箭和第二支箭之间的矛盾，即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高通胀和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市场普遍认为，如果2%通胀是在实际经济增长的伴生下实现的，那么利率上涨是好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增加有望覆盖因利率上升而增大的国债利息支出，财政状况总体是趋于改善的。但如果由于货币因素迅速推高通胀预期，使得利率上涨先于经济复苏，抑制消费和投资，反而会恶化财政状况。日本国内抵押贷款利率已连续2个月上涨，很明显，这些不受欢迎的利率上涨受到了市场对通胀担忧的推动，而不是由实体经济复苏和逐步实现全面就业驱动的受欢迎的利率上涨。

　　美国等推行QE的高负债国家也面临类似矛盾，但日本的矛盾更加突出。第一，日本债务负担沉重，对利率上升的容忍度较低。日本政府负债高达GDP的230%，庞大的利息支出使日本财政对利率上升的容忍度较低。国债收益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每年政府利息支出将增加10万亿日元，相当于年预算收入45万亿日元的22%，在此情况下，日本第二支箭财政刺激还要加大举债力度。投资者担心长期收益率上升对财政支出造成冲击，导致债市遭遇循环抛售，加快利率上升。对比而言，美国政府负债率低于日本，财政状况也在趋于好转，因为这方面问题不突出。第二，日元尚不具备美元的最主要储备货币地位。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在美联储接连加码QE的同时，欧债危机发酵等风险因素驱使全球资金流入美国避险，客观上抑制了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上行。虽然日元也是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也有类似美元的避险需求，但资金流入日本的动机更多是套利而非避险，因此外国资金流入对压低日元国债收益率的作用不如美国明显。

　　三是第一支箭和第三支箭的矛盾，即货币政策难以解决日本经济结构问题。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第一，人口老龄化严重。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比高达25%，预计2030年老龄人口比重将提高至35%。老龄化问题抑制消费和社会创新，降低政府税收收入的同时，也在加剧财政支出压力。第二，社会投资需求不足。日本缺乏新的技术变革，国内缺乏投资机会，“广场协议”后经济崩溃形成的负债恐惧症和历史形成的财团经济垄断社会资源，也抑制了社会创新和企业投资，2000年以来日本私营部门非住宅投资年均增幅仅为0.8%。第三，私人部门融资需求不足。经过近十年来持续去杠杆化，目前约一半上市公司基本零负债。从好的方面看，这说明日本企业资产负债表已经变得非常健康，但从另外方面看，即使宽松货币政策压低利率，并通过日元贬值增加出口企业利润，可能也难以有效刺激企业增加融资需求，扩大国内投资。这同时也表明了当前日本利率上升更大程度是受到通胀预期的推动。

　　总体而言，安倍经济学这三支箭，关键在于质化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能否成功还取决于第三支箭能否切实增强日本经济的火力和弹性。只有这样才可能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 管涛

　　2013年4月初，日本央行决定实施“质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用两年左右时间将基础货币投放规模扩大一倍并达成2%的通胀目标。日本大胆的货币政策将全球QE推向了1个新高潮。

　　QE不断加码对中国形成负溢出效应

　　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QE不断加码已对中国形成了负溢出效应。

　　外汇储备增长居高不下。2009-2011年，在经常项目顺差逐年回落的情况下，剔除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影响的外汇储备增加额(下同)年均达4121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同期资本项目保持了大量顺差，其中，非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净流入对外汇储备增加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年均为19%，而此前连续三年负贡献。2012年，受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出现“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的新格局，经常项目顺差较上年增加，而外汇储备增长显著放缓。2013年一季度，随着美欧日纷纷启动无限度QE，国内经济触底回升，中国国际收支再现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外汇储备增加1571亿美元，同比多增1.1倍。

　　境内企业无风险套利增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持续低利率、宽松流动性的外部环境下，境内外利率差异明显、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境内企业在大部分时期采取“资产本币化、负债外币化”的财务运作，尤其是在贸易项下。主要表现方式，一是境内外汇存款增势放缓、外汇贷款上升加快，使得银行调整外汇资金摆布，减少对外资产运用、增加对外负债规模。二是企业跨境贸易融资上升，即进口延付、出口预收行为增多，据调查，2009年以来，企业通过银行开展的境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进口贸易融资余额迅速上升。2013年初，部分企业甚至通过循环进出口的方式，利用境内银行远期信用证从境外融资、并调回境内运用，在无实际贸易需求的情况下单纯套取境内外汇差、利差。目前，上述操作在有关部门加强监管下已明显收敛。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复杂性增加。2005年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截至2013年5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34%、24%和20%。其中，2009年以来对美欧日货币分别升值11%和24%和20%，反映了全球QE的重要影响。近期中国经济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2013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7%，低于市场预期。与之对应，跨境资本净流入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却有增无减。如果顺应外汇供求关系，让市场自主调节，则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过度升值，对中国出口及相关的涉外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如果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又会提高央行的市场干预程度，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也不利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1步推动。同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逐步开放、自由可兑换的资本账户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定方向；另一方面，近年来面对宽松货币环境下的国际资本大进大出，许多新兴经济体又开始采取各种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包括已宣布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发达国家(如瑞士干预本币升值，欧盟拟征收金融交易税)。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全球QE背景下，中国套利资本流入压力加大，外汇储备快速积累，形成输入性流动性过剩。2013年一季度末央行外汇储备资产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达82%。大量流动性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令中国一直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但受制于全球低利率环境，人民币利率无法正常化，导致国内实际利率长期为负，这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负利率降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限制其扩大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者受到的影响更大，这还将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改革。其次，负利率压低资金使用成本，催生过度的投资行为，继而引发产能过剩、需求相对不足等诸多问题，进1步加重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再次，负利率还容易刺激资产泡沫，使得过多的资本由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最后，负利率加剧金融监管博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滋生蔓延，积聚财政金融脆弱性。

　　日本QE从贸易和金融渠道对中国产生影响

　　人民币兑日元升值直接冲击中国对日进出口。1996年以来，人民币兑日元经历了四次较明显的持续升值。每次人民币兑日元升值都导致中国对日出口增速下滑。2013年前四个月，中国对日出口同比下降3.1%，而同期对欧出口仅下降1.0%，对美出口增长4.9%。但不同时期，进口的表现不尽相同。1990年代中后期和2000-2001年人民币升值期间，进口增速也随出口增速回落，中日之间的加工贸易特征较明显。但2005-2006年，人民币兑日元升值推动了进口增长，体现了近几年中日贸易方式的调整。本轮人民币升值尚未明显提升对日进口，说明国内需求变化等因素对进口的影响较大。此外，中国和日本在欧盟、美国以及东盟主要国家进口中的占比还没有出现此消彼长的走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和日本出口产品结构存在差异，日本的出口产品尤其是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较高，但日元贬值也会削弱未来中国制造业出口向高端转型和升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境外进口商调整采购地也需要时间。

　　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总体上升。宽松货币政策将提升日本金融机构及企业的放贷和投资能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金融项目资产净额，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证券投资和对外其他投资等)未降反升。日本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显示，2001年以来，日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始终保持净流出态势。并且，在2008、2009和2011年日本对外金融投资总体净回流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对中国的净流出。从结构上看，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渠道，近几年贷款等其他投资也有所增多。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截至2012年末，欧、美、日的银行业对中国的债权余额与2011年中期欧美主权债务危机恶化前相比，欧、美分别下降10%和14%，日本却上升20%；与2012年三季度末相比，日本银行业对中国债权余额增长5.2%，高于美国银行业3.8%的增速，欧洲银行业对中国债权余额环比略降。

　　中国来自日本的贸易融资净流入增多。2002年以来，中国对日进出口持续呈现逆差，但货物贸易跨境收支差额始终高于进出口差额，反映了中日进出口之间的贸易融资(包括出口预收和延收，进口预付和延付)总体表现为资金净流入中国。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者差距虽有所波动，但保持较高水平，2009-2012年年均276亿美元。这说明在大部分时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中国企业加快出口收汇、延迟进口付汇(有些可能是在中日关联企业之间)，已达到避险套利的目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融资不一定体现为资金流入增多，还会表现为资金流出减少，同样会在一定时期扩大资金净流入规模。如中国企业借用境外日本银行业的资金支付进口，替代自身的跨境支付等。上述差距的变化与日本银行业对华债权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印证了此类贸易融资行为的影响。2012年底起，中国对日的货物贸易跨境收支差额与进出口差额的差距重新扩大，2013年1-4月份累计53亿美元，反映了贸易融资净流入的增加。

　日本新QE发展的不确定性将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从日本过去十多年QE的经验看，仅有QE并不能换来经济增长。日本新QE虽然取得了日元贬值、股市上涨的阶段性成果，但最终能否提振经济也还是个未知数。首先，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目标冲突，如提高通胀预期将会导致国债收益率上升，与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缓解财政压力是一对矛盾。5月份日本股市、债市也出现震荡。其次，“安倍经济学”中结构改革和财政整固2大措施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如果金融运行长期与实体经济脱节，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还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不稳定因素。

　　安倍经济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

　　主持人：为复兴日本经济，2012年末安倍晋三首相上台后，开始在日本推行“安倍经济学”，“安倍经济学”想达到怎样的预期效果？能否成功？

　　贝塚正彰：安倍经济学要想获得成功，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如何使设备投资止跌回升？第二，如何提升工资水平？在物价上涨、消费税提升的背景下，工资如果不涨，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1个中长期需求不断扩大的光明预期，企业既不会增加工资，也不会投资设备。所以，今后如何创造出新的需求，这是1个重要的问题。

　　因此就需要第三支箭——经济结构改革。按我们的说法，实施“增长战略”，创造出需求，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金融政策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认为第三支箭才是安倍经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6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行“增长战略”。有人说，这一“增长战略”就像圣诞树一样，包含着很多东西。作为政府这一方，的确是把能想到的东西都尽量塞进去。此外，这次的“增长战略”并不是终点，而是出发点。在参议院大选结束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追加发布新的“增长战略”。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实施“增长战略”时，必须设定详细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再具体一点，我们还应设定1个KPI(关键绩效指标)，随时检查“增长战略”的实施进度，激发所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

　　接下来我讲一下财政的整固，其实第二支箭已经包含了财政整固的问题。金融要实施“大胆的货币政策”，财政上则要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所谓“灵活”是指，一方面要在经济有需要之际进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要在中长期推进财政的整固。6月14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的经济财政基本方针提出，“要在2015年之前，将基本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比2010年度减半，在2020年之前实现黑字化，然后稳定地减少债务余额占GDP的比例”。设定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指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明确的路径。我们今后将把这些路径作为“中期财政计划”进行发布。虽然这些具体路径没有包含在6月14日的基本方针中，但在参议院选举结束后、夏季到来前，我们将会制定、发布“中期财政计划”。

　　须田美矢子：“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同样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但是，目前日本身处悬崖之上，没有退路。如果希望获得生机，就只能实行增长战略。所以，第三支箭是最关键的。同时，还必须推进财政整固。这两点非常重要。日本处在危机的状况之中，对此，日本国民必须要有1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能单纯依靠政府或是袖手旁观。在认识到危机的基础上，个人、企业、政府都要齐心协力地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日本国民不能齐心协力，最终日本会被做空，主权债务危机高涨导致利率上升，从而陷入日元大幅贬值的危机之中。

　　贝塚正彰：我很赞成须田女士的观点。日本的结构改革到底能否实现，我作为政府一方的回答是，“我们坚信可以实现，并且必须实现”。比如，以前有人指出日本的债务状况很差，对此日本政府表示，“日本的消费税税率比较低，有提高的余地。只要提高消费税，债务问题的解决就有了1个开端”。但是，很多海外的有识之士认为，日本缺乏提高消费税的政治决心。关于消费税的提高，上届政府在任期间，3个主要政党取得了共识，最终也制订了相关的法律，我想这应该可以作为表明政治决心的证明。刚才须田女士指出，日本国民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其实国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大部分国民都已经取得了共识。国民整体也积极参与到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当中。比如，很多民间有识之士会参加日本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产业竞争力强化会议，并为增长战略和财政整固献计献策。另外，安倍首相还亲自对经济团体提出请求，请他们配合提高工资。当然，现在提升基础工资的企业还不太多，但是民间企业已经开始增加员工的奖金。政府和国民都已经开始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当中，并且今后也要继续强力推进。可以说，日本是把这当作上天赐予我们的“最后的机会”，是以这样决绝的心态进行努力的。

　　张季风：“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前两支箭射得较好，确实取得了短期的效果，现在我们非常关心的是第三支箭。前两支箭是短期的经济政策，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而言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第三支箭终于开始接触到结构性问题了，从设备投资来看，这确实与结构性问题相结合。刚才贝塚先生已经提到了眼下的结构性问题其实主要就是增加设备投资问题，安倍提出增加设备投资的具体目标是，从现在的63万亿日元提高到三年后的70万亿日元。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通过投资减税，或者是建立一些投资特区。我觉得现在日本的企业并不缺少投资资金，如果企业打算投资，即使没有减税它还是会投资，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日本国内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这是我的第1个问题。

　　第二支箭中提到的灵活的财政政策，具体的目标是在2015财年前，使基础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比2010财年减少一半，在2020财年前实现盈余。这一目标能不能实现？令人怀疑。在2007年之际，在小泉的结构改革的推动下，日本基础财政赤字已经达到了负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没有2008年秋季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或许在2011年能够实现盈余目标。但是现在的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与当时相比有很大不同，我对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表示怀疑。

　　另外，日本的职工工资近20年来长期处于负增长或零增长，这将直接影响消费。而个人消费占[www.61k.com)日本GDP的56%，占比非常大。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也已经提到要提高国民收入，将人均国民收入从现在的380万日元提高到2020年的530万日元。其实，安倍提出的所有目标都有1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到2020年日本的实际GDP要达到年平均2%的增长，名义增长率要达到3%。我对这一增长率能否实现表示怀疑，原因在于：从过去经验来看，2000-2009年日本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0.8%，而名义增长率更低，因为日本的GDP紧缩指数为负。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自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到2000年，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只有1.4%左右。而自2010-2012年以来，日本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1.6%，名义GDP增长率不足1%。所以，到2020年怎么能实现3%的名义增长率呢？如果这一前提不能达标，那么这些目标又如何实现呢？有可能会出现另1种情况，日本通过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通胀率达到了2%的目标，但国民收入没有上升，那么日本经济会出现1个更尴尬的局面。目前日本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

　　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

　　主持人：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不仅在短期内引起日元的快速贬值，也让日本经济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但是，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能够解决国内需求和经济增长势头疲软，长短期资源配置矛盾日益凸显，经济结构等问题呢？它的效果究竟如何？

　　刘瑞：日本银行新任总裁黑田东彦

　　是“通货再膨胀派”即“通货复胀派”的政策执行者，他与很多日本经济学家一起批判日本央行对货币宽松政策持消极态度，并称之为“日银理论派”。但是事实上日本央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次量化宽松政策实践中，“通货复胀派”强调“预期”的政策效果。那么，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预期即通货膨胀预期会给日本的通缩困境带来多大的作用呢？实际上我觉得解决通缩困境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增加无法由预期决定。

　　宽松的货币政策究竟对日本的实体经济能起多大的作用？虽然日本长期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日本企业的贷款额并没有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留存资金增加，但它们没有转化为投资的意愿，没有形成最优的资本结构，不能推动企业增长。所以，在此背景下，这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日本经济能起多大作用，还要看第三支箭的进展情况。

　　深尾光洋：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遇上了好的时机。首先，日本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下降，而核电站停运后进口燃料的需求却大幅度上升，这形成了日元贬值的市场环境。其次，企业的收益率在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但是并没有充分体现在股票价格上。所以以本次量化宽松政策为契机，股票价格大幅度回升。现在日经指数已经回调到一万三千点，从企业利润等因素来看，我认为这基本上是1个可以持续的水平。再次，量化宽松政策带来了日元贬值。在黑田行长就任之前1美元兑换80日元，现在1美元兑换90多接近100日元。我觉得这样的汇率水平也是可以维持的。最后，由于日本财政处于困境之中，上一任野田首相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提出提升五个百分点的消费税税率。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最终达成了一致，决定分2个阶段实行消费税税率提升政策。

　　如果要让日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政府支出与GDP的比例就必须维持现状，并且消费税税率需提高到25%以上。目前日本的消费税税率为5%，提高到25%只能分阶段完成。但是，消费税税率的提升又会使经济增长受到冲击。如果日本政府不能下决心实行分阶段提升消费税税率，或者延迟获得公共年金的年纪等政策，日本财政就不能获得收支平衡，日本财政破产的风险也会不断增加。那么，日本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吗？很多在野党指出不增税也能平衡财政收支，但是等他们当选之后，会发现只有增税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然后他们又会通过各种方式出台增税计划，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循环。

　　黑田行长上任后，日本银行进行了大幅的政策变更，包括量化宽松等。根据日银所发布的信息，日本未来两年会把基础货币从130万亿扩大到260万亿。目前日本央行所持有的长期国债是100万亿日元，两年后会是200万亿日元，要增加到相当于GDP的40%的水平。此外，还要在两年之内把日本银行持有的国债的平均剩余期限从现在的三年左右延长到七年。我认为这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则有可能带来将近30万亿日元的损失。日银的损失数额取决于国债购买速度和利率上升速度这2个因素。国债的购买速度越快，利率上升速度越慢，日银的损失也就越大。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日本银行发生巨额的损失，其独立性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中国所受影响及应对之策

　　主持人：日本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量的日元流入到中国境内，究竟这些资金是为了获取短期套利还是为了长期投资？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进行监控和应对呢？

　　福本智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去年日本对华的资金流入有大幅度增加。我觉得这是1种自然趋势。因为即便欧美各国对华直接投资下降，但日本对华投资却仍然在增长，包括直接投资或者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日本金融机构对华的授信都有所增加，这也显示出日中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这种资金的增长，我觉得中方应该持欢迎态度，它并不是以套利为目的而流入中国。

　　管涛：我很赞成福本先生的第1个观点，这些年日本对华资金流入增加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增长有关。关于中国在设置利率政策之际是否要考虑跨境资本流动，虽然我国的外汇管制对调节跨境资本流动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资本项目已经越来越开放，管制效果已经受限。

　　所以，央行在设定利率政策之际会考虑套利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央行可以通过短债指标的制定来控制银行借款，但是无法控制企业之间的借贷。

　　刘瑞：关于流动性溢出对中国的影响。在2005-2007年，当时日元贬值，利率很低，因此日元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套利工具，也为全球流动性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除了日本之外，欧美国家也都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实行宽松政策，中国则面临推高汇率和资产价格的风险，而目前中国处于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的累加效应之中。所以在此背景下，中国目前应加强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不应该急于放开资本项目。我们应该遵循IMF提示的审慎策略，进行审慎监管。

五 : 核心提示：韩国的经济体制受日本影响极大，日本的经济哲学对韩国经济的

日本的外交好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继今年7月3日俄罗斯联邦总理梅德韦杰夫登上日俄之间有争议的北方四岛中的国后岛视察之后，8月10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又登上了日韩之间有争议的竹岛（韩国称独岛）视察，最后在8月15日，来自香港的保钓人士又登上了中日之间有争议的钓鱼岛。[www.61k.com]

日本对这几件事的处理也各有不同，对俄罗斯是由外务省发表一个抗议声明之后就装作忘记了那件事，对中国也是极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首先把抓的保钓人士在48小时内驱逐出境，同时警察也把登岛的日本地方议员喊去录口供以示公平，对东京都提出来的为了购买钓鱼岛而登岛进行地产评估的申请也暂不批准，同时派外务副大臣来华向中方说明钓鱼岛的国有化问题。

看上去这都是日本战后政权在外交上的习惯，但现在的日本民主党政权和过去的自民党政权有所不同，他们虽然在对俄对华外交时依然表现得顾虑诸多，进退维艰，但在对韩外交上却变得强硬了起来。

针对李明博登竹岛以及“日本天皇如有意访韩需向为韩国独立运动而牺牲的人真心道歉”的言论，日本做出的反应首先是邀请韩国共同向国际法院提交有关请求裁决竹岛归属的案子，虽然明知道韩国不可能会同意这个提议，但这样可以向世界表示日本其实是很在乎这个岛屿的归属的，先造个舆论再说，其次是表示反对韩国竞选出任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如果说这两手还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反击的话，日本剩下的两手一手似乎还有点真货：为了应付欧债危机，日韩之间在去年十月签订了扩大两国间通货融通限度的协议，将日韩间通货SWAP的限度从原来的130亿美元提高到700亿美元，这个为期一年的协定将在今年10月份到期，日本已经知会韩国日本将不再延长协定，届时两国间通货SWAP的上限将自动回降到130亿美元，另外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还宣布本来应该在本财政年度内实行的日本对于韩国国债的购入行动将先行中止。

也就是说日本在试图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从外表粗粗看来，韩国是一个挺光鲜的国家，有一整套覆盖从微电子到重工业的完整工业体系，能够以自主品牌生产从智能手机到宙斯盾巡洋舰以及核电机组的几乎左右工业产品，以其狭窄的国土跻身于世界GDP的第15名。但这么一个有着光鲜外表的国家的内部却并不完全是那么回事。韩国的经济体制受日本影响极大，日本人不仅在殖民地时代给韩国人留下了制造业的基础，在战后又通过经济援助的方式付给了韩国战争赔偿，日本的经济哲学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更大，而且还是日本战前的旧经济哲学，即以确立国内的财阀寡头机制来振兴以出口为目的的经济的哲学，这样虽然在短时间内搭起了一个看得过去的架子，但也存在有根基不稳的根本问题。

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贸易对手，而日本是韩国的第二大贸易对手，去年两国的贸易总额大约是100亿美元而其中韩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居然超过了三百亿美元。而且这种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韩国的出口增加的结果就是对日赤字也按比例增加。因为韩国只是把出口总装产品作为表现自己制造业能力的手段，而其中所使用的原材料以及零部件还有制造业本身所需要的机械设备则无法自给，需要从国外进口，主要是依赖于日本，这样随着韩国出口的增加，其中使用的日本零部件和日本机械设备的份额也随之增加，而韩国现在出口的都是中档以上的工业品，所采用的日本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机械设备都是价格昂贵的高档货，这样韩国的对日本赤字也就显得更加严重。

这曾经就是韩国作为一个出口贸易的大国，外汇储备则少得可怜的原因，1998年韩国通货危机的时候全国外汇储备居然只剩下了39亿美元，这十来年韩国虽然有了很大变化，但依赖于日本的零部件和机械设备的状态并没有任何变化。这样一味追求组装成品出口的结果是使得韩国国内的中小零散企业得不到发展，从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韩国社会的实质失业率已经超过了20%，是政府公布的三倍以上，在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的加盟国家中，韩国的自杀率是最高的。可能是这种韩国社会的现实才使得一直被认为是亲日派的李明博总统为了下台后的前途考虑才突然采取了激烈的反日立场，要知道韩国总统在下台之后经常免不了牢狱之灾，而李明博则是人还在台上其亲兄就已经因为经济丑闻而被捕入狱，当然可能也还是这种韩国社会的这种现实才使得日本敢于和韩国叫板。

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立程度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政治上所能采取的行动的内容。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俞天任
2012年08月27日 09:15

本文标题：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时报》- 简介，《中国经济时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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