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中国程序员需要改革开放

不知不觉，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30年，有幸生于长于斯时斯地，我们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也可以预测未来中国更大的进步与文明，当你伫立于深圳高楼林立繁华热闹的深南大道，背后是小平同志和蔼可亲的画像，你的心中不可避免死心塌地要思潮澎湃百感交集一番，小平同志是伟大的，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业……30年了，大家都不容易（晕，有点烂情），但我们不能停止脚步，因为我们取得了进步，但并不代表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只是在与自已的过去比较，我们还很难与别人相比，就象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所说的：温家宝：中国改革开放一刻也不能停止 。

确实，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很多的方面带来巨大变化，比如衣食住行，我小时候经常打赤脚，因为我的唯一的珍贵的绿黄色的解放鞋不舍得穿，只有大场合（比如婚事，春节探亲等）才派上用场，现在我只有7岁的侄子，各式各样的鞋子一大堆，牛皮猪皮羊皮狗皮乱七八糟的皮都有……是的，从温饱到小康到小资到？，四周的一切都在日新月异，只有我们的IT/软件行业似乎停滞不前或者步子太慢胆子太小变化太少，我们是在用联想电脑，但那只是联想的外衣，电脑的心是别人的，我们用的联想电脑里装满了别人的软件，我们的核心技术与核心产品太少了，我们还不知羞耻地对别人的心以及软件说三道四，我们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爱看热闹和喜争斗的那群人，我们需要改革开放，从现在开始，从我们程序员开始，程序员不改革开放，IT/软件业就很难真正地改革开放。

首先，我们需要从思想上改革开放。我们首先研究一下金山，可以说金山这个程序员主导的企业的命运就是中国程序员命运的缩影，起早贪黑埋头苦干了19年才有今天的模样，是忧是喜是对是错？中国软件无论在开发力量还是产品能力，与美国印度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为什么？我想这应该与中国程序员的智商无关，事实上我们拥有大量聪明优秀的程序员，也与国家的政策与投入无关，事实上政策很好投入也不小（比如对LINUX，DATABASE研发的投入），阿蒙隐约觉得与我们的思想认识有关，我们在自我认识、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产品化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思想误区，这会导致软件行业的产品化能力不足，缺乏规模化和大型复用系统研发能力。

1)   自我认识

或许这一生我们认识了很多的朋友，但不一定认识我们自已。作为程序员，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识将成为能否突破自已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多般敏感，过于自信与自我，喜欢从自已的角度想问题，有时我们与测试员吵闹，因为觉得他们没有道理或浅薄，有时我们也与客户吵闹，因为觉得他们提的问题太奇怪了，有时我们还会与管理层吵一吵，因为他们的想法令我们意外甚至不能接受，这些现象表明我们还在以自我为中心，而没有将自已在整个环境中做好定位，没有搞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为谁写程序？谁说了算？谁是上帝？上帝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在思想上做好自已的定位，培养团队协作能力，解放思想---多从别人的角度想问题，实事求是---BUG就是BUG客户才是上帝，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鼓掌.…..

2)   技术

毫无疑问，我们是爱技术的，我们的衣食住行就靠它了，别的不可靠，比如这几天股市跳水，你看，玩过火了吧，想跳楼了吧，别人所说的钱生钱，一定意义上是指大钱生钱，小钱就悠着点，大多数玩家最终是很难用小钱生钱的，而赔进去的时间与精力则不计其数，青春啊，可贵啊，不如好好CODING，博取客户与老板的欢心，说不定直上青云，这种投资显然比玩股划算……虽然我们爱技术，但却不知如何来学习积累以及看待技术，我们好象什么都想学，我们的学习是被动的，分散的，甚至毫无兴趣可言，都是为了适应工作或项目的要求，我还是提倡一专多能的观点，如果你是多能无专，象个万金油一样，什么都可擦，但都治不好，那么在技术这个领域，你可能会一直平庸，教授都有研究方向，何况是我们小小的程序员。另外，现在社会上也有种奇怪的看法：认为程序员是吃青春饭，过了30就玩不动了，呵呵，这真是荒谬，我原以为只有娱乐圈经常抛头露面的俊男靓女们才是吃青春饭的，想不到我们整日埋头苦干也是吃青春饭的，我是反对这种观点，我今年也31了，但我告诉你，我还玩得动。

3)   项目设计与管理

由于此TOPIC过大，很难完全阐述，在此只简单聊一下。我们往往依赖于PM或更高级别的管理人员去做项目的设计与管理工作，我们喜欢等着他们设计好了，然后按照设计文档一步一步地编程实现，其实这是不好的，对程序员以及团队的培养都不利，我们应尽可能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哪怕从一个小模块小功能开始，并培养良好的文档习惯与规范化的代码风格，提高软件的复用性，模块化思维能力。

4)   软件产品化

我们对产品化的认识往往就是：将所做的项目打好包，然后到市场上销售。这种看法也没有错，但不深，我在网上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定义：软件产品化，即客户无需为软件添加或调整代码和语句即能完成软件的安装配置、应用初始化、系统管理、用户使用的全过程，并且软件至少能满足80%以上的用户某一组应用需求。因此，要实现软件产品化的目标，首先要避免对用户需求的简单翻译、映射，必须通过高度抽象、提炼，并以此创新制造出能兼容用户差异的应用功能，否则产品势必不能满足不同的用户。

其次，我们需要从行动上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改革开放了，行动上也要改革开放。小平同志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这话说得很大胆，也有很多漏洞，但至少号召大家大胆地行动起来，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首先，我们需要选定自已的方向，也就是一专多能中的一是什么？其次，我们要善于学习与总结别人好的东东，并结合实际真正运用起来，这话很虚，关键要看执行力，否则就沦落到中国男足的局面。再次，我们需要从细节做好，写好每一个文档，写好每一行代码，养成良好的习惯。最后，就是要在行动上坚持不懈，毫不动摇。

以上都只是点到为止，暂时没有时间作全面的阐述与论证，因此某些观点可能会较偏面以及充满个人色彩，希望多多包涵。总而言之，发展才是硬道理，我的出发点是好的，都是希望中国软件早日崛起，这离不开我们成千上万的程序员，只有我们个人变得强大了，我们的行业才会变得强大，反过来说，我们的软件行业强大了，我们个人的方方面面也会得到提高，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何乐而不为呢？

二 :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向何处去？

19世纪初期，西方强国侵入中国大陆，曾经令人敬畏的大陆帝国濒临崩溃。（www.61k.com］二战后，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国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遗产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稳固发展的基础。2009年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实行30周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模式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第二个历史纪元。在这一时期，中国获得了巨大发展，并在未来30年里有很大的希望成为世界工业、贸易、金融和外交上的强国。在中国崛起之前，只有美国治下的和平。现在，中国将会把中国治下的和平带给世界。

与俄罗斯、前苏联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能否继续存在仍将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中国坚称，它的社会主义模式不会改变。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繁荣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在未来的数年里，中国能否既维持它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坚持经济上的矛盾性政策?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模式下，政治决定是第一位的，经济通常是次要的。在大多数时候，政治决定抹杀了经济优势。中国的这种模式会是可持续的吗?会成为世界其他充满抱负的国家效仿的模式吗?或者，它会失败吗?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中国会倒退和回到历史停滞的旧时代吗?

1949年后的60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二战后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过去了60年。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人——例如邓小平——作出了务实的决策，引入了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同时又保留了一党制的政治体制。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验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改革经验。与冷战时期苏联的路径相比，中国更务实和更灵活的路径取得了惊人的发展。1979年，中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突破了过去与苏联阵营结成政治和经济同盟的政策。

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从前任那里继承了惊人的经济发展记录。2009年的两个周年——即社会主义60年和经济“改革开放”30年——标志着一个重大事件，这反映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抱负之中。这一事件可以被当作政治和谐——缩小东方与西方之间正式存在的文化差距——的标志。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奋力成为世界科技的领袖，同时执行以高科技工业化为基础的军事和太空计划。中国要想实现这两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重要的是建立它的文化认同感和共同价值观。

这些目标无疑不会在一夜间实现。中国要实现这种新的全球大国愿望，就需要这一代或下一代领导人付出巨大的努力。由于许多因素，中国的国际地位仍然不如美国。但是，一旦中国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或者在长期内超过美国，中国就不得不准备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在经济或政治上的挑战和攻击。中国是否具备实现这种更强地位的能力，将取决于中国人民，既取决于它的政治领导人，又取决于它的普通人民。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1.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对未来持有长期的愿景，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应该准备好国家长期发展的战略，以此作为成为强大民族和未来30年成为大国的基础。它应当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英美、欧洲国家和日本如何成功地建立了它们的地区和全球大国能力。这些是中国必须考察的领域，把自己的经验与20世纪曾经成功统治世界的其他强国的经验进行比较。中国将会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治下的和平时代——成为一个大国。

当前的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的次债泡沫，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动荡和衰退。许多人讨论这最终是否会导致一种从赌场资本主义到更稳定体系的范式转换。在这个时刻，在社会主义领域中，中国的道路是唯一产生合理结果的体制。对苏联模式和中国的体制进行比较，就会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体制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知道这种体制能否继续奏效。这取决于中国人民能否使它发挥作用。否则，全球资本市场体系就存在风险。没人可以断定它是否是运转失灵的唯一个案，也没有人能够说按照商业周期理论世界经济在这种衰退后将会复苏。

然而，这也可能是整个全球经济体系本身的失灵。万一如此，就必须采取另一种新范式。但是，许多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体上能够奏效，因而只需要微调。比较制度分析主张，在社会主义中，资源配置的政治决定凌驾在经济效率原则之上。然而，在市场经济中，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市场的效率是首要的目标，政治决定仅仅充当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美国和中国代表了理论上的这种对比，能够被当作支持这种理论的恰当例子。

2.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两国集团”(G2)和“二十国集团”(G20)思想奉行一种新两极的全球体系秩序概念

新两极的全球体系秩序概念是将会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决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前沿思想。由中国和美国构成的“G2”在这次危机期间获得了概念上的重要性。中美两国不再相互视为对手，反而在事实上相互补充。中国和美国在贸易流动和金融关系以及在许多国家、地区的政治合作上存在非常强的相互依赖。尽管美国国会施加压力，要求美国政府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但是奥巴马政府却选择不这样做，采取像布什政府一样的立场。这种动机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严重依赖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在许多方面，美国需要中国帮助解决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动荡。因此，现在确实不是美国挑衅中国的时机。此外，美国还表示，中国已经采取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措施，遵守了它对增强人民币灵活性的承诺。这样一来，奥巴马政府不谴责中国的决定是可以预料的。

在政治上，美国在一些问题——例如朝鲜、伊朗和达尔富尔冲突——上需要中国的协作。美国也可能正在研究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的其他合作领域。

这两个问题——即中国是货币操纵国的指责和中国积极参与朝鲜无核化问题的必要性——并不表明中美之间是一种单方面的依赖。但是，事实上，中美两国都越来越强烈地相互依赖。即使如此，这也不会是一个排他性的“G2”或者中美事务，因为这实质上需要其他政治强国——例如欧盟、俄罗斯和日本——参与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

正在形成的两极体系将越来越涵盖那些今天尚未充分发展的全球问题。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化两极体系时代，这些国家可能形成不同的联盟，从而改变冷战时期的静止状态。这甚至会带来相关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偏好与权力关系上更广泛的相互依赖。

3.经济发展给中国带来了成为军事和海洋强国的抱负

对中国来说，关键在于确保出口产品航道的安全和原材料的顺利进口。在博鳌论坛上，胡锦涛主席表达了中国对“中东亚多边增长区”(CEAGPOL)的抱负，包括菲律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大陆各省。中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通过控制这一地区的海洋运输而成为强大的参与者，成为日本东亚经济区计划——“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竞争者。

东南亚地区是重要的地区，因为它将会成为中国的前沿地区，是中国通过海洋进入东亚的门户。直到现在，日本在这一地区仍拥有强大的海洋权力，因而中国现在应当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强海权，以此作为未来成为海洋大国的奠基石。随着中国对东南亚和中国南海更感兴趣，中国正在建设它的海军力量，加强和发展它的第一个地区霸权。中国海军力量的最新证据已经向世界表明，中国在地区将有能力成为一个强国，也渴望在未来成为世界海洋大国。

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加强海军建设的意图，还因为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和黄岩岛的冲突。这些岛屿位于中国南海，并处在中国与领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越南等——之间的领土争端中。不过，中国拥有强势地位，20世纪90年代在美济礁建立了监控设施，监测存在争议的群岛。一些邻国担心中国在该地区的支配地位，这些地区包括大量的经济潜力，例如捕鱼和石油天然气储量。此外，这些岛屿也可能是海洋运输的海岸线。另一方面，当中国成为海洋大国时，它就会对美国和日本构成挑战。

4.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与其他超级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平起平坐的大国

快速而又成功的经济发展不足使中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但农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教育、技术、服务设施、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中国应当缩小这种差距。或许这是中国通过更强调公平的分配同时又不损害长期确立的文化认同来发展科技的最佳方式。

中国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文化遗产。中国拥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历史文化。中国人对他们的文明感到自豪。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把它的文化输出到亚洲之外的全球地区，以实现世界的“中国化”。现在应当是中国在全球传播和宣传其文化和语言的时候了。历史向我们表明，不输出自己的文明，强大的国家不可能长期维持大国地位。它们必须建立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这可以说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也必须发展它的人力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在这个方面，这一领域尤其是科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设施。中国已经为国家建设和国防体系发展了基础和应用科学。中国将必须提供促进和提高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必需的设施，从而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中国还确定了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例如发展成为具有主导地位的工业国家和贸易强国。此外，中国还希望成为一个金融强国，能够像美国和欧盟一样独自支持自身的发展。只有在强大的国内银行业、资本市场和外汇的背景下，中国才能达到这一阶段。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即使中国在实体经济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在金融业上也不容易成功，因为金融业需要更传统的背景、技术、人才和资本积累。中国要成为金融中心，还必须发展金融技术知识，下一步要把以中国为基础的其他国家——包括东盟国家的中国金融中心——纳入进来。

中国改革开放30年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向何处去？

5.尽管中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是它的政治体制尚未跟上这一步伐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在将来选择哪一种——政治或经济的——发展道路。［www.61k.com）即便中国的领导人能够维持经济发展，也不得不解决财富分配和福利差距的问题。除此之外，如果中国希望达到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真正发达”的国家的水平，就必须扩大中国人民的人权和政治参与。

毫无疑问，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对如下问题的不同反应和看法：在经济和科技领域，中国是否真正会对现存全球超级大国美国构成威胁?中国将来是否会成为超过美国或与之比肩的全球领导者?坦白地说，中国确实具备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发展潜力，因为它拥有低生产成本、丰富的劳动力、巨大的市场和具有竞争力的汇率优势。然而，中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达到更高的高度，因为与世界大国相比它失去了先发优势。

未来的道路

1.在2008年以前的十年里，中国实现了10%以上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有效的，广泛的经济增长政策也是可能的。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中国将来必须采取的战略是创新和发展人力资本、提高生产率和改善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结构必须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在工业化的开端，中国由于仍然是一个低工资、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体而取得了成功。停留在这种心态上而不转变为高附加值的经济体，只会使中国保持低水平的增长。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解决关键的经济问题，尤其是那些与人力资本、技术和创新以及价格体系相关的问题。

改善人力资本是一项战略举措，但也不局限于教育领域，必须扩大到劳动市场政策领域。如果人力资本的供应与产业需要不匹配，那么就会出现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

技术与创新是一个经济体在价值链上攀升的关键。因此，如果想要提高竞争力，创新文化是关键。中国实施了发展技术能力的许多措施，但仅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功。中国还需要把技术与市场驱动的创新路径结合起来，才能领先于其他国家，取得战略性技术的领导地位，获得商品和服务业增长的市场份额。这种经济成就必须建立在生产率密集型的战略之上。除此之外，中国还必须培育国内的消费和需求。

然而，30年来，中国在技术发展上仍然输给美国。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仍然是发展本地工业和金融市场的主要资本和资金支持。此时，中国的银行业、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体系仍然不发达。它应该更发达，扩张到邻国——即东盟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包括美国和欧洲。中国应当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和市场准入，发展高效的城市交通网络和机场，而且可靠的公共交通、电力供应、通讯接入、飞往其他金融中心和大城市的定期航班应该更方便，与其他国家应该有更多的联系。

中国金融强国之路要克服许多障碍。在金融和资本方面，中国银行和金融的现代历史并不长，但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一直使用自己的金融体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不是西方式的金融体制，而是中国的方式。现在，在开放政策下，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就必须拥有系统性和竞争性的、按照西方标准可以接受的金融体制。

此外，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在运作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与西方的机构相比都不是十分发达。中国应当发展它的资本和货币机构，也需要发展具有竞争力的资本机构。中国金融市场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实力。金融机构依赖两个方面。第一，它应当是赢利性的，并能承担所谓的风险。与此同时，既然金融是公共事务，就必须透明，避免道德风险。中国的金融当局集中于金融市场发展和加强金融监管，并具有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的抱负。在全球世界中，工业、银行业和金融机构频繁地进行并购活动。中国并未经历过并购，迫切需要积累这种经验。

2.在2009年“G20”会议后，国际社会落实峰会上达成的措施，把非正式的400亿美元增加到1.1万亿美元，以推动当前放缓的世界经济，努力遏制金融危机，中国则是这种国际努力中的重要伙伴。自2003年以来，美国和中国就经济和货币问题举行了会谈和磋商，但是除了经济问题外它们还有更多的预期。中美两国决定扩大到经济问题外的许多领域，例如外交问题、气候变迁和恐怖主义。这也意味着美国不可能轻易地接受中国是所有问题上平起平坐的伙伴。

中国的政府相信，美元的不稳定是中国美元储备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关切之一。如果中国从美国金融市场抽回所有的美元储备，那么美元就会暴跌，从而导致世界汇率的动荡。中国政府相信，美国是世界大国之一，将来也可能促进中国的利益。然而，据R. N. 库珀(R. N. Cooper)说，美元很可能许多年都是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因为它在外汇交易中具有广泛和方便的用途，风险相对较低，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保证。

此外，美国要求中国发展它的国内进口市场，中国也应当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因为除了为全体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外，中国还应该建立社会保障网。因此，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中拥有更多的选项。美国相信，中国具有在亚太地区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的巨大潜力，也期望中国加入美国是成员国的重要贸易集团。

除此之外，中国在中国南海具有主导的海洋权力。这是通往东盟的贸易、安全和合作航道。美国关注这条航道，认为它就像印度洋和太平洋一样对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美国海军对这些区域进行观测，中国海军也曾与美国海军直接对抗。这可能成为未来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中国不会结束与俄罗斯及其前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也已经与俄罗斯合作对抗美国。2001年，中国在北京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目标是在相互经济利益和反恐反毒上进行国际合作。但是总而言之，主要的共同利益是保障能源供应。这将会首先在该地区建立经济合作，然后建立国防体系合作，从而形成一个对抗北约的强大集团。在将来，这会促使目前美国独享的主要单极权力的趋同。中国和俄罗斯将进行合作，遏制美国的权势和霸权。

中国所面临的另一个政治紧张是与亚洲邻国在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和黄岩岛上的领土争端。除非提出有利于相关国家的解决方案，否则中国将继续受到这一问题的制约。作为一个拥有庞大的多民族人口的大国，中国显然有其自身的政治问题。中国还有许多持续要求独立的周边自治实体，例如西藏和台湾。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因而这种政治不稳定和民主的不稳固将会成为吸引西方投资者的障碍。

3.中国已经准备好把它的对外援助从亚洲扩大到非洲和南美。中国也雄心勃勃地宣布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正在扩大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帮助，以提高国际影响力。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遗产的一种途径，中国应该投入更多，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提供培训，宣传和灌输汉语学习与更广泛的中国文化遗产。这是使中国的文化成分全球化的最佳方式。由于拥有13多亿人口和更多的人移居海外，中国拥有向世界传播饱含遗产和历史的文化的良机，创造并形成一种“东方”价值观。事实上，汉语的广泛使用，在世界各地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培育，将会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大的空间，也会使中国的地位更稳固。

从社会方面来看，诸如交通、电力和通讯之类的基础设施并不十分发达。中国有很大比例的人口未曾受到良好的教育。高文盲率是中国工业化努力的一大障碍。许多人收入低下，还有许多人生活极端贫困，与西方国家相比，银行体系也没有充分覆盖所有人口，这可能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中国需要发展人力和社会网络。政府应当培育更多符合国际标准的合格人才，也应当发展符合国际标准的基础设施。

总之，即使中国在从社会主义向市场的变革中看到了令人高兴的结果，但是它仍然在路上，而且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变革仍不完全，也尚未完成。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完成这一变革，因为它也需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市场，为中国成为地区的和全球的金融中心奠定强大的基础。

然而，一些问题如果得不到恰当的解决，就可能在未来30年内导致更严重的困境，阻碍中国的发展。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文化、经济、政治、民主和宗教上统一所有的地区和省份，尤其是像西藏这样的自治区。至关重要的是，在进军国际舞台成为超级大国之前，或者在容易受到与领导大国的形象并存的强烈批评之前，中国必须先要实现内部的统一。

除了积极应对和以正确方式解决可能的威胁外，中国应当抓住所拥有的机会和优势，扩大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中国拥有吸引发达国家投资的巨大市场，同时又对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进行投资。这样一来，作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中国能够成为与亚洲国家具有广泛联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的公司，中国在贸易、经济、政治和外交上与亚洲国家的良好合作以及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加强军事巡逻和发挥更关键的作用，显然可能成为一种挫败美国在亚洲地区霸权的优势。要实现这一点，中国必须维护与亚洲地区所有国家的持续友好关系，也必须更注重进一步提升军力的技术研发。除此之外，中国和美国可能形成“中美国”联盟。只有到那时，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中国治下的和平。

然而，随着大国地位确立而来的是大国的责任。一旦确立了全球领导者的地位，中国必须准备好支持、援助和帮助欠发达国家。此外，一旦成为大国，中国还必须准备好承受其他国家提出的任何批评，就像现在美国、欧盟和其他国际组织总是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责怪和批评一样。为了维护大国地位，中国也必须在气候变化、世界政治、人权、粮食供应和清洁水供应和民族冲突等全球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当前，在成为贸易和工业强国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中国来说，下一步是在未来30年里成为金融强国。这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大成就。

结语

中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独特个案。在大多数时候，中国似乎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证明自身的活力。中国几乎没有受到外部的冲击和压力。在冷战时期，中国没有遭遇难以应对的多方面外部冲击，不像今天这样面临更多的障碍。如果过去中国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保护下是安全的，那么如今在这种全球化时期，这种类型的保护不复存在，而且是处在美国霸权直接对抗的方向。目前，中国在许多领域正在与美国平起平坐，并在技术、资本、人力资源和军事防务上追赶美国的发展步伐。当世界的竞争对手看到并感受到中国进步的影响时，中国应当正确应对来自国际的批评。

世界上没有理想的统治模式，因而问题仍然是哪一种制度更好。这取决于人民和国家自身。过去，世界并未像现在这样一体化。然而，在当今世界中，全球化使那些越来越相互依赖的国家关系更紧密。无论如何，都难以预测今天的世界超级大国们将来会扮演什么角色。各种问题无疑会拖累中国的进步。除非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否则中国将不能在所有方面达到与西方国家一样的水平。

30年是漫漫长途。中国无疑拥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金融部门，同时又解决已经存在和正在出现的国内问题，从而自豪地成为一个全球领导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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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中国“房改”（上）30年

编者按：本文笔者长期在国家机关工作，对中国房改的历史进程比较了解，笔者从房改的涵义、房改的背景以及房改经历的各个阶段等方面讲述了中国房改30年的点滴，特别是一些没有文件记载的内容，并对房改工作提出几点建议，以飨读者。

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关于住房问题的讲话，启动了中国的房改。到今年4月2日，中国房改已经风雨兼程地走过了30年。

一、 房改的涵义和为什么要房改

房改的全称是住房制度改革。房改的涵义是，改革旧的住房制度，建立新的住房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全国推行低工资制相适应，推行了公房低租金制度。其内容包括：需房单位的建房计划经批准后，由政府无偿、无期地拨给土地，由政府或需房的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公房。公房建成后，由需房单位用行政办法分配给职工居住，收取很低的租金。房改前，每平方米公房使用面积的房租（当时按使用面积收房租），一般为1角多钱，高的2角4分，个别单位甚至低到每平方米只收几分钱。每户居民的住房消费，只占户收入的1～3%。由于租金不敷维修之用，政府和单位对存量公房还要长期补贴大量的维修保养费和北方的取暖费。实行这一制度，特别是在其初期，对于解决职工住房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间一长，其诸多弊端就陆续地显露出来。其中最突出的弊端是，享用公房的主体，即广大住公房的居民，只承担极少的房租，公房供应与消费的绝大部分支出都由政府和单位包揽。政府和单位投入的建房资金不仅没有产出，而且还要长期地承担住房投入使用后的维修保养和取暖等费用。这是一个“一条腿走路”的制度，也是一个难以长期维持的制度。建国时的194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0.8平方米。而到1978年，竟降至6.7平方米，当年的住房困难户占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住房供应每况愈下的趋势，使得人们认识到，旧的公房低租金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二、房改的第一阶段

从1980年至1988年，是我国房改的第一阶段，也称为房改的准备阶段。

（一）理论、思想和舆论准备。

在这一阶段里，召开了多次房改研讨会，学习理解邓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并对为什么要房改，房改的对象，房改的难点，我国住房制度的发展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研讨。同时，在报刊上不断地发表有关房改的文章，宣传群众，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

（二）试点准备。

1982年至1984年，我国先后在常州、郑州、沙市、四平等城市进行了公房全价出售和公房补贴出售试点。1984年和1985年开展了全国城市住房普查工作以摸清底数。1985年在一些城市进行了住房金融改革试点，例如发行住房建设企业债券等。1986年上海、广州两市制定了有偿转让土地的办法，1987年深圳市率先进行了有偿转让土地试点，随后广州市也进行了试点。1987年，在烟台、唐山、蚌埠等城市进行了提租补贴试点。

1984年六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市住宅建设，要进一步推行商品化试点，开展房地产经营业务”的要求，是对房改试点工作的肯定、督促和鞭策；1988年七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修正草案中，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有偿转让，既是吸纳了试点工作的成果，又是推行土地有偿转让和住房商品化的法律保证。

（三）准备阶段的主要收获。

讲清楚了住房制度非改不可的道理；阐明了走住房商品化道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研讨了房改的难点并初步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初步地取得了土地有偿转让、公房提租补贴和出售公房的试点经验。

（四）一条建议未得支持的遗憾。

在准备阶段中，经过反复研讨，主管房改部门的同志们认识到，由于公房低租金制度建立在低工资制的基础上，如要顺利改革公房低租金制度，最佳的办法是把房改和工资改革密切地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广大职工某年平均增加工资100元，就明确其中有25元为住房消费。如果某城市平均每户有两人工作，则每月可增加50元住房消费，按该市户均拥有住房使用面积40平方米计算，就可决定当年平均每平方米公房提租1.25元。由于是在提高工资的基础上提租，就不会产生多少阻力。只要坚持实行这一办法，十几年以后，房租就可以达到或接近商品化水平。这一办法不仅解决了提租需要补贴的问题，而且以不断提高工资为基础，还具有长远的、治本的深远意义。可惜当时房改没有形成大气候，相关部门对于房改不甚了然，而且两者结合进行确实有许多困难。因而当房改主管部门将这一办法作为建议去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时，令人遗憾地未能得到支持。

三、房改的第二阶段

从1988年至1998年，是我国房改的第二阶段，也称为全国展开、摸索前进的阶段。全国展开，就是从少数城市试点逐步转向全国各城市都推行房改；摸索前进，就是我国的房改没有成熟的经验可循，当时提出的各项房改措施都会存在着不成熟的问题，必须经过实践检验，进行取舍、修改、补充和完善。例如，当时虽然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改革方向，但还提不出改革后要建立什么样的新住房制度。

（一） 以提高公房租金为主的第一步。

1988年2月25日发出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即11号文，从而迈开了房改逐步向全国推开的步伐。11号文在明确了住房商品化的改革目标后，提出了8条改革措施，即：合理调整公房租金；确定住房券补贴系数的方法；多住房多交租和少住房得益；建立住房基金；出售公房；改进住房金融体制；税收优惠和加强市场管理。

1991年6月7日发出了《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即30号文。在11号文的基础上，补充了3条内容，即：住房租金新房新制度；住房建设推行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共同投资；多渠道筹集住房资金。

1991年10月17日发出了《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全面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又补充了4条内容，即：住房租金分阶段达到商品化目标；房改的基本原则；在提租方面，改行多提少补或小步提租不补，新房先卖后租，新房新租；推行个人购房抵押贷款。

当年的思路是，既然明确了住房商品化改革方向，就应该通过房改，逐步地把公房租金提高到商品化水平。加上小平同志的讲话也讲了应该考虑补贴的问题，因而以上文件，不仅体现了以提租为主的理念，而且在开始时还提出了要以提租补贴为主。

在执行中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就是一些城市按11号文件要求实施提租补贴办法，很快就发现提租补贴、特别是发放住房券问题太多，很难操作和推行，而公家补贴房租仍然是“一条腿走路”。因而在1991年10月房改领导小组的文件中，就把它改为多提少补，或者小步提租不补贴。各地的执行，主要采用小步提租不补贴的办法。小步提租不补贴虽然可以避开提租补贴的困难，但同时也带来了增加居民负担的另一困难。执行的结果是，提租的步子越来越小。到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有些城市已经处于停步不前的局面。

从1988年至1993年实行以提租为主的办法，用了5年多时间。全国各城市的公房房租，仅从原来的每平方米一两角钱提高到3至5角，前进的步伐相当缓慢。与此同时，各城镇出售公房只占公房总量的一成多，进展也相当缓慢。

（二） 转向以出售公房为主的第二步。

提租进展相当缓慢的事实使人们认识到，如果继续坚持以提租为主的路子，要达到公房租金商品化的目标将会遥遥无期，必须改弦易辙。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在1993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召开的全国住房改革会议上，讨论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的一条重要内容是，要求把房改的侧重点转移到出售公房上。这是因为，不仅出售公房也是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另一重要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出售一套公房，就减少了一套公房的提租任务。如果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出售完可以出售的公房，也就同时结束了这些公房的提租任务。剩下少部分没有出售的公房，就好办得多了。同时，出售公房迈开了大步，反过来也会产生带动公房提租的作用。因此，这一思路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赞同。

会议结束后的十几天里，发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有几个城市不等国务院颁发文件，抢先用极低的价格突击出售公房。针对这一新情况，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迅即在当月分别发出了制止低价突击出售公房的通知。这一新情况也使人们发现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疏漏，就是没有制定如何确定出售公房价格的办法。没有统一的办法，就无法衡量出售价格是否妥当。于是，房改领导小组组织力量，一方面抓紧修改文件，一方面抓紧制定出售公房确定价格的具体办法。在多方征求意见取得一致后，终于在1994年7月18日发出了国务院的《决定》，即43号文。同时，发出了出售公房确定售价的操作办法。出售公房的价格是比较低廉的，主要考虑了两点：一是，长期实行低工资制，职工工资中的住房消费含量过少，理应予以适当补偿；二是，当时职工的收入尚未脱离低工资的范畴，售价定得低廉才能让广大职工买得起“房改房”。43号文还新增一项重要的房改内容，即推行住房公积金。

截止1998年底，全国城镇己经出售的公房，占可出售公房的50%以上，事实证明43号文切实地发挥了加快房改步伐的重大作用。

（三）一个新的推动力。

1996年和199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分别在两次谈话中，提出了“加快住宅建设，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消费热点”的要求。各城市在讨论这一要求时认为，只有加快房改步伐才能加快住宅建设。因而在1997年，许多城市没有等国务院出台新的房改文件，自觉地、主动地采用了许多加快房改步伐的措施。其中还有好几个城市提出了“截断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口号，并付诸试点实施。许多城市住房货币化改革的积极行动，掀起了一个加快房改步伐的新高潮，并成为把房改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的强大动力。

四 :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演讲稿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演讲稿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尊敬的领导、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当这首耳熟能详的歌声在我们心中回荡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在我们华夏大地吹拂了三十个春秋。

　　风雨兼程，一路高歌。三十年的征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却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令全世界瞩目和震惊！

　　祖国在崛起，经济在腾飞。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每个角落。同样，我的家乡------芜湖县也受到了她的恩泽。三十年来，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高速公路横贯南北，如巨龙横卧在家乡，一条快速通道，使芜湖县工业园迅速崛起并发展。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座座厂房如雨后春笋，到处可以见到各色轿车，马路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各种生活设施日趋完善，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是一位来自农村的孩子，尽管我只度过了15个春秋，但记忆中的乡村与现在相比，我仍深有感触。往事历历在目……

　　刚上小学时,我最怕的就是过冬天。常穿一件姐姐穿小了又穿破了的夹袄，在瑟瑟的寒风中去上学。碰上雨雪天，那就更倒霉了。深一脚浅一脚将自己的小脚印留在那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心中却还在幻想着新棉袄和保暖鞋……现在,条条乡村公路,直通家门口,下雨天也照样可以和城里孩子一样穿着干净的鞋子到学校。很少有同学步行上学，除非是为了锻炼锻炼身体。路近的同学骑车，路远的同学都是包车。那条泥泞的乡间小路再也无法找到，儿时那种对它的怨恨竟已成为最甜美的回忆！打开我的衣柜，新棉袄已有好几件；翻翻我的鞋柜，保暖鞋也有好几双换脚的。现在它们对我都已产生不了诱惑，我也有了更高层次的渴望。和城里孩子一样，在完成学习之余，我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我爱音乐，更爱手指在钢琴上划过的感觉。父母的勤劳，我家的生活不断改善、提高。前不久，爸爸妈妈终于答应在明年的中考后，满足我的愿望------买钢琴！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喜悦！更让我感受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现在，种田不仅不交税，还有补助；上学也不用交学费。想起以前爷爷奶奶常为没钱交农业税而紧缩眉头；姑妈、叔叔因交不起学费而不得不辍学……变了，变了，一切都被改革的春风吹变了！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春风吹绿了东方神州，春雨滋润了华夏故园。我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将出现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三十年！中华民族的巨变、我的家乡——芜湖县的巨变必将成为我们永远的骄傲！

 

五 : 匡瑛、石伟平：改革开放30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

【第一作者简介】匡瑛，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讲师、博士（上海 200062）。[www.61k.com]

【来源】《教育研究》(京)2009年5期第10～16页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呈现出在理论层面上从引用“他山之石”到凸显中国特色的跨越，从“零敲碎打”式的经验总结走向“系统有序”的学术性研究，从仅关注“具体问题”到增强“学科意识”。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交叉研究日益纷呈，并注重回应现实问题，加强服务政府决策，呈现出思想活跃、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的态势。

【关 键 词】改革开放30年/职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思想活跃、发展迅速、成果丰硕的30年，这30年见证了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成熟的历程。改革开放所营造的宽松、自由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

一、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职业技术教育学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现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创期

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之后，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拉开了序幕。

1.以“中专教育改革”为重点，建构合理的职业教育结构

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围绕着中专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开展了一场较为深入和激烈的大辩论，其焦点是中专的存亡去留。有学者指出，“中专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适合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中专必须突破旧有模式，变计划教育为自主教育，变封闭教育为面向经济社会需求的教育，改变单一的普通学制，使中专学校变成多形式、多功能的教育实体。”[1]这一观点后来被理论界和实践界所接受。随后，中等职业教育在80年代完成了结构改革，不仅增加了一类学校即职业高中，而且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招生数逐步接近，198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占44%，1991年同比达到了50.3%，[2]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实现了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比例为1∶1的目标。这次大辩论促使学者们进一步意识到了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特征，扭转了中等职业教育趋同于普通高中的发展模式，从而使中等职业学校走出危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以“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为切入点，明确职业教育的定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业教育趋同于普通教育，与经济关系较为疏远。改革开放后，为了改变这一关系，学界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要敢于敞开校门，走出校门，深入社会经济建设第一线，了解社会对中等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情况，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3]这促使学界迅速达成共识，重新定位了职业教育，从而彰显了职业教育注重社会需求、主动服务经济的新内涵。

3.以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独立为起点，全面着手基础建设

改革开放后，职业技术教育学开始了全面的学科建设。1983年，“职业技术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办正式列入专业目录，标志着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独立；1985年，全国首个职业教育管理本科专业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诞生；1987年，全国首个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点设立于华东师范大学。1990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成立，该学会为学者们思想碰撞、观点争鸣搭设了舞台。在此期间，教育部中等专业教育司编写的《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生产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概述了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为影响当时青年学者们的重要读物。与此同时，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相继问世，具有代表性的是李耐因、邵泉编写的《培养为明天工作的人：联邦德国职业教育考察记》、国家劳动总局培训局编写的《五国职业技术教育》等，这些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职业教育打开了一扇门。

（二）初始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是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初始发展期，此阶段的重点在于学习借鉴，为学科以后的繁荣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1.以“总结、借鉴”为基础，促使研究取向的根本性转变

这一时期，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学习总结国内已有的职业教育理论，如黄炎培先生提出的“沟通教育与职业”、“大职业教育主义”、“全面提高全民的职业素质”等思想[4]；陶行知先生的“生利主义职业教育思想”[5]。梳理了我国职业教育史，李蔺田所著《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简史》是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后者成为当时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核心教材。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和成功模式，主要包括杜威的实用主义职业教育思想、福斯特的职业教育理论、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思想等。此外，德国的双元制等成功办学模式被引入国内并建立试点。在这些先进思想和多元模式的冲击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者们开始质疑知识本位的职业教育，逐渐接受了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从而促使整个学科发展取向从只关注职业知识的获得转向关注职业能力需求的根本性转变。

2.以“普通性与专业性之争”为契机，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职业教育模式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中等职业教育再次面临双重危机，一是来自市场经济的冲击，二是来自“高中热”的影响，学者们纷纷提出深入改革传统中等职业教育的要求。事实上，这一改革涉及到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即职业教育的普通性与专业性的问题。传统注重普通性的职业教育强调个体心智的发展，因此，其办学更趋同于普通高中的模式，而改革的呼声注重专业性的职业教育，强调积极回应市场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有学者指出，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教育规律、具备竞争活动力的中等职业教育制度，需要打破旧的传统的教育观念，建立新的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育观念；面向市场，改进专业设置，改进课程设置，着重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应用能力等。[6]有学者主张要用一种着眼于“大职教观”的、“市场目标”和“就业需求”的职业教育新战略和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新模式取代以人力供应为出发点、强调技术目标（而非市场目标）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7]经过这些探讨，学界更加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核心特征即专业性，并在改革中逐步把职业教育从“以供应为目标”导向“以需求为动力”，并吸引企业积极参与。这一转变也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1996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企业是生产经营的主体，也是职业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和直接受益者，因此也理应成为进行职业教育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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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新需求，论证高等职业教育的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高等职业院校仅有几所试点院校，在高等教育中并没有一席之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更加强烈，学者们对“要不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如何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对于“要不要”的问题，学者们意见较为一致。有学者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创立是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全局性的重大举措。[8]有学者从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角度提出，职业教育体系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亦需要初、中、高三类人员的合理配套，在高等技术人才开发中，研究型人员尚可满足需要，但具有较强实践技能的实用型专门人才却远远不足，这无疑需要有培养这个层次人才的学校，即高等职业学校。[9]这些论证为20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并为其后来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如何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设想，有学者提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不是靠多办新的高等职业院校，主要应立足于现有高校系科的调整，先调整专科，再调整本科，使高等学校具有二类系科，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可以办五年制的专修科；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对职业学校对口升学的另定考试标准；在成人教育中发展一部分成人业余高中，使中等职业学生可以补习其必需的高中课程。[10]有学者归纳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过程的特点和教学条件，并具体地提出了基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途径。[11]这些观点成为后来多途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依据。

（三）快速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快速发展期，在此期间，研究的领域大幅拓展，研究成果更为丰硕，研究视角从学习和借鉴他国经验转变为创新和发展我国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研究重心也从中等职业教育转向高等职业教育。

1.着手宏观规划，从制度层面规范和发展职业教育

随着改革的深化，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依托零散的改革，因此，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制度被提上日程，且成为该阶段职业教育研究的重要主题。就此，有学者提出了较为全面的观点：社会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及相应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变动所引起的人力结构的变化，使职业教育担负着构造现代社会人力资源系统的部分职责，这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外部依据；从内部来看，现代教育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应在这个系统中定性、定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同其他类型的教育协调发挥其特有的功能。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主要包括市场导向、社会办学、法制规范、行业协调、政府调控等因素。[12]这些研究对职业教育的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切入微观研究领域，聚焦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学界开始探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一些微观问题开始成为研究的焦点，其中最典型的是课程问题（当时主要指中等职业教育）。主要集中于三种课程模式的讨论，即借鉴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CBE（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即能力本位）模式、引进国际劳动组织的MES（Modules of Employable Skill，即就业技能模块集群）模式以及本土的“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共同点是模块化课程，其目的在于强调学生职业能力的获得，以及课程的灵活组合。对课程模式的探讨带动了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改革，典型的如上海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等，为职业教育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基础。

3.探讨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办学途径

经历了高等职业教育必要性的论证，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高等职业院校兴起，随之，“什么是高等职业教育”、“通过什么途径来办高等职业教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新热点。有学者提出，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高等技术教育，认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有高层次的技术员类人才、有一定实践技能又有一定专业技术的“技师型”人才和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其中技术型人才是主要的。在办学途径上，主要有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私人办学，以及各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包括引进国外资金所实行的联合办学等形式，[13]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姓“高”还是姓“职”的问题，有学者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型人才的教育，包括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两部分；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历教育可以有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等多个层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的非学历教育具有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广泛性等特点，其主要方面是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和技术登记培训。[14]尽管这些探讨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至少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与一般高等教育有类差，与中等职业教育有级差的教育，这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4.回应时代新特征，积极创新职业教育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面临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人本主义等时代新特征的挑战。对此，有学者指出，在“入世”与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教育结构要进行调整，随着“非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发展，在数量上要把实务人员的培养作为发展重点，要特别关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等。[15]为了避免职业教育过于功利化的现象，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领域中的“以人为本”是一个职能和价值判断。办职业教育从市场需求出发，归根到底是从受教育者的需要出发，需要改善办学体制，建立多种教育与培训机构，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教育与培训需求；以课程改革为核心，深化教学改革；积极开展职业指导工作。[16]有学者论证了知识经济时代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由政府、学校、企业或行业联合调整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专业设置与专业教学计划的机制；减少第二产业专业的学生数，提高第三产业相应专业的学生数；改善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等。[17]这些研究为职业教育适应新时代、进入新世纪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上述讨论把职业教育的内涵从“针对少数人的特殊性教育”推进为“惠及大众的全民教育”，进一步增加了职业教育的开放性。

综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更加丰富，增加了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职业指导与就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教育课程等研究方向，显示出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科框架进一步丰富、研究逐渐深入微观层面。此外，在“九五”期间，职业教育研究成果迅猛增加，其中论文多达3600余篇，著作近300部，超过之前所有成果的总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达42项，并重点关注高等职业教育。大量成果的涌现为学科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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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涵深化期

2l世纪初，职业技术教育学围绕着新世纪职业教育规模发展后该怎么办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职业教育内涵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该时期重点关注学制问题、中等职业教育的困境、课程问题及师资问题。

1.学制改革的争议

就学制改革问题学者们从“三改二”（高等职业院校三年学制改为两年）和“专升本”（原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院校升格为本科层次）两个方面做了探讨。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席会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等职业学校的基本学制以两年为主，引发了学术界的讨论。有学者认为，试行两年制有利于我们冲破原来的体系，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方案，构建新的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从而走出一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成功之路，形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这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将是一大贡献。[18]也有学者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的“三改二”，虽然有着诸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它可能给高等职业教育带来冲击和不利的影响，如可能导致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下降，加大社会就业压力，培养目标的实现难度加大，对师资队伍素质的要求提高，学校教育成本提高，竞争加大。[19]多数学者则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学制的设置应根据具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需要而定，不可一刀切。

就高等职业教育升格本科的问题，有学者反对，认为应该避免盲目的“升格热”，也有不少学者赞成。如有学者认为，应从职业教育体系内的“专升本”起步，探索普通大学的二年制技术本科专业试点；[20]广东省则坚持试办四年制高职专业的学校不换名、不改制，采用“3+1”模式；较为典型和比较被认可的观点是借鉴国外的经验，并基于对我国现实情况的分析，提出对于极少量现有办学条件优越的高等职业院校，可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升格为技术本科。[21]这场辩论之后，小规模的技术本科院校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2.走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

2000年以前，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一直领先于普通高中，但之后情况急转直下。200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只有337.83万人，而普通高中的招生数高达557.98万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滑坡。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这是计划经济下的官本位制度对国有企业和用人单位的影响，以及“学历”风的影响，使许多单位内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材小用”的“教育替代”现象所造成的。[22]也有学者将原因归结为高校扩招、经济科技发展需要大批高级专门技术人才等。[23]对中等职业教育如何走出困境，学者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如要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灵活办学体制，提高中职师资水平，提高办学质量，扩大高等职业院校招收中职毕业生比例，合并重组中等职业学校，等等。这些研究对于深入反思和切实改革中等职业办学中的缺陷与不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新一轮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兴起

职业院校在21世纪初完成了规模发展，进入了内涵建设时期。理论界和实践界均逐步认识到，课程是彰显职业教育特色的核心，也是职业院校内涵建设的关键，于是掀起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关于职业教育课程模式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态势。有学者认为，项目课程是职业教育课程的本质特征，它通过对工作体系的系统化分析所获得的工作项目为单位设置课程，并组织课程内容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具有综合性、完整性、相对独立性，有利于体现出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高等性，应当成为高等职业课程改革的基本方向。[24]有学者则将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方案本土化，作为我国高等职业课程改革的一种范式。[25]还有学者提出借鉴澳大利亚和德国的经验，以新的职业能力内涵为目标构建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体系，称为就业导向的职业能力系统化课程，其课程设计方法称为就业导向的职业能力系统化课程开发方法，简称为VOCSCUM课程和VOCSCUM课程开发方法。[26]尽管名称各异，但这些课程模式都试图摆脱本科压缩的学科课程模式，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其核心都强调“工作过程”和“学习情境”。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直接引领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内涵建设，并深刻影响了中等职业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

4.关注职业教育师资能力，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随着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深入，职业教育教师的能力问题逐渐显现。提升职业教育教师的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研究的热点。对此，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的立项课题可见一斑，仅2007年度就设立了两项关于职业教育师资研究的项目：“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周志刚，2007教育部重点课题），“三元共生职教师资培养模式的研究”（贺文瑾，2007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如有学者认为，从制度层面促进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应建立科学、具体的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标准；建立完善的职业教育教师准入制度，提高职业教育教师的入职标准；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在职培训制度，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27]有学者从专业教学论的角度谈职业教育师资培养，提出了“职业教学论”或“职业群教学论”；[28]有学者从职业科学的学科发展角度谈职业教育师资的专门化进程，[29]有学者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探讨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30]等等。学界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依据，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耗资五亿元人民币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共设立了80个项目，预计将在2009年底完成，届时将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70个专业的教师、校长提供能力标准、培训方案、培训教材和评估体系，引领职业院校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二、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特点

（一）职业技术教育学从引用“他山之石”到凸显中国特色的跨越

在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主要以引进和借鉴国外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与成功经验为主，职业技术教育理论仍然停留在学习和挖掘近代职业技术教育思想方面，“移植”一般教育学理论、原则、方法，并“加工”成职业教育理论。当时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研究难免有“外国化”和“普通化”的特点。随着学科建设和教育实践的推进，职业技术教育学逐步转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职业教育规律、凸显职业教育特点的理论研究，2000年之后的一些研究成果充分反映了这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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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从“零敲碎打”式的经验总结走向“系统有序”的学术性研究

从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历程来看，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之初，研究的问题往往是来自实践的零散话题，研究者们常常根据自身的体会和兴趣对某一主题“自说自话”，而学者们的兴趣往往并不集中，因而没有出现较大的争鸣，也没有出现从一个问题不断深入挖掘引申出系列相关问题研究的局面。随着学科的不断成长，逐渐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框架，且每个方向上都有一些专门的研究人员，使研究呈现出“系统有序”的景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研队伍的加强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出现了更多的对话和争鸣，学术探讨意味逐渐浓重，许多学者致力于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建构和探索，研究成果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学术性的成果，这表明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正走向不断理论化和学术化。

（三）学科建设从仅关注“具体问题”到增强“学科意识”

随着学科建设步伐加快，职业技术教育学开始寻找自身学科发展的逻辑，逐步完善学科架构，形成了多个专门化方向，并在每个方向上形成了一些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职业教育原理，如欧阳河的《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研究》，张家祥、钱景舫的《职业技术教育学》；比较职业教育，如石伟平的《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如黄克孝的《职业和技术教育课程概论》，徐国庆的《职业教育课程原理》，石伟平的《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职业指导与职业生涯发展以及高等职业教育等。此外，还有一些新兴的方向，如职业教育行政与管理、培训与就业、职业教育政策等，这些共同支撑了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学科性。

进入21世纪以来，职业技术教育理论工作者越来越重视学科建设和强化学科意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研讨会”，集中商议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发展的战略和问题，试图对学科作科学、合理、全面的规划，大大增强了学者们的学科意识。

（四）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交又研究日益纷呈

在学科发展初期，由于科研力量单薄、人员学术背景单一，使得当时的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就教育谈教育。随着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结构的优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实践的丰富，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视野不断拓展，出现了多学科视野下的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包括从劳动经济学、社会学、技术哲学、教育文化学、教育政策学、教育心理学等多个角度的研究。这些交叉研究的出现，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进入21世纪，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不仅采用传统的方式，还出现了教育叙事法。这些创新的研究与传统的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形成了优势互补，丰富了学科的内涵，增强了学科的包容性。

（五）学术研究注重回应现实问题，加强服务政府决策

回顾职业技术教育学发展的历程，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主题总是与职业教育实践的问题相呼应，如中专改革、学制改革、职教课程教学及师资能力提升等，都曾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紧密联系实际、积极回应现实问题是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也是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职业技术教育研究越来越注重服务于政府决策，行政领域与学术领域的互动越来越多，这也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研究的针对性以及对实践的引领性。

目前，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正处于由“数量发展”向“质量提高”转变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征程需要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的先导、思想的先行，从而引领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实践不断向新的高度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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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作者简介】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德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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