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www.61k.com）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译文：
我读史书读到商鞅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不禁慨叹起我国国民愚昧，执政者煞费苦心，几千年来民众不觉悟、国家接近走向灭亡的悲惨命运来。认为我说的不可信，请允许我详尽地说出我的道理。
法令，是谋求幸福的工具。法令如果好，它让我们民众获得的幸福就一定多，我们民众正担心不公布这些法令，或者公布后担心这些法令不产生效力，一定竭尽全力来保障它，维持它，务必使它达到完善的目的为止。政府和国民互相维系，哪有不信任法令的道理呢？法令如果不好，那不但没有幸福可言，而且还有足够让人恐惧的危害，我们国民又一定会竭尽全力来阻止这些法令。即使想要我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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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法令），又哪有相信它的道理呢？就如商鞅与秦国民众之间（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却恰恰运用跟政府与国民互相信用相反的方法（即运用徙木立信的办法）去做，这又是为什么呢？
商鞅的法令是好法令。（www.61k.com]如果试着翻阅一下我国四千多年的记载，寻求那些利国福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商鞅不是位居第一吗？商鞅处在秦孝公时代，中原局势极不安定，战事正盛，全国民力疲惫，（达到了）不能够言说和描述（的程度）。在这种情势下，却想战胜各诸侯国，统一中原，不很难吗？在这种情势下，变法的命令出台了，这些法令惩罚坏人来保护人民的权利，鼓励种田织布来增加国民的财力，崇尚战功来树立国威，把贫困、懒惰者收为奴隶来杜绝人力、物力资源的损耗。这确实是我国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政策，国民害怕什么而不相信呢？一定要（通过）搬移木杆来树立诚信，我从这里知道了执政者都费了苦心，我从这里知道了我国国民愚昧，我从这里知道了几千年来民众智慧缺乏、国家差点儿走向灭亡的悲惨境地是有原因的。
虽然这样，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时，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惧。国民是这些国民，法令是那些法令，我为什么对此感到奇怪呢？我只担心这搬移木杆树立诚信一事，如果让东西方各国文明程度高的那些国民听了，一定会捧着肚子大笑，（或者）高声讥诮。唉呀！我不想说了。
徙木立信：（史记·商君列传第八）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译文：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商鞅）恐怕百姓不信任，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百姓对此感到惊讶，没有人敢去搬木杆。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有一个人搬木杆到北门，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终于颁布（变法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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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毛泽东19岁，中华民国刚成立一年。(www.61k.com］这一年毛泽东写了《商鞅徙木立信论》。
该文天才般地批评了中华民国效仿西方民主体制是行不通的，并给出了中国未来的政治方向：开启民智,既开启人们高尚美好的人格、天性。而毛泽东的一
生，就是开启民智的一生。所以说，《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的政治宣言。
在今日左派、右派为中国前途命运大论战之际，该文实在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从《商鞅徙木立信论》到《总理遗嘱》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叶，很多仁人志士为国家前途命运四处探索。到1911年，孙中山效仿西方民主体制和基督教意识形态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家成立后，孙中山效仿华盛顿退去总统职位，着力于铁路修建和经济建设。没想到袁世凯却称了帝。1925年，孙中山在《总理遗嘱》中承认，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唤醒民众”。这正是毛泽东13年前的观点。
这段曲折的历史表明：
1、若民智不开，简单照搬西方民主体制注定要失败。
2、19岁的毛泽东目光如炬，自有伟大之器，是中国民族的大救星。 从某种意义上讲，30年改革开放也印证了上述两点。
2、从《商鞅徙木立信论》看西方民主体制的困境
文章一开始，毛泽东就开明综义地提出：自古以来，国民思想愚昧，民智不开，往往不理解、不接受好的政策法规，到了民国也不例外。这是国家几乎灭亡的根源所在。
随后毛泽东用了一个反问句，开始了自己的论证，其论证逻辑是这样的： 法律本是要造福人民的。对于一个好法律人民应该是欢迎和拥护的，政府要人民信任和接受是很容易的。对于一个不好的法律人民必然反对，即使政府要人民相信和接受也是枉然。这是民主法制体制的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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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的法律能富国强民、惩奸除恶、保护人民权利、树立国家军威。［www.61k.com)这个法律是非常好的法律，百姓应欢呼才对，为何反而惧怕和不相信，以至于用 “移木赏金”才去信任呢？现在，中华民国实行了新的政治，可人民还是惧怕、不信任，为什么呢？ 共同的原因是：民智未开。
总结该文，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民智是民主法制的前提，是一切政治体制的基础，若民智不开，效仿西方实行民主法制体制的中华民国注定要失败。
现在，台湾推行西方的民主法制，表面上繁荣富强，实际上贪污腐化、卖淫
嫖娼等不良风气严重，社会问题不断。奉劝他们好好地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而美国自身，其所谓民主法制体制导致了世界霸权和经济危机，而国内精英
们面对国内诸多问题，还在鼓吹和宣扬这些。奉劝他们也读读《商鞅徙木立信论》。
3、《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毛泽东工作的方法和原则的写照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所提到的民智，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人格、天性。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处理政治、军事、外交事务的根本方法，就是开启民智，让人民美好、高尚的天性发挥出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发展。采取这种方法,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人民，以极为贫乏的物质资源,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成就。
毛泽东的一些主要教工作方法：
1、 在军事上，推行官兵平等，发扬军事民主，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2、 在政治上，吸纳基层群众意见，邀请各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活动。
3、 在经济上，反对物质利益刺激，反对经济挂帅，发扬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心。
4、 在外交上，对一切小国家平等公正相待，对一切强权国家针锋相对斗争。
5、 在生活上，要求党员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当官做老爷”的思想，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形成了清正廉洁的新风尚。
6、 在教育上，发现并歌颂小人物身上的伟大品格，如张思德、白求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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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路上好八连，雷锋、王杰，等。（www.61k.com）
7、 在工作形式上，浅显易懂、幽默风趣，使人民容易理解，并不断《改造我们的学习》，防止“精英们”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在道德人格方面的“再教育”。
8、 在工作上，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与群众交流，发扬群众的创造性。
9、 在学习上，让人们开动脑筋自己学习，自己思考。
为了形成开启民智的良好机制，使民族走上持续繁荣、富强之路，毛泽东一生坚持整党整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纠正党员干部盲目自大、自以为是、脱离和打击人民群众的错误意识，到最后发动了文革。
总的说来，为建立繁荣、富强、文明、自由的新中国，毛泽东除了吸收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方法外，其根本方法是开启民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4、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19世纪末，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亚瑟.斯密斯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指出 “中国需要的，我再重复一遍，仅仅是独立人格和良知。”因此他认为，内部改革、外交、商业、科学、选举都不能从根本上促成中国富强。 “为了变革中国，必须追溯其人格的起源，还必须让人格得到净化，良知得到实际尊重。” 这简直和《商鞅徙木立信论》的观点不谋而合。
作为基督徒，亚瑟.斯密斯先生指出：“中国所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取它，她绝对需要具有一套上帝的知识。”
毛泽东不是基督徒，他说“人民就是我的上帝。”他从他的上帝——人民——那里找到了正义和良知，并竭尽全力去保护她、开启她、发扬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毛泽东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根本所在。
毛泽东，人民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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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姊妹篇:写于１９１９年的《祭母文》预言了毛泽东的一生
涤庵先生眉批：
传观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www.61k.com)
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骎骎，精理名言，故未曾有。
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涤庵先生尾批：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学。
涤庵
六月二十八号
【注释】
1912年，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建校时，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编在通（科）一班，读了一学期。毛泽东于1912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
其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迄今止国家所发现的他一生中之最早的文稿，全文413字。作文眉批五处76字，尾批65字，总计141字。18岁的毛泽东，在作文中表现出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和“利国福民”的改革抱负。
涤庵先生在批语中赏识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涤庵先生是国文教员柳潜，字钧湄。湖南湘阴人，清末秀才。
二 : 从商鞅徙木立信到绩效考核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摘自《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
关于绩效考核的有效性问题，反复想过很多次，结合公司目前的现状，发一点想法。在电视剧《大秦帝国》中，对徙木立信这一场景的描写是个重头戏，如果我们把徙木作为一个绩效考核指标来看，我们会发现这个指标几乎完全符合smart原则，不过，今天我想要说的不是这个指标设计的如何巧妙，而是为什么要在新法颁布之前，提前做一个这样的现场秀，相对于具体的工作而言，显然设置的酬金太高了，高到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假的，可最终结果竟然是真的。
绩效考核的有效性，应该说涉及的因素很多，举个例子，绩效考核导向的设计问题，我曾有过一个比喻，绩效考核就像是4马拉车，最强有力的绩效考核就是4匹马全部在一个方向上，这是典型的强烈的结果导向，但是因为缺少制约，往往容易导致偏离目标或者短期行为，相反的，最平衡的绩效考核是四匹马分别在4个不同方向上，这样即具备了朝向目标的动力，又具备了纠偏（其他方向）的能力，但是结果往往是四马奋蹄，车子却原地不动，看起来似乎是个矛盾，而在我所经历的很多实际案例来看，绩效考核设计往往上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寻求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绩效考核的设计思想也是不一样的，在一个成长期的企业，绩效考核就是应该发挥它强有力的导向作用，来促使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因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大部分是不够完善和成熟的，体现在各方面，比如制度流程方面、市场运作方面、管理基础方面、预警预测方面、数据分析方面等等，如果在这样的企业里把绩效考核设计的非常完备，往往需要动用太多的管理资源，而这些资源恰恰是企业所不具备的，于是就容易出现为了绩效考核而绩效考核的局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结果在很多具体细节上无法精确判断和衡量，绩效考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拉扯，最后，提到绩效考核，管理层头疼，做了难，不做也难。员工无所谓，考了也可能不兑现，不考也没关系，原来怎么干还怎么干，绩效考核彻底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绩效考核的设计一定要简洁有效，就像徙木立信一样，设计出员工能够实现并且能够看到的指标，可能有的人会担心了，按照徙木立信的方式设计，那会不会激励过度了？
对待这个问题，我认为重点要放在一个信字上，为什么商鞅在颁布新法之前要做这个现场秀？就是让民众相信，政府颁布的法令是有威信的，立功一定会奖、违令一定会罚，于是民众才会奋力恳田，积极参军。企业也是一样，简洁明了的绩效考核设计就是要员工相信，绩效考核是能够兑现的，只要是公司颁布的制度，即使有偏差，也不会让员工来承担责任，这样员工才会奋力而为，我们做绩效考核，费了那么多心思，不就是希望绩效考核能够把员工的潜力激发出来，让绩效考核成为业绩实现的明确导向么？如果员工见到绩效考核动也不动，设计再高明的绩效考核又有何用呢？而对于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可能很多事情都有明确的制度和流程规范来约束，对于企业整体而言，实现战略目标的核心在于发挥组织的整体效能，而不是依赖于个别员工的超水平发挥，这时候，绩效考核的设计思路也需要及时发生转变，有的企业在基础管理完备的前提下，已经开始实行基层员工不绩效考核的方式，其实本源是一样的，对于这样的企业，员工工作的自觉性很高，而且组织的管理和约束力本来已经很强，如果再加上绩效考核，可能员工会觉得压力过大，反而不利于个人绩效的发挥，实行基层员工不绩效考核，则有利于基层员工减小心理压力，也可以更加专注的投入工作。
三 : 《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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