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遇罗克及其《出身论》

遇罗克及其《出身论》

——探求与反思 学生：林一川 指导老师：周山仁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革时期一位敢于反对“血统论”这一反动观点的年轻思想家遇罗克的遭遇出发，旨在引发读者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混乱时期的关注与反思，同时对于“血统论”这一思潮在当今社会的反扑进行批驳。对于遇罗克的生平，本文的主要从遇罗克的日记以及遇罗克亲人的传记记载内容出发，从遇罗克的生平和遇罗克的著作《出身论》问世的前后进行探究。从而引史喻今，对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血统论思潮进行批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视，更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大计。

关键词 遇罗克 文化大革命 出身论

Summa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e dared to oppose "family origin" the reactionary views of young thinkers Yu Luoke encounter starting, designed to lead to readers'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fusion, at the same time for "family origin"refute this thought in today's society counterattack. Yu Luoke's life, the main departure from the biography content of of Yu Luoke the diary and Yu Luoke relatives, explore life Yu Luoke the and Yu Luoke the book "origin of" the advent of the before and after. Cited the history of metaphor today, refuting the thought of today's society, the family origin, and to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Not only to face up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cus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Keywords Yu Luo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origin

一、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十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上到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下至各界知名人士及群众均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批斗与迫害。同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长期陷于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本应独立的司法机关均不能正常工作。在经济上，同时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失调，管理体制僵化。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于建国前10年基本上没有提高。新中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不但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而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领域一片凋零，在一段时期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科技和人才的断层。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尤其对后世影响之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科教文体制的恢复，同时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的建设影响巨大。这是思想专制，言论不能自由的一个灰暗的时期，有些知识分子选择明哲保身，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总是不缺乏那些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勇者，遇罗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遇罗克，对于这个名字现代青年人或许非常陌生，但是在40多年前，他的言论曾作为知识分子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敢于呼唤真理和自由的人们继续前进。德国著名思想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则”。遇罗克即是在这黑暗中仍然保持独立思想，能够仰望星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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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1942年出生在北京，其父遇崇基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就读，其母王秋琳生长在一个资本家家庭，曾经前往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深造。据遇罗克其弟遇罗文在2000年编著的纪实长篇《我家》中详细记载，遇崇基因在1957年反对当时的“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从而直接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王秋琳也因对当时被错划成右派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的章乃器表示同情，也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因为他父母在1957年均被打成了“右派”，高中毕业的遇罗克失利于1957和1958年的两次高考，均因为自己的身份问题被学校拒绝。从学生时代，遇罗克就对尘世冷暖拥有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划成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产生了质疑。

为了更加去亲近社会，了解人民大众疾苦，遇罗克自愿前往北京南郊农村。1961年过年前，遇罗克被准许前往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的菜园小队插队。但在农村，遇罗克却看到“血统论”的现象比想象的更加严重也更加残酷：许多地主和地主家的小孩子都被批斗死。而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把这种批斗方式形象的称为“连根拔”。遇罗克意识到，出身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着重研究它，并更加刻苦的练习写作。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他在小屋里显眼的地方，贴上了一个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认为无论是“鸿儒谈”，还是“白丁往来”，都是一样浪费宝贵的时间。在离开农村前，他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对于出身问题探讨，并立志于解决的决心：“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1964年，当时患有严重神经衰弱问题的遇罗克回到北京城里。在回到家中，他的卧室兼书房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搭成的木板床，一个简易书架，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和两个方凳。桌面上粗糙，糊上一层牛皮纸，垫上一块玻璃板。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他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遇罗克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不足10见方的小屋里生活。

遇罗克在回家后曾经在一所小学担任过老师，不过不就之后学校就因为其出身于右派家庭将他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由于没有中专技校等经验，只能从学徒工做起。在工厂当工人的空闲时间中，遇罗克从自己联系到整个社会，并大量的阅读各种书籍，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及造成这种不公的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真正掀起了影响中国达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初，遇罗克便给《文汇报》寄去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据遇罗文记载，遇罗克在文章发表后，有些兴奋的说：“我总算为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而根据苏双碧所摘抄的遇罗克的部分日记，他在1966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

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㈠与此同时，遇罗克还有那首著名的遗诗《赠友人》流传在世。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冲特重我头轻。在这段时期，遇罗克已经对中央发动的这一场革命提出了自己的严重质疑，并抱着敢于牺牲的精神为了真理抗争。

1966年7月，他写出了《出身论》这一篇昭示真理的文章，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发文宣称《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元旦，遇罗克最终被捕。据张朗朗于2010年4月14日在《南方都市报》刊载的文章《在死刑号的日子》称，遇罗克作为其在死刑号里的狱友，张朗朗客观地谈到，实际上遇罗克根本不用死，他完全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经常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诗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牺牲的勇气。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换句话说，遇罗克完全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提出《出身论》的观点。 ㈠ 祝晓风，张洁宇﹒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200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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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3月5日，遇罗克惨遭杀害。从遇罗克被逮捕，所谓红卫兵对遇罗克审讯了近八十余次，希望能找到“现行反革命”的罪证，从而名正言顺的杀害这位无辜青年，但是他们没能从遇罗克口中捞到半点证据。根据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㈡

至于遇罗克冤案的披露以及后来为外人所知，据祝晓风、张洁宇于2004年在《***》第5期发表的文章《遇罗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称在1978年冬，遇罗克母亲王秋琳登门拜访《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两人共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查询资料，汇报至北京市公安局，并由胡耀邦亲自批示予以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以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以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㈢最终，这位敢于站出说出这既定的真理的英雄名誉最终得到恢复，鲜血浇灌的真理之花最终得到

在1979年恢复名誉之后，1980年6月，《新时期》杂志第4期登出了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文绽放。 章：《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北京日报》再次全文刊发了该文章。1980年7月21日、22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一文问世。王晨、张天来向民众详细介绍了遇罗克写下《出身论》的前后，和在牢狱中的斗争。遇罗克的著作在党报上最终得到承认，不过遇罗克仍没能获得“烈士”称号，仅仅被平反而已。该文章高度评价了遇罗克，认为遇罗克敢于在10年动乱黑暗中，能够站出来喊出自己的声音，与那些能够进行发明创造的明星一样，均将受到人民的称颂。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这位敢于站出来反对权威的先驱者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遇罗克随后以“文革”中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英雄而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然而对遇家来说，文革永远对他们造成了永世无法磨灭的伤痕，在文革时期，属于“黑五类”家庭的遇家全家遭难，一家六口人五口人在坐牢。只到1979年平反之后，遇家再也没有回到正常的生活上来，遇母于1983年，遇父于1988年相继去世，唯一让两位老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均等到了遇罗克平反和自己均不是阶级敌人的那一天。

著名现代诗人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为遇罗克做了两首诗，献给了这位生命献给真理的烈士。 《宣告---献给遇罗克》和《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是北岛做为伤痕一代现代诗诗人的代表对遇罗克精神最好的赞扬。

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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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徐晓,丁东,徐友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3 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199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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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像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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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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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所有有良知的人心中总是坚定着这样一个信念，未来是美好的，在不远的一天后，现在的冤屈总是会最终平复清白，笼罩在这思想巨人身上的阴霾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精神的力量会永远留在人们心间。***总理在2007年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歌，《仰望星空》：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不仅是遇罗克，张志新，林昭这些最黑暗的日子中的英雄，每一位敢于喊出自己声音的人，在黑暗中寻找天空中的那明亮的星空的人都值得历史铭记。

二、《出身论》诞生的前后

谈到《出身论》，就必须要提及在文革时期出现的“血统论”这一荒谬思潮。 在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大批干部子女，尤其以清华附中为首凭借着自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姿态，而带着“血统论”气息与学校共同鼓吹“阶级斗争论”，而强调家庭出身的优越感。例如，1964年清华附中一次小规模的学生打架事件，仅仅是一位干部子弟与一位平民子弟之间的私事，但是当时清华大学以及清华附中的众多领导都迫于现实的压力，将该次人民内部冲突作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阶级斗争事件处理，学校为了抬高干部子弟地位，进一步压抑平民子弟，经常对干部子弟提供专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只有干部才能阅读的文件等。㈣而这种思潮却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拥护，并导致了“红卫兵”的诞生，而清华附中这一批干部子女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红卫兵，是“老红卫兵”的典型代表。在此之后，这类红卫兵子女自称为“红五类”子女，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类在当时历史时期的思想革命派的子女。而与“红五类”对应，“黑五类”这一词汇也就此诞生，即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合称地富反坏右。㈤实际上，红五类相比于其他出身在建国初期便已经获得了许多优待，在文革中阶级路线被强调到绝对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多倚重；而与此相对，“黑五类”、“黑七类”及其子女则被公开达成阶级敌人。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情势完全造就了红五类在方方面面的优越感。在同龄人中，红五类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处于更优胜的社会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众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际交往里，都拥有更多“话语权”、更多的交友机会，他们是交友选择的决定者，交友规则（范围、活动类型和内容、趣味、禁忌、处罚）的制订者和游戏的主导者、裁判者，而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动适应者和响应者。即便是性情温和的红五类子女对黑五类子女也拥有合理合法的伤害权，更不用说在其中某些极端者更是对他们眼中的阶级敌人动辄打骂、虐待。而遇罗克作为“黑五类”子女的一员，遭受到了严重的人格歧视，并对他生活造成了严重困扰。

而《出身论》诞生的导火索即在1966年，当时全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大学生谭立夫作为高干子弟发表了《从对联谈起》这篇文章，文中写道：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完全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㈣

㈤ 清华大学校庆筹委会﹒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筹委会，1995：157 阮耀钟﹒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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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风。在修正主义思想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小小的一颗火星完全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或许有人对出身论稍加赞许，不过是运用先扬后抑的策略，对该对联大力批驳；而我们却要敢于大声疾呼“好得很！”有的同志认为说“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感觉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从而后来又产生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如果将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其意义就比较完全了。第一副对联完全描绘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情况，是在讲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而第二幅对联则是明确指出了血统论的发展前途，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倘若将“基本如此”后面加上“应该如此”就是完完全全的辩证唯物主义了。此文阐述了一个荒谬至极的观点：即家庭出身决定自身信仰。而在当时混乱年代的社会意识中，此文受到了红卫兵的广泛拥护，成了红卫兵对“黑五类”子女进行批判的战斗檄文。当时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1966年“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遭到了一群红卫兵的唾骂和拳打脚踢。

就是在这种“血统论”至上的社会思潮中，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并在于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首先发表。据牟志京在《百年潮》1999年第一期的文章《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刊登道：中学文革报的每一期的出版发行量仅有区区三万左右，并且只是在北京市内发行与传播，但是在刊载了《出身论》之后，邮递员甚至无力承担众多从全国范围内收到的读者来信，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去邮局取邮袋。平均每天的来信有几千封，处理读者来信成了一项庞大的任务。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来信是向我们倾诉他们的遭遇和心声。读者来信的另一个特点是，除西藏、台湾两省之外，颇为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省。即出身论这篇文章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一名贵阳市的青年来信称，其在贵阳市市中心看到《出身论》内容的大字报之后，竟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众痛哭流涕。 而遇罗克《出身论》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即从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并引发的社会问题写起。从三个方面反对“血统论”这一观点。

遇罗克首先从每个人所受到的社会和家庭影响谈起。认为如果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出发，其所揭示的道理不但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谬论。它的错误在于：许多人认为家庭影响超过社会影响，却没能看到社会影响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即血统论只承认父母一辈的影响，认为父辈对子女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但是在遇罗克看来，无论是家庭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均是外因。过度强调外因，也就是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唯心主义机械论的表现。每个人都是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不管出身如何，如果接受到社会上的坏影响，青年人总是会犯或左或右的各种错误。但是引导是关键，通过正确的引导，青年人就会抛掉陈旧的思想，从而反回到正确的立场。倘若有意让出身差的青年背上历史包袱和家庭包袱，这将走向一种机械唯心主义的错误路线。因为真理永远比谬论，比坏的影响更强大，更加具有号召力。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思想武器。相信内因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那么就会轻易的发现出身论是一种严重的谬论，就不应该相信父母一辈的影响比什么都大。

其次，遇罗克从重在表现问题上出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在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但是后来听说这个观点是由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这说明他们对重在表现这种认识论观点缺乏最基础的理解。因为第一，出身和成份跟本一点关系也没有。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被那些假装公正的同志如此教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但是倘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绝对荒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恩格斯即是从资本家家庭出生的，但是他没有遵循其父辈的路线，反而成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陕西米脂的李鼎铭，着眼于教育十余年，常年开设医馆治病救人，“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他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提议的。虽然他出身于地主阶级，但每个有正确思维的人都能看出他并没有走地主阶级的老路，反而为了人民的福祉献出了自身。毛主席曾专门赞扬他说：“不论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血统论看人，就是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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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某些别用用心的同志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确，作为地主和资本家，在阶级社会长期处于剥削地位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均残留着阶级社会剥削的流毒。他们倘若要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做人，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当然我们“成分论”的根据也由此而来。但是对他们的子女来讲，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的青年人来讲，没有任何剥削阶级能给他们打上剥削的烙印。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了现阶段青年人思想的主流。而所有接受过正统社会主义教育年轻人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要么就是在成为劳动者的路上。倘若对这些年轻人还强调“成份论”，强调“血统论”，这就完完全全将他们划分到阶级敌人中去，这就是强化人民内部矛盾以达到分裂人民的目的。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容混淆的界线，抹杀了这两条界线的话（虽然样子很“左”）就是抹杀了人和人之间的阶级界限。第二，出身与表现关系几乎没有关系。那些公允派或许不再跟大家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政治表现??”但是倘若用死出身和活表现同时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怎么能得出同一个结论？退一步说，就算我们一定要将出身和表现相齐并论，那么我们可以的出，如果出身和表现均十分出色，我们就应该对其大力赞扬。但出身不好表现好，我们就应该抹杀他的成绩。如果出身好但表现不好，我们应该掩饰他的缺点，但如果出身不好表现也不好，我们就可以对其大肆批评。这种做法是完全荒谬的。出身和表现的辩证关系，值得我们的国家领导干部们深思。唯有表现才能看出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青年，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这个和出身没有一点关系。出身好的青年人完全可能背叛革命背叛党，这个均是由他个人表现所决定的。出身、社会关系等东西只可以当做参照物来看。但是只要了解了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我们完全就可以凭借其表现给其定性而不用参考其他的外部因素。第三，出身好坏和是不是保险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上述观点阶级论分子全部接受，但是他们仍然会用另一种态度讲：“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就是黑五类和红五类子女自然而然的也各不相同。探究其原因，完全就是因为这些子女不保险，他们在一个黑五类家庭长大。先将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的关系表过不谈，难道说就算是社会影响再好，没有好的家庭影响，表现也要相对于一般青年差一些呢？但是这两者是唯物辩证的关系，而并不是简单的算数关系。毛主席曾讲过：“不破不立”，又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只有和自己身上的腐朽思想坚决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才能真正的得到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都不是一个良好的工农出身。由此，出身和政治表现的关键自然不在出身，而是在于能否坚持正确的思想改造，保持良好的思想觉悟。在社会主义社会下，我们不应该用这样荒谬的进化论来造成人民内部分裂，要坚信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自我修养，这样才能共同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明天。

最后，遇罗克又谈到了“黑五类”的受害问题。“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央某一位首长曾经在1961年开会时讲到。但是回想一下这一道鸿沟究竟是怎么能存在那么长时间的，当时刘少奇一类修正主义当政时，在每年大学结束招生，高等教育部总是发表同志：“今年全国各所高校仍然优先录取了大批革命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但是黑五类子女完全不受大学待见。就算是在工厂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只有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才能提升到干部行列。就算是先进工作者评选方面，“黑五类”同样是没有名额。更有甚者，在某些工厂，能否带徒弟，能否操作机床均与出身划上干系。这些年在批斗工厂当权派的时候，提拔某些黑五类子女做干部即招降纳叛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条。而农村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只要你出身不好，财务等紧要部门工作就与你无缘了。倘若你想外调，一个好的出身是最好的敲门转。总而言之，黑五类子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无法与正常人一样生活，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希望见到的状况。

在文章的最后，遇罗克希望那些受到压迫的革命青年，能够为了自己的命运去抗争。毛主席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遇罗克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67年4月13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在讲话中谈到出身论，他将《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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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毒草，他认为《出身论》在恶意地歪曲党和国家的阶级路线，根本目的在于挑动黑五类子女向党，向国家进攻，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此后，《出身论》从此被封禁。

1979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某些极少数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坏身份分子，只要多年来一直遵循政府法令做的地富家反坏分子，只要经过群众集体评审，并受到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允许其摘掉帽子，并且给予其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而从地主、富农出身的农村公社社员，其成分一律确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应该视为社员，而不应再当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㈥“出身论”最终才得到正确的认识。

三、现世的出身论

而在当今改革开放34年过去的今天，出身论、血统论的流毒仍然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科院陆学艺院士在2004年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明确提出，现阶段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大大增强，反而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仅从教育方面谈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在中国最好的两所高校中，北京大学相比于二十年前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在清华大学中，仅仅存在百分之17的农村学生。对于这一现象，武汉大学尚重生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在现今社会的确是客观存在的。首先，高考的命题对于农村的孩子非常不利，农村的学生在现在的生活条件下很难接触到在考试题目中出现的网络语言；其次，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自小生活差异过大，没有太广的知识储备；再次，寒门学子缺少更多社会关系，即使考上了一流高校，他们以后的发展只会更加狭隘。尚重生为此提出了担忧：照如此现象发展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所谓“贫二代”现象会越发越严重，社会结构出现进一步断层，贫富分化现象加大，这对于社会继续和谐稳定发展是一重大瓶颈。因此，寒门子弟若要成功，必须要比城市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而言，跟据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称，根据南京师范大学蒋钰珮的调查，对江苏省2005年8所高校的共600多名毕业生（包括文科理科及工科）的就业进行调查后发现，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找工作中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是凭借父母的社会关系。而通过调查，最终凭借父母的关系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占到调查总数的百分之27.2，只有区区百分之13.6的学生认为，父母的社会关系在找工作时不是一个重要的筹码。由此调查可以得出，至少在就业方面，家境出身与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拥有着密切联系。而在相当数量的腐败案件背后，都存在腐败官员子女利用其父母职权谋取暴利的问题。即便父母均为清正廉明的官员，子女在寻找工作岗位时，均会享受到或多或少的便利待遇。因此，抑制现世血统论重要的着眼点就在于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

在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下发了《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对官员行为作出了数项具体规定，明言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2000年12月，中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规定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04年7月，中纪委决定在湖北省襄樊市、山西省朔州市和北京市石油机械厂、神华集团下属的国华电力公司4个地方（单位）开展领导干部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备案试点工作。2007年，司法部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次申报登记，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广东等地纪委还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信息电子数据库。但是，制度建设仍然十分滞后，制度执行仍是流于形式。正是因为执行流于形式，因此一些官员在廉政建设上的诚信度陷入了严重危机，从而埋下了社会危机的隐患。同时官员子女在从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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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过程中的强势地位正在破坏社会公正在现今社会仍然客观存在，这种现象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感到寒心、感到无助和无望。

对于解决这种问题，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规，并且在适当时候制定《公平就业法》，对单位招录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法律上防止用人腐败的发生。我国现阶段仅有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就业促进法》第3章对公平就业的权利予以粗略的规定，而对于官员子女这一敏感问题没有法律规定。填补我国在保障公民平等就业权利上法律的空白，使防止官员子女在就业方面从自身父辈钻空子、找门路具有法律依据。其次，要建立健全监督体制，整合国家监督和舆论监督资源。高等院校、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新闻媒体等各行各业各部门，应给予从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某单位在招录人员上存在虚假招考、权权交易等问题，这些部门应积极介入，加大监督力度，创造就业公平环境，使那些企图利用权势为自己的孩子求职施加特殊影响的人多一份畏惧。最后，建议修改《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㈦。该规定始于1997年1月，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定时定期向党组织报告个人事项，但这项决定存在着重大的漏洞。第一要明确法定受理机构，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受理报告机构。按该项规定而言，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应该向各自各户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报告，并且同时上报上级人事部门、纪检及监察机构备案。但是这样会造成领导者与监督者的权利错位，重大事项汇报最终只能流于形式。第二，扩大申报公开程度，根据干部的公众化程度确定公开的范围，分为公众化程度高的实行完全公开，公众化程度低的实行限制性公开，而不能象现在的做法，干部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给组织后，只有少数领导知情，对其余的人则一概不予公开。第三，监督与惩处相结合，建立健全惩戒措施，让瞒报、漏报或不报者承担相应的严厉的法律后果。

最后，必须严格官员子女从业申报制度并逐步走向公开。为此可以做好以下三点：第一，仿照“公民自行申报个税”的做法，强制性规定官员必须“申报子女从业”情况，否则违法。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官员申报子女从业和公民自行申报个税情况类似，都是诉诸个体自觉履行的某种义务，公民履行的是纳税义务，官员履行的是自证权力清白义务。只不过一个更多指向普遍公民，一个指向领导干部。自行申报不是一种“想申报就申报，不想申报不申报”自由权利，而且是一种“必须申诉、否则违法”的强制性义务。第二，完善申报程序与规范。这套程序与规范必须包括申报期限、监督部门、惩罚措施。申报登记要有期限规定，无限期会给官员以逃避申报的借口。要明确司法机关对申报情况的监督职责，授权司法部门可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掌握到官员子女的从业情况，以此给官员主动申报施加压力。最重要的是制定完备的惩罚措施，假如官员不申报、漏报、虚报和少报的话，应该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只有具备了这些约束，有期限、有监督、有惩罚，“领导干部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制”才是一个完备自治、能得到执行的制度。第三，必须将申报结果与公示公开相结合。一方面，将官员子女从业情况作为政务公开内容按程序公开，纳入民主生活会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内容，这是政治责任的折射，也符合责任政治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甚至还可以组织评议。建议搭建一个公职人员配偶子女从业状况信息网络平台，将官员子女从业结果、从业过程公开。尤其是在就业环节上，一定要有群众的有效监督，使官员子女与平民百姓子女在同一条件下竞争，防止出现表面公平暗中做弊的问题。只有当官员自身及其子女均处在透明体中，敢把公权变私权者才会愈来愈少。

四、结语 从英国政治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到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书简》，均提到人生来就是自由与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论语》季氏第十六篇提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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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文献均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是作为普世价值为人们所接受的，而“血统论”实际上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的流毒，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下，封建专制腐朽思想的传播对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于血统论这一思潮，我们不仅要探寻文革这一混乱年代的历史真相，更应该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抑制住新时期的“血统论”的蔓延。

2012年人民日报2月2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宣称，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㈧。按照***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唯有反思才能创新，唯有改革才能进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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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祝晓风、张洁宇﹒遇罗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来的，***，2004，5 [11]苏双碧﹒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新时期，1980，6

[12]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光明日报，19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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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牟志京﹒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百年潮，1999，1

[16]潘晓凌﹒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南方周末，2011，8

[17]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人民日报，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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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1999，6

[20]张育仁 张夷驰﹒遇罗克的殉难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粤海风，2009，5

[21]清华大学校庆筹委会﹒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筹委会，1995

[22]阮耀钟﹒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4

[23]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6

[24]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11

[25]***﹒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领导讲话汇编，2011，11

㈧ 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人民日报，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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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72遇罗克及其《出身论》

遇罗克及其《出身论》

——探求与反思 学生：林一川 指导老师：周山仁

内容提要 本文从文革时期一位敢于反对“血统论”这一反动观点的年轻思想家遇罗克的遭遇出发，旨在引发读者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混乱时期的关注与反思，同时对于“血统论”这一思潮在当今社会的反扑进行批驳。对于遇罗克的生平，本文的主要从遇罗克的日记以及遇罗克亲人的传记记载内容出发，从遇罗克的生平和遇罗克的著作《出身论》问世的前后进行探究。从而引史喻今，对当今社会上存在的血统论思潮进行批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不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正视，更是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大计。

关键词 遇罗克 文化大革命 出身论

Summa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e dared to oppose "family origin" the reactionary views of young thinkers Yu Luoke encounter starting, designed to lead to readers' atten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confusion, at the same time for "family origin"refute this thought in today's society counterattack. Yu Luoke's life, the main departure from the biography content of of Yu Luoke the diary and Yu Luoke relatives, explore life Yu Luoke the and Yu Luoke the book "origin of" the advent of the before and after. Cited the history of metaphor today, refuting the thought of today's society, the family origin, and to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Not only to face up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focuse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Keywords Yu Luo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amily origin

一、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十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上到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高级领导干部，下至各界知名人士及群众均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批斗与迫害。同时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长期陷于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本应独立的司法机关均不能正常工作。在经济上，同时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结构失调，管理体制僵化。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于建国前10年基本上没有提高。新中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不但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距离。而在教育科学文化方面，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领域一片凋零，在一段时期造成了严重的文化、科技和人才的断层。这段时期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尤其对后世影响之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科教文体制的恢复，同时改革开放时期国民经济的建设影响巨大。这是思想专制，言论不能自由的一个灰暗的时期，有些知识分子选择明哲保身，但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总是不缺乏那些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勇者，遇罗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遇罗克，对于这个名字现代青年人或许非常陌生，但是在40多年前，他的言论曾作为知识分子在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引着敢于呼唤真理和自由的人们继续前进。德国著名思想家康德曾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之中的道德法则”。遇罗克即是在这黑暗中仍然保持独立思想，能够仰望星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佼佼者之一。

遇罗克，1942年出生在北京，其父遇崇基曾经在早稻田大学就读，其母王秋琳生长在一个资本家家庭，曾经前往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深造。据遇罗克其弟遇罗文在2000年编著的纪实长篇《我家》中详细记载，遇崇基因在1957年反对当时的“小汇报”制度，并说了一句“人与人、冷冰冰”，从而直接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王秋琳也因对当时被错划成右派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中国资信业第一人的章乃器表示同情，也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因为他父母在1957年均被打成了“右派”，高中毕业的遇罗克失利于1957和1958年的两次高考，均因为自己的身份问题被学校拒绝。从学生时代，遇罗克就对尘世冷暖拥有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划成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产生了质疑。

为了更加去亲近社会，了解人民大众疾苦，遇罗克自愿前往北京南郊农村。1961年过年前，遇罗克被准许前往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的菜园小队插队。但在农村，遇罗克却看到“血统论”的现象比想象的更加严重也更加残酷：许多地主和地主家的小孩子都被批斗死。而当时公社的领导干部把这种批斗方式形象的称为“连根拔”。遇罗克意识到，出身问题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开始着重研究它，并更加刻苦的练习写作。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课余时间，他在小屋里显眼的地方，贴上了一个纸条：“谈话请勿超过十分钟。”他认为无论是“鸿儒谈”，还是“白丁往来”，都是一样浪费宝贵的时间。在离开农村前，他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对于出身问题探讨，并立志于解决的决心：“千里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1964年，当时患有严重神经衰弱问题的遇罗克回到北京城里。在回到家中，他的卧室兼书房陈设非常简单：一张搭成的木板床，一个简易书架，一张木板钉成的桌和两个方凳。桌面上粗糙，糊上一层牛皮纸，垫上一块玻璃板。墙上挂有两幅国画，是徐悲鸿的《骏马》和《逆风》，他又自己写了一条横幅“山雨欲来风满楼”，贴在墙上。直到遇罗克牺牲前，他一直在这间不足10见方的小屋里生活。

遇罗克在回家后曾经在一所小学担任过老师，不过不就之后学校就因为其出身于右派家庭将他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由于没有中专技校等经验，只能从学徒工做起。在工厂当工人的空闲时间中，遇罗克从自己联系到整个社会，并大量的阅读各种书籍，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以及造成这种不公的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思考。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而真正掀起了影响中国达到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初，遇罗克便给《文汇报》寄去了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据遇罗文记载，遇罗克在文章发表后，有些兴奋的说：“我总算为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而根据苏双碧所摘抄的遇罗克的部分日记，他在1966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

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㈠与此同时，遇罗克还有那首著名的遗诗《赠友人》流传在世。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冲特重我头轻。在这段时期，遇罗克已经对中央发动的这一场革命提出了自己的严重质疑，并抱着敢于牺牲的精神为了真理抗争。

1966年7月，他写出了《出身论》这一篇昭示真理的文章，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1967年4月17日，当时的中央文革发文宣称《出身论》是反动的。1968年元旦，遇罗克最终被捕。据张朗朗于2010年4月14日在《南方都市报》刊载的文章《在死刑号的日子》称，遇罗克作为其在死刑号里的狱友，张朗朗客观地谈到，实际上遇罗克根本不用死，他完全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经常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诗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牺牲的勇气。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换句话说，遇罗克完全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提出《出身论》的观点。 ㈠ 祝晓风，张洁宇﹒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2004，5：57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惨遭杀害。从遇罗克被逮捕，所谓红卫兵对遇罗克审讯了近八十余次，希望能找到“现行反革命”的罪证，从而名正言顺的杀害这位无辜青年，但是他们没能从遇罗克口中捞到半点证据。根据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㈡

至于遇罗克冤案的披露以及后来为外人所知，据祝晓风、张洁宇于2004年在《***》第5期发表的文章《遇罗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来的》称在1978年冬，遇罗克母亲王秋琳登门拜访《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两人共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档案馆查询资料，汇报至北京市公安局，并由胡耀邦亲自批示予以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以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以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㈢最终，这位敢于站出说出这既定的真理的英雄名誉最终得到恢复，鲜血浇灌的真理之花最终得到

在1979年恢复名誉之后，1980年6月，《新时期》杂志第4期登出了光明日报记者苏双碧的文绽放。 章：《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北京日报》再次全文刊发了该文章。1980年7月21日、22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一文问世。王晨、张天来向民众详细介绍了遇罗克写下《出身论》的前后，和在牢狱中的斗争。遇罗克的著作在党报上最终得到承认，不过遇罗克仍没能获得“烈士”称号，仅仅被平反而已。该文章高度评价了遇罗克，认为遇罗克敢于在10年动乱黑暗中，能够站出来喊出自己的声音，与那些能够进行发明创造的明星一样，均将受到人民的称颂。遇罗克被誉为“划破夜幕的陨星”，这位敢于站出来反对权威的先驱者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遇罗克随后以“文革”中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英雄而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然而对遇家来说，文革永远对他们造成了永世无法磨灭的伤痕，在文革时期，属于“黑五类”家庭的遇家全家遭难，一家六口人五口人在坐牢。只到1979年平反之后，遇家再也没有回到正常的生活上来，遇母于1983年，遇父于1988年相继去世，唯一让两位老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均等到了遇罗克平反和自己均不是阶级敌人的那一天。

著名现代诗人北岛在20世纪80年代为遇罗克做了两首诗，献给了这位生命献给真理的烈士。 《宣告---献给遇罗克》和《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是北岛做为伤痕一代现代诗诗人的代表对遇罗克精神最好的赞扬。

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㈡

㈢ 徐晓,丁东,徐友渔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3 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1999，6：35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为了每当太阳升起 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

穿过整个国土

悲哀的雾

覆盖着补丁般错落的屋顶

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烟囱喷吐着灰烬般的人群 温暖从明亮的树梢吹散 逗留在贫困的烟头上 一只只疲倦的手中 升起低沉的乌云 以太阳的名义

黑暗公开地掠夺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

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

呵，我的土地

你为什么不再歌唱 难道连黄河纤夫的绳索

也像崩断的琴弦 不再发出鸣响

难道时间这面晦暗的镜子

也永远背对着你 只留下星星和浮云

我寻找着你

在一次次梦中

一个个多雾的夜里或早晨 我寻找春天和苹果树 蜜蜂牵动的一缕缕微风 我寻找海岸的潮汐 浪峰上的阳光变成的鸥群 我寻找砌在墙里的传说 你和我被遗忘的姓名

如果鲜血会使你肥沃

明天的枝头上 成熟的果实

会留下我的颜色

必须承认

在死亡白色的寒光中

我，战栗了

谁愿意做陨石 或受难者冰冷的塑像 看着不熄的青春之火 在别人的手中传递 即使鸽子落到肩上 也感不到体温和呼吸 它们梳理一番羽毛

又匆匆飞去

我是人

我需要爱

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 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 在摇篮的晃动中 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

在草地和落叶上 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

我写下生活的诗 这普普通通的愿望 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

一生中

我多次撒谎

却始终诚实地遵守着 一个儿时的诺言 因此，那与孩子的心 不能相容的世界 再也没有饶恕过我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

我的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72遇罗克及其《出身论》_遇罗克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所有有良知的人心中总是坚定着这样一个信念，未来是美好的，在不远的一天后，现在的冤屈总是会最终平复清白，笼罩在这思想巨人身上的阴霾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精神的力量会永远留在人们心间。***总理在2007年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一首诗歌，《仰望星空》：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不仅是遇罗克，张志新，林昭这些最黑暗的日子中的英雄，每一位敢于喊出自己声音的人，在黑暗中寻找天空中的那明亮的星空的人都值得历史铭记。

二、《出身论》诞生的前后

谈到《出身论》，就必须要提及在文革时期出现的“血统论”这一荒谬思潮。 在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大批干部子女，尤其以清华附中为首凭借着自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姿态，而带着“血统论”气息与学校共同鼓吹“阶级斗争论”，而强调家庭出身的优越感。例如，1964年清华附中一次小规模的学生打架事件，仅仅是一位干部子弟与一位平民子弟之间的私事，但是当时清华大学以及清华附中的众多领导都迫于现实的压力，将该次人民内部冲突作为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阶级斗争事件处理，学校为了抬高干部子弟地位，进一步压抑平民子弟，经常对干部子弟提供专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只有干部才能阅读的文件等。㈣而这种思潮却受到了当时党中央的拥护，并导致了“红卫兵”的诞生，而清华附中这一批干部子女成为了中国第一批红卫兵，是“老红卫兵”的典型代表。在此之后，这类红卫兵子女自称为“红五类”子女，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这类在当时历史时期的思想革命派的子女。而与“红五类”对应，“黑五类”这一词汇也就此诞生，即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合称地富反坏右。㈤实际上，红五类相比于其他出身在建国初期便已经获得了许多优待，在文革中阶级路线被强调到绝对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多倚重；而与此相对，“黑五类”、“黑七类”及其子女则被公开达成阶级敌人。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情势完全造就了红五类在方方面面的优越感。在同龄人中，红五类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处于更优胜的社会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众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际交往里，都拥有更多“话语权”、更多的交友机会，他们是交友选择的决定者，交友规则（范围、活动类型和内容、趣味、禁忌、处罚）的制订者和游戏的主导者、裁判者，而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动适应者和响应者。即便是性情温和的红五类子女对黑五类子女也拥有合理合法的伤害权，更不用说在其中某些极端者更是对他们眼中的阶级敌人动辄打骂、虐待。而遇罗克作为“黑五类”子女的一员，遭受到了严重的人格歧视，并对他生活造成了严重困扰。

而《出身论》诞生的导火索即在1966年，当时全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大学生谭立夫作为高干子弟发表了《从对联谈起》这篇文章，文中写道：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完全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㈣

㈤ 清华大学校庆筹委会﹒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筹委会，1995：157 阮耀钟﹒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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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风。在修正主义思想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小小的一颗火星完全燃起来了熊熊烈火。有人说它“糟得很”；或许有人对出身论稍加赞许，不过是运用先扬后抑的策略，对该对联大力批驳；而我们却要敢于大声疾呼“好得很！”有的同志认为说“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感觉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从而后来又产生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如果将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其意义就比较完全了。第一副对联完全描绘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情况，是在讲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而第二幅对联则是明确指出了血统论的发展前途，这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倘若将“基本如此”后面加上“应该如此”就是完完全全的辩证唯物主义了。此文阐述了一个荒谬至极的观点：即家庭出身决定自身信仰。而在当时混乱年代的社会意识中，此文受到了红卫兵的广泛拥护，成了红卫兵对“黑五类”子女进行批判的战斗檄文。当时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在1966年“红八月”前后在清华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贴下了反对“对联”的大字报，遭到了一群红卫兵的唾骂和拳打脚踢。

就是在这种“血统论”至上的社会思潮中，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这篇文章，并在于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上首先发表。据牟志京在《百年潮》1999年第一期的文章《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刊登道：中学文革报的每一期的出版发行量仅有区区三万左右，并且只是在北京市内发行与传播，但是在刊载了《出身论》之后，邮递员甚至无力承担众多从全国范围内收到的读者来信，我们只好每天用三轮车去邮局取邮袋。平均每天的来信有几千封，处理读者来信成了一项庞大的任务。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来信是向我们倾诉他们的遭遇和心声。读者来信的另一个特点是，除西藏、台湾两省之外，颇为均匀地分布于全国各省。即出身论这篇文章传遍了大江南北，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一名贵阳市的青年来信称，其在贵阳市市中心看到《出身论》内容的大字报之后，竟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当众痛哭流涕。 而遇罗克《出身论》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即从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存在的社会差异并引发的社会问题写起。从三个方面反对“血统论”这一观点。

遇罗克首先从每个人所受到的社会和家庭影响谈起。认为如果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出发，其所揭示的道理不但不是真理，而是绝对的谬论。它的错误在于：许多人认为家庭影响超过社会影响，却没能看到社会影响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说白了即血统论只承认父母一辈的影响，认为父辈对子女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但是在遇罗克看来，无论是家庭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均是外因。过度强调外因，也就是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种唯心主义机械论的表现。每个人都是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不管出身如何，如果接受到社会上的坏影响，青年人总是会犯或左或右的各种错误。但是引导是关键，通过正确的引导，青年人就会抛掉陈旧的思想，从而反回到正确的立场。倘若有意让出身差的青年背上历史包袱和家庭包袱，这将走向一种机械唯心主义的错误路线。因为真理永远比谬论，比坏的影响更强大，更加具有号召力。如果一个人真正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思想武器。相信内因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思想。那么就会轻易的发现出身论是一种严重的谬论，就不应该相信父母一辈的影响比什么都大。

其次，遇罗克从重在表现问题上出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很多人都在说“重在表现”是修正主义观点。但是后来听说这个观点是由毛主席提出来的，才慌忙改口。这说明他们对重在表现这种认识论观点缺乏最基础的理解。因为第一，出身和成份跟本一点关系也没有。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被那些假装公正的同志如此教育：“一我们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但是倘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绝对荒谬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恩格斯即是从资本家家庭出生的，但是他没有遵循其父辈的路线，反而成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人。陕西米脂的李鼎铭，着眼于教育十余年，常年开设医馆治病救人，“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他向陕甘宁边区政府提议的。虽然他出身于地主阶级，但每个有正确思维的人都能看出他并没有走地主阶级的老路，反而为了人民的福祉献出了自身。毛主席曾专门赞扬他说：“不论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就是不以血统论看人，就是不唯成份论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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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某些别用用心的同志会引用毛主席的话反驳道：“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确，作为地主和资本家，在阶级社会长期处于剥削地位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均残留着阶级社会剥削的流毒。他们倘若要想在社会主义社会重新做人，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当然我们“成分论”的根据也由此而来。但是对他们的子女来讲，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的青年人来讲，没有任何剥削阶级能给他们打上剥削的烙印。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了现阶段青年人思想的主流。而所有接受过正统社会主义教育年轻人要么是已经成了劳动者，要么就是在成为劳动者的路上。倘若对这些年轻人还强调“成份论”，强调“血统论”，这就完完全全将他们划分到阶级敌人中去，这就是强化人民内部矛盾以达到分裂人民的目的。出身和成份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容混淆的界线，抹杀了这两条界线的话（虽然样子很“左”）就是抹杀了人和人之间的阶级界限。第二，出身与表现关系几乎没有关系。那些公允派或许不再跟大家谈成份了。他们说：“我们既看出身，也看政治表现??”但是倘若用死出身和活表现同时来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怎么能得出同一个结论？退一步说，就算我们一定要将出身和表现相齐并论，那么我们可以的出，如果出身和表现均十分出色，我们就应该对其大力赞扬。但出身不好表现好，我们就应该抹杀他的成绩。如果出身好但表现不好，我们应该掩饰他的缺点，但如果出身不好表现也不好，我们就可以对其大肆批评。这种做法是完全荒谬的。出身和表现的辩证关系，值得我们的国家领导干部们深思。唯有表现才能看出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青年，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这个和出身没有一点关系。出身好的青年人完全可能背叛革命背叛党，这个均是由他个人表现所决定的。出身、社会关系等东西只可以当做参照物来看。但是只要了解了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我们完全就可以凭借其表现给其定性而不用参考其他的外部因素。第三，出身好坏和是不是保险没有任何关系。就算上述观点阶级论分子全部接受，但是他们仍然会用另一种态度讲：“黑五类子女同他们的家长当然不完全一样子……”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就是黑五类和红五类子女自然而然的也各不相同。探究其原因，完全就是因为这些子女不保险，他们在一个黑五类家庭长大。先将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的关系表过不谈，难道说就算是社会影响再好，没有好的家庭影响，表现也要相对于一般青年差一些呢？但是这两者是唯物辩证的关系，而并不是简单的算数关系。毛主席曾讲过：“不破不立”，又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只有和自己身上的腐朽思想坚决斗争，社会主义思想才能真正的得到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马克思、列宁、毛主席都不是一个良好的工农出身。由此，出身和政治表现的关键自然不在出身，而是在于能否坚持正确的思想改造，保持良好的思想觉悟。在社会主义社会下，我们不应该用这样荒谬的进化论来造成人民内部分裂，要坚信出身不好的青年的自我修养，这样才能共同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明天。

最后，遇罗克又谈到了“黑五类”的受害问题。“出身不同的青年之间，不应该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央某一位首长曾经在1961年开会时讲到。但是回想一下这一道鸿沟究竟是怎么能存在那么长时间的，当时刘少奇一类修正主义当政时，在每年大学结束招生，高等教育部总是发表同志：“今年全国各所高校仍然优先录取了大批革命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但是黑五类子女完全不受大学待见。就算是在工厂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只有出身“红五类”家庭的子女，才能提升到干部行列。就算是先进工作者评选方面，“黑五类”同样是没有名额。更有甚者，在某些工厂，能否带徒弟，能否操作机床均与出身划上干系。这些年在批斗工厂当权派的时候，提拔某些黑五类子女做干部即招降纳叛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条。而农村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只要你出身不好，财务等紧要部门工作就与你无缘了。倘若你想外调，一个好的出身是最好的敲门转。总而言之，黑五类子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无法与正常人一样生活，这并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希望见到的状况。

在文章的最后，遇罗克希望那些受到压迫的革命青年，能够为了自己的命运去抗争。毛主席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遇罗克完全可以被称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67年4月13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在讲话中谈到出身论，他将《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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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毒草，他认为《出身论》在恶意地歪曲党和国家的阶级路线，根本目的在于挑动黑五类子女向党，向国家进攻，是现行反革命的行为。此后，《出身论》从此被封禁。

1979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主、富农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除了某些极少数仍然坚持反动立场的坏身份分子，只要多年来一直遵循政府法令做的地富家反坏分子，只要经过群众集体评审，并受到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允许其摘掉帽子，并且给予其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而从地主、富农出身的农村公社社员，其成分一律确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们，他们的家庭出身应该视为社员，而不应再当做地主、富农家庭出身。㈥“出身论”最终才得到正确的认识。

三、现世的出身论

而在当今改革开放34年过去的今天，出身论、血统论的流毒仍然阻碍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科院陆学艺院士在2004年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明确提出，现阶段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大大增强，反而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仅从教育方面谈起，“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三十年来，国家的转型在继续，但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却在逐渐陷入停顿。“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在中国最好的两所高校中，北京大学相比于二十年前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在清华大学中，仅仅存在百分之17的农村学生。对于这一现象，武汉大学尚重生称，“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在现今社会的确是客观存在的。首先，高考的命题对于农村的孩子非常不利，农村的学生在现在的生活条件下很难接触到在考试题目中出现的网络语言；其次，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自小生活差异过大，没有太广的知识储备；再次，寒门学子缺少更多社会关系，即使考上了一流高校，他们以后的发展只会更加狭隘。尚重生为此提出了担忧：照如此现象发展下去，在不远的将来，所谓“贫二代”现象会越发越严重，社会结构出现进一步断层，贫富分化现象加大，这对于社会继续和谐稳定发展是一重大瓶颈。因此，寒门子弟若要成功，必须要比城市学生付出更多的努力。

然而就大学生就业问题而言，跟据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称，根据南京师范大学蒋钰珮的调查，对江苏省2005年8所高校的共600多名毕业生（包括文科理科及工科）的就业进行调查后发现，至少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找工作中并不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是凭借父母的社会关系。而通过调查，最终凭借父母的关系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占到调查总数的百分之27.2，只有区区百分之13.6的学生认为，父母的社会关系在找工作时不是一个重要的筹码。由此调查可以得出，至少在就业方面，家境出身与能否找到理想的工作拥有着密切联系。而在相当数量的腐败案件背后，都存在腐败官员子女利用其父母职权谋取暴利的问题。即便父母均为清正廉明的官员，子女在寻找工作岗位时，均会享受到或多或少的便利待遇。因此，抑制现世血统论重要的着眼点就在于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

在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下发了《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对官员行为作出了数项具体规定，明言禁止领导干部子女经商办企业。2000年12月，中纪委五次全会明确规定省(部)、地(厅)级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不准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个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活动。2004年7月，中纪委决定在湖北省襄樊市、山西省朔州市和北京市石油机械厂、神华集团下属的国华电力公司4个地方（单位）开展领导干部亲属出国、子女就业申报备案试点工作。2007年，司法部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次申报登记，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广东等地纪委还探索建立了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信息电子数据库。但是，制度建设仍然十分滞后，制度执行仍是流于形式。正是因为执行流于形式，因此一些官员在廉政建设上的诚信度陷入了严重危机，从而埋下了社会危机的隐患。同时官员子女在从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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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过程中的强势地位正在破坏社会公正在现今社会仍然客观存在，这种现象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感到寒心、感到无助和无望。

对于解决这种问题，首先要健全法律法规，并且在适当时候制定《公平就业法》，对单位招录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从法律上防止用人腐败的发生。我国现阶段仅有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就业促进法》第3章对公平就业的权利予以粗略的规定，而对于官员子女这一敏感问题没有法律规定。填补我国在保障公民平等就业权利上法律的空白，使防止官员子女在就业方面从自身父辈钻空子、找门路具有法律依据。其次，要建立健全监督体制，整合国家监督和舆论监督资源。高等院校、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和新闻媒体等各行各业各部门，应给予从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有足够证据证明某单位在招录人员上存在虚假招考、权权交易等问题，这些部门应积极介入，加大监督力度，创造就业公平环境，使那些企图利用权势为自己的孩子求职施加特殊影响的人多一份畏惧。最后，建议修改《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㈦。该规定始于1997年1月，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定时定期向党组织报告个人事项，但这项决定存在着重大的漏洞。第一要明确法定受理机构，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受理报告机构。按该项规定而言，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应该向各自各户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报告，并且同时上报上级人事部门、纪检及监察机构备案。但是这样会造成领导者与监督者的权利错位，重大事项汇报最终只能流于形式。第二，扩大申报公开程度，根据干部的公众化程度确定公开的范围，分为公众化程度高的实行完全公开，公众化程度低的实行限制性公开，而不能象现在的做法，干部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给组织后，只有少数领导知情，对其余的人则一概不予公开。第三，监督与惩处相结合，建立健全惩戒措施，让瞒报、漏报或不报者承担相应的严厉的法律后果。

最后，必须严格官员子女从业申报制度并逐步走向公开。为此可以做好以下三点：第一，仿照“公民自行申报个税”的做法，强制性规定官员必须“申报子女从业”情况，否则违法。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官员申报子女从业和公民自行申报个税情况类似，都是诉诸个体自觉履行的某种义务，公民履行的是纳税义务，官员履行的是自证权力清白义务。只不过一个更多指向普遍公民，一个指向领导干部。自行申报不是一种“想申报就申报，不想申报不申报”自由权利，而且是一种“必须申诉、否则违法”的强制性义务。第二，完善申报程序与规范。这套程序与规范必须包括申报期限、监督部门、惩罚措施。申报登记要有期限规定，无限期会给官员以逃避申报的借口。要明确司法机关对申报情况的监督职责，授权司法部门可通过各种途径主动掌握到官员子女的从业情况，以此给官员主动申报施加压力。最重要的是制定完备的惩罚措施，假如官员不申报、漏报、虚报和少报的话，应该有严厉的惩罚措施。只有具备了这些约束，有期限、有监督、有惩罚，“领导干部子女从业情况申报登记制”才是一个完备自治、能得到执行的制度。第三，必须将申报结果与公示公开相结合。一方面，将官员子女从业情况作为政务公开内容按程序公开，纳入民主生活会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内容，这是政治责任的折射，也符合责任政治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向社会公开、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甚至还可以组织评议。建议搭建一个公职人员配偶子女从业状况信息网络平台，将官员子女从业结果、从业过程公开。尤其是在就业环节上，一定要有群众的有效监督，使官员子女与平民百姓子女在同一条件下竞争，防止出现表面公平暗中做弊的问题。只有当官员自身及其子女均处在透明体中，敢把公权变私权者才会愈来愈少。

四、结语 从英国政治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到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书简》，均提到人生来就是自由与平等的，一切人都具有追求生存、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天赋予的，不能被剥夺。《论语》季氏第十六篇提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1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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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遇罗克及其《出身论》_遇罗克

以上所有文献均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是作为普世价值为人们所接受的，而“血统论”实际上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思想的流毒，在当代社会主义的中国下，封建专制腐朽思想的传播对维护社会稳定，经济稳步发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对于血统论这一思潮，我们不仅要探寻文革这一混乱年代的历史真相，更应该对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抑制住新时期的“血统论”的蔓延。

2012年人民日报2月2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宣称，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㈧。按照***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唯有反思才能创新，唯有改革才能进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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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祝晓风、张洁宇﹒遇罗克案冤是如何披露出来的，***，2004，5 [11]苏双碧﹒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新时期，1980，6

[12]王晨、张天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光明日报，1980，7

[13]张朗朗﹒在死刑号的日子﹒南方都市报，4

[14]谭立夫﹒从对联说起﹒思潮集，1968，10

[15]牟志京﹒遇罗克·出身论·中学文革报﹒百年潮，1999，1

[16]潘晓凌﹒穷孩子没有春天？——寒门子弟为何离一线高校越来越远﹒南方周末，2011，8

[17]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人民日报，2012，2

[18]孟令梅﹒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政策建言

[19]苏双碧﹒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1999，6

[20]张育仁 张夷驰﹒遇罗克的殉难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粤海风，2009，5

[21]清华大学校庆筹委会﹒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清华大学附中八十周年校庆筹委会，1995

[22]阮耀钟﹒关于“红卫兵”组织兴起过程中几则史实的补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4

[23]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6

[24]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11

[25]***﹒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讲话﹒领导讲话汇编，2011，11

㈧ 评论员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人民日报，20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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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遇罗克: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遇罗克

（一）

1970年2月9日，我和其他几十人被戴上手铐脚镣——那是专门用在死刑犯身上的刑具。（www.61k.com］这手铐、铁镣，与一般的不一样，又黑又重。如果不用手提着脚镣就难以迈步行走。我们这些死刑犯背着自己的行李，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牢。

那已经是凌晨2点多钟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分别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第23筒、24筒的各个单间里。所谓“筒”，就是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编号的不同走廊。

犯人们把23、24这两个筒叫作“枪号”，政府把这里叫作“死刑号”。每个死刑犯都被关进木头盒子般的单人牢房里。

当这批犯人各就各位之后，管理员开始逐个打开门，一一核对犯人的姓名和所在的房号。刚刚问完我，关上了房门，就听见走廊另一头有个犯人喊报告。管理员快步走过去打开房门，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报告管理员，我要见军代表。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交待，才把我留了下来。可是至今还没有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

话音未落，门“嘭”的一声被队长关上了。

我听清楚了，那是遇罗克的声音!还是那股嘲弄的腔调，还是那种冷冷而辛辣，柔里带刚的口吻。

1970年3月5日，他和许多人一起被一一点名后拉走了。他们走了以后，走廊里死一样地寂静。我知道这又是一场宣判大会。我预感到遇罗克再也不会回来了。

果然，遇罗克和我们那批许多人，都在那天被执行了。

（二）

我第一次见到遇罗克，是在1968年11月，狱方调号正好把我调到了他所在的牢房。那是在北京看守所，半步桥院里著名的那座K字楼，7筒1号。

K字楼每个房间大概是不到20平方米，关了20个犯人，当时疑犯太多了，牢房里最多住22个人。如果每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就得全体一起翻身。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开，才能勉强挤进去。

当时北京公安局看守所的大院儿里，有三个建筑。一个是三层建筑的K字楼，据说从天空中看下来是个字母K。犯人们传说，在战争中看到K字或十字的建筑，就不予轰炸。因为犯人和病人都无法逃生。

我进到这间牢房没两天，就有犯人向我介绍遇罗克也在这。

我知道他是谁，在监狱外面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遇罗克一开始并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那年才24周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我是因为讲了些江青的段子，又因为学西方艺术史专业想去法国留学，被公安定罪“恶毒攻击领导人”“叛国投敌”判处死刑的。牢房里多数人是愁眉苦脸，而遇罗克却是笑眯眯的。

他略带嘲弄的笑容，自我介绍：“我叫遇罗克。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加个走之。罗霄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字。”说完又微微一笑。他给了我一个很特别的第一印象。我佩服在这地方还会微笑、还有幽默感的人。虽然他微驼着背，戴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有些过早秃顶，但总的印象还是个书生模样。

他和其他犯人不同，有时候，他还摇头晃脑地吟诵诗文。他最爱念邓拓的两句诗：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三）

遇罗克在和人们单独聊天的时候，却很少笑。他把别人用来打发时间的聊天，当成一种学习、求知的手段。他常说：每个人对某一种事物肯定“门儿清”。

他只关心自己在谈话中可以学到什么、积累些什么，只想找一切机会积累知识。

好在我也并不在乎别人重视不重视我，我也渴望得到交流。于是，我和他定了合同：每次休息时间，每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的题目，轮流讲给对方听。

我第一次给他讲的是“西洋近现代美术简史”，他给我讲的是“世界电影现状”。他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真以为他曾是一个电影资料工作者。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牢房刚刚从别人那儿趸过来的。他通过给我讲解来复习这部分知识。我的天，他真的会利用别人的时间。好在我也不吃亏，从他那儿又学了复习功课一招。

他看到这种情况，就有些不高兴，直接了当地说：“不行，你差远了。你得下点功夫好好学。学哲学可以深化你的思想，使你思考问题更加科学化、条理化。形式逻辑尤其重要!”我说：“我不是个纯理性的人，而且我嫌古典哲学太晦涩、太复杂，我宁愿看那些当代哲学。清晰明了。萨特和黑格尔完全是两回事儿。”

他听了以后真生气了，说：“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神圣的、无与伦比的。萨特之类根本算不上什么哲学家。全是无病呻吟。而你居然会喜欢萨特，真是吃饱了撑的……”他还说了许多类似的批评。我一点儿也没生气。

他至少有一个理想的投射点，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认真。我还挺佩服和羡慕他这样的人。有理想精神的人，才能彻悟，向着自己的目标毅然前行。

（四）

那些天，遇罗克一直希望能从同屋的石厚刚先生手里借来延安版的毛选。

石厚刚先生是当年陕北的老红军，1955年的少将，后来转业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当副院长。因为他去延安学习过，所以才有这部《毛选》。石厚刚却不肯把这部书借给遇罗克。原因是他认为遇罗克“思想反动”。于是，遇罗克只得托我想办法。

石厚刚知道我是生在延安的，属于“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在我软磨硬泡下同意把这部宝书借给我看看。

那天，石厚刚被提讯走了。

遇罗克趁这个空当，赶紧让我借给他看这部秘籍。我悄悄递给他，让他千万别明目张胆。他歪坐在角落里仔细研究，拿这部书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版本对照着看。读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像校对似的看。时而若有所得地点点头，时而又掩卷而笑。

石厚刚回来之前，遇罗克赶紧把书还给我。后来，不知是被石厚刚发现了，还是别人警告了他。总之石厚刚先生的书从此就不再外借了。

遇罗克若有所失，常常叹息。他悄悄对我说：“出狱之后，我一定要找齐不同时期的各种版本，对照来看，那才真叫过瘾。”他说的时候，两眼放光。

后来他对我说：“他在理论上是非常混乱的，在不同时段就得有新的更改，完全是实用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才能战胜思想上的混乱。而这唯一的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说完还用力点两下头，嘴角露出满意的笑容。

（五）

有段时间，几乎每天吃完早饭，遇罗克都会打报告——这是犯人提出申请的唯一方式。他向管理员提出要纸和笔。在牢房里是不允许犯人留存纸笔的。

他说：“我要写思想汇报。”

因为他是重要的思想犯，所以看守都会答应他。他利用这个方便，一面写些应付预审员的材料，一面乘机写下自己认为有用的东西，写好以后裁成小豆腐块儿大小，以便保存。

我们俩利用这个机会，编写了一本《中国古典诗词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凡是能回忆得起来的诗词歌赋，都一一尽录其中。几个月下来，数数也有三四百首了。他比我记忆力好，多一半是他背出来的。

星期天，我们利用法定缝补时间的机会——这时候才发给我们针线，于是就把这集子装订出来两本，我们一人存留了一本。

一些同号的犯人也偷偷借去传抄。休息的时候，我们默默地念着、背着，眯缝眼睛浮想联翩。仿佛牢房灰色的水泥墙上，隐隐浮现出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景色，那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式，在不自由状态下的小小精神奢侈。

我把自己那本塞到棉衣的棉花套里，企图带出监狱。可惜在例行搜检牢房时，竟然被搜走了。在牢房中没有长久的秘密，很难隐藏任何东西。

晚饭后，犯人们可以三三两两地散淡聊天。有一段时间遇罗克和我一起议论诗词创作。我对现代新诗比较感兴趣，他却鼓励我写旧体诗。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有许多特有的内涵，古朴的韵味。只有具备中国文化根底的人才能真正理解、体会到这些精髓，也只有以这种形式才能表达出中国人的感受和情操。

我不愿意和他下象棋，因为这儿比从前那个号管得严得多。我没敢做象棋、画棋盘。所以只能下盲棋。他仗着记性好，胡走一气，一会儿就把我绕晕了。

他似乎脑瓜里有个电脑储存系统，还装了一脑子棋谱。别说“橘中秘”“梅花谱”那些名谱，就连一些不大有人知道的书，他都能头头是道讲给你听。

有一次，我问他：你看过《当头炮进三卒对屏风马》这本书吗?这是我当年在先农坛体校向侯玉山、谢小然两位先生学下象棋的时候，自己买的一本书。

他一听，立刻说这是浙江著名棋手何顺安先生的著作，他如何在1956年在全国比赛中力擒黑龙江猛虎王嘉良，当时用的就是他最擅长的当头炮进三卒。一番话把我说得目瞪口呆，真不知他那脑袋是怎么长的!

（六）

由于遇罗克特别自信，所以他的招牌表情总是在嘴角挂着那么一丝玩世不恭似的微笑，似乎嘲讽着一切。

他很爱自己的弟弟、妹妹。提起遇罗文，他总说：“他比我脑子清楚，比我认真。”提起遇罗锦，总是说：“我们家那个小姑娘。”

有一回，遇罗克因为违反监规戴了好几天手铐。虽然不是自动扣紧的洋铐，只是两个铁环的那种土铐。可是血管一膨胀也很难受。这时候他想找些话题跟人聊聊，借以分散注意力。他找上了我一起靠在墙边聊，他突然问我：

“你会唱列宁最喜欢的那支歌《光荣牺牲》吗?”

“会。”

“教我唱吧，我一直想学这支歌。”我俩在黄昏的暮色里，望着窗外远处朦胧的余辉。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他唱得很认真，很动心，歌声那么沉重，牢房里十多个人都不作声了……

（七）

当时的牢房里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都高许多。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马门教授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发生了对犹太学生的孤立、围斗、驱赶。我说：“我看过这个电影，这些情况跟我国六六年夏天发生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你会这么看?”

我说：“破四旧的时候，我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德国犹太人的处境如出一辙。”

遇罗克又问：“那你看过《出身论》吗?”

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会让人们得出一个结论：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

他谈到《出身论》的出版在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

我问：“你这样做会有秋后算账，你们值得吗?”

他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时代都有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为此我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当时的好学校一路直升上来的，他让我明白这个社会对人们是不公平的。

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过草莓，在街道上当过电话传呼员……他在社会上交往过各式各样的人，经验丰富。在交谈中，他使我了解了许多社会的不同层面。

这时候，我周围经常是有人打人，有人被打。有人被戴上手铐脚镣，有人被戴上防毒面具……天天见到的画面充斥着铁和血，我们还要视而不见。

当时几乎每个牢房里都有一两个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人，他们是这里境遇最惨的人。有一个犯人据他自己说：他是“北航”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当时差不多已经完全疯了，他的话难辨真假。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远郊区的农民，据说他是因为骂了毛主席而被关进来的，进来的时候，就戴着镣铐，人已经被多次毒打而变了形。

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看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他们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表现自己也是个狠角色。

当时遇罗克对那些被折磨成精神失常的犯人的态度很特别，既不打他们，也不对他们好，而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回答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太多了。

遇罗克和我的确不一样，他是一个斗士。生活一直把他放在逆流中，一直放在斗争的环境中。他必须成为战士。况且，他长期生活在底层，他也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朋友，友谊在当时的含意是：疾风劲草，两肋插刀。

（八）

遇罗克把审讯当作一种训练，一种游戏，始终站在主动的地位。他从容潇洒、软硬不吃，对预审员那套忽而一惊一乍，忽而暖风细雨的把戏早就了如指掌。

据说预审员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用公布证据的办法。遇罗克告诉我，当预审员向他展示出他自己亲笔写的文章摘要时，问他：

“这是不是你写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话?”

他还是一声不吭，预审员追问：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想说?”

“我不想回答。”

最后，主审说：

“遇罗克，你的态度极端恶劣，今天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自取灭亡了。”

遇罗克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别废话!不和你耽误时间了。你想想吧，还有什么话想和你家里说，5分钟以后再告诉我们。”

说完，所有的预审员，全部退场。只留下法警和遇罗克。5分钟以后，预审员们又陆续回来了。

主审很慢地问：

“遇罗克，最后还想给家里留什么话，说吧。”

遇罗克说：“我想要一支牙膏。”

遇罗克告诉我，主审气得一言不发，面色铁青。接着吼着说：“遇罗克，你行!回去吧，好好给我等着!”

（九）

我清楚地记得，遇罗克了解牢房中许多人的思想状况、家庭背景和心理状态。他知道哪些人是出卖灵魂的痞子瘪三，哪些人急于立功赎罪。

他并没有利用他在狱中的优势。他从来不为多吃一口窝头、多喝一口白菜汤而欺负他人，凡是一切狱油子卑劣、阴险手段，他从来都不用。他最多玩玩政治权术，治治那些“有病”的犯人。因此，预审员们自然对他恨之入骨。

对遇罗克现象的反思有两种极端，有些人想让人们彻底遗忘他。某种程度上，他们做到了，很多人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是偶像化。而实际上也是让人们彻底忘却遇罗克的一种方式。因为神破灭以后被遗忘是最快的。

只有把遇罗克尽量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才能让人们记得他。

本文作者张郎郎系著名美术设计家、作家和自由撰稿人，1968年，他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在狱中，他遇到了《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此后对遇罗克有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1970年，遇罗克被执行枪决。为纪念遇罗克，张郎郎撰写了此文。

本文标题：遇罗克出身论-遇罗克及其《出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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