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

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
泪痕春雨
　　
　　我们通常总认为，没有张居正就没有明末的那次改革。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的一种误解；从某种意义上，张居正只是这次改革的代表人物；没有张居正，也会有其它人代表这次改革的；当然了，就算张居正继续活着，相关的改革内容，也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条编（鞭）法，早在嘉靖时期已在部分地区出现。”“嘉靖十二年，宁国府、徽州府推行此法；嘉靖十六年，苏州府、松江府推行此法；嘉靖二十年，湖州府推行此法；嘉靖三十五年，江西推行此法；嘉靖四十二年，余姚、平湖推行此法。以后，逐步由南而北的蔓延开来。”（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张居正的改革，无非是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以政府的意志，把相关的行为全面推广了。事实上，相关行为，既然一直存在于社会中，而且范围越来越广，本身证明，没有张居正代表这种趋势，也会有李居正、赵居正代表这种趋势的。如果张居正连这种趋势也不愿意代表，他就不是张居正了。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一条鞭法最初在哪一年开始实行的，是1530年（嘉靖9年））。换而言之，张居正5岁时，明帝国就已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了。
　　
　　樊树志先生在《万历传》中是这样写的，嘉靖九年（1530年），户部尚书梁材提出革除赋役制度弊病的方案，其原则、、、、。第二年，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之为“一条编法”。
　　
　　而且这种赋役制度，在嘉靖、隆庆年间，就开始陆续在帝国许多地方开始推行；并且范围越来越广。
　　
　　到了万历9年，也就是1581年时（一条鞭法出现50多年后），明神宗万历皇帝决定将此法向全国推行，使一条编法成为全国统一的赋役制度。因为当时张居正活着，实际上是由张居主持相关改革的。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这种背景，就应该知道，相关的改革，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而然出现的新事物。有没有张居正，都会在社会上逐步发展起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自然会全面推行的。
　　
　　我无意就此否定张居正的历史地位，我只是说，如果我们总认为，历史是某个强人可以左右的，那无非是把历史当英雄传奇去看罢了。
　　
　　历史常常把张居正的地位抬的很高，而所有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证明，明帝国的灭亡，是因为万历皇帝思想、道德太差劲。因为，在相关的内容中，似乎总是说，张居正活着的时候，帝国如何如之何，而张居正一死，帝国遂无可救药的走下坡路了。
　　
　　其实呢？张居正是只是明末的一个官员，他的所有努力，都也无法冲破官僚政治的束缚。
　　
　　比如，被后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一条鞭法，只要我们看到它背景，就会知道，它绝不是某个人天才的发现；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某个地区相关的客观条件具备了，没有张居正，它也会出现；如果某个地区不具备相关的客观条件，就是在张居正的强行推广下，它也无法真正生根。
　　
　　更主要的是，人们一说张居正的成就，就是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比如，太仓库以前每年收入200万两白银，现在每年收入300万两到400万两了；张居正死后，相关入收入又减少了。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所谓国库的收入明显增多了，它可以是一个忠臣的政绩，也可以是一个奸臣的罪证。因为，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是官员一心为公的结果；问题是，从消极的意义说，这就是官员横征暴敛的结果啊！
　　
　　政府的国库收入明显增多，是怎么增多的？我们习惯看童话故事形式的历史，所以总喜欢用极具感情色彩的眼光看历史；总而言之，如果是我们推崇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一心为公的结果；如果是我们所厌恶的官员，他能让国库增加，自然是因为他横征暴敛的结果。事实上，不论所谓的奸臣还是所谓的忠臣，他在让国库银两明显增多时，都可能包含着上述两种倾向。我是说，假如在生产力并没有明显提高的背景下。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王安石、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就可以看出来。
　　
　　关于这一点，我们再看一下张居正清查土地的结果，就更可以知道了。
　　
　　“这就意味着，清丈后增加了1，828，542.73顷；比清丈前的原额（万历六年统计）5，182，155，01顷，增加了35.28%。”（摘自樊树志《万历传》）。
　　
　　经过张居正的清查，帝国的纳税田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就多出1.8亿亩，增多了35.2%。
　　
　　简单的去看，这自然是张居正的功劳啊。
　　
　　问题是，我们再看这种内容，“由于张居正好大喜功，各级官吏为了讨好万历帝和张居正，在清丈中多用小弓步丈量”（出自林金树的《万历帝》）。如果顺着这种话去看，那问题可大的去了，因为，这是标准的横征暴敛啊！
　　
　　而且林金树的《万历帝》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明末清初史学家，浙江海盐人谈迁，用他的亲身见闻告诉人们说：“江陵（张居正）严细，时俱迎合，各省丈田，务加额为功，吾邑用弓缩原额六寸，至今仍存之，想各省亦然。虽垦荒在内，而专于加额。未始无王成之伪也。”不少地方，先后按新丈出的溢额（虚额）加征田赋。田有“虚额”，民必有“虚粮”，旧有的“虚粮”并除了，新的“虚粮”又跟着来了，受害包赔的还是无辜小民。所以张居正死后不久，“丈量之害”的言论就开始流行道路，说“丈田均粮，原系惠民，乃虚文塞责。”
　　
　　如果从这方面看张居正清查出1.8亿亩田地，谁敢说这是张居正的功劳呢？
　　
　　历史，如果我们只看一方面的说词，通常永远也无法看到它的真相。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我想是很难简单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肯定没有童话故事那样简单。
　　
　　张居正死后，受到了明帝国政府的清算，我们通常总是从万历皇帝的个人爱憎上寻找答案。其实，就我理解，这是永远也无法找到答案的。
　　
　　因为，张居正是正常死亡的，而且死后时，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更主要的是，死人是无害的。万历皇帝和一个死人过不去，又是为了哪般呢？
　　
　　如果继续推崇张居正，对自己有利，一个皇帝真会为了从前的某些细小过节（张居正与他私人之间，以前有一些小矛盾），就不遗余力的打击已死的张居正吗？从童话故事里看，皇帝应该是会的；问题是，在现实社会中，就是傻子，也不会干这种事。
　　
　　明帝国是一个高度成熟的官僚社会，所以，官员势力再大，也无法对皇帝构成威胁（关于这一点，我们只看看所谓的权臣、权阉，都是让皇帝轻轻一挥手，就灰飞烟灭可以看出来）。所以，皇帝实在缺乏为了维护权力，就不遗余力打击张居正的动机；更何况张居正已死了。
　　
　　如果说皇帝是为了钱（因为皇帝抄了张居正的家），我们必须得知道，皇帝打击张居正的损失有多大？
　　
　　最保守的估计，皇帝彻底否定张居正，会让自己一年损失600万两白银的收入；如果往大了说，有可能就是接近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从这层意义上，皇帝如果为了钱，就更没有理由打击张居正了。
　　
　　也许有人会说，我说得太夸张了。我们不妨看下面一个事实。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故太师张居正被参是从这一件事情开始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内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了许多不法的行为。主要是为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而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
　　
　　上面这一段话出自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相关内容出自《神宗实录》页2378、2530、2732。
　　
　　我们不要认为这道诏书，只是为了否定张居正的功绩，因为这一道诏书，意味着把张居正清查出来的1.8亿亩耕地，大部分都一笔勾消了。
　　
　　而且，明帝国政府在加辽饷时说，每亩纳税一分二厘，可以收650万两白银。只要我们简单的算一下这道算术题，就可以知道。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共有5.4亿亩。从这层意义上，皇帝这道诏书可不是说着玩的，因为，张居正清查土后，帝国在册需要纳税的田地共有7亿亩，现在只剩下5亿多亩，本身就证明张居正清查土地的结果，绝大部分都作废了。
　　
　　而一笔勾消这1.8亿亩耕地，意味着什么呢？显然意味着，皇帝把一年600万两白银，甚至接近一千万两白银的收入，一笔勾消了。
　　
　　明帝国收税的标准，“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我们按最低的标准算，民田三升三合五勺算。
　　
　　一石188斤；一升是多少斤呢？1.88斤。三升三合五勺多少斤呢？6.3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帝国的赋税标准，大约就是每亩十斤左右的样子。
　　
　　我们再推回石的单位，三升三合五勺等于多少石呢？应该是0.0335石。1.8亿亩可以收多少石赋税呢？603万石，折合成银子，也就是相当于603万两。要知道，这都是按最低收税标准计算的。如果取高的标准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万历皇帝否定张居正时，肯定也是咬着牙在说话。因为，这等于让一个公司老板，亲手把公司已到手的、大笔的、固定利润让了出去。你觉得，有几个老板，会用非常轻松的态度做出这种决策？
　　
　　不要说皇帝与张居正并无深仇大恨，最多也就是私人之间鸡毛蒜皮的矛盾罢了。就算皇帝与张居正有深仇大恨，如果推崇张居正就可以让自己每年多收600万两白银，甚至接近1000万两白银的收入，皇帝也会推崇张居正的。
　　
　　因为，死人是无害的，推崇一个死人，而能让自己获得好的名声，还能让自己获得这样巨大实利。你觉得，除了圣人和货真价实的傻子，谁会拒绝这样做呢？
　　
　　问题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因为，皇帝账本上掌握的纳税田地越多，官官员收税的难度就越大，而且收黑钱的空间就越小。所以，官僚集团自然会联合起来证明，皇帝手上拿的账本有水份，而且水份大的去了。更何况，帝国政府在清查土地时，本身就是存在许多舞弊行为。
　　
　　说得具体些，当皇帝拿着新账本要求官员交税时，官员自然会用类似的理由去拒绝；总而言之，您拿的账本，都是官员为了邀功，不顾百姓死活，而故意以少报多的结果。如果您拿这种账本，要求我们向老百姓收税，我估计会逼死很多老百姓的；所以，相关的税收任务，打死我们，我们也无法完成。当然了，您如果不顾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非要我们这样往死逼老百姓，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拒绝的。
　　
　　问题是，话说到这个份上，皇帝哪敢逼官员这样干呢？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只要皇帝你不怕逼死老百姓，咱们就这样干。皇帝自然知道，官员这不是在恐吓他，因为你真敢继续逼他们，你就得承担逼死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罪责。逼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也许是小事，万一把帝国弄得翻了船呢？
　　
　　而且，官员在证明皇帝的新账本有问题时，理由也是无可辩驳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皇帝喜欢听粮食大丰收，下面就有人敢喊亩产万斤！张居正喜欢听帝国隐藏的田地很多，下面就有人敢把一亩地当两亩地的报；总而言之，一些心肠黑尽官员，为了自己可以讨得上司欢心，从来也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
　　
　　再总而言之，皇帝喜欢听粮食大丰收，下面就有王八旦跟着高呼亩产万斤。结果呢？据说饿死了三千万。张居正喜欢听帝国隐藏的田地多的是，下面就有王八旦跟着高呼，我们又清查出了大量隐藏的土地。问题是，如果你真相信这种数字，肯定也会逼死成千上万的老百姓。
　　
　　这种说词，听起来似是而非。
　　
　　如果皇帝就一根筋，在评价官员好坏时，自然会觉得，谁查出来的田地多，谁就是好官；谁收的税多，谁就是好官。问题是，皇帝如果还有一根筋，自然会觉得，一切没有这样简单。
　　
　　就好像我朝太祖，坐在上面，如果一听某个官员说亩产万斤，就觉得这个官员工作认真；一听某地官员说亩产八百斤，就觉得这个官员不好好工作。那可坏事了！因为那个敢报亩产万斤的官员，那个能交上最多税的官员，实际上最是个王八旦，因为他纯粹就是了讨好上司，连做人的底线也没有了。
　　
　　如果坐在万历皇帝的位置上，一听某个官员说清查出一万亩隐藏的田地，就觉得这个官员工作认真，一听某个官员说只查出八百亩隐藏的田地，就觉得这个官员不认真工作。那肯定也会坏事的。
　　
　　帝国政府清查出了1.8亿亩的田地，这些田地是怎样查出来的？如果只是各级官员为了讨好上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三亩地当四亩地的报，这种官员就是拉出去枪毙十回，也是活该。因为，皇帝如果真按他报上来的账本，逼着官员收税，那得逼死多少老百姓啊？
　　
　　就好像帝国的亩产突破万斤大关了。这种亩产是如何突破的？如果只是各级官员为了讨好上司，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几十亩的产量报到一亩地上，这种官员枪毙十回也不冤枉他。因为，政府真按这种产量收税，死三千万人也是少的。
　　
　　这种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复杂极了。我们常常用一种简单的思维在想问题。
　　
　　所以看明末历史，我们一看某个官员常年拖欠赋税，就觉得他是清官；因为这证明他不逼着老百姓交税，所以才会无法收齐赋税。问题是，我前面说了，拖欠赋税的原因，那多的去了，因为官员收黑钱收得狠的，肯定也无法收齐赋税。
　　
　　所以看明末历史，我们一看某个官员能清查出许多隐藏的田地，还能让国库的赋税迅速增多。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一心为国为民的好官。问题是，这也许是他横征暴敛的结果。
　　
　　关键是，我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思维定势。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总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如果我们觉得他是清官，那他拖欠赋税，就是因为他不愿意逼老百姓的结果；如果他能多收出赋税，就是因为他凭劳凭怨的结果。如果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贪官，那他拖欠赋税，就是他收黑钱收多的结果；他能多收出赋税，就是他横征暴敛的结果。如果我们这样看历史，那历史肯定永远也是一个童话故事；总而言之，它肯定永远也是好人与坏人争斗的故事。
　　
　　所以，张居正的历史，表面上很简单，实际上复杂极了。
　　
　　因为，我们习惯用童话故事的思维看历史，所以总会觉得，皇帝后来清算张居正，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事。问题是，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相关问题就已浮出水面了。
　　
　　因为，张居正的改革折腾的天翻地覆，就是全国清查一次土地，那得折腾出多大的动静？问题是，结果呢？皇帝拿着新编订的账本收税，现实吗？肯定是不现实的。
　　
　　如果我朝太祖时代，有着强大的士绅集团，亩产万斤也不会喊得震天响；因为，作为统治者，你为了多收点税，就这样胡说八道，你他妈的不怕雷劈啊？
　　
　　在明帝国末期，强大的士绅集团本身就是帝国的实际主宰。帝国在册收税的田地，一直只有5.2亿亩；就因为出了个张居正，就凭空上升到了7亿亩。你说，强大的士绅集团，会认可这个数字吗？肯定是不会的。总而言之，这个数字的水份太大了；再总而言之，这是各级黑心肠的官员，为了讨好上司，不顾老百姓死活，以少报多的结果。虽然这种观点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是谁也不敢说它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总觉得，张居正的改革非常成功。实际上，那是因为张居正死的比较早。所以，他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反扑的力量还没有正式汇集起来。因为，清查土地的运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张居正就死了。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清查土地的工作，直到万历十一年才结束。
　　
　　如果张居正再多活几年，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估计张居正，自己也得承认改革是失败的，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多清查出来的1.8亿亩田地，就会成为张居正永远也无法堵住的大窟窿。
　　
　　1.8亿亩田地，相当于帝国纳税的田地多出了35%。这个数字意味着，帝国政府主管官员，每年向皇帝最少得多交出600万两白银的账。
　　
　　如果张居正活着，皇帝不用找别人，直接找张居正要账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张先生清查出了这样多的纳税田地，相关的收入呢？
　　
　　就好像一个经理人，给老板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预期的结果是，以后每年公司多收入20亿人民币。最后，你以为这20亿人民币，就是一个数字？如果你无法给老板交出相关的钱来，你怎么跟老板解释呢？
　　
　　问题是，张居正是不是有能力，跟下面的官僚集团逼出这笔账呢？我估计难度很大。
　　
　　因为，官僚集团在与张居正博弈时，最拿手的法宝，自然还是老百姓穷、老百姓苦。因为，不管你张居正说得多么天花乱坠，最后的结果也是政府一年要向老百姓多收600多万两白银的赋税。问题是，我们无法从老百姓手里，压榨出这样一笔钱。你看怎么办吧？
　　
　　而且相关的舆论就是，政府清查土地时，里面的鬼大的去了。换而言之，本来三亩地，相关官员一量就变成了四亩。说得非常好听，是清查有权有势的人偷税漏税，实际上就是变着法的压榨老百姓。如果再派一些老百姓组成的上访团一折腾，你说张居正能挡住吗？想当年，王安石就是这样折腾垮的。
　　
　　但是，张居正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张居正能不能抵挡的住。也许张居正能抵挡住。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它永远不会出在狗身上；所以折腾来折腾去，无非是意味着帝国的辽饷提前三十年征收罢了。
　　
　　张居正死了。所以小皇帝突然面对官僚集团排山倒海一样的反扑；自然只有把张居正扔了出去。因为，继续维持张居正崇高的形象，那清查土地的结果，怎样处理呢？
　　
　　帝国突然多出了1.8亿亩的纳税田地，就相当于帝国的税收总额，一下上涨了35%，折合成白银，保守估计都有600万两。基于皇帝的角度，怎么看也是一件好事啊。问题是，这笔银子，好吃难消化啊。
　　
　　如果张居正那种强人活着，皇帝自然还会继续推崇张居正。总而言之，张先生你一定得顶住。只要你能顶住，帝国政府一年就会多收入600万两白银。如果你实在顶不住呢？那也只能怪你命不好了，因为不把你交出去，估计是无法平息天下的怨气。
　　
　　但是，张居正死了，所以小皇帝当时就认输了。因为，这场硬仗，绝不是谁也敢打的。所以，在张居正死后几个月，清查土地的工作还在汇总阶段，皇帝就否定了清查土地的结果。而皇帝一吐这个口子，各种否定张居正的声音马上愈演愈烈。
　　
　　更主要的是，既然张居正清查土地的过程中，犯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那些积极帮着张居正清查土地的官员，该算什么呢？举一个例子，当太祖承认大跃进失败时，曾积极高呼亩产万斤的官员，该算什么呢？
　　
　　因为，大跃进是太祖领衔进行的，所以大跃进虽然错了，但是人们在追究相关责任时，也不敢进行的没边没沿。而明末清查土地是张居正领衔进行的，现在张居正死了，人们在追究相关责任时，自然是追究的没边没沿了。这一通折腾下来，曾被张居正打击的官员，自然都得到了平反；曾积极阻挠张居正清查土地的官员，自然都得到了表彰；在张居正时代得势的官员，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清算，曾积极帮着张居正清查土地的官员，自然都成了奸臣。
　　
　　表面上，这一切是皇帝主导下进行的。事实上，在当时背景下，皇帝也只有被动的接受这种事实。更主要的是，皇帝与张居正也存在私人矛盾，而且积极维护张居正的名声，对自己也未必有多大的好处，所以结果自然是鼓破众人棰，张居正输得一塌糊涂了。
　　
　　张居正被平反，那是张居正死后四五十年的事了。
　　
　　因为，事过境迁，人们再回忆起张居正时，自然会觉得，那样一个铁腕的官场强人，如果他没有早死，大明帝国也许不变得那样无可救药。但是在当时，人们显然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在当时一个官场强人存在，会让官僚集团感觉到说不出的压力。
　　
　　我写这段内容，无意否定张居正；我只是希望大家看到，历史的复杂性，政治的复杂性。因为，它永远也不是童话故事。
　　
　　史学界以张居正统计的数字，作为后续历史土地面积估算的基础？
　　
　　要知道，张居正统计的是纳税田地，而且数字仅为7亿亩；而朱元璋活着时候，帝国在册田地就有8.5亿亩。按你的观点，是不是明帝国经过二百年发展，耕地面积消失了1.5亿亩。
　　
　　帝国实际拥有的田地，最保守估计也在9亿亩以上，通常的估计都是10亿亩、甚至11亿亩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与张居正统计的数字有什么关系？有什么联系？
　　
　　扩大税基的前提是，真正把既得利益集团隐藏的田地清查出来。如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三亩当四亩地算，它不叫扩大税基，这是标准的巧取豪夺。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帝国，已出现了财政危机的苗头。在这种背景下，如何修补帝国财政的窟窿，成了大家的共识。
　　
　　作为皇帝、太后，他们相当于公司的老板、老板娘（这可是真正的老板娘，因为她就是老板的娘），他们自然会全力支持、甚至强烈要求总经理（张居正）想办法扩大公司的收入。而张居正想稳坐总经理之位，就得帮助老板、老板娘实现这个目标。
　　
　　但是，不论怎么说；相关的利益，不归政府，就归社会；不归国家，就归私人。政府想扩大财政收入的要求，永远需要克服重重的阻力。我是说，假如执政官不能社会生产力有明显的提高，政府却想让财政收入猛增。
　　
　　在现实社会中，老板喜欢的总经理，肯定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总经理，肯定是一个敢严格要求各级员工的总经理；如果这个总经理就喜欢当老好人，甚至就喜欢拿公司利益送人情，老板肯定不会喜欢他的。所以，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奇怪。一个人越有雄心，就会越低估各种可能出现的反扑力量；张居正无疑就是这种人。所以，普通人处于张居正的位置上，打死也不敢为了讨好皇帝、太后，为了保住首辅之位，就放手向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开战。问题是，如果张居正也是这样的人，那他就不是张居正了。
　　
　　但是，很显然，张居正失败了。甚至后来的魏忠贤也含有类似的影子。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在维护自己利益时，并不是赤裸裸的在进行；因为，他们通常都是打着为老百姓谋利的旗号，更故意让自己的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混在一起。最后，皇帝或执政官的出发点，是为了削弱权贵阶层的利益，但落实到具体上，就成了侵害老百姓的利益。
　　
　　比如，张居正清查土地，这从理论上，绝对打击权贵阶层的行为。但是，在具体落实上，一方面是官员为了讨好上级（想方设法多弄查出田地）；另一方面也是官员在故意使坏（故意侵害底层老百姓的利益，表面上他们配合张居正清查土地，因为他们也查出大量的田地，实际上，这是故意把张居正往沟里带）。清查田地的行为，进行的轰轰烈烈、而且成绩巨大；显然是因为这两种原因共同作用。而这两种结果，都让清查土地的行为走了样，换而言之，它严重的侵害了底层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张居正多活一两年，他也得承认清查土地彻底失败了。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清田的结果；底层百姓反对清田的结果，张居正靠什么对抗呢？
　　
　　其实，相关的利益博弈，我们只要看一下王安石变法就可以知道了。就好像王安石制订的政策，从理论上都是为了限制权贵、保护底层利益；但是在执行中都毫无例外的，严重的侵害了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夸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是从理论上论证新法好；贬责王安石变法的人，都是从实际执行上证明新法害民。所以，当皇帝拿国库收入大增证明王安石变法成功时，司马光说了，在生产力没有实质性进步时，社会生产出来的物资，数量是一定的，现在国库收入的东西越来越多，你说他是哪里来的？更主要的是，羊毛永远出在羊身上，它永远也不会长在狗身上。
　　
　　当然了，如果皇帝、执政官非要这样干事。既得利益集团，就会死死挟持底层老百姓。换而言之，他们会用现实的结果证明，皇帝、执政官这样干的结果，会严重侵害底层老百姓的利益。只要你们不怕帝国翻船，就一直这样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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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党的费：事实上整个明朝只做过两次全国性的土地清丈，目的都是重建税收根基。一次是朱元璋时期的清丈，花了有三年的时间；第二次清丈是张居正主持的，印象中至少有两年以上。首先这件事情就是很麻烦的，一是因为它的目的，而是因为它的规模。其他时期都是在鱼鳞册和黄册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或者地区性的清丈而已。所以张居正清丈之后，在册耕地大幅度增加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还有很大部分的新垦土地没有被复查型的调查纳入。
　　
　　这个是可以用清朝来对比的，清朝只做过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清丈，是在顺治时期，这个时期是5亿多亩，其他也是复查和小规模的清丈，再加上康熙乾隆时期的政策，整个清朝的在册土地也就9亿亩，但是民国的耕地统计至少有12亿亩，估算在14亩到20亿亩之间，通常认为清朝的土地面积应该在乾隆嘉庆时期，那个时期至少也在14到20亿亩，比真正在册的土地多很多。
　　
　　张居正的土地清丈是其政策基础，对于明朝的中兴有决定意义，而且在这个事情上他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技巧，他很小心地避开了屯田和皇庄，避免了和高层官员的直接冲突，这个也是有前车之鉴的，看到明朝的财政危机，想做全国性土地清丈的人很多，但是涉及上层利益太多，真正敢做的很少。
　　
　　上一个真正开干的人是刘瑾，那个著名的坏太监。他做了正确的事，却没有正确的做事，他的清丈直接拿军屯和皇庄开刀，结果很快地被官员集体扳倒，落得一世骂名。
　　
　　在帝国初期，因为普遍为自耕农，清查土地自然相对容易。在帝国后期，大地主越来越多，清查土地表面上容易，实际上难到天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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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新恐怖鸟
　　
　　讲一点我的想法，
　　
　　从明初到明末，明朝的耕地总量，应该是增加了，至于具体增加多少，需要仔细考证。
　　
　　但是土地增加了，国库收入却减少了，国用不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从明初到明末，明朝土地的所有权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明初，明朝土地属于大量的小自耕农，地主很少，佃农也不多。一个由小自耕农组成的社会，是皇权统治下的最佳社会，没有人可以抗衡皇权，皇帝的命令可以执行到底。小自耕农缺乏抗税偷税的能力，也没有贿赂官员的需要。因此官场还算清廉，腐败的形式，以直接侵吞政府财政为主。
　　
　　到了明末，明朝的土地所有权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土地属于大量的地主，由依附于地主的海量佃农耕种，小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地主，特别是大地主，有抗税偷税的能力，也有贿赂官员的需要，因此腐败普遍发生，腐败的形式，以接受贿赂，帮助地主减少税款为主。
　　
　　在这一阶段，最苦的不是佃农，因为他们已经投靠地主，地主既然有能力偷税抗税，自然也就不会把税负全部转移到佃农身上。最苦的反而是残存的小自耕农，他们有地，理论上需要纳税，在实践上，被地主偷逃的税赋，全部转移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出路无过乎有二，拒不出让土地，全家逃荒，或者承认失败，把土地转移给有能力偷税的地主。
　　
　　总之，土地兼并的结果就是政府的税基急剧减少，而税基的减少，又加剧了小自耕农的破产，强化了土地兼并。
　　
　　关键就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变化，对于政府的征税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农业社会下的皇权政府，是无力对大土地所有者按地实征的，大土地所有者有各种方式抗税偷税，最普遍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变成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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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阿克巴：阿克巴-人物生平，阿克巴-主要改革

阿克巴(Akbar，1542～1605)。阿克巴，一译“亚格伯”。全名艾布·乌尔法特·哲拉鲁丁·穆罕默德·阿克巴。印度莫卧儿帝国第三代皇帝，著名的政治和宗教改革家。执政期间，集中力量从事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改革。在其统治下，印度达到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史学家誉他为“阿克巴大帝”。

阿克巴_阿克巴 -人物生平

阿克巴大帝出巡贾拉尔·奥德丁·穆罕默德·阿克巴(Jalalal-DinMuham-madAkbar,1542—1605)，印度莫卧尔王朝第三代皇帝，1556—1605年在位。在阿克巴统治下，印度达到空前的统一和繁荣。

少年登位

阿克巴的爸爸胡马雍，从爸爸巴布尔那里继承了1个庞大的、极不稳固的军事帝国。巴布尔死后，帝国分裂。1539年，胡马雍被比哈尔的阿富汗人打败，向西撤退。1542年10月15日(一说11月23日)，途经阿马尔科特(在今印度拉贾斯坦境内)时，阿克巴出生。当时胡马雍已被放逐，阿克巴寄养在喀布尔的叔叔家里。阿克巴幼时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却锻练了一付强壮的体格，1555年，胡马雍夺回失去的德里王位。宣布阿克巴为合法继承人，并指派他为旁遮普总督，以大臣培拉姆汗等人作他的保护人。1556年1月，胡马雍死，德里被阿富汗人喜穆夺去。2月14日，在培拉姆汗等人的帮助，在卡拉瑙尔的1个花园内举行阿克巴登极典礼。13岁的阿克巴遂成为印度国王。然而，这个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大权掌握在保护人手中。而且北印度大部分地区都还在阿富汗人统治之下。

1556年，阿克巴和培拉姆汗向德里进军，企图消灭喜穆军队。当时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喜穆有骑兵5万人，战象1000头，大炮51门；莫卧尔军仅有骑兵1万人。但莫卧尔军却有一支由优秀弓箭手组成的射骑队。1556年11月5日，两军在德里北90公里处的帕尼帕特发生激战。30年前阿克巴的爷爷巴布尔曾在此大败阿富汗人，因而这次战役被称为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战斗开始时，莫卧尔军因受喜穆的战象猛力冲击，显得有点慌乱，但莫卧尔军的“侧翼进攻”的方法很快发生了效力。射骑队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战斗结果，喜穆军死伤惨重，喜穆本人也中箭被俘。据说，当喜穆被带到阿克巴面前时，培拉姆汗请求将他杀死，阿克巴不同意。于是培拉姆汗抽出自己的宝剑，砍下了喜穆的头。第二次帕尼帕特战役的胜利，使莫卧尔军威大振。

阿克巴攻占了德里。不过，这时莫卧尔人的势力还仅限于德里和亚格拉两座城市以及奥德一部分地区。阿克巴的保护人培拉姆汗，曾为阿克巴立下汗马功劳。但他专权骄横，残酷迫害非伊斯兰廷臣，受到群臣反对。逐渐成长起来的阿克巴也越来越不愿受到他的束缚。1560年3月，阿克巴采取果断措施，宣布解除培拉姆汗的宰相职务，亲自掌握大权（对比康熙除鳌拜）。然而，他毕竟十分年轻，还不得不任用一批旧伊斯兰贵族和印度教徒官吏管理行政和军事。由于这批人之间矛盾很大，因此在罢黜培拉姆汗之后的几年里，宫廷斗争十分激烈。阿克巴巧妙地处理了贵族之间的争斗，逐步发展自己的势力。1562年，他开始亲自处理行政、军事大事，确立了他作为1个专制君主的统治地位。

征战四方

阿克巴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便开始对周围地区进行大规模征略。他有一句名言：“1个帝王应该专心于征略，否则，他的邻国就会起兵打他。”这句话一直是后代莫卧尔王朝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当时，阿克巴面临的主要敌人是印度西部拉贾斯坦境内的拉其普特人。他用怀柔和军事征服的两手政策对付他们。阿克巴对愿臣服于他的拉其普特人采取较开明的政策，如免除他们的人头税、尊重印度教庙宇、废除拉其普特人把新娘送入莫卧尔后宫的陋习。这种政策争取了很大一部分拉其普特人。1562年，阿姆培尔(今印度斋普尔)地方的拉其普特王公比哈里·乌尔不战而降，他和他的2个儿子受到阿克巴的重用，阿克巴还娶了他的女儿，借以维持同拉其普特人的友好关系。很多拉其普特酋长归顺阿克巴，当上莫卧尔帝国的“曼达尔沙”(军事首领)。帝国骑兵中有三分之一是拉其普特人。开明的政策使骠悍的敌人变成了帝国最忠诚的战士。然而,也有一部分拉其普特人顽强抵抗。1567年10月，阿克巴攻打这些拉其普特人的要塞——齐图。这次围攻持续了四个月。阿克巴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出高度的指挥才能，他围绕齐图城挖一条很深的壕沟，以掩蔽士兵；命士兵每人手持可转动盾牌，以挡敌人刀箭；他在城外筑一座很高的建筑物，以俯瞰全城，指挥战斗。最后，莫卧尔军用炮火猛轰城堡，阿克巴射死守将查马尔，攻陷齐图。守城的拉其普特士兵全部战死。阿克巴为这种顽强的抵抗所激怒，进城大规模屠杀非战斗人员。1570年阿克巴又攻占另外2个拉其普特要塞，从此基本上解除了拉其普特人的威胁。

1572年，西部古吉拉特王国发生内乱，总督伊马德汗请求阿克巴出兵。1573年古吉拉特归莫卧尔管辖。但不久这里发生叛乱，远在千里之外的阿克巴率3000骑兵回师平叛，一举打垮数万叛军。1575年，孟加拉王公宣布脱离莫卧尔独立，阿克巴赶往孟加拉平定了叛乱。同年，收复比哈尔。但不久，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哗变，阿克巴用了三年时间才镇压下去。1592年，阿克巴征服逃到奥利萨的阿富汗人残部。此时，阿克巴不仅恢复了巴布尔时代帝国的疆界，还把统治扩张到西部印度。

1585—1587年，阿克巴兼并克什米尔。1587年，西北地区阿富汗部族骚扰喀布尔，阿克巴派军队攻打他们，结果全军复没。阿克巴又另派了一支部队，才消灭了他们。1591年，阿克巴借口平息内部纠纷，侵入信德南部。1594年从波斯人手中夺回坎大哈，大大巩固了印度斯坦西北部的统治。

内政改革

1582—1585年，帝国内部相对稳定，阿克巴集中力量从事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他尽可能将穆斯林大贵族的采邑(贾吉尔)收归国有，改付他们以薪金。德里苏丹时期，普遍实行包税制度，阿克巴予以废除。1582年，阿克巴任命托达尔·马尔为财政大臣,委托他进行改革税制。首先，政府确定统一的度量衡制，然后开始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按照肥沃程度将土地分为四等，并规定每一等级土地的税收标准。税收总额有所减少，但由于开支也相应减少，政府净收入能保持不变。这些措施，不同程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帝国的首都亚格拉成为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阿克巴改革了其前辈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完备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下设4个大臣，分管财政、军事、工商业、宗教司法。全部政府官员都授予军阶，按军事方式编制起来。军阶根据指挥人数分33级。最高级指挥13,000人，最低级指挥10人。每个军官至少在原则上是由皇帝任命的，兵士由官吏自己募集、给养。全国划分为十五个省，各省省长由中央任命。阿克巴以分权、缩短省长任期以及经常调动等手段，控制各省，并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情报员，了解下情，监督各级官吏。

宗教融合

阿克巴虽是1个正统的伊斯兰教徒，但在宗教问题上却不抱成见。1565年废除对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人头税。政府中也任用很多印度教徒。1576年，阿克巴采纳大臣法齐尔建议，在法特普尔·西克里修建一座礼拜堂(意为信仰之殿)，挑选各种宗教思想的代表在这里举行宗教辩论，阿克巴还亲自主持过辩论会。1579年9月，阿克巴宣布自己为“苏坦尼·阿迪尔”(意为正义之王)，是伊斯兰法律的最高解释者。这使他具有了解决伊斯兰教一切问题的最高权力。1580年他招请基督教牧师布道。这些做法引起正统的穆斯林贵族的不满，成为1580年孟加拉、比哈尔穆斯林贵族叛乱的主要原因。阿克巴坚决地镇压了叛乱，继续推行宽容的宗教政策。为了统一各宗教，特别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1582年，阿克巴创立1种叫“丁-伊-伊拉希”的宗教。主要教义是：一神论，阿克巴为最高僧侣；不食肉，对一切人行“善”；崇拜太阳等。它揉合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和拜火教一些内容。然而这不是1种群众性宗教，教徒是精心挑选的，据说包括阿克巴在内仅18名。宽容的宗教政策使阿克巴政权得到大多数印度教徒的支持，并促进了印度各种文化的融合。他还注意到革除印度教社会陋习，下令允许寡妇改嫁、废除“萨提”(寡妇殉葬)制度。这些都具有进步意义。

王子叛乱

晚年，阿克巴继续向德干地区扩张势力。1591年派4个使臣出使坎德什、阿德纳伽尔等几个德干苏丹王国。坎德什王公慑于莫卧尔力量而投降。阿马德纳伽尔等则顽强抵抗。1595年，阿克巴派次子穆拉德围攻阿马德纳伽尔，未能攻下该城。1599年，阿克巴向德干进军，阿马德纳伽尔守军杀了苏丹王,献城乞降。接着，又包围坎德什王公继承者防守的阿西尔伽尔城堡，1601年攻陷该城。这时，他留在北方的儿子萨利姆，在伊斯兰贵族唆使下，趁阿克巴南征之际，在阿拉哈巴德组织1个新朝廷，并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谕。阿克巴急忙赶回印度斯坦。回来后,在亚格拉修建凯旋门，以纪念征服德干的胜利。1603年，阿克巴与萨利姆和解，萨利姆受封在比哈尔·奥利萨地方，但在那里仍继续闹独立。阿克巴决定废除萨利姆的王位继承人的权利。1604年，阿克巴生病，宫廷内围绕继承人问题斗争激烈。由于大多数贵族支持萨利姆继承王位，阿克巴不得不让步。1605年10月17日，阿克巴卒于亚格拉。萨利姆王子即位，称贾汗·吉尔。

阿克巴_阿克巴 -主要改革

阿克巴

执政期间，当帝国相对稳定后，集中力量从事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方面的改革。主要：

（1）建立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设四大臣，分管财政、军事、宗教司法和工商业等。全部政府官员均授予军阶，军队将领和各省总督由皇帝任命。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省，实行行政、司法、军事分治，由中央派出的情报员监督各级官吏。

（2）改革税制，促进农业和工商业发展。

将穆斯林贵族原分封的采邑（贾吉尔）收归国有，改付他们以薪金。废除原有的包税制度，将土地按质分为4等，规定每一等级土地的税收标准。规定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商人实行统一税率，废除对非伊斯兰教徒征收的人头税。此外，还采取了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的措施。

（3）改革司法。

实行伊斯兰教法和世俗法相结合的制度，规定司法系统独立，中央大法官任命各省法官。凡死刑判决必须由皇帝批准，案件断决必须重证据，禁止官员徇私枉法。宣布自己为伊斯兰教法的最高解释者。

（4）实行宗教宽容政策

倡导印度各宗教一律平等，各奉其事，消除相互间的对立。规定印度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按各自的教规进行宗教活动，修建宙宇教堂，允许原强迫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可恢复原来的信仰。印度教徒可在政府和军队中担任要职。在法特普尔·西克里城修建一座礼拜堂，挑选各宗教的学者举行宗教学术自由辩论。为调和各宗教间的矛盾，促进印度各种宗教文化的融合，1582年创立了“神圣的宗教”。主要教义是：信奉一神论，强调道德和理性，阿克巴为最高长老；倡导俭仆清廉，不食肉，对一切人行“善”；崇拜太阳等。它揉合了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和拜火教的一些礼俗。但该教未得到发展，仅有数十名信徒。

（5）废除一些陈规陋习。

下令允许寡妇改嫁，废除“萨提”(即妻子为亡夫殉葬自焚)制度。禁止童婚、大办嫁妆，提倡男女婚姻自主，近亲不适合结婚，倡导一夫一妻制。提倡和赞助学术研究，宫廷学者荟萃，文化教育事业得到发展。在其统治下，印度达到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史学家誉他为“阿克巴大帝”，“伊斯兰东方最贤明、正义的伟大君主”。1605年10月卒于亚格拉。(杨克礼)

阿克巴_阿克巴 -人物评价

波斯文化发展

阿克巴陵

阿克巴时期，帝国的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建筑、文学、音乐、绘画都有很大的发展。阿克巴和前几位皇帝一样，大力支持发展波斯文化，波斯语成为国家的雅语，是当时宫廷常用的语言，波斯服饰和波斯礼仪也在当时风靡一时。

波斯文学发展

在阿克巴的推崇下，波斯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诗人费济和他的弟弟史学家阿布勒都是当时的杰出代表。阿克巴还鼓励把印度教经典翻译成波斯语。除了波斯文学之外，印地语文学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也是最伟大的印地语诗人图尔西达斯，把古典文学《罗摩衍那》翻译成印地语，用印地语讲述了古老的神话。今天在北印度正是通过图尔西达斯的诗篇，罗摩的故事才广为流传。音乐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发展，印度的音乐和YSL音乐有很大的融合，同时印地音乐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在宫廷风靡一时，其中最杰出的声乐家、乐器家坦森被后人称为印地音乐之父。与音乐随之相伴的舞蹈，印度古典舞蹈之一卡塔克舞也得到了发展，曾在宫廷流行一时。

波斯艺术发展

除了这些，阿克巴在绘画上也有贡献，他下令修建画院，多次聘请波斯绘画大师来画院讲学，在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相互结合下，莫卧儿画派诞生了，莫卧儿绘画也是印度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所结合诞生的，其中最具代表的绘画作品的就是《阿克巴传》。

1605年，阿克巴去世，死后被葬在锡坎德拉。陵墓相互不胖不瘦，是典型的莫卧儿风格建筑，后来他的儿子贾汉基尔又在锡坎德拉又立了一座尖塔。可以说阿克巴奠定了莫卧儿帝国在17世纪的辉煌，他死后，帝国并没有因此而衰落，他的事业仍被贾汉基尔和沙贾汗所继承。

三 :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明亡原因，才较为科学。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界对气候变化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的总结，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

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1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2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3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4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5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此后，蒙古瓦剌部衰落，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嗔部勃来和翁牛特部毛里孩最强，毛里

孩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达延汗6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达延汗死，蒙古又分裂为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强。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六月，围攻大同。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劫掠后退去。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靖（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7

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参见图2）

北境及内地的短暂稳定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变化有关。“1500年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暖湿阶段，长城以内的北边农垦再度兴成起来。”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中国东部气温略有上扬，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湿润指数大幅上升，从相对干燥转入相对湿润区间。（参见图1）其间北方屯田也大规模增加。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10 98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

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

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12。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15。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141311

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16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17

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19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

20限制”。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21，身为犹太人18的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2322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24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25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租粮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

子而食”的无奈。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27，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28 26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29

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

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30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31

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32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33。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34，元代大学者袁桷35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36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37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3938

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

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424140

民大起义的序幕。43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45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万历之后的明朝廷真是祸不单行。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46。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参见图2）关于这一时期的天气，史料有详细记载：

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 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44

旱、霜。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 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年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 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年，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

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年，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年，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 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年，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 高平，秋

九月，大雨水。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47

大寒天气的压力逼使东北女真诸部族聚集于努尔哈赤麾下并南转向明廷发难。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号金。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万历47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明祚日益接近终点。史载：

1619年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48

大雪，深四五尺。

1620年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年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 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 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

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 大水。杭州 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49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50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和“蒙德极小期”，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5152

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53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54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

55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

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

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

57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56

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58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将张居正连同明末这段历史从墓室中“唤醒”，也是由于现实“生活发展需要”。

在结束我们关于明末教训的讨论时，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

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59

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

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

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60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61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62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研究的。

[1]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2]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3]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

社2011年版，第112页。另可参见何凡能、李柯、刘浩龙：《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载《地理研究》2010年12期。

[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5]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6页。

[6]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公元1474～1517年)，蒙古族，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察哈尔氏鼻祖。达延汗年幼时被授予?彻辰?称号，摄政。1487年，16岁的达延汗开始亲政。经过与卫拉特部的数度征战，将其击溃。1506年，达延汗征服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统一漠南蒙古。后人称其为蒙古的?中兴之主?。蒙语尊称为巴图蒙克达延汗，在位时间从公元1480～1517年，终年44岁。

[7]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161页。

[8]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5页。

[9]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8页。

[10]数据引自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武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

[11]《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7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6页。

[12]?王莽登基后，中国气候进一步转冷，并在其后的30年中成为秦汉时期最寒冷的阶段。其中东中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约比现今低0.4℃，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以致‘谷稼鲜耗，百姓苦饥’，社会经济系统濒临崩溃。?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13]《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7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页。

[14]《明史》说张居正：?权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7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页。

[15]参阅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6]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页。

[1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7页。

[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6页。

[19]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7页。

[21]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又2/3%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43又1/3%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40%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20%。维罗那规定12又1/2%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规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5～676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8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8页。

[25][明]于谦：《荒村》。

四 :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

历史是人的自觉奋斗的历史与自然演化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事件离我们越是久远，它就越接近自然。（www.61k.com]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既有人祸的内因，也有天灾的外因。张居正的政治浪漫主义改革造成的后果可视为前者，而骤然大幅降温的气象条件，可视为后者。从主观和客观、内因和外因、历史和现实几个方面的综合比较分析明亡原因，才较为科学。

一、张居正改革的教训及其历史比较

中国天气暖冷对其北方部落产生的生存空间的压力是巨大的。学界对气候变化对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已有规律性的总结，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

脱不花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

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www.61k.com)1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2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3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柞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象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4

“15世纪开始，中国气候逐渐转寒，东部海平面又复沉降。”5寒冻、雪冻天气大规模、大面积且长时段地铺天盖地袭来。对日益转冷的天气最为敏感是北方的蒙古瓦剌部落，为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他们不断大举南下掠扰明境，1449年明朝军民在土木堡对其进行了最激烈的抵抗且取得胜利，史称“土木之变”。

此后，蒙古瓦剌部衰落，相互混战的蒙古诸部中，以鞑靼的哈喇嗔部勃来和翁牛特部毛里孩最强，毛里

脱不花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从张居正改革谈起

孩拥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马古可儿吉思为可汗。［www.61k.com]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年间，达延汗6逐渐强盛，一度统一全蒙古。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达延汗死，蒙古又分裂为四十几个独立的领地。其中以土默特部俺答汗最强。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春，俺答乘黄河结冰进入河套。1550年又大举进攻明朝。六月，围攻大同。八月俺答下通州，直逼北京，大肆劫掠后退去。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规模较大的有1511年至1512年间的杨虎、刘六起义，聚众至数十万。他们转战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1512年（正德七年）击败京兵，转战安徽、湖广。年底，起义失败。总体而言，16世纪初的内乱还是可控的。

为了防备蒙古地方统治者的袭扰，明北还加长了北御鞑靼的长城。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在偏关）、固原九个要镇，称为“九边”，派驻重兵。又沿各镇修缮长城。成化时（1465～1487年）明政府修筑东起清水营（陕西府谷西北）、西至花马池（宁夏盐池西）长达一千七百多里，嘉靖（1522～1566年）及以后，继续在宣大、蓟东一带修筑偏东一段长城，以固边境。“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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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www.61k.com）”（参见图2）

北境及内地的短暂稳定与16世纪开始的中国气候变化有关。“1500年后，中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暖湿阶段，长城以内的北边农垦再度兴成起来。”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中国东部气温略有上扬，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湿润指数大幅上升，从相对干燥转入相对湿润区间。（参见图1）其间北方屯田也大规模增加。从永乐后的原额屯田至万历初年（1573年）新屯田，北直隶各卫所新增3361420亩。陕西都司并行都司新增屯田12594732亩，辽东都司新增屯田1667266亩。10 98

外患内忧，迫使明王朝利用北方战事稍缓的间歇期起用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张居正（1525～1582年）因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得到大太监冯保与万历帝之母李太后的支持，取代了高拱。穆宗死前遗命张居正等三大臣辅政。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即位，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为了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特别是经济等方面进行改革，试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危局。改革——除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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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当的积极作用：“赋以时输，国藏日益充”，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www.61k.com）

1582年6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聚集，指责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改革失败。

与汉、宋两朝的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比，张居正的改革还是比较幸运的，他的改革适逢中原气温和北边湿润度的上升时期，这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自然环境，也使其改革避免了与国家双双败落的“王莽式”结局12。

史书称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不谓干济才”，但改革毕竟还是失败了，此后明祚已近尾声。

关于张居正改革的正面意义，史家论述较多，其负面后果，则多是些“功高震主”之类的泛论，也有人认为他败于财税改革15。笔者认为导致张居正改革失败从而明朝衰落的关键点不是财税改革，而是以财税改革为起点的金融改革：将已与生产资料形成稳定结合关系农民转绑在货币上，用与货币的关系取代农民14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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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的关系，这是张居正改革失败的致命原因。［www.61k.com)书载：

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地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实施一条鞭法的显了均平赋役，它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16

以土地为中介的农民与国家的直接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中介的国家农民的间接关系，国家和农民同时只对货币负责，这样的好处在“客观上促进了明中叶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也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比以前又有一定的松弛了”，用现在一些人的话说就是打破了所谓“国家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民间融资平台”，但问题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资本没有或尚未充分形成之前，将分散无组织的小农与国家分离并转交给手握大量货币、以放息为生的高利贷者，就无异于将农民交给吸血魔鬼。因为“一条鞭法”的改革中，“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对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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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不主要是为了生产；土地所有者“由于特殊的或急迫的需要，而一时又别无有效办法来获得急需的货币时，只有把土地卖掉，以换取货币”19而“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

20限制”。（www.61k.com］中世纪欧洲受高利贷祸害至深21，身为犹太人18的马克思对更也有深刻的研究，他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2322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24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此句出自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年）的《牧牛词》，其意是长年放牛无忧的农民最怕因交不起租而卖掉家里的牛。到了明中期，于谦（1398～1457年）眼里出现的就是“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25即老人去当雇工是为了挣钱还债，卖幼子是为了缴纳租粮的现实。张居正改革后，在灾变面前，江浙一带的农民已有了“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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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而食”的无奈。［www.61k.com]明亡前夕，“走入他乡亦饿死，朝廷加派犹不止”27，除了造反，农民已无路可走。

事后看来，张居正改革与其说解放了农民，不如说解放了长期在重农抑商政策中受到压制的金融力量。让金融摆脱对社会生产依赖并反客为主，它就会成为奴役农民和瓦解国家的力量。张居正用于“解放”农民的货币并不是近代工业资本而是比工业资本更古老的“商业资本”退而“生息资本”，由此可以解释，被货币“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民并没有象中世纪英国圈地运动后的农民那样转为产业工人、中国也没有象英国那样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道路。傅筑夫先生说：

社会上存在有大量游资，它本身又要求‘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而社会上却又没有足够大的生产部门来吸收这些游资，使之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促进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这时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土地则是最主要的生产手段。社会上既然没有其他更有利的投资场所，便只有购买土地来使货币发挥资本的机能，使土地成为生息手段。28 26

“土地不仅可以生息，而且是财富最稳妥的一种存在形态，社会上既然缺乏其他有利的投资场所，遂群起抢购土地。所以土地买卖的开始，同时就是土地兼并的开始。”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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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资本需要的不是农民生产而是农民对货币的需求，需要的不是农民而是身无分文因而对货币有强烈的终生需求的流民。[www.61k.com)大量的生息资本涌入生产领域既是张居正改革的恶果，也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包括明朝在内的许多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总结一条鞭法时说：

春秋时代的井田制，这是后代中国人理想的土地制度之范本。但即因当时贵族阶级为求便利税收制度之简化，而终于把井田制度破坏了。??自唐代两税制以下，因于种种实际困难，逼得政府只在税收制度上着眼用心，而把整顿土地制度这一重要理想放弃了。

傅筑夫先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写得更明白：

在流通中大量积累起来的商业资本，既没有足够发达的商品生产来与之相结合，亦即不能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而仅仅当作流通手段来媒介商品交换，作衡量价值尺度，执行一些普通的货币职能，当它的积累数量超过了一定限度，作为商品的流通手段和其他职能也都成为不必要时，这个超过部分就不得不退出流通领域，当作贮藏手段，以货币形态的财富窖藏起来。但窖藏是不能增殖的，要使这种财富能够增殖，在古代的具体历史条件支配下，生息之道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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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途，其一，是购买土地，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手段，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种有利的生息资本，又是保障财富安全的一个稳妥的途径，故手有余资的人无不想方设法去购买尽可能多的土地，这就形成了历史上永远无法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并成为一次又一次社会动乱和农民起义的总根源。［www.61k.com］30

货币存在的前提是买者与卖者的分离，这种分离的距离越大，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而社会，不管是什么形态的社会，其生产一旦依附于货币，货币持有商就可以反客为主，成为控制社会和瓦解国家的绝对力量。张居正改革中除了田税、徭役、商税、手工业税、海关税大部分可用银折纳外，明廷官吏的薪水、国库的开支也用银支付。这种支付方式被制度化并导致政府从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转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角色，原来属于政府管理的大量工作被“简政放权”，断腕式地移交给社会资本（实则是手持大量货币的商人——现在叫金融家——承包），农民从为国家提供产品的劳动者转变为用自己的产品从货币商人手中换回货币的劳动者，朝廷和农民的、甚至整个社会的信用纽带为货币所取代，“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松驰，农民生产的产品与市场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这样，手持大量货币的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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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高利贷者反客为主——这有些类似今天华尔街银行家在美国的角色——成了社会的主人。（www.61k.com)商人一旦操纵了国家，其结果自不言而喻。孟子说：“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32

社会已出现巨大的裂变危险，可明朝的学问人坐而论道的学风日益严重并使张居正改革负面恶果不能得到纠正33。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34，元代大学者袁桷35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36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世闻名朝形成群龙无道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37毛泽东曾批评王安石变法：“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若将毛泽东这个评价用在张居正身上也是合适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比较而言，张居正的改革和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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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王莽的改革一样都解放了农民，但张居正与商鞅甚至王莽不同的是，后二者将农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后交给国家，而张居正却是将农民从国家手中解放出来交给拥有大量货币的商人继而高利贷者。(www.61k.com]货币（这在今天叫“金融”）打倒了封建等级——这得到明朝农民的欢迎，但货币又建立起独立于国家和生产者之外的等级，它反客为主后又将国家与农民统统踩在脚下——这使明代农民比秦汉农民更加不幸，转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就是: 改革的红利历代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后果却各有各的不幸。张居正改革后，明国家与农民的信用关系随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而更为脆弱。崇祯五年（1632年），国家与劳动者农民的货币链接近中断，浙江、南直隶等较富裕的八省秋季竟只能交上税银总额的14%，如表所示：

万历以后，西班牙银币每年输入中国达数百万之多，货币量的大规模增加，加速了社会商品和劳动力的流通，也加大速了货币屯积和土地买卖的势力。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皇帝、王公、宦官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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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地，“数量之大，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www.61k.com］与今天房地产市场相似，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屯积导致用其他于交易的流通货币减少，并因此产生因货币不足造成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用断裂，其结果对政府而言，就只有镇压一途；对农民而言，除了造反，则别无出路。

大凡改革者，都有一种“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担当精神，但这种精神一旦与脱离实际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无知结合，其结果也是很可怕的。张居正改革导致明末无钱交税抵租农民被迫求助利息竟达一倍至五倍的高利贷，农民因此很快失地并转为流民。大规模的流民出现并步入造反大军是张居正改革的最直接的恶果，也是此后明朝迅速转入结构性不可逆衰落的根本原因。

16世纪末，也就是在张居正改革后不久，全国起义暴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参见图2）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今安徽、江西、湖北交界爆发刘汝国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天启二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1627年（天启七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由此拉开了有李自成参加和领导并于17年后推翻明王朝的明末农4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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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大起义的序幕。[www.61k.com］43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45

二、伴随人祸的是天灾

万历之后的明朝廷真是祸不单行。紧随张居正改革之后的又是天灾。“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中国气候显著变冷，北方风沙壅积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降”46。与此同期，中原气温与北方农牧带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汉以来的最低点。（参见图2）关于这一时期的天气，史料有详细记载：

1600年浙江嘉兴、嘉善，冬运河冰冻。四川 什邡，冬，桃杏开花且实。

1601年畿辅八府及山东、山西、辽宁、河南荒、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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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霜。[www.61k.com]河南新蔡，正月初九，大雪四十日。浙江富阳、杭州，安徽石台，，六月寒气逼人，山中飞雪成堆，深山亦然。至七月始热，八、九月仍热如故，人民大病。

1602年中原多水，南方多冬雪。湖南浏阳，春大雪，民僵死。

1604年北京、保定、辽东、山东、陕西、凤阳报水旱灾。北京延庆冬大雪。河北香河，九月杏华。定兴、新城，冬十二月，雨冰，树枝多折。安新，冬，大雪连旬，平地数尺。清河，冬祁寒，树枝著冰，损折大半。河南方城、南召，十月，桃花盛开如春，牡丹开花数十朵。

1606年全国多水。江苏淮安等县，正月雨雪甚。海南 琼山，冬大寒，百物凋落，六畜冻死。

1607年全国多水。陕西西安、凤翔等地，五月申戌大雹。福建邵武，冬十二月，大雪，大树丛竹尽折。南京正月雪后池内冰结为花。安徽太湖，冬，水结冰。

1608年秋自江淮以北如陕西、河南等地，旱魃为虐，赤地千里。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 各地大水泛滥为灾。甘肃酒泉二月初二日起大雪，降深丈余。河北定襄、山东莒县，秋后桃花开。

1612年，是年山东、河南蝗。南方大水。河南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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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正月寒冰，大折树木。[www.61k.com]江苏淮阴，元旦大雪，深数尺。四月，冰雹大如碗钵，地深五寸；涟水，雹杀麦，四月十六、十七日大雪。河南淮阳，正月雨水，寒冰，大折树木。

1615年，是年三月至七月，不雨，民情嗷嗷，多逃亡者。盖自京畿、河北以至山东三千里。南方多水。广东大埔又雪，摧木折枝。

1616年，是年春畿内、山东、河南、淮、徐，大饥。七月陕西旱，江西、广东，水。河南、淮南、扬、常、镇，蝗。七月乙未，时江西水忽涨；河南蝗蝻冰雹。广东南诏霪雨骤决。江苏六合、无锡，正月初三，天雨彩雪。浙江鄞县、慈溪、遂昌，，正月大雪，积雪坠空如倾封垛，一二尺或三尺许，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木无数，阴冻连旬，檐冰长短垂如银栅。安徽和县正月大（彩）雪。安庆、桐城、潜山，冬燠，桃李华。望江，春大雪，冬燠，桃李华。泗县，蝗食田苗，赤地如焚。当涂，二月，大雪弥月，深数尺，山兽落平原，人手缚之。夏，蝗蝻为灾。山西 大水。波阳，正月大雪，深四五尺。

1618年，是年全国天气由水转寒。河北清苑、容城，春三月，风雪异常，行人有冻死者。河南西平，坑冻，结冰花。汝南、上蔡，九月雪。山西 高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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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大雨水。［www.61k.com］至十三日酉刻，大雨雪，落树俱成冰城，折伤者无算，凛烈如冬，数日方燠。陕西四月二十二日，多处大雨雹，冻死各营骡驼一千九百九十九匹头只。山东滕县，除夕雨雪。上海嘉定正月十日大雪。江苏常熟元旦，雪深三尺。句容，冬雪成冰。淮安冬多雨雪。湖南汉寿，九月二十八日午刻至申，忽大风，雪雹如碗大，旋成雪砖，平地水涌三尺。广东从化、阳春、顺德，冬十二月，大雪，甚寒。47

大寒天气的压力逼使东北女真诸部族聚集于努尔哈赤麾下并南转向明廷发难。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努尔哈赤建国号金。1618年（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随后攻陷抚顺，五月，陷抚安等十一堡，七月陷清河堡，辽东屏障皆失。由此拉开了后金与明朝决裂并最终颠覆大明王朝的大幕。此后中原气候持续下降，天下大乱，狼烟蜂起。万历47年(1619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已与加派田赋持平，而到崇祯元年(1628年)，应付北方战事的辽饷竟占高于加派田赋130.34%。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明祚日益接近终点。史载：

1619年甘肃兰州、皋兰，冬十月树花悉开。江苏盱眙，大旱，赤地千里。冬大雪，平地丈余，淮河冰合。安徽颖上，大雪弥空，百鸟饿死。湖北蕲春，冬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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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深四五尺。（www.61k.com）

1620年全国气温持续转寒，普降大雪，南北河冰，车马可渡。

1621年大寒持续。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普降大雪月余。汉水冰冻，，冰坚可渡。

1622年气温回暖，安徽舒城大雪，自冬历春深逾丈，穷民冻死者甚众。

1624年河北卢龙、迁安、玉田，秋八月望，大风雨，冻死人民甚众。平乡，春大雪。山西长治 冬，平顺大雪三昼夜，树尽折。山东文登、荣城，瑞雪三尺。

1628年上海松江连续三年见雪。陕西冬木冰，户县、周至，三伏无雨，冬大雪，牛羊多死。绥德、榆林、延安，十二月，草木冬华。江南多地大寒，冬，池河鱼冻死。湖北仙桃捡鱼者亦冻死。

1630年大寒，多地大雨雹。湖北广济，大雪雷；当阳，有虎噬人。

1631年大寒，雪雹冻死人畜无算。山西十一月，河冰坚可渡。

1632年天寒，南北多地大水。江苏镇江、丹阳，六月天甚寒，人多衣棉。

1633年北京 正月辛亥大雪，深二丈余。江苏高淳，冬树冰成甲胄，越旬解。江西景德镇，积雪自十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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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正月，行路断绝，冻馁死者无算。[www.61k.com）河南冬十月，黄河结坚冰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贼二十余支，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禹县，冬异雪弥旬。

1634年江西、河南、云南大旱。安徽野鼠数百万自北渡江而南。山东历城、昌乐、安丘、淮坊，春雨雪。临沂、莒县，九月大雪。江苏多县四月雨雹。浙江 大水。杭州 正月大雪。广东从化、韶关、乐昌、仁化、大埔、五华、兴宁，正月大雪数日；从化、韶关两地雪深一二尺。

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山西十二月虎涧河结冰桥，河南开始黄河冰结如石。

1638年夏两京大蝗。两京及山东、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海南，大旱、大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 大水。湖南大寒大冻。

1639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大旱、大蝗、大饥。八月，白水，同宫、洛南、陇西诸邑，千里雨雹，半日乃止，损伤田禾。福建、广东 大水。

1640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大蝗、大饥、大饥。浙江、三吴大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

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1642年旱、蝗、水、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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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大疫，南北数千里，北至塞外，南逾黄河，十室鲜一脱者。[www.61k.com]山东、东上海、江苏、安徽、冬多雷震。湖南、云南大旱、广东大水。49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造成明末天寒的原因除了自然气象变化外，也有今人说谓“雾霾”天气（粉尘）的因素。事实上，雾霾并不是今天的特有气象，而严重的雾霾可以造成天气的降温。17世纪前半叶，中国“雨土”频次与同期冬温指数形成极大的“剪刀差”，其间，“雨土”次数和冬低温指数都达到自1500年以来的最大值，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在此之前，明亡恰恰就出现在此间。（参见图3）

第二，明末天气骤冷还与同期的太阳黑子变化相关。“当太阳黑子存在时，气温上升，太阳黑子消失时，温度便会下降。”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Will Soon博士研究发现：“从1645年开始，持续到1715年，这期间没有观察到太阳黑子。这就是著名的小冰期。”50从1420年至明亡的1644年，全球经历了太阳黑子较少的“史波勒极小期”和“蒙德极小期”，同期中国与全球气候一样变得越来越冷。张居正改革恰恰就发生“史波勒极小期”向“蒙德极小期”过渡“温暖”带上，而明亡恰恰就出现在后一个即“蒙德极小期”的最底端，此间为太阳黑子数量最少、气温极冷期，（参见图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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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期欧洲还发生了几乎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其中且空前惨烈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www.61k.com)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称王于西安，国号大顺。3月入北京。3月19日，崇桢皇帝自缢，明亡。是年，明朝气温也近降至汉以来的最低点。此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接近它的终点。汪荣祖先生从“天时”的角度对明亡的原因作出评价：

崇祯诚非亡国之君，诸臣亦未必深误其君。自然界之异变及其难以抵御之伟力，岂沧海一粟之人类所能旋转。53

汪荣祖先生是在学术界过度强调明亡的社会性原因的背景下说出这样的评价的，有突出强调的成分。客观地说，天气降温是明亡的重要的因素，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解释在“蒙德极小期”（1645?1715年）以及相应的“明清小冰期”54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为何清人不仅建立而且还能

55坐稳天下，而细察中国统一条件下的王朝更替，在同一极冷期或说极冷期远未结束的气象条件下完成王

朝变更的，似乎只此一例。

但崇祯毕竟是生不逢时，他毕竟是失败了。造成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前有张居正的以赋税货币化为主导的财政改革造成的人祸，后有主要是由太阳黑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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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减少造成的全球性大寒天气这一不可抗的自然因素，这两者在对自然环境依赖较大的牧农时代，其破坏性就更为显著。(www.61k.com）天冷压缩了北方部落间的生存空间，张居正改革将老实巴交的广大农民变为不可遏制的流民大军，再加天寒地冻的驱使，崇祯纵有五头六臂，也抵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讨食”力量的消耗，此时崇祯的命运正如郭沫若形容商纣王时说的，是“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唐人罗隐有“时来天地皆同力，

57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说法，后一句送给崇祯倒是很贴56

切的。

崇祯在历史词典中，已不是一个帝王的名子，而是一个王朝没落的符号，而这一切的开端当始于张居正力推的以税赋货币化为主导的改革。

三、以史为鉴，可知得失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58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将张居正连同明末这段历史从墓室中“唤醒”，也是由于现实“生活发展需要”。

在结束我们关于明末教训的讨论时，有趣且有比较意义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势及建国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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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www.61k.com］1930年初，毛泽东同志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显然他当时也感受到明末同样的问题：国民党为了发展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导致农业过早商品化及由此引发的农民大量破产并由此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些与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的结果几乎如出一辙。从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看得也最明白，因此建国初他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农民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防止农民变为流民。

1953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后批示说：“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59

毛泽东这时关心的不是改革而是改革结果。毛泽东将农民的组织化而不是分散化作为检验中国农业改革成败的标准。在当时组织农民只有社会主义合作化一途。

1959年7月29日，针对国内外关于“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的置疑，毛泽东说：“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要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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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www.61k.com）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60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警告全党：“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是胜利。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问题上。”61

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告诉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同志说：“农民跟着我们走，民族资产阶级才不得不跟我们走。农民问题很重要，谁能解决农民问题，谁才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孙中山也不能解决农民问题。”62

最终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所有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也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中国农民社会主义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可靠的阶级基础的性质始终没变。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明末、民国的反面经验和新中国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的成功实践，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都是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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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www.61k.com]

[2]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3]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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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1年版，第112页。[www.61k.com］另可参见何凡能、李柯、刘浩龙：《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载《地理研究》2010年12期。

[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5]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6页。

[6]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公元1474～1517年)，蒙古族，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阿寨台吉次子阿葛巴尔济济农之子；蒙古察哈尔部人。著名明朝时期蒙古大元可汗，亦称察哈尔蒙古达延可汗，察哈尔氏鼻祖。达延汗年幼时被授予?彻辰?称号，摄政。1487年，16岁的达延汗开始亲政。经过与卫拉特部的数度征战，将其击溃。1506年，达延汗征服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统一漠南蒙古。后人称其为蒙古的?中兴之主?。蒙语尊称为巴图蒙克达延汗，在位时间从公元1480～1517年，终年44岁。

[7]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161页。

[8]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5页。

[9]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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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数据引自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武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4页。(www.61k.com］

[11]《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7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6页。

[12]?王莽登基后，中国气候进一步转冷，并在其后的30年中成为秦汉时期最寒冷的阶段。其中东中部地区冬半年平均气温约比现今低0.4℃，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以致‘谷稼鲜耗，百姓苦饥’，社会经济系统濒临崩溃。?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页。

[13]《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7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页。

[14]《明史》说张居正：?权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参见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7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21页。

[15]参阅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16]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6页。

[1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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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6页。(www.61k.com]

[19]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7页。

[21]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又2/3%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43又1/3%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40%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20%。维罗那规定12又1/2%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规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5～676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88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8页。

[25][明]于谦：《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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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587年）?邑大旱，萍藻尽枯，明年，民大饥，有易子而食者，有以妻易数饼者，有饥不可忍牵手就溺者，有潜身义冢食新死胔者，有烹子罐中为逻卒擒报者。[www.61k.com)及有司设法赈济，无及于事。?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十四救荒，转引自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页。

[27][明]方以智（1611～1671年）：《田稼荒》。

[28]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29]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30]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8页。

[3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

[32]?交征?，相互争夺。引自《孟子〃梁惠王上》。

[33]参阅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第二节第二部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8～420页。

[34]钱穆评论说：?是学风之陋，南宋以来已然。?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35]袁桷（1266～1327年）元代学官、书院山长。字伯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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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清容居士。(www.61k.com]庆元鄞县（今属浙江）人。

[36]转引自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37]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98页。

[38]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3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40]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8页。

[41]《宋史〃王安石列传》

[4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3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7页。

[43]这些起义详情可参阅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第六节《明末农民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215页。

[44][明]杨嗣昌撰：《杨文弱先生集》卷十，南京图书馆藏清初刻本，第130页。

[45][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请发军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4页。

[46]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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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566页。［www.61k.com）

[47]气象记录参见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1460页

[48]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武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页。

[49]气象记录参见张德二主编：《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第2册），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0～1631页

[50]崔宏伟、[美]S.弗雷德?辛格、[法]万森?库尔提欧、承继成编著：《自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

[51]?史波勒极小期?是发生在1420年至1570年（亦有一说是1450年至1550年）年间的一个太阳活动低潮期。这段发生在开始观测太阳黑子之前的现象，是经由分析与太阳活动有强烈关联的树木年轮中碳-14含量确定的，并以发现者德国天文学家古斯塔夫〃史波勒（1822～1895）命名之。

[52]?蒙德极小期?指的是发生在1645?1715年前后的一个太阳活动低潮期。科学家爱德华?沃尔特?蒙德（1851?1928）发现这段期间的太阳黑子非常稀少，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

[53]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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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1年版，第568页。（www.61k.com）

[54]明代嘉靖至清代道光年间（1550年至1851年），中国曾出现长时段的极寒天气，被称为?明清小冰期?。

[55]?我国最寒冷期间是在十七世纪，特别以公元1650～1700年为最冷。?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90页。

[56]?在这儿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象后来的楚霸王，欧洲的拿破仑第一。?郭沫若：《驳〈说儒〉》，《郭沫若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2页。

[57]潘慧惠：《罗隐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

[58][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6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页。

[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3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页。

本文标题：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居正改革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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