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新隋唐风云》宠物总动员 一人一宠闯风云

　　金庸笔下情侠杨过的大雕不仅陪伴他一同行走江湖，同时还教会他绝世武功，如此通灵性且忠心的动物，在江湖中行走的人岂能不羡慕不动心呢？《新隋唐风云》各种或可爱或威猛的宠物，也能让你体验如此感觉，一人一宠闯江湖，拉风无限。

　　《新隋唐风云》的宠物不仅拥有非常吸睛的外表。宠物不仅可以帮助玩家战斗，同时还能提供玩家角色属性加成。在召唤出宠物以后，玩家的战斗能力大规模上升。通关副本活动自然不在话下。《新隋唐风云》的宠物除了拥有基础成长之外，升级一次之后就会拥有5点属性点，玩家可以自行DIY宠物能力。是能打能抗的万金油，还是攻击爆发十足的敢死队又或是像“坚果墙”一样敦实的肉盾呢，就看玩家自己的创意了。

　　不同搭配的宠物对于战斗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在战斗方式上，宠物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有的适于增加对目标的伤害输出，有的则更善于替主人承担伤害。不同职业的玩家最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和培养宠物，让宠物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作用。在打副本过任务的时候，也一定要把宠物召唤出来，施展宠物全部的战斗力。一个能有效利用职业特长和宠物特性的角色，可以发挥出成倍的威力。无论是在练级中还是PK战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技巧。

　　赶快来领养一只宠物吧，让你的江湖之路从此不再寂寞。

　　关于《新隋唐风云》

　　《新隋唐风云》是根据游戏以隋末唐初英雄并起的年代作为游戏背景，由郑州乐游运营厦门英杰讯开发的大型武侠动作网游。《新隋唐风云》以无锁定战斗为游戏核心特色，采用2.5D的游戏画面，全3D建模。游戏强调次时代打击感、全场景破坏、自由华丽的连招系统，使战斗方式非常新颖。游戏画面古风古色，洋溢浓郁的武侠韵味，画面优美而不庸俗，为玩家完美还原一个真实的隋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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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隋唐风云人物全文阅读 作者：惜秋

隋唐风云人物全文阅读 作者：惜秋 《隋唐风云人物》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隋唐风云人物全文阅读页面。
台湾著名史学家惜秋作品：隋唐风云人物 作者：惜秋


内容简介
历代风云人物，站在时代浪潮的顶端，乘风破浪，叱咤风云，建立起一桩桩英雄伟业，名垂青史。他们智勇兼备，运筹帏幄。他们掌控时代风云、旋转乾坤的霸气，破除艰险、纵横捭阖的大派风度，激荡在无数后来人的心胸，激起更大的猛志，更非凡的建树，历史由此而如大河奔流，吞吐日月，代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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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惜秋，本名蒋君章（1905－1986），今上海崇明人。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1938年入国民政府中央军委政治部工作，后任国民政府秘书、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总统府”秘书，1955年撰文指责宋子文，被蒋介石以泄密免职。后应聘为政治大学、台湾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蒋氏专长历史地理，晚年还致力于历史人物的撰述，揭发历代风云人物的丰功伟烈与各种际遇,把个人性格、命运与政权变迁紧密关联，对于权力的运行深有体会，而文字深入浅出，人物栩栩如生，时人将其与高阳并称，目为台湾十大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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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隋唐风云人物》目录
高颎
韩擒虎
贺若弼
杨素
史万岁
苏威
李德林
韦世康
赵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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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廷诸韩(2)
其时，隋的大患，是北方的突厥屡为边患。隋政府既以韩擒虎以行军总管驻屯金城，朔州（雁门关外，今称朔州，即汉代的马邑）方面，地位更为冲要，并无适当人选，担任这一方面的军事重职，以韩洪骁勇善战，乃调任检校朔州总管事，未几转任更北方的代州总管。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突厥达头可汗，率众犯边，韩洪率蔚州刺史刘隆、大将军李药王拒之。虽众寡悬殊，但韩洪奋战不退，恒安之役，被突厥包围，韩洪四面搏战，身被数创，仍拼斗不已，虽杀敌甚多，而韩洪所部，伤亡亦众，乃思溃围之计，诡与突厥言和，围稍弛，韩洪乃率众突围而出。隋廷检讨功过，大将军刘隆处死刑，韩洪与李药王削职为民。恒安地望，无可查考，但后来炀帝北巡，至长安附近，看到白骨盈野，未加收埋，以问左右，左右答称： 此为昔日韩洪与突厥鏖战处也。由此可知恒安已在长安附近，突厥盖已深入渭河中流了。炀帝伤之，命收葬骸骨，由五郡沙门诵佛超度，复拜韩洪任陇西太守。
时朱崖（海南岛）万昌作乱，隋廷命韩洪以原职往岭南进讨，平之。既北归，万昌之弟又乱，韩洪再度奉命往讨，旋即平定，即将率师北还，而韩洪不堪劳累，竟患病卒于军中，享年六十有三。


贺若弼世家子弟幼有大志
隋代名将，韩擒虎与贺若弼并称。贺若是复姓，弼字辅伯，是贺若敦之子，河南洛阳人。贺若这个姓，我国历史上所少有，就其籍贯来研究，极可能是元魏汉化以后改从与汉姓相近的姓，其祖父可能是鲜卑籍。贺若敦以武烈著称于当时，曾任金州总管，为宇文护所忌而被杀，宇文氏本为西魏的权臣，自宇文颢而宇文护，都掌西魏的军政大权，颢封邰惠公，护封晋荡公。贺若敦与宇文护同仕西魏。宇文护专权跋扈，北周孝愍帝以冲龄践帝位，不能亲政，中外大事，悉决于宇文护，曾三弑西魏王，至宇文泰而称帝，是即北周文帝。贺若敦大概是一个心直口快而又富于正义感的武人，对宇文护之所作所为，颇多疵议，因而遭忌被杀。临刑，告其子弼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自刺其舌，出血，以慎口诫弼。从这一史实来看，可知贺若敦是一个抱有统一中原的有志之士，由“吾以舌死”一点来看，可知他是常有对宇文护不满的批评的。
贺若弼颇有父风，自幼便慷慨有大志，娴习弓马，骁勇善战，博习书记，也很能属文，因有重名于当世。北周武帝时尝与上柱国乌丸轨议论太子之为人，都认为太子非帝王之器。贺若弼并没记得他父亲临终给他的遗训，又在多嘴多舌了。这位乌丸轨虽然身为上柱国，也许他对国家大事过分热心，也或许他是沉不住气的直心肠人，他并未多加考察，或候机会探看一下周武帝对太子的印象，然后决定是否应该进言。他冒失地直接向武帝陈述他对“太子非器”的观感，而且还说明贺若弼也同此看法。武帝即召贺若弼讯之。贺若弼此际忽然谨慎起来，他想到太子是国家之本，不应轻易动摇，而且还恐怕太子一旦即位，有祸及于身的危险，因此，诡作违心之论，谓“太子德业日新，未睹其阙”。武帝默然，弼退，乌丸轨责其口不从心。贺若弼却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所以不敢轻议。”后来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实在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乌丸轨竟被杀害，而且还杀了他的叔父齐王宪和宇文孝伯，特作《刑经》，密伺左右，滥施杀戮，广收美女充后宫嫔妃，同时立五个王后，严禁天下妇女施脂粉。杨坚之女，即为五后之一，性颇贤淑，并无妒心，为其他四后所敬仰，宣帝反而恨她，曾迫令自尽，赖其母独孤氏叩头至流血而得免死，但仍愤愤地说：“必灭尔家。”宣帝尝因过受父严责而被杖，留有疤痕，父死，指疤痕而骂其父曰：“死已晚矣。”由此，可知乌丸轨与贺若弼疵其非人君之器，倒是对周武帝的一片忠心，但贺若弼的答词，不但出卖了乌丸轨，而且显示他对武帝的不忠。其实武帝对他的太子，并不满意，所以听到乌丸轨的谏言，以问贺若弼，假使贺若弼也同乌丸轨的说法，太子大有被废的可能，北周的王朝也许可以延长若干时期，也未可知。贺若弼一念之私，对周来说是不忠，但对杨坚来说，却是造成其建立隋政权的机会。但是这一史实，足以说明贺若弼的人格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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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陈之志终于得遂
北朝既分裂，周齐又相互攻击，势稍弱，南朝的陈霸先（陈宣帝）乘机取淮南地甚广。周以韦孝宽为将，攻拔失地数十城。贺若弼即随韦孝宽军南征，献替谟猷，功绩极多，因拜寿州刺史，封襄邑县公。在此以前，未闻贺若弼有军功的建树，此盖初次临大敌，以一个没有战争经验，跟久著军功的宿将共同作战，而能献计定策，收功疆场，可知贺若弼在军事方面的天才。
杨坚为相，贺若弼时驻军于邺城附近，由于他对“太子非器”的私下评议，杨坚恐怕他效忠周室，与尉迟回共同作乱，因遣长孙平驰往代之。贺若弼闻名交代，足证其未有反意，从后来的史实看，他是要实现他父亲平定南朝陈的遗志，谁能够使他实现其志的，他就听命于谁。这种内争，他是没有兴趣参加的。杨坚既建隋政权，即有南征之意，因高颎的建议，先瓦解陈的经济。此计奏效，乃定计伐陈，东路主将，未得其人，乃商诸高颎。高颎说：“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文帝因拜贺若弼为吴州总管，独当东路攻陈。他与寿州总管源雄，并称东西重镇。贺若弼意气豪迈，曾与源雄相约曰：“交河飘骑幕合浦营，勿使骐上无我二人名。”因献取陈“十策”，文帝称善。他的“十策”，史所未传，以理推之，当为平陈的经国大计。文帝为了贺若弼的献策，特别赐以宝刀，擢任行军总管。
贺若弼行军的第一目标为京口，就是现今的镇江，与扬州（江都）隔江相对，扬州即晋王杨广的大本营所在。弼将渡江，亲自持酒，对江（长江）而祝曰：“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剪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他的豪气，直可与祖逖击楫渡江相媲美，同为千古佳话，他的决心灭陈，由此可知，真不愧为贺若敦之子，而善于继承遗志了。
贺若弼既至前方，对陈军先以疑兵计绐之。他常常对江岸防军，施以换防。换防就是把新的防军接替旧的防军。新防军到达防地，大列旗帜，营幕遍野，陈军看到了，以为隋兵增防，必将对南岸陈军施行攻击，于是也积极增兵防守。已而察知旧防军撤回，因知其为换防性质。如是者多次，陈军视为常例，不再紧张。但是正在陈军松懈的时候，贺若弼突然增兵渡江直扑京口，在陈军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贺若弼很轻易地占领了这个建康东方的重镇，而且还俘虏了陈的南徐州刺史。于是一路向西，直攻建康，军令严肃，秋毫无犯，有军士向民间沽酒者，贺若弼立即将他正法。故贺若弼的军事行动，民间可谓七鬯不惊，甚得一般民众之爱护。
可是贺若弼进攻建康，并不如攻克京口的容易。建康的最后屏障是紫金山，当时习称蒋山。京口之役后陈军集结于蒋山，作最后的抵抗。贺若弼进攻，屡被击败，一时无计可施。但贺若弼察知陈的蒋山守军，已有再衰三竭的情况。时弼军屯于白土冈，陈军鲁达、周智安、任蛮奴、田瑞、樊毅、孔范、萧摩诃等，严阵以待，田瑞首先犯弼军，弼虽予击败，但鲁达等继之，弼军反被击败，屡次退却。陈军在屡次胜利后，颇有骄气，士卒且有惰状。贺若弼在屡却之后，激励将士，亲自督战，士气大振，在多次肉搏下，陈军不支，任蛮奴走降韩擒虎，萧摩诃被俘。贺若弼将斩萧摩诃，萧颜色自若；贺若弼壮之，立即释放，且礼遇之。此举更加瓦解了陈军的士气，因得直扑北掖门。时韩擒虎已定建康，俘虏了陈后主叔宝。韩军遂开北掖门，迎贺若弼入城。贺若弼因呼陈叔宝至前，叔宝惧祸，惶恐战栗而流汗不已，向贺若弼再拜求生。但贺若弼抚之曰：“小国之君，当大国之卿，拜，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无劳恐惧。”但是贺若弼的内心，却非常恚恨，以未能亲执叔宝，功次于韩擒虎，认为莫大的遗憾。因挺刃而出，不平之气，见于行动中，自此与韩擒虎不睦。他虽然知道克陈之功在韩擒虎之下，但在隋文帝面前，却以力战为名，与韩擒虎争功，其气量之狭窄，表现无遗了。晋王广将责贺若弼违令先期作战之过失，及见贺若弼亦立大功，遂舍而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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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过其功骄气大增
隋文帝对贺若弼与韩擒虎争功，心知其非，但仍宽容之，韩擒虎有纵容士卒，污乱陈宫人之过，虽有首功，未有爵赏，但称其功，赏以物而已；而对贺若弼则劳之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命登御殿，赐坐，赠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国，晋爵宋国公，食邑三千户，并赠以宝剑、宝带、金瓮、金盘各一，雉尾扇、曲盖、杂彩二千段，女乐二部，并以陈叔宝之妹赐贺若弼为妾，拜右领军大将军，未几转左武候大将军。赏赐之厚，远过于韩擒虎，韩擒虎并不在乎，而贺若弼则大有神气活现之骄色。隋文帝并拜贺若弼之兄隆为武都郡公，弟东为万荣郡公，并任列将刺史，人皆荣之，而贺若弼则骄矜益甚，以为功盖朝臣，宰相非他莫属，家中珍玩，不可胜计，婢妾曳绮罗香者以数百计。隋文帝乃富于心机之君，但对克陈首功的韩擒虎淡然处之，而对贺若弼则荣宠有加，赏过其功。以情理推之，殆以韩擒虎人格高尚，易于制用；贺若弼则心胸窄小，故加其荣宠，实以骄之，以便后来有词可借而除之耳。贺若弼因以功居第一而益骄，以为宰相非他莫属。
时杨素为右仆射，与高颎同为宰相。以宰相自期的贺若弼，仍任将军，甚为不平，形于词色，乃被免职。其后数年，且下狱论罪。文帝还假惺惺地对他说：“我以高颎、杨素为宰相，汝每倡言，云此二人唯堪啖饭耳，是何意也?”弼曰：“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言“弼怨望，罪当死”。文帝还念其旧功，除名为民。这是小人得志的下场，诚不足惜，但恣其骄纵者，实文帝有计划的安排。不过文帝还以削除勋臣，恐为后世所讥，故岁余以后，仍复其爵位。贺若弼得此教训，应该自知检讨，痛改前非，但其志大言大，终不悔改，终于遭到杀身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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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箭得功自以为天下首将
文帝既复贺若弼的爵位，使他仍有空名位，实际上无兵无权，不足为患，故朝廷每有宴会，常使贺若弼参加，因此，贺若弼误以为文帝对他的宠信不衰，雄心复炽，不知道他的雄心，正是他杀身之祸的张本。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文帝召王公大臣宴于仁寿宫，令贺若弼为五言诗，诗中仍多怨愤之词，文帝亦宽恕之。
会突厥酋入朝，文帝令他射箭，一矢中的。文帝念朝中诸臣能与相比者唯贺若弼可能有把握，乃令试射。贺若弼再拜受命，祝曰：“臣若赤诚奉国者，当一发破的，如其不然，发不中也。”由此，可知贺若弼对隋政府的忠心是没有问题的，其病实在修养不足，好作大言，自以为了不起，而以“功高”不得其位而已。乃发矢，固然一发而中，文帝大悦，谓突厥酋曰：“此人天赐我也。”这一句话的称许，使贺若弼更为得意，增加了他的骄气。
时杨广尚在东宫，一日，杨广召贺若弼要他论评当时的将帅之能。杨广说：“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他自大的老毛病又发了，他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杨广又问他： 到底谁是大将?贺若弼再拜而答曰：“唯殿下所择！”他以大将自诩，并没有想到杨广问他的隋廷大将只提三人而不提他，已有轻他的意思，他反而对这三个人都有不良的批评，自认为他是隋廷的唯一大将，意在杨广捧他一句，而不知杨广妒忌心更重；他的希望完全落空，而且得到的反应非常恶劣。但他一点也没有感觉，还很得意，更自大了。很奇怪，他对周武帝的太子认为非人君之器，似乎有知人之明，但对文帝父子的认识，却如此差劲，以吹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因功贪财削职为民
平定南方的爨玩之役，是史万岁在南方边区所建的另一次大功。
现今广西南宁一带的土著，由爨玩为首，曾向隋廷称臣，文帝拜为昆州刺史。但爨玩自恃边远，北方兵力难以到达，因而复叛。文帝乃令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师讨之。万岁自蜻蛉川进兵，经弄冻、大勃弄、小勃弄而至南中。爨玩虽派兵屯据要害，但皆为史万岁所击破，前进数百里，见诸葛亮的纪功碑，万岁在碑后勒铭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令左右倒其碑而南进。度二河，入渠滥川，经千余里，击破其三十余部，俘男女二万余口，诸夷震恐，遣使请降，献径寸明珠，请恕其罪，因勒石纪功，颂扬隋德。万岁乃遣使上奏，请带同爨玩入朝，文帝下诏许之。爨玩这个人反复无常、心怀叵测，他知道隋兵不能久留，再来亦颇不易，又恐入京之后，不得南归，因以金宝赂史万岁。史万岁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出了大纰漏。依理，他既然向朝廷建议要带爨玩入京，无论如何要等待文帝的复旨，依照指示而行，绝不可收受贿赂；在朝廷复旨未到之前，留爨玩于其原来的势力圈，遽然北归。他自以为在复旨未到前释爨玩而返，可以搪塞他前后矛盾的行为，而不知道这是一项欺君的大罪，他自以为他的受贿，极为机密，无人能知；而不知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的秘密终于被蜀王所发觉。这位蜀王杨秀也不是好东西，他是想黑吃黑，派人向他要索，分取一杯羹，万岁知道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索性赖得一干二净，把金宝沉于江底，蜀王使者搜索无着，只好暂时隐忍。所以万岁返京，还能以功，得到柱国的封赏。时晋王杨广正在延揽人才，知万岁可用，乃虚与结交，以友礼待之。文蒂知万岁为晋王所善，索性派他任晋王府督军事之责。
但是史万岁接受贿赂之事，并未因此告一段落。这个野心勃勃的爨玩在史万岁北归以后不久，又起叛乱。蜀王杨秀乘此机会，上奏史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无大臣节”的罪状。文帝派人查证，尽得其实，乃宣布其罪状：“受金放贼，重劳士马……岂社禝之臣。”万岁强辩，谓“臣留爨玩者恐其州有变，留以镇抚，臣还至泸水（大渡河，由此可知他的南征是从现今的四川进兵的），诏书方到，由是不将入朝，实未受赂”。文帝以其“欺隐”，大怒曰：“朕以卿为好人，何乃官高禄重，翻为国贼。”令明日斩之。史万岁真可以说是弄巧成拙了。万岁知事态严重，始顿首认罪而乞命。时高颎任左仆射，会同左卫大将元旻谏文帝，谓“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文帝怒稍解，免其死刑，削职为民，这是史万岁第二次降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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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头可汗闻名远遁
但是史万岁终于又得到为国家服务的机会。
时突厥达头可汗又犯北疆，文帝乃复史万岁的官爵，拜河州刺史，领行军总管，令随晋王广与杨素共征突厥。晋王与杨素勾结，即在此时。史万岁曾受晋王礼遇，杨素对史万岁深为妒嫉。这次北征突厥，分两路进行： 一路由晋王广与杨素出灵武，一路由汉王谅史万岁出马邑（朔州）。杨素的出兵，旨在驱突厥出碛，另述于杨素传，但实际上收驱逐突厥之功者则为史万岁。史万岁率领柱国张定和、大将军李药王、杨义臣等越塞北进，与突厥相遇于大斤山。达头可汗问当前的隋将是什么人。候骑报告是史万岁。达头又问是不是就是以前的敦煌戍卒吏万岁。候骑答称正是此人。达头闻而大惧，率师引退。史万岁率部追之，百余里始追及，大杀一阵，突厥部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般，死者数千人，狼狈而逃，入沙碛数百里，始得喘息，这是一场莫大的军功。
但是在这一胜利的大功中，史万岁并未得到什么封赏，害他的便是杨素。杨素说： 突厥本来投降，并非为寇，他们不过是来塞上放牧而已，但被史万岁追杀，致未能如其投降之愿。杨素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合。游牧族在秋季至塞上放牧，本为常事；但达头可汗此来，旨在寇边，岂但放牧而已。如果只是放牧，隋文帝又何必小题大做，派两个皇子带领名将精兵，前往抗拒乎?文帝既大动干戈以御突厥，但却被杨素这一片轻描淡写的谎言，瞒骗过去，而忘却其出兵的本旨。文帝之不明事理，此为一例。史万岁对文帝把这一大功绩的淡然处之，心有不甘，乃屡次抗表力争，但文帝先受杨素谎言的欺骗，置之不理。史万岁心中怏怏不乐，亦以见其修养功夫的缺乏，他并不省悟此次的有功不赏，定有谗言在妒忌他的勋绩，他争得愈力，谗害他的人忌之愈深，他到底是一个粗心大意的军人，不能适应环境的硬汉，他哪里是杨素的对手?杨素之必欲置史万岁于死地，未始不是他屡次上表力争的后果。


宫廷内争祸及史万岁(1)
史万岁终于死在杨素的阴谋中，其手段是诬史万岁是废太子杨勇的余党，这真是一个大冤狱。
这里，我们要补述文帝废弃太子而立杨广为太子的经过。太子勇之被废，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最奇怪而滑稽的事。勇并无大过，太子是国家的大本，任何朝代，除了真有十恶不赦的大罪外，从不轻易谈到废弃的，而隋文帝的废太子勇及其子孙均为庶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糊涂事件。
隋文帝的废嫡子而立次子，其中心当然是杨广，促成之者为其母独孤皇后及杨素兄弟。太子勇之为人，史称其“宽厚任情，无矫饰之行”，不失为一个善良之人。文帝为政，颇尚节俭，常见勇饰蜀锦，文帝见而不悦。冬至日，百官皆诣勇朝贺，勇张乐受之，文帝更不悦，特下令停之。自此日渐疏勇，由于这些并不违礼而也算不上奢侈的小事而动摇国家的根本，岂不是大笑话。反之，晋王广的奢侈淫佚，实远过其兄者何止十百倍，后宫佳丽，衣绮罗者何止百人。但杨广实富机心，对帝与后的行动，常加刺探。一日，知帝与后将至其府邸，特将绮罗佳丽，尽闭别室，仅留老丑婢锦衣女侍宴，并将弦乐诸器，洒以灰尘，以示久未使用，广与萧妃又尽量伺候帝与后，表示其孝心。由是帝与后皆以广为贤，优待日隆。
至于后之憎勇，更为奇特。后姓独孤，十四岁嫁给杨坚，时坚尚微贱，夫妻恩爱，誓同白首。及杨坚称尊，立独孤氏为后，是即所谓献皇后，献皇后最妒，宫中妃嫔贵人之稍具姿色者，常阴去之，有孕者则阴除之，宫中能侍文帝者只有一个陈贵人封光华夫人，此即南朝的陈后主之妃，亦为杨广所爱，秘密联络之，以为内应。致文帝对宫中其他妃嫔不敢注视。文帝对此，敢怒而不敢言，曾单骑出苑门，走向山谷二十余里。高颎杨素追及，苦劝乃返，高颎曾言“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杨坚因而回心。高颎此言后为献皇后所闻，因怀恨在心而谮去之。太子勇的元妃病死，献皇后以为此必因太子勇有内宠之故，因憎勇，密遣人搜集资料，屡言于文帝，必去之而甘心。卒废勇而立晋王为太子，又复穷治太子勇之党羽，悉加驱诛，这是杨素借机会除去其不党之人的阴谋，倒霉的史万岁，便在这种阴谋之下丧失其生命的，这是开皇二十年七月的事。
文帝废勇之日，史万岁实已在宫中，文帝不见史万岁，乃问素，素答以“已往太子宫中”。文帝以为史万岁乃###羽，大怒，素更进言史万岁数入太子宫中，这一句话正是火上加油，乃召万岁责之。时万岁所部将士之在朝为史万岁称冤者数百人，皆气愤填膺，史万岁还以为他们是有功未赏的积愤，安抚他们说：“吾今日为汝极言于上，事当决矣。”史万岁真太糊涂了，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害，生命危在顷刻之间，诸将士之不平，是为了他受冤莫白。蒙在鼓里的史万岁，既见文帝，还声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语气颇为激动，文帝更怒，命左右搏杀之，史万岁临死，还不知道他被人诬陷，这个直心肠的人死得太冤枉了。
文帝既杀史万岁，已而悟，悔之已晚，乃索性宣布史万岁的罪状，以自圆其说。诏书是这样说的： 柱国太平公万岁，拔擢委任，每总戎机。往以南宁逆乱，令其出讨，而昆州刺史爨玩，包藏逆心，为民兴患，朕备有成敕，令将入朝，万岁乃多受金银，违敕令住，致爨玩寻为反逆，更劳师旅，方始平定，所司检校罪合极刑。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近复总戎，进讨蕃裔，突厥达头可汗，领其凶众，欲相抗拒，既见军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贼徒瓦解，如此称捷，国家盛事。朕欲成其勋庸，复加褒赏，而万岁宣和通簿之日，乃怀奸诈，妄称逆面交兵，不以实陈，怀反复之方，弄国家之法。若竭诚立节、心无虚妄者，乃为良将。至如万岁，怀诈要功，便是国贼，朝宪难亏，不能再拾。（《隋书·史万岁传》）这一件诏书，真可以说不伦不类达于极点。南宁受贿一案，早已了结，这确是一项杀头大罪，既已赦免，重提何谓?至驱达头可汗于碛北，这是一项大功，未加封赏，也算罢了。诏书中特别提及此事，反足以显文帝赏罚之不公平。至于说“逆面交兵”更是文帝的谎言，万岁追及达头可汗于碛北，大破其众，史有明文。史万岁亦无如此的供词，杨素也不过说史万岁耽误了达头的来降，也并没有说史万岁“逆面交兵”之事，朝廷的诏书，岂可假造供词，以实史万岁之罪。退一步说，史万岁驱达头可汗于碛北，而又大战破之，为不争的史实，即使有“逆面交兵”的谎言，也罪不至死，文帝自造谎言，以罪史万岁的供状。客观地说，这是宫闱朋党之争的暗潮，杨素阴谋之实现，史万岁固然死得莫明其妙，文帝也不知道他的内幕。一个是糊里糊涂地死了，一个是糊里糊涂地杀了无辜的功臣。隋文帝之死于非命，是他自己糊涂的结果，读史的人，自然极明白的。


宫廷内争祸及史万岁(2)
万岁之死，天下人无论识与不识，无不认为他是蒙受不白之冤而为之痛惜的，这真是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了。《隋书》还特别说明万岁的将才，称其“不治营伍，士卒各就所安，无警夜之备，虏亦不敢犯；临阵对敌，应变无方，号为良将”。这是公平的论评。方诸汉武帝时的名将，殆程不识之流乎?临阵作战，随机应变，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是兵家常用的原则，史万岁之为良将，复何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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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威前言
隋初宰辅，高颎与苏威并称。但就才能方面作比较，高颎文武兼备，政理通达，武功卓越，权谋高远，胜于苏威。苏威熟悉典章制度，处事稳重，政崇节俭，事尚远大。在政绩方面，堪与高颎媲美，武功不如高颎而出使不辱国家，亦其所长。论人格修养，二人均为孝子，都有谦德，但高颎忠于隋室，敢言敢谏，始终如一；而苏威在隋初期，也忠心耿耿，但晚节不坚，王世充与李密等招之，授以官职均跪拜而受，又向唐帝求见，碰了大钉子，这就比不上高颎太多了。论际遇，他们都受知于文帝。初期依畀之隆，荣宠冠于一时，但是后来高颎以忠而受诛，天下哀而冤之，而苏威则以八十八岁高龄，寿卒于家，大有令人生老而不死之感。但无论如何，苏威为隋室名臣，要为不争的事实，其行事堪为后世取法之处甚多，因亦为读者介绍，作为隋代风云人物之一。


孝义兼备不入政治漩涡
苏威字无畏，京兆武功人，他的父亲名绰，仕魏，曾任度支尚书，相当于现今的财政部长兼主计长，所以他是宦门之后。秉性至孝，五岁时便遭父丧，哀痛有若成人，因此见重于乡里。北周太祖时，今袭父爵为美阳县公，任郡功曹之职。及宇文护任大蒙宰（相当于宰相），对苏威，甚为赏识，以礼见之，并娶以其女新兴主，由是苏威成为王亲国戚。但是苏威对于老丈人之专权跋扈，政不由轨，认为他必遭横祸，恐连累到他，脱离政治旋涡，虽受其叔父之逼，亦悍然不顾，终于隐身山崖，以读书为乐。后来宇文护果然受诛，苏威赖其敏锐的观察和浩然的去志，得免于难，所谓“识时务为俊杰”，苏威有之矣。后来杨坚欲以高颎为尚书左仆射，高颎坚辞，举苏威以自代，杨坚称其为前朝高蹈之臣，即指此事而言。北周武帝亲政，知苏威之贤，迎之还朝，授以持节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改封怀道县公。武帝是一个英明之主，总揽万机，日不暇给，拜苏威为少伯下大夫以分其劳，前后赏赐极多，威皆辞疾不拜，真所谓“高蹈”之臣。
河南元雄者，为苏威从妹之夫，与突厥往来而生嫌隙。突厥入朝，指名要把元雄交出，方始甘心，周帝将从其请。苏威认为胡人贪利，可以重贿动之。突厥闻有重赂，固然不坚持原议，但是哪里来这一笔数字不小的贿赂呢?苏威无可设法，只好把自己的田宅标卖，尽以所得授突厥，突厥才不再提交出元雄之事。苏威此举，不在市名，而时人则以高义重之。
周宣帝就任后，任以开府之职，苏威受之。及杨坚任丞相，聘高颎入幕。高颎屡称苏威之贤，杨坚亦素知其名，乃召之，引入卧室长谈，杨坚大悦。苏威因在杨坚幕中居住月余，其时周室有让位于杨素之说，苏威闻之，遁归故园。高颎欲追而返之，杨坚以为不必，认为苏威之去，是不愿参与他的禅让之事，听其自去。及杨坚接皇帝位，征威为太子少保，进赠其父为邳国公，食邑三千户，由威袭爵，并兼民部尚书，杨坚笼络这位高蹈之臣，可谓煞费苦心。但是苏威仍拜表力辞。文帝乃对他下诏书说：“舟大者任重，马骏者道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苏威感其诚，始允就事，自此遂为隋室重臣，深受文帝的宠信。


政尚节俭律务适时
其父苏绰是一位理财家，在任度支部时，财用颇感支绌，乃创增税之法。省刑薄税，是我国传统的施政方针之一，苏绰此举，果然可以纾解财政上的困难，但民间负担太重，又与传统的薄税政策相反，因而良心不安，常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之乎?”苏威牢记父言。及为隋臣，奏请减赋轻税，以树典范。文帝完全照办，他不但是完成了他父亲的遗志，并且为文帝收揽了民心，苏威看到文帝宫中的帐幔，以银为钩，因陈为政节俭之道于文帝，文帝闻而感动，所有银钩，悉令除去，所有雕饰旧物，亦令去之。由此益重苏威。时高颎与苏威并为尚书左右仆射，两人合作无间，隋初政治，号称清明，都是他们两个人的力量。开皇之治，史所不述，但自两晋以后，政治上轨道而著有成绩，此为开端。
苏威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能够不辞嫌怨的固谏。有一次，文帝曾对一个不传姓名的人，暴怒而欲杀之。苏威认为此人罪不至死，入阁进谏，文帝益怒，将自出斩之，苏威遮住了文帝的去路，不令上前；文帝避道而出，苏威又上前阻之，帝乃拂衣而入，此人遂得不死，及文帝怒解，召威谢之曰：“公能若此，吾无忧矣。”因赐马二匹，钱十余万，并命兼大理寺卿、京兆尹御史大夫，仍任右仆射如故。由此，苏威身兼五要职，颇遭时忌，治书侍御史梁毗因向文帝上表戡威，谓“威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梁毗不知道这些繁剧的兼职，是文帝要他干的，并不是他自己要来的。文帝因特作解释道：“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有阙，何各遽迫之?”又对朝臣说：“苏威不值，我无以指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商山四皓，岂易屈哉。”文帝如此重视苏威，而且明言杨素不能与苏威媲美，这在杨素看来，是对他的当众侮辱，后来便与苏威不睦，而且常常恃势屈辱之，便以此故。这是文帝无心造成的，还是有意挑拨的?这个问题，便是一个不易解决的谜。但是文帝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枭雄，他害怕功高盖世的杨素与深得民心的苏威，如果互相结合，对隋室将产生不利的形势，因而无意中使二人不睦，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苏威的兼职实在太多，而且都有实际工作的，这一点文帝也是知道的，所以没有多久，解除他太子少保与御史大夫之职，废京兆尹，拜为刑部尚书，寻转民部尚书，仍任纳言，他本职外仍有两个重要兼职，这也就是说文帝对梁毗的抗章戡威，认为有相当理由，但举贤以代，苏威不知道贤人何在。文帝也是如此，故为此折中办法，省去几个官职，但对苏威，仍然借重如故，亦足以见其信任依然很深，两年后，迁吏部尚书，未几又兼国子监酒（相当于当时唯一的中央大学校长）。文帝鉴于当时法令错综繁杂，颇多重复矛盾之处，有改革统一之必要，苏威既历任务部首长，熟悉一切法令，乃受命厘定法典，所有一切律令格式，皆出其手，成为隋代的法典，时人都称其能。开皇九年，拜任尚书右仆射，仍与高颎同掌朝政。
就在这一年，他的母亲去世，依例丁忧去官。他五岁丧父，鞠育顾复，都由母亲担任，母子相依为命，又遭大故，自然痛不欲生，寝处苫块，形销骨立，其肤有如桔柴，健康大受影响。文帝闻此情况，十分担忧，特别给他下一封诏书说：“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盖同俯就，必须抑制，为国惜身，朕之于公为君父，宜依朕旨，以礼自存。”文帝以“君父”的身份，要他为国节哀，而且诏敕中屡以“公”相称，礼与情俱深，更见对苏威的尊重。未几并施夺情，强令起任，威仍固辞，文帝不许，乃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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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浮沉信而复疏(1)
文帝赴并州巡视，本命苏威与高颎同任留守，继以当地发生民间诉讼问题，要苏威去审问，于是只留高颎一个人在京了。这里我们应该注意，民间诉讼，难道并州方面得不到审理之人?如果文帝不去并州，不调苏威前往，难道这一件讼事便无法解决?这些都出乎常情的，因此，作者认为这是文帝对高颎的试探，看他一人独留京师，会不会造反，他对苏威其时尚不加防备，而对高颎处处防备，因为威是文人，而颎则兼资文武故耳，这是开皇十年的事。
文帝宠任苏威，爱屋及乌，对他的儿子也特别予以提拔，引为太子属吏。因父功兼及其子，是文帝一贯的作风，他对杨素许多儿子都因素功而累次加封，更是出人意表，苏威受到的赏赐只是一子而已。他的儿子名夔，倒并不是马马虎虎的人，自幼聪明善辩，八岁诵习书诗，兼学骑马射箭，十三岁从父至尚书省，曾与安德王比赛骑射，赢得一匹骏马，可见他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少年。十四岁时，在学与诸儒议论，词旨多可观，由是知名于当世，士人纷与交结，这当然也是对苏威的巴结，及长，博览群书，对音律心得尤深。由是被任为太子通事。曾与沛国公郑译国子博士何妥议乐律之事，意见不同，遂无结果，著《乐志》十五卷以明其志。旋迁太子舍人。文帝仁寿末年，下诏各州举通达礼乐之人而能明其源流者。晋王昭时任雍州刺史，举夔以应，各州所举凡五十余人，文帝悉召见而试之，唯苏夔中其意，其对乐律精深，由此可知他不但是一位贵公子而已。
当他和何妥议乐时，各具一议，不能定，文帝使百僚参加讨论，各表示其意见，而同意苏夔所见者达十之###。何妥自谓寝研此道者已四十余年，而为孺子所屈辱，大恚，因上表勘威曰： 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省中呼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谓如威之子弟也。……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等冒罔为官，又国子学请荡阴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威属卢恺以为其府参军。（《隋书》卷四十一《威传》）何妥在平时不戡苏威，而在与其子议乐律不协而失败时戡之，足证这是恼羞成怒的意气之争。一个在朝廷具有权位而被主上宠信的高官，有人趋附，也是常情；一个有用人权的高官，派人任事，亦为常事，遽以朋党称之，未免过分。这个问题的中心，是在苏威所亲或所任之人，是否有能力负其责任?任官后的政绩如何?来决定他的是否不当甚或有罪。春秋时晋的祁奚，“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为历史上的佳话，苏威举其从弟任官，也是才与德及其政绩如何的问题，算不得是一项任用私人的罪名，更不能竟指为树立朋党，但文帝对于此案，只令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调查之，所得皆实，并不深入调查其治绩与品行能力。文帝得到报告，甚为不悦，以《宋书·谢悔传》中有关朋党一段，令苏威读之，苏威恐惧，免冠谢罪，文帝则谓“谢已晚矣”，乃免其官职，令开府就第，因此而牵连的名士而得罪者百余人。我们从他儿子到京四海人士多归之的一点来看，更从牵累受罪的知名人士之多的一点来看，可知文帝对苏威父子由此而生猜忌之心，由于他只是文吏，不是军人，并无武功，因此他仅得免官的处分，还能开府就第，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文帝曾谓：“我不得苏威，不能行其道”，“斟酌古今”，杨素不能比，隋政府中缺少不得这样一个人才，因此苏威去官不久，文帝又悔之，自下台阶地说：“苏威有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年余，又复官，拜纳言，复邳国公爵，令从祠泰山。但他对苏威仍甚不放心，以“不敬”为理由而免官，文帝向群臣解释道：“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务，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按文帝曾称苏威奉职，“朝夕孜孜，志存远大”，又隋代律令格式，都由苏威所定，何谓不切世务?名士从之者百余人，如他喜怒从心，这些名士难道都是趋炎附势，专伺其喜怒之人?由此，可知文帝仍以苏威有树党之嫌而设法除去之而已。不过苏威坚持成见，很少能接受别人的批评，倒是事实。此所以诸葛亮要人群攻其过而察纳雅言，为不易之事也。


宦海浮沉信而复疏(2)
但是，文帝对苏威的才能和德行，仍有依重的必要。江南之乱，虽经杨素与史万岁的平定，但文帝仍然放心不下，因此复起苏威，令持节巡抚，便宜行事。苏威恪尽职责，到处奔波，宣行教化，经会稽而逾五岭，翻山涉水，不辞辛劳。还京后，适突厥都蓝可汗屡犯边区，乃命苏威使突厥，与都蓝可汗结约和亲，都蓝可汗亦遣使来隋，奉献方物。北方边区，因得宁静，以功拜大将军，仁寿初，复拜右仆射。会文帝至仁寿宫，苏威留京总理诸事，好像又得文帝的宠信，复遭时人之忌。及文帝还京，御史又戡苏威“事多不理”，文帝虽责之，威乃谢罪，这次他未受处分，足证问题并不严重，文帝又赴仁寿宫，仍由苏威留守。文帝病，皇太子返京，这一次文帝便与世长辞，再也回不到京师了。他经常防这个反他，那个反他，却想不到最后杀他的竟是他所宠立的“畜生”儿子和替代忠心耿耿的高颎为宰辅的杨素，至死方悟，岂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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炀帝奢靡动辄得咎(1)
炀帝嗣位，苏威仍任尚书右仆射，不过左仆射换了机诈最深的杨素，实际上文帝晚期，忌害苏威者日多，他已动辄得咎，没有什么事情好做，至此，人事全非，他不过备位而已。炀帝好大喜功，奢侈淫逸，无所不为，如连年征辽东与高句丽作战，如筑长城，开运河（通济渠），广建离宫，到处玩乐，苏威为政，以节俭为本，对于炀帝的所作所为，自然看不过去，因此，屡加谏阻，但是绝不会发生效果，反而引起了炀帝的不悦。会高颎与贺若弼被诛，苏威和他们向来很亲近，因被株连而去官，这可以说是苏威因祸得福。
但是炀帝还念他是先朝旧臣，不过一年多，又起用他，任鲁郡太守，未几召还京师，拜太常卿。又命他随征吐谷浑，进左光禄大夫，渐加委任，岁余进为纳言，当时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内史侍郎虞世基等，被称为“五贵”，五贵中的其他四人都是工心计而邀宠取信之人，苏威和他们是格格不入的，炀帝之又逐渐重用这位在政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成绩的先朝重臣，在政治上好像有所革新似的。但是，实际上只是利用苏威，装点他的政府之门面而已，炀帝的本性是改不了的，辽东之役将再兴，炀帝并命兼领左武卫大将军，进位光禄大夫，封房陵公。苏威此时虽然热衷于官场名位，但对局势的观察，还是很清楚的，他看到炀帝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多少前途，所以他以年老为理由，请求辞去官职；可是炀帝不许，只好任官如故。
辽东问题在文帝时曾经作过一次出征，当时朝臣均表反对，高颎谏阻尤力，但杨广在文帝面前已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本于好大喜功的出发点，终于实现了，他以汉王谅为元帅，而以高颎为长史，军威虽壮，但淫雨连绵，疫疠横行，不利而返，高颎还因此受到独孤皇后的谗言，文帝从此益为疏远。炀帝亲政，这个问题认为仍须解决，可是他以文吏苏威为左武卫大将军，如果要他在军事方面负责任的话，却是一件极不适当的措施，这也许是苏威告老辞职的主要因素。
炀帝决定征辽东，原来定于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就要发动的，因为这一年山东、河南大水，各地盗贼蜂起而中止。大业九年，终于发动了，是年元月，征募天下兵，称为骁果，集于涿郡，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将以统之，四月，发兵十万，亲征辽东，以越王侗，民部尚书樊子盖任京都留守，以杨玄感驻黎阳，总办前方补给事宜。其时，民受重税徭役之苦，人心汹汹，兼以水旱之灾，各地纷起作乱，北方复有突厥时常寇边，内部纷乱如此，突厥为患又如此，炀帝绝不该在此时亲至辽东与高句丽作战，但是又有什么人像高颎那样敢于诤谏，苏威并不是不敢诤谏的，但他知道谏亦无用，所以默不做声，只是跟着杨广行动而已。炀帝此次出征，最不妥当的部署，是以杨玄感作后勤司令。
杨玄感是杨素之子，杨素本不是一个安分尽忠的人，好在那时候他已经死了，否则更糟。玄感少时痴呆，及长，好读书，善骑射，体貌雄伟，更美须髯。他在隋廷，并无功绩，他的官位，高至柱国，位居二品，都是由于他父亲的功勋而受到的荫庇，可是，他却因而骄矜，视满朝文武，只有极少数是他父亲的同僚，其余都是他父亲的僚属，于是目无余子，自以为了不起，颇有反意。吐谷浑之役，他就想突击炀帝行宫，其叔杨慎认为“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而止。于是玄感顿悟，要想反隋，非立功扬名不可，乃向兵部尚书段文振进言： 玄感世荷国恩，宠逾涯分，自非立效边陲，何以塞责?若方隅有风尘之警，庶得执鞭行阵，少展丝发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腹心。（《隋书》卷七十《玄感传》）文振不知其诈，为言于炀帝，喜欢奉承的炀帝，反而嘉许之，谓郡臣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虚也。”因而礼遇益隆，自此杨玄感颇预朝政。及炀帝征辽，乃命任督运之职。玄感得此机会，专以失败主义对付炀帝。所谓“失败主义”，就是使你失败，我才有成功机会，这种诈术，一千二百年前，杨玄感已在实行了，他实行的方法，是一切补给，不按时向前方输送，炀帝促之，他诡称水路多盗贼，输送日期无把握，遂使炀帝的前方部队，饥寒而败，他的反隋，胜算便高了。于是他更进行下列两个步骤： 其一，把他的兄弟辈如玄纵，万硕等之从炀帝征辽者，密予召回，以便共同反隋；其二，对来护儿施诈，来护儿者本奉命自东莱由海道攻平壤，尚未登舟，杨玄感派人伪装来自东方，散布假消息，谓来护儿误军期，惧罪而反。玄感遂以讨来护儿为名，起兵反隋，并向各县征兵。


炀帝奢靡动辄得咎(2)
玄感素有聪明能干的声名，炀帝对他的造反，内心甚感恐惧，只好请教于见多识广的苏威，他对苏威说：“此小儿聪明，得不为患乎?”苏威宽慰炀帝说：“夫识是非、审成败者，乃所谓聪明，玄感粗疏，非聪明者也，必无所虑，但恐寝成乱阶耳。威见劳役不息，百姓思乱。”苏威的看法是不错的，只是一个杨玄感造反，易于平复，问题的中心，是在劳役过重，而且没有终了的时间，百姓都在怨恨思乱，只怕乱端一起，不可收拾，他并乘此机会，又谏炀帝应该觉悟，除去乱源，才可以安天下百姓。他的话，前半段炀帝听得进的，后半段却无动于衷，至死不悟，于是炀帝偕苏威同返涿郡，以苏威安抚关中，以威孙尚辇直长环为行，其子夔原任鸿胪少卿，至此任为关中简黜大使，祖孙三人统在关中效命，炀帝至此，始认识苏威，继而重用，不过为时稍晚，且在大政方针上不从苏威之言，仍不能挽救其危亡。他们祖孙三人在关中的工作，颇见成效，炀帝乃下诏褒之曰： 玉以洁润丹紫，莫能谕其质，松表岁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谓温仁劲直性之然乎?房公（威之封爵）威器怀温裕，识量弘雅，早居端揆，备悉国章，先皇重臣，朝之宿齿，栋梁社稷。辅弼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礼。昔汉之三杰，辅惠帝者萧何，周之十乱，佐成王者邵奭，国之宝器，其在得贤，参加台阶，且瞻斯元，虽复事借论道，终期献替铨衡时务，朝寄为重，可开府仪同三司，余并如故。（《隋书·威传》）从这封诏书来研究，炀帝把苏威比之萧何邵伯，称其德行识见，认为是社稷栋梁之臣，但对于苏威的建议，虽认为用心良苦，然并无采纳，祖孙三代同辅关中，而威又受开府仪同三司之贵，百姓与朝臣均以为殊荣，但炀帝对苏威不过加以利用，做些表面文章而已。
会突厥犯边，炀帝再一次的亲征，仍令苏威同往。但炀帝所部，反被突厥包围。炀帝情急，企图单骑溃围而出，苏威谏曰：“城守则我有余力，轻骑则彼之所长，陛下万乘之主，何宜轻脱?”由此可见炀帝是不知敌情的一勇之夫，而苏威则兼审敌我情况，老成持重，有恃无恐，炀帝从其议，太原援兵至，突厥亦自退，君臣因得安返太原。苏威见炀帝对他已言听计从，因进谏曰：“今则盗贼不止，士马疲敝，陛下还京师，深固根本，为社稷之计。”炀帝初以为然，但经不起左右小人如宇文述等的包围，径往东都（洛阳）并冶游扬州，终于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述的谎言是“盗贼信少，不足为虞”，炀帝竟信之，但还召苏威咨询，苏威已深知炀帝的本意，他不愿与宇文述等辩难，因诡对曰：“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炀帝问其何意?威曰：“他日贼据长白山，今者近在荥阳水间。”炀帝当时一心要到扬州去玩乐，因对苏威所言，大为不愉快，虽然暂时不去扬州，但其心已在东南矣。会五月五日端午节，百僚均以珍玩朝贺，唯苏威独献尚书一部，旨在讽示，炀帝更为不乐。炀帝又问他束征高丽事，苏答请先赦群盗，令伐高丽，炀帝因此大怒。
御史大夫看到炀帝对苏威生气，乃乘机令白衣张表上奏，言苏威“昔在高阳典选，滥授人官，畏怯突厥，请还京师”，炀帝不思伐辽的失败原因与还京出自他自己的本愿，反认张表所言，是苏威罪有应得，乃令人调查之，调查报告的结果一定证实了张表所说是事实，炀帝乃下诏免其官职，宣布其罪状说：“威立性朋党，好为异端，怀挟诡道，侥幸名利，诋毁诃律，谤讪台省，昔岁薄伐，奉述先志……而威不以开怀，遂无对命，启沃之道，其若是乎?资敬之义，何其甚薄?”于是免除其职务，赐为平民。我们试比较上面这两道诏书，前者恭维备至，后者责之深切。这两道诏书发出的时间，相去并不甚远，而判若两途，炀帝莫非神经有毛病?这无非是无道之君，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苏威屡次的建议和答讯，都不合于炀帝之意，因此而衔恨在心，乘此机会发作，所谓“忠言逆耳”者是矣。


炀帝奢靡动辄得咎(3)
如果苏威乘此机会，回返乡里，度其平民生活，也是一个上好的下场，但是诬害他的人，仍然不肯罢休。月余以后，又有人密告苏威与突厥相通，阴谋不轨，这一下是要置苏威于死地了。炀帝得报，命大理负责办理此案，苏威至此，不得不有所申辩。他说：“奉事二朝三十余载，精诚微浅，不能上感，咎衅屡彰，罪当万死。”他的话，忠事隋廷二朝，罪在“不能上感”，语气中充满愤慨之意。炀帝对他，还算公道，这一件“谋叛灭族”的大罪，轻轻放过，仍令开释为民，及炀帝游江都，仍令随行，大有再予起用的可能。而裴蕴、虞世基等深恐苏威再被重用，乃以其“昏耄羸疾”，言于炀帝，炀帝因不再任苏威以官职。这倒并不是苏威的不幸，他的不幸，是他热心于官场，老而弥笃之咎。


晚节不坚贻笑后世
宇文化及既害炀帝，天下更乱。苏威屡次建议，赦百姓，平群盗，其实都是事实。大业十一年，东海李子通据海陵；十二年，鄱阳林士弘据江南（今江西、广东），称楚帝；卢艺据涿郡；十三年，杜伏威据历阳（安徽和县）漳南（河北故城东北境）；窦建德据乐寿（河北献县），称长乐王；刘武周据马邑；梁师都据朔方（山西雁门关外），刘与梁均附突厥，突厥以武周为定杨可汗，武周则自称梁帝；郭子和据榆林，自称永乐王，突厥立为屋利设；薛举据陇西，称西秦霸王，旋至天水，自称秦帝；李威据河西，称凉王；李密据河南诸郡称魏公；沈法兴据江南浙西称梁王；李渊据太原称唐公；宇文化及据山东西北部称许帝；王世充据河南西部称郑帝；南朝萧梁之后的萧铣，则据巴陵，尽据两湖桂越之地称梁帝，梁慧让故据苍梧。此外还有小股的割据者，如河北之王薄、张金称、高士达，灵武之向瑜安，济阴之孟海公，河间之格谦与高开道，余杭之刘元进，吴郡之朱燮，晋陵（武进）之管峰，离石之胡人刘苗王，汲郡之王德仁，齐郡之孟让，上谷之王须拔、魏刀儿，城父（安徽亳县）之朱粲，鲁郡之徐圆朗，河南之卢月明等，其余散匪尚不胜枚举。这些割据势力，或是隋的地方官，或是势豪，或是盗匪，他们略地攻城，或互相并吞，天下已成纷崩离析之势，苏威所称杨玄感不足道，恐酿余患；又屡谏炀帝，要他赦罪安民，除叛治匪，都是金玉良言，而炀帝昏然不知，反信宇文述之言，以为“盗贼信少”，奢靡淫佚、好玩乐如故。只有一个苏威，诚有孤掌难鸣之感了。
但是苏威虽忠于隋室，而知天下将不可为，故对较大势力之割据者，常私与往来，以求保全，有失大丈夫出处进退节度，实其人格上之大污点，像炀帝这样的国皇，对他效忠，自可不必，但以苏威那样久秉国政的重臣，也应该具有他自己的风格，炀帝既被弑，他乘机退职为民，应为其最适当的自处之道。但苏威则不然，宇文化及既杀炀帝，自称许帝，以苏威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受之。及宇文化及败亡，则归于李密，李密败亡，又归越王侗，为上柱国邳国公。秦王李世民攻密王世充，在京都（洛阳），苏威又往见之，而且倚老卖老，自称老病不能拜起。秦王不见，派人数其罪状曰：“公隋朝宰辅，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涂炭，君死国亡，见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无劳相见也。”秦王归长安，苏威又往见，仍不许，卒于家，年八十八岁。
从这一经过来看，苏威青少年与晚年，判若两人，晚年有贪恋禄位、爱惜生命的大缺点。生命诚可贵，但是他久历官场，在宦海浮沉者数十年，宁不知富贵有时而尽，时异势迁，行藏有节，任何做臣子的人，岂能一生富贵到底?苏威不失是一个通达政务、才识卓越的人。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以他的才能，可以对国家社会做更多的服务，他之到处受任，也许可以看作为国家服务的积极精神。但是宇文化及、王世充、李密等岂是成事之人?他有官就做，其无识人之明，是显然可见的。李世民是一个宽厚大量之人，他善能吸收敌人方面的才能之人，如魏徵、尉迟敬德等都是由敌方投降过来的，他都能随材任职，悉得信任，其独拒苏威，且以大义责之，苏威就应该省悟，但一再求见，不识时务，已达极点。如果苏威有知人之明，能在李渊太原称尊时前往投之，则决不至于被奚落到这样地步。其能寿终，亦其幸也；其被世人所讥议，虽名留于后世，但逃不过史家的谴责，亦其自取之咎，较诸高颎之受人同情尊敬，不可相提并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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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林大孝子大文豪
隋初典章制度的确立，都和高颎、苏威有关，参与其事者尚有李德林，文帝的诰命且皆出德林之手，军国大计，德林也常受咨询，而且所提意见都适合事宜，而为文帝所重视。我们研究杨坚能结束五胡乱华至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而建立具有相当规模的政府，决不能忽略李德林这样的人物。
李德林者，博陵安平人，安平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在东西魏分立时属东魏，东魏递邅而为高齐，他的少年时期，是高齐第二帝高澄（文襄帝）与第三帝高洋（文宣帝）在位。他的祖父李寿，曾任湖州户曹从事，父亲敬族，为太常博士，曾任镇远将军，有当世通人之称，东魏孝静帝时正定文籍，任为内校书，在直阁省办事。故德林是出于书香门第，其对文学的天赋之高，可谓得之于遗传和家学。聪明伶俐，自幼即通翰墨。数岁，读左思《三都赋》，十余日便可拟作，为当时达人高隆之所见，叹为佳构，常对朝士称许之曰：“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时魏都于邺，邺中人士闻高隆之所言而奇之，纷纷前往欣赏，车马喧哗，月余不绝。
德林年十五，讲习五经与古今文集，兼览文典，阴阳纤纬，无不通晓，尤善属文，仪容秀美，谈吐风雅，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皆乐与交游。史学家魏收时任常侍，常借高隆之而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己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升?”其见许之深，不特当时知名文人为然，即其父也极为得意。
年十六，遭父丧，德林自驾灵榇，回葬故乡。时正严冬，河北天气，寒冷滋甚，他穿的衣服，是单的麻衣（衰），足不御袜，竭尽人子的孝道，乡人都对他十分钦敬。博陵崔氏，乃邑中豪族，有崔谌者，其弟曾任仆射，时适休假在家，特重德林之孝而往吊其父丧，仆从甚多。但距德林家十余里，留数十骑，不令随行；及至德林家，仅五骑相从，他说：“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其见重于乡前辈，由此可知。德林家固贫，母又多病，于是留家侍母，一面广览典籍，一面悉心奉母，不复有游宦之意。及母病渐愈，逼令离家仕进，乃改变初衷，重入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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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入选射策居首
当李德林再至邺城，任城王湝正任定州刺史。他素慕这位青年才俊的大名，延入州馆，朝夕和德林同游，以师友之礼相待，免行君民相见的烦琐之仪。他对德林说：“窃闻蔽贤显戮，久令君沉滞，吾独得润身，朝廷纵不见尤，亦惧明灵所谴。”于是保举德林为秀才，令其入邺受选，这是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的事。天保是高齐文宣帝高洋的年号，齐政是时正走向下坡了。这位任城王真可谓举贤若渴，还特别为他写信给尚书令杨遵彦作介绍，信中说： 燕赵固多奇士，此言诚为不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于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如相如、子云之辈。今虽唐虞世，俊义盈朝，然修大厦者，岂厌夫良材之积也。吾尝见孔文举荐弥衡表云： 洪水横流，帝思俾义，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谓拟论非伦。今以德林言之，便觉前言非大。（《隋书》卷四十二《德林传》）这封介绍信，对德林推许备至，对他的文章之美，认为还是雕虫小技，他更大的长处，是在经国大计方面，犹如汉代的贾谊、晁错。杨遵彦得到这封介绍信，自然不敢怠慢，但亦未予遽信，当面令德林写一篇“让尚书令”表文。德林援笔直书，顷刻而成，并无任何修改。遵彦因加大赏识，认为异才，即以其文示吏部郎中陆卬。陆卬对于这篇文章，认为“文笔浩浩，如长河东注，比来所见后生创作，乃涓浍之流耳。”因命其子与德林交游，并且告诫他：“每事宜师此人，以为楷模。”杨遵彦与陆卬对德林的看法，大体都和任城王湝相同，这可以说德林的际遇，但这一际遇不是侥幸得来的，是由他的德行、文章和才能优异之收获。
尚书令是主管天下人才的铨衡，遵彦盱衡秀才，异常慎重，因此罕有甲科。但在这一次的射策，德林在五条中，皆居上选，因授殿中将军，这是一个不负实际责任的西省散缺，不合德林的志愿，时已天保季世，德林盱衡局势，知道没有机会可以展其鸿图，乃称病还乡，闭户攻读，充实他自己的学问。但是杨遵彦对他，却是念念不忘，在乾明初（公元560年），奏请追德林还朝，选入议曹，皇建初年（公元560年），下诏征集天下人才，迫他赴晋阳。德林作《春思赋》一篇，辞藻典礼，号称一代巨著。
无何，长广王为相，居邺，敕德林还都，与散骑常侍高元海等共掌机密，又引入丞相府，授以行参军之职。及长广王为帝，任为奉朝请，寓直舍人省。河清（齐后主年号）中，授员外散骑侍郎，带齐帅，仍掌机密，旋授给事中，直中书省，参掌诏诰。德林自入仕途，可谓官运亨通。
不幸，就在这个时候，他遭到失恃之痛。他丧父甚早，母子相依为命，至此痛不欲生，辞去一切官职，在家守制，勺饮不入口者五日，遂发热病，遍体生疮，而仍哀泣不已。关心他的朋友深为他的健康忧虑，请名医处方，煎药以进，德林不饮，以致全身均肿，其以身殉母之志，可谓十分坚决。但是说来也非常奇怪，在他全身红肿之后的不久，忽然肿退而愈，体力恢复如常，大家都以为这是孝心感动上苍之故。这大概是心胸所郁积的痛苦，在红肿中发散出来，以致霍然而愈吧!太常博士巴叔仁上表具言德林的孝亲经过，朝廷甚为嘉许，俟服满百日，下诏夺情，起复原职。德林仍以体弱多病，请辞急归。时魏收与阳休等论齐书起元问题，各有所见，相持不下；书问德林，德林仍以长函答之，事见本文后段。其时中书侍郎杜台卿上世祖武皇帝颂，不合齐主之意，特以原文示德林，并宣旨云：“台卿此文，未当朕意，以卿有大才，须叙盛德，即宜速作急进本。”德林乃上颂十六章，并加序文，齐主武成皇览而善之，赐名马一匹。足证他虽守孝在家，对国史大事，仍然是十分关心的。
武平（齐后主年号）中，祖孝征为侍中、尚书左仆射，孝征将任德林掌机密，德林不过是一个有名文豪而已，虽曾掌机密，但并无开罪于人之处；而朝士不知道为了妒忌孝征还是妒忌德林，他们制造谣言，谓德林系彦深的同党，不可仍掌机要。但是孝征却坚持其主张，他说：“德林久滞绛衣，我恨彦深待贤未足，内省文翰，方以委之，寻当有佳处分，不宜妄说。”乃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齐武成帝留意文翰之事，因召入文林馆，令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共判文林馆事，寻除通直宜散常侍，仍兼中书侍郎，未几授仪同三司，终齐之世，德林官职还是很显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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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爱才入周为官(1)
高齐与宇文周之间，屡起兵端，齐初胜而终败。周武帝宇文护，终于攻破邺城而齐亡，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宇文护久慕德林之名，至此，知德林尚在邺城，特令小司马唐道和就德林寓所，宣旨慰问，有云：“平齐之役，唯在于尔。”德林由此归周。周帝得意地说：“朕本畏尔逐齐王东走，今闻犹在，大以慰怀，宜即入相见。”道和乃引德林入内，内史宇文昂访问齐朝风俗、政教、人物善恶等，留宿内省者三日，同归长安，以内史上士职授之，其后，所有诏诰格式及山东人事之进退，悉由德林主之。一个有道德、文章，兼通政事的才俊，到处受王家欢迎，委以重任，德林有之矣。周武帝得德林为之主诏诰，非常高兴，曾对群臣说：“我常日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做诏书移檄，我正谓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其得意由此可知，有神武公纥豆陵毅者，凑趣地说：“臣闻明王圣主，得凤凰麒麟为瑞……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陛下圣德感致，有大才用，无所不堪，胜于凤凰麒麟远矣。”这虽然是阿谀之词，但齐人以德林之才而谮之，周人对于这位来自敌方的才俊之士，不但不妒，且誉扬备至，此齐之所以亡而周之所以兴也。周帝因大笑曰：“诚如公言。”故德林归周，仕途仍然非常顺利，其受尊重，犹胜于在齐之时。
周武帝宇文护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国君，在位十八年，把北朝政治，处理得初具规模，但后继无人。子宣帝在位仅一年，孙静帝在位仅二年，而且奢侈弥甚，多行不义，政权动摇，杨坚就因此由权臣而建立隋政权。杨坚即帝位，仍是王莽以来，权臣移国的老调子；不过杨坚还是要些面子，不肯居篡位之名，而以禅让方式为帝，这封禅位的诏书，就是出之于李德林的手笔。按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周帝时尚幼冲，内史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昉，都是杨坚的密友，矫诏引杨坚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帝拜坚假黄钺左大丞相，是年又拜杨坚为大丞相，罢左右丞相，旋又拜坚为相国，总百揆，授王爵，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命表章奏不再上闻，一切均由隋王杨坚裁决。既又下敕，颂杨坚十大功，以申州二十郡建隋国，锡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武贲士三百人，钺各一，彤弓一，彤矢一，纳陛以登，执钩于内，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跟车，驾六马，备五副车，置旄头云罩，乐舞八俏，设钟宫，王妃为王后，长子为太子。杨坚至此，实际上已为天子，他是坐着“直升机”升职的。杨坚此时的心情，可谓志得意满，兴高采烈，但他还是假惺惺地三辞乃受。这时杨坚所不满的是，他上面还有一个形同虚设的周天子。这个天子做得实在窝囊，所以最后只有成全杨坚，把天子的地位也让给他，这便是最后的所谓禅让之礼了。前次，周帝对杨坚的每次封赏，必有诏书或策文，都是李德林的手笔，具载于《隋书·高祖本纪》。这最后二道让位册文，德林当然义不容辞。第一道诏书说： 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恒，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所独有。周德将尽，妖孽屡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影响同恶，过半区宇，或大或小，图帝图王，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相国隋王，叡圣如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玑衡，躬命将士，芟夷奸宄，刷荡氛祲，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谌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大为王，照临天下。朕虽寡昧，未达变化，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只顺天命，出游别宫，禅让于隋，一依唐、虞、魏故事。（《隋书》卷一《帝纪》）这就逞了杨坚的心愿，可是杨坚故作姿态，三让不许，于是又要烦这位德林先生再来一显身手，另外一道策文，文长不备录，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看《隋书》卷一《帝纪》。这第二道策文是由太傅上柱国国公椿送去的，别遣大宗伯大将军赵煚奉献皇帝玺纹，经百官劝进，杨坚始受。乃知杨坚前次之三让不受，为了周帝未将玺绂献出之故，这是以退为进的策略，非逼周帝自动献出玺绂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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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爱才入周为官(2)
德林自此，便做了隋臣。这位饱读诗书、依马可待的大文豪，由齐而周而隋，似乎一点没有臣子的气节，此则不然。当时天下纷崩，有志的知识分子，都想凭其才能，建功立业，留名后世。这种积极的时代精神，略同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有作为的国君，都期望攀龙附凤，借立勋业；对昏庸之主，则望望然去之，另择有为之君而事之。春秋战国时代，并无忠君思想，只求得行其道，以孔孟那样的圣人贤人，也都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求取实现其主张的机会，建立其不世的勋业。何况北朝建立政权的，多数是胡人，他们在胡人统治下，逐渐凭才能影响其政治措施，而使其汉化。这是当时另一种民族精神的表现，像李德林那样转来转去，择主而仕，正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我们切不可以气节二字来苛责他们。


身在周室心在杨坚
实际上李德林与杨坚相结合，早在杨坚初掌北周军政大权之时，中间拉拢的是杨坚的邗国公杨惠。杨惠说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指杨坚），军国任重，非群才辅佐，无以克成大业，今欲与公共事，必不得辞。”德林闻之大喜，乃答曰：“德林虽庸软，微诚亦有所在；若曲相提奖，必望以死奉公。”所谓“微诚”，就是上述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杨坚以得德林之相助而大悦。
杨坚之被任总知内外兵马事，出于郑译和刘昉的矫诏。这两个野心颇大的小人，要捧杨坚登上蒙宰的宝座，郑译要做大司马，刘昉要做小蒙宰，杨坚对他们无法应付，知德林多机谋，因问计于他。德林建议： 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否则无以压服众心，杨坚就在周宣帝发丧的机会，照德林的计划行事，乃命郑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昉但为相府司马。郑译和刘昉因所求不遂，心怀不平，与坚成隙。杨坚则以德林为丞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军政大事，悉参机密。
尉迟廻之役，德林既参兵略，军书旁午，日辄百数，皆由德林任之，机速竞发，无法亲自应付，则口授要旨，令多人相助，文意各殊，各司其职，有条不紊，益显其治事之才能。###尉迟廻的统帅，是宿将韦孝宽，军至沁水，河暴涨，不能前。长史李询密告韦孝宽的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等皆受镶金重贿，军中骚动，人情大异。杨坚得到这个消息，意欲易此三人。德林以为不可，向杨坚说：“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今以挟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后之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人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便须禁锢。然则郧公（韦孝宽）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括以之败赵。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所信服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杨坚闻德林之言，大为醒悟曰：“若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赴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按此乃《德林传》之所说，与《高颎传》所载，微有不同，《颎传》谓韦孝宽军至沁水，莫敢前进，杨坚命崔仲方为监军，仲方以父在山东，不受命，颎见无人愿去，乃自请东行。意或杨坚曾派崔仲方，李德林乃作此建议，而高颎有去意，杨坚乃遣之耳。此中曲折，唯《德林传》言之甚详，前后可以相互参考，以见德林虽为周臣，实与杨坚已发生密切关系。我们但看周帝对杨坚之各项诏书或策文，文词藻丽，而内容则恭维备至，且多过分之辞，颇令人起鸡皮疙瘩之感，更足令人深信德林内心，早已深向杨坚了。
杨坚既受禅开国，建立隋政权。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甲子日，以丞相服入宫，即皇帝位，变更北周官仪，尽复汉魏之旧。这是西晋沦亡以后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于是组织其政府，以柱国、相国、司马、渤海郡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沁源县公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咸安县男李德林为内史令，并以韦世康为礼部尚书，元晖为都官尚书兼民部尚书，元岩为兵部尚书，孙毗为工部尚书，杨尚希为度支尚书，杨惠为左卫大将军。后来又任赵煚为尚书右仆射，伊娄彦恭为左武候大将军等，人选一时称盛，开皇之治，就是由这些人努力造成的。在这一人事安排中，李德林的地位，仅次于高颎、虞庆则，是隋政府中的第三号人物。高颎谦让，荐苏威以自代，文帝初有允意，既而不许，而以苏威为太子少保，后为尚书右仆射。开皇名相，高颎与苏威并称。隋初典章制度法令格式之订定，高显、苏威、李德林三人之力为多。德林在隋政府中，总算得到了发挥他才能的机会。


议论律令独具灼见
文帝对北周旧帝，还算厚道，令其去帝号，为介国公，食邑五千户，为隋室之宾，旌旗车服礼乐，一如其旧，上书不称表，答表不称诏，周帝原封之王，悉降为公，表示优待。但虞庆则在文帝受禅时建议尽灭宇文氏，高颎杨惠等初不加反对，亦不赞成，态度在模棱两可之间，但终于从其议。唯李德林极言不可，争之甚力。但是文帝则恐故帝尚在，不除诸宇文氏，则尚有羽翼，将来难免有反侧之虞，因谓德林曰：“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口气中颇含怒意。这是德林在隋廷初次碰了一个大钉子，故封赏仅授子爵，地位终在高虞二人之下，十余年无所升迁，依班上下，文帝亦不再与军国大事，咨询德林。
会文帝以政权初立，旧时律令，不仅紊乱，且多不合时宜者，令德林与太尉任国公于翼与高颎、苏威等同修新律令，完成后奏知文帝，文帝因其功，特赐九环金带一、骏马一以酬。新的律令，虽仍沿用一部分旧律令，但增损甚多，煞费苦心，布告天下，作为隋的律令，亦为其后唐的律令之基础，在我国法律史上有其地位。律令既颁，苏威请另行修改数条，但德林不以为然，他说：“格式已颁，义须画一，纵令小有踳骏，非遇蠹政害民者，不可数有改张。”“朝令夕改”，失信于民，本是为政的大忌，律令既已颁布，公告天下，尚待施行，未明其利弊，遽予修改，自然是不相宜的。苏威的意见，自然得不到同情。这是德林和苏威意见相左的第一次，其曲不在德林明甚。
苏威另外有一个建议，是关于地方组织的，他建议每五百家，设置乡正，即令理民间辞讼。德林认为不妥当。他说：“本废乡官判事，为其里闾亲戚，剖断不平；今令乡政专治五百家，恐为更甚。且今时吏部总选人物，天下不过数百县，于六七百万户内诠简数百县令，犹不能称其美才；乃欲于一乡之内选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时要荒小县有不至五百家者，复不可两县共管一乡。”这是德林与苏威第二次的意见相左。这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本甚明显，文帝可以直接裁定，伹他小题大做，令内外群臣，都到太子的东宫，开会讨论。其结果，皇太子以下都赞成德林的意见，该案应该算是有了结论。但是后来终于翻案，这是由于德林反对了苏威的另一建议。
苏威的另一建议是废除郡的制度。当时的地方制度，是州郡县三级制，郡这一级本是多余的，苏威这一意见，倒是正确的。德林反对的理由是“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命令才出，其可改乎?”他的意思，郡不是不可废除的，不过律令才颁布，不宜即改；也就是说将来再改，也不为迟。他还是不主张朝令夕改，使朝廷失去威信。这是德林和苏威第三次的意见相左。其时高颎总揽朝政，看不过德林对苏威所议，多所反对，于是赞威议，且言“德林狠戾，多所固执”。文帝因而决定尽从苏威的建议。高颎和文帝都不免意气用事，而不察实际情形，不顾政令威信，但亦不免对德林有嫉妒之意。这是高颎与德林第一次的意见相左，高颎不免以私费公，有失宰相风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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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朝杂集》与平陈计划受到重视(1)
文帝对于德林，倒并不因为高颎、苏威与德林意见不合，疏远德林。开皇五年，文帝令德林从其为相时至为皇时所撰诰令诸文，编辑成书，称为《霸朝杂集》。书成，分为五卷，德林并作长序，以呈文帝。这篇序文，具载于《隋书》卷四十二《德林传》，文长不备录，读者如有兴趣，可检《德林传》读之。大意是说，诸文都是根据文帝的旨意，或据当时事实，或据古人成典，他不过是润色成文而已。如云：“两朝文翰，臣兼掌之时，普天之下，三方构乱，军国多务，朝夕填委，簿领纷纭，羽书交错，或速均发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万几，或几有万事。皇帝内明外顺，经营区宇，吐无穷之术，运不测之神，幽赞两仪，财成万类，咨谋召阁，晓谕公卿，训率土之滨，责反常之贼，三军奉律，战胜攻取之方，万国承风，安上治民之道，让受终之礼，报群臣之令，有宪章本昔者矣，有随事作放者矣，千变万化，譬彼悬河，寸阴尺日，不弃光景，大则天壤不遗，小则毫毛无失，远寻三古，未闻者尽闻，逖听百王，未见者皆见，发言吐论，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这便是他序文中最重要的一段。
文帝把他所成的序文和编著的成书，省览之余，大为喜悦。明旦，对德林说：“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杂集》，方知感应之理。昨宵恨长，不能早见公面，必令公贵，与国始终。”乃追赠其父为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命德林袭爵。
时天下初定，反侧仍多，陈仍负隅，即隋臣中如梁士彦、元谐等，都有叛逆之意。于是德林又著《天命论》一文，其中心思想，是成帝业者必由天命，隋是应天命而建立政权，凡违天命者必遭诛戮。又颂扬文帝之德，如“薄赋轻傜、慎刑恤狱，除繁苛之政，兴清静之风，去无用之官，省相监之职，奇才间出，盛德无隐，星精云气，共趋走于堦墀，山神海灵，咸燮理于台阁，东渐日谷，西被月川，教暨北溟之表，声加南海之外”等等，都是歌功颂德、顺天应命的词令。这篇文章，《德林传》亦备载之。文帝看到了，自然赞赏不已，认为有安定反侧之效。
开皇八年，文帝巡视同州，德林以疾未从，文帝敕使追之，并亲笔加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所谓伐陈，是李德林在文帝面前已经建议过许多次，其时已付诸实施，以晋王杨广总其事，分九路进兵，对陈做全面的攻势，故文帝以此邀德林相随，由此可知文帝几不可一日无德林相随的趋向，其见重之深，非其他重臣可比。
伐陈之役，虽由杨广负总指挥之职，但是实际负责指挥的是高颎，高颎的名义是杨广的长史，相当于总参谋长。会高颎奉召入京，文帝对高颎说： 德林另有平陈之计，如果他因病不能同去，应该到他的宅中取其方略，以交杨广。这也是文帝重视德林意见的具体表现，但是此举对高颎的面子，不免过于难看，故高颎与德林之间芥蒂加深的造成者，便是文帝。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们无法推论。但是文帝对武将恐其造反，对文臣恐其结朋党，都有事实证明。当时的高颎已权倾中外，文帝在高颎面前，抬举德林，似有挑拨之意，使他们二人无法结合，是有其可能的。平陈论功引发猜忌。
有一次，德林从文帝还都，在途中，文帝以马鞭指着南方说：“待平陈讫，会当以七宝庄严公，使自山东无及之者。”陈事既平，文帝以柱国授德林，封郡公，食邑八百户，赏物三千段，由晋王广宣敕。德林虽未参加平陈之役，但对平陈多所献计，受这一点封赏，也算不了什么。可是有人向高颎离间说：“天子划策，晋王及诸将戮力之所致也；今乃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且后世观公，有若虚行!”其实参战诸将，各有封赏，其厚远过于德林。但高颎对德林，前既有隙，因亦不平，而向文帝言之，文帝自然记在心里。其时文帝对德林，外重而内忌，事实上已有表现。如文帝曾以王谦宅赐德林，文书已达地方官府，忽又改赐崔谦。崔谦者德林之舅也，文帝因对德林说：“夫人欲得，将与其舅，于公无形迹，不须争之。可自选一好田宅，若不称意，当为营造，并觅田庄作替。”其实王谦宅之改赠，德林并无争意，而自选田宅云云，又出于文帝自己的意思，德林不知道这是文帝对他阳示荣宠，阴实试探；而德林却真的奏取逆人高阿那肱的市店八十区。这一下可授人以口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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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朝杂集》与平陈计划受到重视(2)
开皇九年，文帝巡视太原，追苏威决狱。苏威乘机公报私怨，向文帝奏称：“高阿那肱是乱世宰相，以谄媚得幸，枉取民地，造店赁之，德林诬纲，妄奏自入。”同时李圆通等又乘机进言，谓“此店收利，如食邑千户，请计日追脏”。文帝因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换宅之意，文帝皆不许，悉追店给所住者。不察虚实而径作处分，逞忌者之意，亦所以逞文帝对德林存心已久的嫉意。文帝自此，遂益疏德林，但德林的警觉性不高，犹以为文帝对他仍如过去的亲信。
开皇十年，虞庆则等巡视关（潼关）东各道，还奏云：“五百家乡正专理辞讼，不便于民，党与爱憎，公行贿赂。”文帝因令废之。乡正理辞讼，本德林所竭力反对，至此证明其主张之正确，苏威已无光彩，德林无须多言，使决定实施的文帝也下不了台。可是德林却上奏说：“此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原，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臣望陛下若于律令辄欲改张，即以军法从事，不然者纷纭未已。”德林固执着“律令不可朝暮更改”的原则，而不知已生弊端，何可不改?而且改令是出于文帝之意，难道将使文帝也受军法制裁不成。德林向来措辞，都很得体，此奏所言，颇失常态，文帝乃大怒，斥之曰：“尔欲将我作王莽邪！”其实他的篡周本是王莽的方式，而律令屡易，又是王莽的大缺点，文帝之斥德林，是他内心的大病，至此信口而出，以责德林，德林本无此意，文帝之言，乃夫子自道耳。由是衔德林殊深。
德林之父本周之校书，而德林请功时称为太尉咨议，有欺君罪嫌，有人举发之，文帝乃宣布其罪状说：“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此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立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又冒罔取店，妄加父官，朕实恨之而未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乃命任湖州刺史。德林拜谢说：“臣不敢复望内史令，请与散参，待陛下登封告成，一观盛礼，然后收拙丘园，死且不恨。”但是有计划对付德林的文帝，哪里肯听，德林只好出就外任，未几转任怀州刺史。德林真是祸不单行，在怀州任内，适值亢旱，他要百姓掘井溉田，这本是救荒之计，可是井难得水，未收预期的效果，乃被考司所贬，岁余卒于官，年六十一岁。
文帝是一个枭雄，他最会假惺惺的一套。德林在日，求为散参而不可得，及其已卒，乃赠大将军、廉州刺史，以“文”谥之。将葬，又敕令羽林军百人，鼓吹一部，赠物三百段，粟干石，作为治丧之仪，并以太牢祭之。这算是德林死后的哀荣，文帝此举，是做给活着的臣子看的。


精于史事著作等身
德林不但长于属文，尤擅史学。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文人，其文字修养，都出于历史性的著作，能文者无不能史，不仅德林为然。当时的史学家魏收与阳休对《齐书》起元，各有所见，百官会议不能决。时德林丁母忧在籍，魏收因以书征求其意见。德林答之曰： 即位之元，春秋常义。谨案鲁君息姑不称即位，亦有元年，非独接位即称元年也。议云： 受终之元，尚书之古典。谨案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洛邑），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论者或以舜禹受终，是为天子，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此亦称元，非独受终为帝也。魏收得复，仍有所疑，更以书问之，谓：“鲁公诸侯之事，非小为疑，息姑不书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虽摄，尚得书元，禹舜之摄，称元理也。周公居摄，乃云一年救乱，似不称元，自无大传，不得寻讨一之与元，其事何别?”德林又答之曰： 摄之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 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汉；曹植曰： 如虞翼唐。或云高祖未摄，灼然非理。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 陆机见舜肆类上帝，班瑞群侯，便云舜有天下，须格于文帝也，欲使晋之三主，异于舜摄。窃以为舜若尧死，狱讼不归，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须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理，便曰即真，则周公负扆朝请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与舜摄不殊，不得从士衡之谬。或以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大齐之兴，实由武帝，谦匿受命，岂直史也?比观论者，闻追举受命之元，多有河汉。但言追数受命之岁，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类朝三，是许其一年，不许其元年也。按《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 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辞，非一与元别也。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国，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 吾见百国《春秋》，是重年验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岂复皇朝帝纪者也。……唯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此既不可，彼复何证?德林这两封信的内容，对于齐帝纪元之事，引古证今，可称淹博，所定“两代相涉、两史并书”，自是确论，足证其对史事之精审。
他曾奉敕修《齐书》，未能竣事。至其所为文合成八十卷，唐初已多散失，为德林立传时尚存五十卷，真可谓著作等身矣。但《隋书·经籍志》著录怀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则《隋书》撰著《经籍志》时《德林集》仅存十卷了，散失之速，实为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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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世康韦氏对隋代统一的贡献
我国历史，常有分裂的现象，分裂之后，再行统一，诚如《三国演义》所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种分裂的现象出现，其主要因素，常有二端： 其一，是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甚或自行内乱；其二，是边区游牧民族之进入农业区，汉化未成而中原已乱。这两种因素的配合，遂成中国的大分裂与大混乱。五胡乱华，便是此种现象之一。当时晋室大乱，边区游牧族，无论是先已进入的或后来进入的，都纷纷立国于黄河流域及以北地区。所谓五胡，是指匈奴、羯、氐、羌与鲜卑，先后所建立的国家达十六个之多。最早建国是匈奴之裔刘渊，其称大单于是在西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直到杨坚所建立的隋，始告统一。杨坚是先篡宇文氏（鲜卑）的北周而自立，先统一黄河流域，至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攻克建业而灭陈，始告统一，先后分裂了二百八十五年，这诚为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隋文帝杨坚的统一中国，结束了黑暗时期，另创新的富于朝气的中国历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隋的帝业仅约五十年，又复大乱，赖李渊与李世民父子二人的努力，复告统一，而且无论在国势上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历史最光辉的一页。故隋唐二代文武人士奋斗成功的英雄人物，最堪做我们的楷模。
杨坚取北周代立，是在陈宣帝太建十三年，周静帝大象三年，公元581年。杨坚是在太建二年实际上已掌握北周的政权，北周的余孽，纷起讨坚，当时兴兵与坚作战的有北周的相州总管尉迟廻，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等。坚使韦孝宽击平相州，王谊击郧州，梁睿击益州，一一讨平之。开皇八年，以晋王广为淮南行省尚书令，充行军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出六合，行军元帅秦王俊出襄阳，清河公杨素出永安，总管贺若弼出广陵，韩擒虎出庐江。韩擒虎贺若弼首克建业的台城，陈亡，中国复告统一。这些致力于中国统一的将帅，其奋斗的经过都值得我们介绍。
黄河流域在拓跋魏的时代曾经统一过，但是后来分裂为二： 在东者为东魏，在西者为西魏。东魏为高欢所篡而称齐，是为北齐。西魏为宇文泰所篡，是为北周，泰称文帝。宇文泰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国君，至其子武帝把已经分裂的黄河流域，复归统一。杨坚就是宇文泰的得力部下，立功甚多，官位也很高，杨坚之女配宣帝的太子为妻，其间关系之密切，由此可知。北周宣帝卒，由太子兰继位，称静帝，自称天元皇帝。为人残暴而好玩乐，杨坚综内外军政，大权悉操其手，隐图篡位，但不露声色，先从剪除有力的宗室外官，作篡位的准备。其时外官之实力最强、声望最高者为相州总管蜀公尉迟廻，亦作尉廻。杨坚知其必不附己，因借会葬周帝之名，邀廻至京而除之。尉迟廻知道杨坚的真意，不但不应召，而且举兵声讨杨坚。响应尉迟廻讨坚运动者还有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青州总管尉迟勤。这三股力量会合起来，声势甚为浩大，成为杨坚的劲敌。如果杨坚不能平定，不仅未来的统一难期，即其存在也大有问题。但是杨坚终于能够克服强敌，稳固其地位，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那完全是韦世康、韦孝宽的力量。故作者介绍隋代的风云人物，以韦世康列在前面。


世家子弟幼著声名
韦世康是京兆杜陵人，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南，也就是现今陕西长安人。关中韦氏，是当时著名的世家大族。他的祖父韦旭，曾经任过魏南幽州的刺史，是和胡人政权相联系的。但是他的父亲韦孟，却是隐居不仕，魏、周两代，曾十次征召他出任官职，他都拒绝，故世有逍遥公的雅号。世康自幼聪慧过人，而且还有沉敏的气度，故十岁时已有相当的知名度。被魏的州官辟为主簿，弱冠之年，转为直寝，封汉安县公，宇文泰对他非常器重，以襄乐公主妻之，授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谓少年得意的风云人物。北周代西魏，自典祠下大夫，转任沔、峡二州刺史，从武帝平齐有功，转授司州总管。其时东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尽力安抚，士民对他都异常的悦服，这是他对地方政治的重大贡献。杨坚当权时，对世康信任有加，擢为民部中大夫，进任上开府，后转司中大夫。
尉迟廻等之声讨杨坚，势力颇为雄厚。从北周静帝大定元年的诏书称颂杨坚之功有关平定尉迟廻的一段中，即可知道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诏书说： 尉迟廻猖狂，称兵邺邑，欲长戟而指北阙，强弩而围南斗，凭陵三魏之间，震惊九州之卒，聚徒百万，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饮而竭。……公乃戒彼鹰扬，出车练卒，誓苍兕于河朔，建瓴水于东山，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诸将遵其成旨，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奋发，如火燎毛，玄黄变漳河之水，京观比爵台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隋书》卷一《高帝》上）由此可知敌人之强大和此战胜败的关键性之重要。实际上杨坚对此役所任的统帅就是韦世康的季父孝宽，而为孝宽安定后方、支持前方的就是韦世康。杨坚对尉迟这一强敌，心甚忧之。他在诸将中特别看重世康，对他说： 汾绛旧时周齐分界，因此乱阶，恐生动摇，今以委公，善为吾守。（《隋书》卷四十七《列传》第十二《韦世康》）从这一段记载，可知杨坚对世康的期望，原以守势为主，因授绛州刺史，欲借其雅望，使敌人不敢来侵。世康至任，首先安定四境，然后出兵进攻，由他的季父孝宽，弟洸等为将军，击败主要敌人尉迟廻，廻兵败自杀，既而俘虏了尉迟勤，败司马消难，司马消难因而奔陈投降。东方悉定，解除了杨坚的心头大患，对杨坚来说是一件无上的大功。而世康素性恬淡，不以得失为怀，更不以此而有骄矜之色，颇以得任州刺史为满足，他的修养之深，由此可知。他给他弟子的信中说： 吾生因绪余夙沾缨弁，驱除不已，四纪于兹。亟登衮命，频涖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贪而为宝，处膏脂而莫润，如此之事，颇为时悉。今耄虽未及，壮年已谢，霜早梧楸，风先蒲柳，眼更剧，不见细书，足疾弥增，非可趋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缺，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并从戎，役吾与世，冲复婴远，陟岵瞻望，此情弥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恋，意欲上闻，乞遵养礼，未访汝等，故遗此乃兴言远慕，感咽难胜。诸弟报以事恐难遂，于是乃止。（同上）这封信文辞雅美，足证他在文章方面的造诣之高，也可知道他是一个允文允武的人才。他是十多岁就进入仕途，信中有“四纪于兹”的话，足证他写信的那个时候，不过五十多岁，正是壮年时期，但他却描写他自己的衰暮现象，健康大有使他不堪继续任事之苦；他更以老母需要奉养为理由，有辞去现职（州刺史）的意愿。他的足疾是否不堪趋走，也许是他造出来的理由，至于目不能看“细书”，那是年龄到五十多岁时目光转老花眼睛的一种生理变化，未必是病。奉养老母云云，更可以迎奉至任所为之，何必一定要回家。由此，可知他辞职的理由，是怕“功高震主”，遭杨坚之忌，故急流勇退，是他以“不贪为宝”和儒家“知足常乐”的本意，故适可而止耳。其高风亮节，实有足多。作者在五胡乱华和南北朝时期的许多人物中，常常看到许多人每以积功而怀篡夺之雄心，世康逈异于此，可称为这个时代人格修养的突出人物。他有辞职之意，而实际上并未辞职，理由是“诸弟报以事恐难遂”，所以他把辞职之意表达出来，也可以看作去杨坚之猜忌，是一种拒祸的方法，他对于政治事务是未必消极的，反之他仍然积极致力于安民裕民的工作，始终不懈。由此可知这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为人处世之苦衷，既欲发展其长才，为国家与人民作进一步之服务，又欲求本身之安全，不至于罹灾难之临身。世康的作为，正是这一时代正人君子立身处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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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清人举夺情供职
世康在绛州刺史任内，先后数年，为政简静，对百姓甚为爱护，惠政甚多，颇受推戴，但对中央政府的赋课，征收尽职，其成绩都冠于各州，杨坚更重视之，因擢任礼部尚书。仍本他一贯的作风，无嗜欲之好，无贵势之骄，从不以位望矜人，乐于闻人之善而视若已有，对于有过咎之人，亦不显其错误，以彰其过，来增高自己的声誉，此亦本于儒家扬善隐恶之遗教，但其人望却因此而益高。任礼部未久，杨坚更知其德能，晋爵为上庸郡公，加封二千五百户，并转任为吏部尚书，这是一位进退全国人才的政府最重要的官职。他选用平允，请托不行，政风为之一清，对隋政府的贡献实大。
隋文帝开皇四年，他的母亲去世，此即所谓丁忧，照例是要辞去一切官职，回家守制。古人所谓亲丧三年，实际上是两年四个月满孝，也就是说任何官位，都是要在这一期间停职。但是世康守制未满一年，隋文帝就下诏征他复职，这一行动，也有一个惯例，称为“夺情”。世康固请终制，文帝不从，由此，可知世康在隋政府中的地位之如何重要，亦足说明杨坚之如何依重世康了。
文帝开皇七年，将作平陈的准备，其政治重心，置于对陈的地方冲要地区，世康乃出任襄卅刺史，旋授安州总管，未几又迁信州总管，开皇九年，陈亡，全国统一，其时的主要工作是在地方的绥靖，故世康仍在外任，直至开皇十三年召回京师，仍任吏部尚书，任职达十余年之久，为隋的中央政府树立了廉平的政风。
世康既久任吏部，仍时时希望功成身退，过其恬淡的平民生活。因对其子弟说： 吾闻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将耳顺，志在悬平，汝辈以为云何?（《隋书·韦世康传》）世康有三子，长名福子，次名福嗣，三名福奖。福嗣对于他父亲所提出的问题，表示同意，他说：“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满之诫，先哲所重，欲追寻二疏（疏旷疏爰），优奉遵命。”世康乃乘侍文帝宴会的机会，再拜请辞，他说：“臣无尺寸之功，位亚台弦，今犬马齿，不益明时，恐先朝露，无以塞责，愿乞骸骨，退避贤路。”但是隋文帝坚决不允，文帝说：“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冀与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请，深乖本望，纵令筋骨衰谢，犹屈公卧治一隅。”文帝称世康为“公”，这是皇帝对臣下难见的尊称。世康辞职理由，是年纪大了，恐无补于朝政，而文帝则答以即使“筋骨衰谢”，还要他“卧治”相助，好像隋政府中少不得韦世康这个人似的。隋文帝这样的恳切挽留，使韦世康无话可说，只好勉为其难。其实那时候世康健康甚佳，其所以常常要辞职，是由于他深知杨坚素性，猜疑甚重，他的声望如此之高，而韦氏子侄在官居要津者又多，深恐一旦被嫌，难保令誉而已。
由于杨坚如此诚恳挽留，他只好再干下去，于是他答允出就荆州大总管。隋制，承周之后，分郡繁琐，故在二郡或数郡之上，设一总管，把天下的总管，合起来设四个大总管。那就是并州、荆州、扬州、益州四大总管。当时并、扬、益三州大总管，都由宗室的亲王担任，独以荆州大总管任韦世康，而并不派宗室为监军之类的职务，足证文帝对韦世康的信任之专与深，世人咸以为特殊的光荣。世康在荆州大总管任内，依旧是他一贯的作风，以简静为施政的原则，深得百姓的爱戴，境内安宁到并无讼事的发生。施政成绩之佳，一时无双，开皇十七年，卒于任所，文帝深为痛惜，追赠大将军，谥曰“文”，赙赠极厚，以酬其功。
世康还有一则为世称道的孝义故事，特作叙述，以示其品格之高。他有兄弟数人，如韦洸、韦冲、韦艺等，都是有相当地位的富贵，只有季弟韦约，仕途并不得意，因与诸弟相议，以他们的父亲所遗田地住宅等，都给了韦约，其手足情深之谊，为时人所称颂。
不过韦世康性格上也有他的缺点，那就是要好心太切所形成的激烈的竞争心，而他竞争的对象，不是他人，而是他的族兄韦师，以致成为当时的大笑话，说到韦师，也是隋代少见的正人君子。他幼读《孝经》，及丁父忧，一切作为，都照《孝经》的内容，因此州里称为孝子。长习经史，尤工骑射，对边疆民俗与山川道里阨塞等，都知道得非常清楚。游牧族与隋往来，都由他接待，所有实情，详细问答，无可隐瞒，边情翕然，颇有贡献。韦师和皇子杨广（即后来的炀帝）接近。文帝接位，拜为吏部侍郎，为世康的属下，后来迁为兵部尚书兼山东、河南十八州安抚大使，并领晋王广的司马，世康之弟世约为法曹从事，反在韦师之下。世康与师互争雄长，而以世约在师之下为耻，恨不能食，召世约而杖之。后来文帝在醴泉宫召师与高颎、韩擒虎等于卧内赐宴，使各叙旧事，因以此事为笑乐，这是世康人格上的唯一瑕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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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室诸韦(1)
韦福子与韦福嗣福子为世康长子，任司隶的别驾，福嗣仕至内史舍人。杨玄感之乱，福嗣从卫玄出军，与杨玄感军战于首都城北，不幸兵败被俘。杨玄感是隋大臣杨素之子，幼甚痴呆，及长，好读书，喜骑射，膂力过人，以父功，位至柱国，与父同为二品，共列朝班，文帝始觉不宜，因降一品，出为郢州刺史，有察察之明，也可以说得上是名吏。但赋性骄傲，以同朝之人，为其父之部属者甚多，骄矜特甚。炀帝既篡位，又好争战，奢侈淫逸，人心不安，玄感乃有反意。韦福嗣被俘后，迫其作檄文以讨炀帝。福嗣在玄感淫威之下，不得不从。檄文中对炀帝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但韦福嗣却是忠心于隋室的，故得间逃回东都。炀帝却以檄文中对其不敬，因衔恨之，处以车裂之刑。但是世康还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福奖的，与玄感战，死于疆场，可谓不没世康的家声。
韦洸字世穆，是世康的兄弟，赋性刚毅，颇有干才，喜习弓马，北周时已数立军功。杨坚为北周丞相时，掌内外国政，尉迟廻之役，从季父孝宽出兵相州。尉迟廻败死，以功拜柱国，封襄阳郡公，食邑二千户。其时突厥已东进至河套地区，屡为边患。杨坚令其子屯咸阳，由韦洸出兵进攻而胜之，因拜江陵总管，以母疾征还，未几又拜安州总管，那是对陈用兵的事先部署，故未几转任行军总管，平陈之功，也有韦洸的一分。陈亡，陈的豫章守将徐璒，首鼠两端，不接受隋政府的命令。隋政府乃拜韦洸为江州总管，规复九江，并派吕昂、冯世基分兵两路，南取豫章（南昌），直扑城下，徐璒伪降，夜率二千人偷袭洸军，洸军大破之，阵俘徐璒，遂溯赣江，进图岭南。隋文帝闻捷报，以书慰之曰： 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率将戎旅，抚慰彼方，风行电扫，咸行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获安，方副朕怀，是公之力。（《隋书》卷四十七《洸传》）由此可知平陈之役，虽为韩擒虎与贺若弼之首功，而安定江右者乃韦洸之力。洸军至岭南，说服广州陈渝州都督与王猛，岭表悉平，兵不血刃，而绥集二十四州。文帝大悦，拜广州总管，授以便宜行事之权。会番禺夷王作乱，洸率兵拒之，中流矢而亡。文帝特赠上柱国，赐绢绵万段，赠谥曰敬。子协嗣，以父死王事，拜为柱国，历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于任所。
韦艺字世文，是世康的另一兄弟，北周武帝时已著军功。尉迟廻将乱，从季父孝宽侦察相州虚实。孝宽将至邺，阳称有病，止而不前，令艺向廻求药，廻遣艺回，具言廻反状。孝宽乃与诸侄伪西遁，所至亭驿，尽驱其马匹而去，但告驿司，谓蜀公将至，嘱治盛馔以待之。尉迟廻侦知孝宽遁走，遣兵追之，但每至亭驲，辄受丰盛的酒席款待，孝宽等因此得脱。及杨坚举兵讨尉迟廻，仍命孝宽为统帅，诸侄如洸、艺等从征，击败廻兵于惇平、相州，建功甚大，艺进位上大将军，封武威县公，食邑千户。杨坚即帝位，追封魏兴郡公，拜齐州刺史，在职数年，为政清简。一如其兄世康，故士庶咸怀其德惠。转拜营州总管，常与胡人接触。他本是一个身材魁伟、威仪严肃的人，每接见胡酋，常整饬仪卫，盛服出见，独坐一榻，威势更盛，致胡人畏惧，不敢仰视，因而慑顺，四境称安。凡与胡人交错地区，常为汉胡贸易地区；艺因此便，与胡交易，积资巨万，这是变相的贪污，因为清论所讥，但以其有治绩，杨坚亦不之罪。开皇十五年卒于官，年五十八岁，仍以“怀”谥之。
韦冲字世冲，以名家子弟从政。北周时曾从大将军元定攻陈，元定死之，冲亦为陈所俘，为北周武帝赎还。武帝以马千匹使陈，以赎贺拔华等五十人及元定灵柩，以其长于辞令之故。韦冲完成使命而归，武帝以为功，任为少御伯下大夫加上仪同，他可以说是因祸得福之幸运者。
时突厥猖獗于北边，韦冲自告奋勇，前往安集，因拜汾州刺史。杨坚继位，辟任散骑常侍，进位开府，封安固县侯，发南汾州胡人千余，北筑长城以御突厥。但胡人皆在途中叛走，杨坚无以善其后，乃问计于韦冲。韦冲认为胡人易为反复，都由牧宰统驭之无方，自请以理抚绥之，可以不劳而定。杨坚因命冲前往绥怀，不过月余，叛胡皆至，并愿赴长城工作，杨坚嘉勉之，拜石州刺史，应付有方，甚得诸胡欢心，嗣以丁母忧去职。


隋室诸韦(2)
会南宁的西南夷为乱，杨坚知韦冲之能，因拜为南宁州总管，而令柱国王长述以兵继之。冲以守制固辞，杨坚不许辞职，特下诏书说： 西南夷屡有生梗，自相残贼，朕甚愍之。……以开府（冲）器干堪继，识略英远，军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艰疚，日月未多，金革夺情，益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隋书》卷四十七《冲传》）隋文帝之器重韦冲，在此诏书中可以具见之。因此韦冲不能出任新职而至南宁。夷酋爨震、西爨等皆来投降求见，未烦一兵，四周平定。文帝因下诏褒扬，喜悦有加。但是韦冲的部下在南宁却出了大娄子，随他出征的侄儿伯仁掠夺了人家的妻子，士卒又复纵暴为虐，大使边人失望，事闻于文帝；文帝大怒，令蜀王秀及益州长史元岩治其罪。元岩是一个方正之士，就事论立，不少假借，冲由是免官。数年后，因东阳贼陶子定、吴州贼罗慧芳等聚众为乱，乃任冲检校括州军事，冲率兵破之，封义丰县侯。未几转任营州总管，营州就是现今营口一带的地区，那是借重他的长才，处理东北的边事了。冲容貌风雅，处事宽厚，深得众心。靺鞨、契丹，都出死力相助，奚等族皆畏惮其威，朝贡不绝。高丽来犯，冲击退之，边境赖其力而得安宁。文帝仁寿中（公元601年—604年），为豫章王纳冲女为妃，擢任民部尚书。由此可知文帝对于韦冲是始终信任的。年六十六，卒于官。
韦寿字世龄，是世康的从弟，韦孝宽的儿子。北周时以世家子弟任上柱国，自幼声名甚著。北周武帝亲征高齐时任为京兆尹（相当于首都区的首长），主持后方事务。以父之军功，赐爵永安县侯，食邑八百户。杨坚综揽周政时，以其父平尉迟廻有大功，晋任仪同三司，增食邑为五千户。以丁父忧去职，坚即帝位，令夺情视事，任恒、毛二州刺史，颇著治绩，有能名，开皇十年卒，年四十二岁，谥曰“定”。仁寿中，文帝为晋王广（炀帝）纳其女为妃、寿弟霁、安邑县伯，官至内史侍郎、判民部尚书事。韦操，世康从父弟，性刚简而有气概，历任青栗二州总管，卒于官，谥曰“静”。


结语
韦氏一门荣贵，或掌军权，或总政务，或任地方长官，著有军功，且富治绩。由此，可知世康累请辞职，是深恐功高震主，大有遭致不测之祸的可能，这是儒家“满遭损、谦受益”的遗教，亦足以见其虑事之深且远，人格之完与美。韦氏子弟，除世约被除名和福嗣被车裂外，皆得善终。福嗣之被车裂，实出于炀帝之气量狭小、不能容人之故。而世约之被除名，实因受韦冲在南宁治下不严之牵连。原来，元岩治冲案，世约（冲弟）时任太子洗马，因太子之故而请求宽恕其兄，文帝不悦，因受除名处分，初非有其他罪过也。由此，亦足以说明文帝对韦氏一门鼎盛是有戒心的。故世康之屡次请辞，有其先见之明，对韦氏保全实多。
王莽之乱，窦融据河西六郡，不受伪命。及光武帝征隗嚣于天水，窦融率师会攻，立有大功。兄弟俱立于朝，位尊且贵，而其子若孙，都骄纵恣肆，为人所恶，卒遭严谴。韦氏对隋有大功，其子弟遍布朝廷与地方要津，而未遭大忌。我们不能不佩服世康之谦退善行，足为后世所取法。


赵煚由孝子出仕西魏
隋文帝开国，其第一任内阁的总负责人是高颎，称为尚书左仆射，颎谦辞，举苏威以自代，文帝本已同意，认为苏威是前朝高蹈的贤臣，颎能举贤，亦为一功。既而悔之，认为政局未定，仍需高颎总揽全局，而以苏威为太子少保，未几以赵煚任尚书右仆射，与高颎同掌朝政，故赵煚亦为文帝第一任内阁中的重要大臣，其地位仅次于高颎，为隋初的风云人物之一。
赵煚是甘肃天水人，字贤通，是一位当时有名的孝子，他的祖父名超宗，西魏的河东太守，父名仲懿，仕魏为尚书左丞，早卒。煚是在母亲教养之下长大成人的。由于母教和他天生的个性相结合，书史的陶冶，使他成为一个深沉而有气量、宏远而富机智的通人。他的知名于时，是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当时有人盗伐他父亲墓地的树木，赵煚对这个盗树的人，痛哭流涕，把他执送于官而法办之。事闻于魏右仆射周惠达，召见赵煚，煚长揖不拜，涕泗交流，悲不自胜，惠达为之酸鼻叹息者良久。
西魏宇文泰执政，闻其名，任为相府参军事，赵煚自此始为政府官员。曾从宇文泰出征洛阳而破之，宇文泰班师，赵煚暂请留守，抚慰降者，招还亡者，扫除叛者，每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这是他第一次显示他办事的才能，宇文泰益器重之。
西魏宇文氏与东魏高氏，互争雄长，势不两立，屡次发生战争，赵煚屡次随宇文泰出击，他的部队，在五个战役中，曾斩郡守、镇将、县令五人，俘获敌人甚多。由此，可知赵煚虽然是文人出身，但对于军事，也很有潜在能力。宇文泰对于这位新起的才俊，更为嘉许，封爵平定县男，食邑三百户，迁中书侍郎。闵帝受禅时，擢陕州刺史。


奇功不录以德报怨
其时，蛮酋向天王聚众作乱，攻击信陵、秭归等地。赵煚以五百人，对向天王施行突击而破之，二郡得以保全，厥功甚伟，周因得在江南岸筑安蜀城，以防南朝的陈军。当筑城时，淫雨连绵达数十日，垂成之城，不堪淫雨侵蚀，坦毁者百余步。另一蛮酋叫做郑南乡的，看到有机可乘，乃又称叛，并引陈将吴明彻来援，企图一举而占安蜀城。击破周的江南据点。赵煚的部属都主张先把城墙筑好，作为基地以御敌。赵煚独不以为然，谓“自有安之”的计划。他是用孙膑围魏救赵之计，派人至江南的生蛮地区，要他们乘郑南乡居处的空虚，施以奇袭，俘虏了郑南乡的父母妻子，南乡闻之，心慌意乱，进退无据，部众随即星散。陈兵见南乡兵散，也不敢前进而后撤。这一役本是一场极具危险性的战争，但是经赵煚轻描淡写的一个妙计，便未经战斗而消弭于无形。如依众议，筑城固守，则必被包围，后援辽远，便将不堪设想了。书生胸中，自有甲兵，其赵煚之谓乎!由此，可知赵煚不仅是书生而已。
吴明彻部的陈军，虽已后撤，但不久仍复进兵，赵煚仍然以他本身的兵力，与之拒战，先后鏖战十六次，俘陈将覃冏、王足子、吴朗三人，杀敌一百六十人，这一方面战争，始告段落。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擢荆州总管长史，未几调任民部中大夫。
北周武帝计划收齐河南地，以攻击巩、洛为目的。赵煚对武帝的企图，表示不同的意见，他谏武帝说：“河南洛阳，四面受敌，纵得之，不足以守。请从河北直指太原，倾其巢穴，可一举以定。”武帝不从，出师南征，竟告无功，一如赵煚所料。
陈军屡次启衅，周采报复政策，由上柱国于翼率众数万，自三鸦道攻陈，赵煚随军作战，所向克捷，占陈十九城，其功不小，但为谗言所伤，竟未叙功。进谗的是什么人?史无明文，但煚与宗伯斛斯征不协，大抵说他坏话的就是斛斯征。其后，征被任为齐州刺史，以罪下狱。他自知罪重，有性命之忧，乃越狱逃走，赵煚竟置过去嫌怨于不顾，上书密奏于武帝曰：“征自以负罪深重，惧死遁逃。若不北窜匈奴，则南投吴越。征虽愚陋，久历清显，奔波敌国，无益圣朝，今者炎旱为灾，可因兹大赦。”武帝从其议，举行大赦，斛斯征就在大赦中得免于罪。赵煚这一建议，主要的目标，就是要使斛斯征脱罪，但他从不言及此事。他的以德报怨的宽大胸襟和为善不欲人知的道德修养，堪为后人的模范。


隋文器重官位直升
杨坚秉周政时，赵煚的官职是益州总管长史，杨广深知其能，意欲拉拢之，擢任他为上开府，旋迁天官都司会，既又升任大宗伯，足见杨广也颇有知人之明。及杨坚建立隋政权，授以玺绂，进位大将军，爵封金城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拜相州刺史。他的官位是直线上升，这固然是靠他的才名和声望得来的，但也是文帝政府吸收新人才的结果。文帝更以赵煚有晓习故事的特长，再行升任，要他担任尚书右仆射的职务，成为隋政府中的第二号要人，与高颎同掌国政。我们知道隋文帝组织第一个政府时，本以才望勋业最重的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宰相），颎谦让，举苏威以自代，文帝称其有荐贤之功而许之，既又后悔，仍以原职畀高颎，以苏威为太子少保，而以名位尚不甚高的赵煚为右仆射，文帝欲在高颎之外，另建心腹以为牵制，是显然可见的。可是赵煚是一位铁铮铮的知识分子，是是非非，一秉至公，敢言直谏，一如在周武帝时代的作风，不肯阿谀取宠，以悦文帝之心，来保持其禄位。故不久以“忤旨”而出任刺史，旋转冀州刺史。
他在冀州刺史任内，以威与德作为行政措施的基本原则。冀州风俗，本甚硗薄，加上久经丧乱，百姓更不知威德为何事。赵煚临之以威，使百姓知政府的政令之重，施之以德，使百姓知为人处世应有的准绳，因此深得人民的爱戴。赵煚曾患病，百姓自动地纷纷为他祈祷，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冀州民间争执时常发生的，是市场买卖之间的纠纷。赵煚考察其中的主要因素，是度量方面缺乏标准之故，商人奸诈，大进小出，民不甘心受欺，以致发生纷扰，乃铸铜斗铁尺，作为买卖准则，市井赖以安定。文帝知道了赵煚行之有效的办法，深为嘉许，特别以此项标准，颁布天下，以为常法。
赵煚田中的蒿草，曾被人偷盗，被有司所执，送请法办。煚认为不必处罚，谓此乃刺史未尽宣化的结果，不但不加罪责，反使人以蒿一车赐赠窃者。窃者内心感到非常的惭愧，其良心所受的责备，过于受刑事的处分。他以德化民的施政，此仅一端而已，无怪冀人对他如此的爱戴了。因此，文帝对于赵煚的地方施政，更为器重。文帝曾巡视洛阳，赵煚特往觐见，文帝特别加以慰勉说：“冀州大藩，民用殷实，卿之为政，深副朕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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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卒之年与降职之幸
开皇九年卒于官，年六十八岁。按开皇九年为公元589年，上推六十八年，即为赵煚的生年，是公元521年，是梁武帝普通二年，是魏孝明帝立已五年，盖即正光元年也。唐李延寿（《北史·魏纪》四）六十八年中，凡历魏、西魏、北周与隋五个朝代，世乱如麻，赵煚可谓已历尽沧桑，终于看到了国家的统一，并在统一政府中工作了九年，亦云幸矣。但是他更侥幸的是在初期隋政府中任副首相的职务并没有好久，即出任地方主官，没有卷入隋的中央政府之政治漩涡，在政途上虽然算不到怎样得意，但他对民间的服务，已经发挥了极大的功能，成绩卓著，反映良好。以他的工作效果得到文帝屡次的嘉许来看，如果他再活下去，可能又被调任隋中央政府的要员，混入政治风波的圈子，那就不见得有如此的好收场了。《隋书》对赵煚和赵芬（亦为天水人）的批评说：“二赵明习故事，当世所推，及居端右，无闻殊绩，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异宜，不可逾量。”这是低估了赵煚的才能。客观地说，赵煚与文帝本来没有什么渊源，文帝徒以左右都是勋旧，深恐结为朋党，以危隋政府，因见赵煚之能，企图建立新干部来牵制旧勋臣，但文帝没有想到赵煚是一个是非分明、不肯屈己而阿人所好以博禄位的人。因此，当他发现这位新干部的人选，未必完全能够听从他的指挥，因而外任，初与“才器分限”无关。但是他的外放与早卒，名位得全，实在是一种幸福。像苏威那样活了一大把年岁，亲历隋的兴亡，亲掌隋政府大权，但他却老来还贪恋禄位，向割据地盘的王世充、李密叩头求职，又向秦王李世民一再求见而被拒，并遭斥辱，与赵煚相较，其幸与不幸，诚不可以道里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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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旦
柳旦字匡德，乃柳机之弟，颇读书籍，且工骑射。周世已任兵部下大夫。杨坚初任周政府丞相时，益州王谦称兵，坚派梁震讨之，柳旦即任梁震的行军长史，平谦有功，授仪同三司。杨坚称帝，封开府、新城县男，其后历授罗、淅、鲁三州刺史，炀帝大业初改任龙川太守。旦任地方主管长官，皆有惠政，尤其是在陇川太守任内，陇川是蛮荒地区，居民多住山洞，互相械斗，常多死伤。柳旦特为开设学校，教以礼义，民风因此大变，炀帝闻之，特下诏褒奖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征还，任以太常少卿，摄判黄门侍郎事。卒于官，年六十一岁。


柳肃
柳肃也是柳机之弟，字匡仁，明敏而娴于占对。周武帝见而异之，召为宣纳上士。杨坚初为丞相时，任以宾曹参军。杨坚称帝时，授太子洗马。陈使谢泉聘周，谢泉是以才学见称的名士，北朝应接谢泉，即由柳肃任之，应对有方，雄辩为人所称，因迁太子仆。时有学士刘臻者，进章仇于宫中为巫蛊事。柳肃谏曰：“殿下帝之冢子；位当储贰，诫在不孝，无患见疑。刘臻书生，鼓摇唇舌，适足以相诳误，愿殿下勿纳之。”柳肃的诤谏，是一派正言。可是太子勇表面称善，内心不怿，曾责刘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肃知之，今面折我。”太子勇自此即不复信任柳肃。太子勇被废，柳肃遂贬为庶民。炀帝闻其事，知柳肃无罪，召还之，任为礼部侍郎，未几转任工部侍郎，颇见信任。炀帝是一个气度窄小的人，但对柳肃之忠于太子勇，则不但不加猜忌，反信任之。只有这一件事，炀帝表示了他的风度。炀帝亲征辽东时，还要他担任涿郡留守，任以后方勤务之职。他是死于大业十一年，没有遇到炀帝以后的无道之事与被弑之惨，所以没有连累到他本人，亦云幸矣。


柳雄亮
柳雄亮是柳机的从弟，柳桧的儿子，字信诚。是一个非常刚正、勇敢而有能力的大孝子。柳桧曾仕周，任华阳太守，黄众宝作乱时被害，雄亮时年只有十四岁，但哀毁逾恒，誓复父仇、手刃杀父之贼的志节。周武帝时，黄众宝率部降周，至长安，甚受武帝的优遇。雄亮乘此难得的机会，突袭众宝而杀之。但他并不畏罪，特至武帝阶前请罪。武帝奇其志节而宥之，且授以凉州总管记室，历迁湖城令、内史中大夫，赐爵汝阳县子。杨坚初为丞相，尉迟回举兵抗坚，镇守江北的司马消难应之。司马消难的防区与南朝的陈境相连，杨坚恐陈助消难，局面难于收拾，乃遣雄亮至陈联欢，达成任务而还，因此颇得杨坚的喜悦。
杨坚称帝，拜雄亮为尚书考功侍郎，寻迁给事黄门侍郎。黄门侍郎的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也就是他的新职，是机要秘书的助理，有审核公文书的责任。他处理公文书，非常负责尽职。尚书省所有的章奏，如有不合法理者，雄亮多所驳正。因此，公卿对他，颇为敬惮。旋以本职兼任检校太子左庶子，进封伯爵。秦王俊镇陇右，出任秦州总管府司马，并兼山南道行台左丞。足证文帝对他的才能之赏识。卒于任所，享年五十有一。


柳謇之
柳謇之是柳机的从子蔡年的儿子。蔡年曾任周的顺州刺史。謇之长身玉立，风度爽朗，仪容甚伟，进退应对，少年时即能中节，不失仪态。儿时，周齐王宪与謇之相遇于途中，见其状貌而奇之，相与交谈，颇为喜悦，因奏请入国子（相当于国立大学），以明经及第，拜宗师中士，转任守庙下士。周武帝致祭大庙，令謇之读祝文，音韵铿锵，清雅悦耳，众皆属目，武帝尤为激赏，擢任宣纳上士。
杨坚为丞相，任为四曹参军，咨典签事。坚称帝，拜任通事舍人，历转内史舍人、兵部司勋、二曹侍郎。謇之好酒，有不醉之量，又善谈笑，但从不乱事，故雅望甚高。时南朝的梁与陈，常有使者至北廷通好，謇之常任接待之职，迁任光禄大夫，实际上已主北廷的外交事宜。十余年间，常参掌朝事，敷奏皆合旨意。吐谷浑来降，文帝妻以宗女光化公主，謇之以散骑常侍的官职，护送至吐谷浑。突厥可汗求和亲结好，文帝以义成公主妻之，仍令謇之送嫁。吐谷浑与突厥，曾赠以马千匹及许多杂物，謇之受而还朝，把这些赠物，都散赠宗族，毫无自私心，以致家无余财，过着清苦的生活。以视李穆之孙与子的吝啬，相去何啻霄壤。文帝仁寿中出为肃州刺史，未几转光州刺史，以丁忧而去职，但其惠政，深为百姓所怀念。
炀帝即位，拜光禄少卿。隋室帝皇递之间，突厥启民可汗，牧畜于定襄一带，已入塞境。炀帝以謇之为使，谕令出塞，突厥从之。謇之还奏，因拜黄门侍郎，这是大业初年的事。其时，炀帝的明德太子忽然逝世，朝臣都认为当立齐王为皇太子，炀帝遂拜柳謇之为齐王长史，期善为抚导之。这次的礼节特别隆重，炀帝法服临轩，备仪卫，令齐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而立，别令吏部尚书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岭南征讨被诬谋反
开皇十七年，岭南南宁一带的李贤，举兵反隋，文帝将发兵讨之，有二三将领自请效命，文帝皆不许，独对虞庆则加以责备说：“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实际上文帝之责虞庆则是吹毛求疵，意别有在。第一，李贤是地方的局部割据，用不到发大兵征讨，更无须宰相亲自远征。第二，虞庆则熟悉北方的边事，如果北边有乱，贼势甚强，要他亲自出征，才算合理。第三，虞庆则生长在北方的寒冷地区，而岭南是副热带地区，尤其是南宁一带已在热带范围，要他亲自率军，出征热带地区地方的割据势力，甚不合理。虞庆则在廷议之时，未有请命南征的表示，是合理的。但是，文帝既然如此对他责备，他少不得面露恐惧之色，拜谢其过。文帝乃命庆则任桂州道行军总管，率军征讨李贤。
但是，他自己的错误，是要他的内弟赵什柱为随军长史。照理，内弟是至亲，应该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无行的小人，暗与庆则的爱妾相通，他常恐事发，正要设法陷害他的姐夫，因而扬言庆则本不欲行，逼于帝命，不得不然。他散布这个言，本来要使文帝知道，加罪于庆则，文帝自然很快地知道了这则消息，甚感不悦。大将出征，向帝辞行，帝照例设宴相送，以礼遣之。但是文帝既不悦于先，此礼遂不举行。至此，庆则始感怏怏不乐，颇不得志。
李贤是经不起一击的毛贼，不久事平庆则北返，至潭州临桂镇。庆则观察形势，眺览山水，认为此地险固，加上四周粮食充足，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乃命什柱赴京报告，意欲说动帝意，派一能将守之。但是什柱则捏造谎言，谓庆则谋反。事理甚为清楚，如果庆则欲反，则据临桂镇称兵，便可如愿，又何必派赵什柱回京报告?此事稍加思虑，即可明其真相，不必派人案验。但文帝不作此想，派人验之，这个派验之人的报告，必然证实了赵什柱的谎言，庆则因遭诛戮。按庆则如有反意，则兵权在握，岂肯束手就缚，文帝如无必杀庆则之意，则当对受命往杀之人，应作弹性的指示。可是文帝也没有这样做，由此足以说明文帝早有除庆则之意，特借此机会而发作耳。所谓“子孙常如今日，世守富贵”，真是言不由衷的欺人之谈而已。庆则之死，真是冤枉之极。
这位出卖姐夫的赵什柱，文帝以为有功，任为柱国，他有什么功?不过正合文帝除庆则的本意罢了，庆则子孝仁，豪侠任气，颇有父风，甚受晋王广的亲信，也以父功拜仪同领，至此除名。晋王府的胜利酒会，文帝以高颎平江南、庆则降突厥，同称国家茂功。但是这两个为国家建立茂功而同为隋政府台柱的功臣，几于同年被诛，但以既杀贺若弼与虞庆则，不能再杀高颎，无法向天下交代，因此庆则之死，暂时救了高颎，而留高颎让炀帝去杀他。文帝之杀戮功臣，此其著者，其他如立功甚多的王世积，对他有救命之恩而建功甚大的元胄，都以莫须有的造反之名被杀，虞庆则受诬而死，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达奚长儒·贺娄子幹代州双将卫边功臣
隋文帝曾派他的第一任内阁的内史监兼吏部尚书虞庆则出兵征突厥，以达奚长儒率骑兵二千自别路奇袭。这一战役是失败的，达奚长儒反被包围，步队死者十之###，但是达奚长儒却以此役的勇敢苦战，为文帝所重，为朝野钦服，声名更盛，列于当代名将之林，突厥对达奚长儒反生畏惧之心，此后闻风而遁，在北疆建立了不世的奇功。
达奚长儒是代人，同时还有一个代人叫做贺娄子幹的，也是为突厥所畏，成为捍卫北方边区的名将，因此，我们称之代州双杰，有介绍其生平奋斗事迹的必要。


将门子弟胆识过人
达奚长儒，达奚是姓，长儒是名，字富仁，我们从他的姓名和籍贯来看，他可能是汉化的鲜卑人。他的祖父名俟，仕魏任定州刺史；父亲名庆，曾任飘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爵封乐安公，他是将门之后。他从小以节操自励，有过人的胆识，质直而恭勤，为人所称。十五岁时便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足证他的父亲去世甚早，西魏将终时，曾任奉平都尉。
西魏宇文泰执政权，对达奚长儒深为赏识，以他作为亲信人员之一，因任为大都督，屡从出击，战功卓著，累迁持节辅军将军，通值散骑常侍，平蜀之役，建功尤大。先是，北周武帝武德四年封柱国达为益州总管。达旋有异志，北周武帝（宇文邕）发兵讨之，达奚长儒任先锋，无论攻城或野战，长儒辄奋勇出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短期间内战争胜利结束。周武帝乃擢长儒为飘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陈宣帝太宣七、八年（公元575—576年）即周武帝五、六年，三次征齐，长儒均随同出征，均有功，迁上府，进爵成安公，食邑一千二百户，荫一子为县公。
周武帝宣政元年的吕梁之役，尤为长儒的一次杰出胜利。先是，宇文周与高齐屡起战端，南朝的陈乘机北伐，先后凡三次；第一次是在陈废帝伯宗光大元年（公元576年），由华皎发动，破周师；第二次是陈宣帝太建五年（公元573年），由吴明彻为主将，大破齐兵，尽复江北至淮南的地区；第三次仍由吴明彻为主将，进攻彭城，军次吕梁（今山东商泽县西南）。时周武帝已经统一黄河流域，陈军攻齐，也就等于攻周，周乃遣乌丸轨与达奚长儒御之，这是周武帝宣政元年（公元578年）的事。武帝的年号，本称武德，灭齐以后，改称宣政。吴明彻是有后援部队的，这支部队由陈景统率，人数七千，号称劲勇。乌丸轨命达奚长儒拒之。长儒先以巨轮数百，击以大石，沉之于水道，连击甚长，以待陈景援军。陈景的水军，以水路阻塞，不能前进，长儒乃纵兵水陆并进，施行突袭，大破之，俘虏达数千人之多，陈景军几于全军覆没，还击吴明彻，并俘获之。这是一次漂亮的大胜仗，陈军自此不敢北出。达奚长儒也以此功，进位大将军，授行军总管，并令巡防北塞，与突厥相遇，又大破之，长儒的声名，自此大著。
杨坚秉周政时，王谦举兵反于蜀的沙氏，上柱国杨永安煽动利兴、沙龙、武文等六州，响应王谦。杨坚命达奚长儒讨之，大破其众。王谦二子自京逃回，奔就其父，也被长儒截获而斩之，一场相当大的风波，由于达奚长儒的奋力作战，一举而平。因此，杨坚益重长儒，及就帝位，擢任上大将军，封蕲春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户。自此，长儒遂在隋廷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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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槃之役杀敌过当
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沙钵略可汗与其弟叶护及潘那可汗等，率兵十余万，突破边界，向南移进，声势颇为浩大，文帝忧之，以内史监兼吏部尚书虞庆则为行军元帅，以达奚长儒为行军总管，率骑兵二千为别路，以与虞庆则相犄角。时值隆冬，北塞气候严寒，虞庆则的主力部队，大约以御寒设备不足，堕指者千余人，作战力大减，进退不能主动，而长儒所部，亦被敌包围，庆则不能救。长儒军与突厥战于周槃，众寡悬殊，军心震惧，但是达奚长儒神色自若，慷慨激昂，视庞大的敌人如无物，士气因而复振，所部遭敌人冲击，散而复聚，与敌作殊死战。部队且战且行，战斗三日，接战十四次，五兵咸尽，战器虽失，则代之以拳击，手皆见骨，仍奋战不已。敌人被杀伤者以万计，长儒亦身被五创，中通者二，战士死伤者十达###，敌为之气夺。突厥此来，原欲大掠秦陇，初无政治目标，既被长儒痛击，自知目的难达，乃焚毁其死伤者的尸体，恸哭而去。长儒在此役中自问必死，以敌人自退之故，卒得裹伤而还，这真是死里求生的一次苦战。文帝对于长儒在这一战役中所表现的视死如归的奋勇精神，大为叹赏，特别下诏褒扬之，诏书说：突厥猖狂，辄犯边塞，犬羊之众，弥更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都，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尽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反，锋刃之余，亡魂窜迹。自非英雄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胜众，若斯之伟，言念勋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国，余勋回授一子，其战亡将士，皆赠官三转，子孙袭之。（《隋书》卷五十三《达奚长儒传》）文帝这道诏书，对达奚长儒，奖饰殊深，亦惟长儒之勇与牺牲，足以当之，随即授宁州刺史，旋转鄜州刺史。
不幸，就在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忽然去世，丁忧去职。长儒本性至孝，尤以父丧甚早，赖母氏之教养，得以成人成才，故以不得奉母终养，痛彻肺腑，水浆不入口者五日，毁伤过度，大有以身殉母之慨。文帝闻之，亦为嗟叹，以天子之命，夺情奉职，任为夏州总管，三州六镇军事，都归他指挥，长儒至此，不得不移孝作忠。北方胡人，闻长儒复任边事，畏其威严，不敢犯边，但长儒卒以母忧而哀伤过度，因病求免。
但是那个时候，国家正在动荡之际，像达奚长儒那样忠爱国家的有用人才，岂能久容其优游养病，故不久又起用他，任为襄州总管，在职不过两年，又转任兰州总管，这便是因为北边又有军事警报之故。文帝恐其兵力单薄，乃命凉州总管独孤罗、原州总管元褒、灵州总管贺若谊等，发卒增援，这一带军事，统统归达奚长儒指挥。胡人闻长儒总镇西北边区，相率远去，不敢来犯。长儒也克尽厥职，亲自率部巡视祁连山北，西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并无胡人踪迹而还，其威名之盛，由此可知。
北边无事，文帝乃转任长儒为荆州总管，这一带三十六州军事，都归他指挥，临行辞帝，帝特别指示他说：“江陵要害，国之南门，今以委公，朕无忧矣。”其见重如此，按文帝猜忌功臣，处处使用小心眼，唯对长儒则始终信任不衰，这是由他纯粹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作战名将，并无政治野心，而且关系简单，并未在中央政府供职，与其他军政要人，并无若何瓜葛，故能安于其位。他在荆州总管任内，不过年余，卒于任所，隋政府仅以“威”为谥，并无其他哀荣之赐，足证文帝对长儒仅利用其才能而已。


簪缨世家屡立战功
代州的另一人杰贺娄子幹，贺娄是姓，子幹是名。他可能也是汉化的鲜卑人。代是他的原籍，先世已随魏南迁，家于关右，他的祖父道成，仕魏，官至太子太傅。父景贤，任右卫大将军，足证他是簪缨世家，魏分东西，贺娄子幹则归西魏。少以骁武知称当世。周武帝时任释褐司水上士，称为强济，任事勤劳，封思安县子，擢为持节仪同大将军，大象初年，领军器监，未几授秦州刺史，晋爵为伯，在西魏武帝时，他的际遇可谓一帆风顺。
杨坚初掌西魏政权，有尉迟回之乱。杨坚以韦孝宽总师干讨之，贺娄子幹与宇文述随军作战，尉迟回军围怀州，子幹与宇文述击破之。捷报至杨坚，杨坚大喜，以书勖之曰：“逆贼尉迟回，敢遣蚁众，作寇怀州，受命诛讨，应机荡涤，闻以嘉赞，不易可言。丈夫富贵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这是杨坚第一次认识贺娄子幹的才能，为子幹在隋室发迹的基础。子幹因此常得到不少的鼓励。自此，每战必身先士卒，登城杀敌，无坚不摧。邺城既破，子幹与崔弘度逐尉迟回于楼上而执之，战事遂告结束。杨坚更喜，擢任上开府，进爵武川县公，食邑三千户，并封其子皎为思安县伯，从杨坚对他的赏赉之厚来看，可知杨坚对于这位新起的才俊之士，具有特别提拔与笼络的用意。杨坚既接帝位，改封为巨鹿郡公。他积功固然极高，但他官爵的直线上升，未始非杨坚吸收新的军事领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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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北胡敌人丧胆
开皇元年，吐谷浑向凉州进犯，文帝派上柱国元谐击之，子幹则以行军总管随征。同时出征的还有郭竣、元浩等，步骑达数万之众。元谐临行，文帝指示他说：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隋书》卷四十《元谐传》）由此，可知文帝此次对吐谷浑的用兵，旨在守御，并无开疆拓土之意。所谓“晓示以德，临之以教”，完全表示文帝于边区以外的游牧族，完全不了解。但是吐谷浑此来，并不是简单的争逐水草，避寒就暖，而是具有政治野心的。过去的羌戎为患，极大多数是单独进行，故易于应付。此次则联合党项羌共同进犯，其将定城王钟利房率军三千，先行渡河，继之以铁骑二万，又继之以铁骑五万，声势堪称浩大。元谐邀击之于丰利，破之；又破其援军。贺娄子幹的偏师，建功尤大，优诏褒之。
其时西北边患，突厥尤甚于吐谷浑，文帝知子幹之能，特令任凉州刺史，防吐谷浑，更所以防突厥也。开皇二年，突蹶固来犯，兰川告急。子幹率兵拒之，两军相遇于可洛该山，突厥部队，远多于贺娄子幹。子幹察看形势，知突厥部队的饮水，取给于兰川，乃阻川为营，截断其水源。不过数日，突厥部队以缺乏饮水，军心已乱，疲敝不堪，乃纵兵奋急，大破之。文帝以其又建一次以少胜多的大功，册授上大将军，并下诏嘉之曰：“于戏（呜呼），敬听朕命，唯尔器量闲明，志情强果，任经武将，勤绩有闻。往岁凶丑未宁，屡惊疆场，拓土靖乱，殊有厥劳，是用崇兹赏典，如此车服，往钦哉。”因擢任上大将军，征授营新都副监，寻拜工部尚书。他是已经由地方军官而进为中央政府的阁员兼部长了。他的升职，完全是驰骋疆场的军功得来的，文帝对子幹似无猜忌之意，这是由于他纯粹为国家出力的军人，他并无政治野心，而且在中央政府的人事关系，只有文帝一人，故文帝不疑其结合朋党对隋政权有所危害，文帝对维护隋政权之安全，可谓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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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定西北两塞又建殊功
贺娄子幹的边功，犹不止此。他虽然已被任为工部尚书，但北边有事，文帝依然要借重他。如开皇二年，突厥又犯边塞，文帝以窦荣定为总管，以贺娄子幹为行军总管，率师拒之，这里有一问题，我们须加研究，贺娄子幹既在边疆屡立大功，而且曾以凉州刺史的身份，单独破突厥于兰川，则此次出师拒突厥，何以不任子幹为总管，而仍在子幹之上，另置一总管，仍令子幹副之，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从好的这一方面看，是由于子幹并未独任总管，恐其资望不足以指挥群军。但从另一角度看，子幹既有才略，虽然对政治并无企图，但他在边区既深有威望而为胡人所惧惮，则拥兵太多，何尝不可在边区自主?故其派窦荣定位居其上，仍有防患于未然之意。窦荣定者，扶风平陵人，根据《隋书·荣定传》（卷三十九），荣定曾“坐事除名，高祖以长公主之故，寻拜右武卫大将军”，从“长公主”一语来看，窦荣定是文帝的大女婿，文帝常常到他家里，赐羊为食，关系之密切，由此可知。开皇二年时他的官衔是上柱国、宁州刺史、右武卫大将军，但是窦荣定过去，并无军功，也没有看到他参加过什么战役。乃知文帝以窦荣定为行军元帅，而佐以贺娄子幹，是以荣定监视子幹且以利用子幹的才能与威望以补其不足，是变相的猜忌。此次出兵，随征者有九个总管，步骑达三万，可见规模相当庞大。来犯的突厥，由沙钵略可汗为首，子幹仍任别路的出击部队。荣定大军，与突厥部队遭遇于凉州附近，两军相持，胜负待决。其地无水，士卒不得饮水，刺马血代之，死者十有二三，会天雨得水，士气始复振，挫突厥之锐，请盟而退。唯子幹所部，大破敌人，斩首千余人，荣定胜得很苦，而且还损失了不少部队，但文帝对荣定赏赐甚厚，进爵安丰郡公，增食邑一千六百户，荫一子显为安康郡公，赐缣万匹，其子亦得缣五千匹。但对贺娄子幹仅遣通事舍人以诏书慰勉之而已。子幹在胜利后请入京朝见，文帝令驰驿至京，这也算对子幹的优遇了。
会吐谷浑复寇边区，文帝仍命子幹拒战。这一次并没有中央军及要员参加，总算畀以全权，不再在他上面加派元帅。子幹奉命，驰至河西，发五州兵，攻入吐谷浑境，杀其男女万余口，只经过二十天，战争即告结束而胜利还京。文帝对西北边区，频受兵灾，民不聊生，以胡人不设村坞，令子幹“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这一主张，又可以看到文帝之不解边情。子幹不以为然，他上书说：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不以为怀。今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广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积，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业，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民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隋书》卷五十三《贺娄子幹传》）对西北边事，子幹明了实际情形，他的建议，是专家的意见，最适当的可行之策。文帝总算还懂得利害，因而同意他的建议，并没坚持他的主张。
未几，吐谷浑又出岷、洮二州，肆行寇掠，子幹督兵赴援，吐谷浑闻风遁走，文帝乃任为榆关总管，指挥十镇军事，旋拜云州（大同一带）刺史，兼备北方的胡人。胡人闻子幹主持西北与北方的边事，皆畏惮殊深，不敢来扰。边区赖以安宁。数年后，突厥见边区无隙可乘，遣使请降，并献羊马。文帝特以子幹为行军总管应接之。还拜云州总管，即以突厥所献之马百匹、羊千头赐子幹，并以书慰劳之曰：“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子幹的忧劳边事，总算得到了报酬。
未几丁母忧去职。照例，父母之丧，称为守制，为期两年四个月。但是，边区甫靖，隋政府深恐子幹不在职，胡人又将起衅，榆关重镇，非子幹镇守，无以慑胡人，乃夺情强起，赴边任职。开皇十四年卒于官，年六十四岁，文帝闻耗，哀伤甚久，赠缣千匹，米麦千斛，作为治丧费用，追赠怀、魏等四州刺史，以“怀”谥之。按我国史籍的传记，往往重于官阶之进退，而不重视记传主人的生卒年月。贺娄子幹卒年既具，由开皇十四年上推六十四年，即为生年。开皇十四年为公元594年，上推六十四年为公元530年，即梁武帝中大同二年，是年魏北齐废帝立，仍为文宣帝天保十年，翌年改元乾明；在北周则为武成元年。子幹任工部尚书不久，始不牵涉于隋中央政府之政治漩涡，故能善终，但其对西北边区与北方边区之贡献，与达奚长儒相较，有过之，无不及，大丈夫建勋业，垂后世，当无分中外，子幹真不虚此生了。


郑译·刘·柳裘·皇甫绩
——附韦謩刘责
我国历史，自五胡乱华至南北朝对立，分裂二百八十多年，至隋文帝建立隋皇朝而始归统一。故杨坚在我国中古史上，有其划时代的地位。但是杨坚的得以建立政权，实由于北周帝室之暗弱与北周政府中的汉臣之助，实在是一次侥幸的成功，得之不以其道的篡位，这是五胡乱华以后的常事，不足为奇，但自国家复归于统一的观点来看，我们决不可以其篡位而抹杀其地位。
杨坚是宏农华阴人，父名忠，随宇文泰工作，故十四岁时被京兆尹辟为功曹，十五岁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十六岁迁飘骑大将军、加开府。周太祖宇文泰见而爱之。武帝即位，权臣宇文护执政，深恶杨坚，屡图加害，幸赖大将军侯伏、侯寿的庇护，因得免祸。唯武帝对于杨坚则甚为器重，宇文护被诛后，武帝特聘杨坚之女为太子妃，益见亲厚。周武帝卒，传子赟，称宣帝，好近小人而杀戮忠正之臣，杨坚的同学郑译就在那个时候被任为内史中大夫，成为宣帝的嬖臣。宣帝在位一年，禅位于其太子阐，是即静帝，赟自称天元皇帝，以杨坚为后父之故，任为上柱国、大司马、大前疑，辅政，而令宗室诸王皆就国。这位天元皇帝真是好色的天子，妃朱氏、元氏、陈氏、尉迟氏皆以宠而称后，连同杨坚之女，并称五后，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杨后颇贤，四后及宫中妃嫔皆礼敬之，独天元皇帝不悦，迫令自决。杨坚妻独孤氏特往见帝，叩头流血，始得免死，但以杨坚威望日隆，仍愤然谓后曰“必灭尔家”，曾欲杀杨坚而未果。唯郑译则与杨坚深相结纳。天元禅国后，年余而卒，时为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公元580年）。郑译与小御正刘、御史大夫柳裘、韦謩、御正下士皇甫绩相议，矫诏引杨坚辅政，坚自称为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百官均听命于杨坚，静帝仅仅是傀儡而已。由是建立了杨坚篡位得国的基础。故郑译、刘等为北周的乱臣贼子，而为隋的开国功臣。我们介绍隋代的风云人物，这五个人，不能不叙述其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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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译(1)
郑译字正义，荥阳开封人。他的祖父名琼，仕魏为太常。父亲叫做道邕，仕魏为司空，官位都很高，郑译可以说簪缨世家。郑译少善骑射，读书颇有识见，兼通音律，称得起文武兼全的才俊之士。他的从祖文宽，曾娶魏的平阳公主，乃周太祖宇文泰之妹。平阳公主无出，宇文泰令郑译嗣之。故少为宇文泰所亲善，常令译与诸子同游，以宗室子弟视之。不过是十多岁的时候罢，曾往见相府司录李长宗，长宗以其年少，在大庭广众中戏之。郑译正色谓长宗曰：“明公位望不轻，瞻仰斯属，辄相习狎，无乃丧德也。”长宗因而异之。可见他少年的时候，俨然是一个正人君子的模样。
周武帝时，任给事中士，拜银青光禄大夫，转左侍上士，与仪同刘，共事帝侧，甚见亲信。适逢郑译丧妻，帝特命续娶梁安固公主，其见重如此。时武帝日理万机，公务忙碌不堪，急欲使太子成才，以为副佐，因令郑译转任太子宫尹，期望有所辅弼。不过这位太子赟实在是一个不成材的失德之人，武帝曾因其过错，怒而杖之。齐王宪曾言于帝曰：“普洛茹（杨坚赐姓）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内史王轨亦言于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洛茹坚貌有反相。”武帝皆不从。乌丸轨又屡言于帝，请废太子而立秦王广，武帝似有动摇之意，太子因不自安。会吐谷浑进犯西北边区，诏太子征之。太子乃与郑译相谋，谓：“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无扶苏之事乎?”郑译对太子说：“愿殿下勉著仁义，无失子道而已，勿为他虑。”其时郑译的言论，还不失于正。及吐谷浑被败，太子凯旋而还，论功以郑译称最，赐爵开国子，食邑三百户。
这一封赏，使郑译心花怒放，得意得六神无主似的。由于和太子日益亲近，举措间常有亵狎的情事，被武帝所知，大怒，除名为民，唯太子左右已无郑译而不乐，常私召之，戏狎如故。郑译曾私谓太子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太子大乐，益相昵近。及武帝卒，赟嗣位，略无戚容，抚其杖痕而骂其父曰：“死晚矣。”其无人子之度，乌丸轨所说，诚不诬矣。郑译在新帝宣帝就位后，即超拜内史下大夫，一说为中大夫，封归昌县公，食邑一千户，并以朝政委郑译，未几迁内史上大夫，进封沛国公，增食邑为五千户，其子善愿袭归昌公，元琮为永安县男，并令监国史。郑译至此，青云直上，得意非凡，朝政多所专擅，性又自私，乘帝巡视东京，私取官家财物，营造私第。宣帝知道了这回事，居然大怒，免除郑译的一切官职，赐为平民。但是郑译的死党，宣帝另一嬖臣刘，则屡请宣帝宽恕郑译，召回任官。宣帝从之，召任领内史事，相待如初。
杨坚知宣帝深恶之，心不自安，期欲外任。以郑译能向帝进言，而郑译又以与坚同学之故，知坚有雄图，早已深相结纳。坚乃邀郑译至其私邸，谓译曰：“久愿出藩（时坚已封隋国公），公所悉也，敢布腹心，少留意焉。”郑译许即进言，并谓：“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由此可知二人默契之深。会宣帝将伐陈，遣郑译统兵为元帅，译乘机向宣帝建议说：“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不能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宣帝乃令杨坚为扬州总管，令与郑译会师寿阳。但是部署虽定，兵尚未动，而宣帝患病甚重，郑译乃与刘等假传圣旨，引杨坚入内领命受托，宣诏文武百官，皆受杨坚节制。时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与内侍欲引大将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郑译知道了这一变故，立即率令开府杨惠及刘、皇甫绩、柳裘等径入殿中。宇文仲与颜之仪等见译等如此举动，颇感惊愕，逡巡欲出，杨坚趋前执之。于是再发伪旨，任译为内史上大夫，次日杨坚就丞相职，即拜郑译为柱国、相府长史，治内史上大夫事。这是一次不流血的政变，主谋者实为郑译、刘等人，杨坚等于举手投足之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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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译(2)
未几，杨坚为大冢宰，总揽朝政，郑译也官升一级，兼领天官都府司，会总六府之事，得到带甲出入内府的特权，言无不从，与刘等同为杨坚政府中第一红人，所赐玉帛，不可胜计，然译犹以不足，贪污赃赋，无恶不作，不亲职务，唯阴险刻薄是务，声名至为狼藉，但杨坚在平定尉迟回之乱后，仍进封译为上柱国，恕以十死；暗中却关照各级官属，不得白事于译，是为杨坚疏远郑译的开端。按杨坚很痛快地就任大冢宰，是由于郑译要做大司马，刘要做小冢宰，杨坚当时的地位，还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因从李德林计，即就大冢宰以压服他们，否则，照杨坚的个性，一定经过一番半推半就和多人的劝进，才会“勉强”就职。
杨坚已开始疏郑译，但是毫无警觉的郑译，仍然坐厅听事，但以久无关白，始生悚惧，向杨坚顿首，请求解除职务。杨坚虽以郑译有定策之功，予以宽慰，接以恩礼，不忍遽予废弃。及杨坚为帝，命郑译以上柱国归第，赏赐极为丰厚，并封他的儿子元为城皋郡公，食邑二千户，元珣为永安县男，追赠其父及亡兄二人为刺史。杨坚对郑译虽然不再信任，但是对他敷衍得很周到，面子仍然是十足的。
我们从郑译与宣帝为太子时亵昵的情形来看，从郑译在把杨坚捧上丞相宝座以后的作为来看，已可知道他是一个仗势弄权、贪得无厌的小人，杨坚要他归第享福，这等于剥夺他所有的权职，他会安于其位吗?不，他绝对的不能，他阴召道士，举行斋醮，名为祈福，实欲以巫蛊老法子，促杨坚速死。他对他的婢仆，大概甚为刻薄，故其婢以郑译所作巫蛊左道之事，向杨坚举发。杨坚乃召郑译责之曰：“我不负公，此何意也?”郑译当然无话可对，但杨坚仍予宽容，不加深究，这并不表示杨坚的厚道，实以大局未定，郑译又有定策扶立之功，故示人以广，以揽人心，以安其他拥坚之人的心而已。
不过郑译还有一件被人讥议的大缺点，那就是他不与其母同住一处，这是一项不孝的不道德行为。宪司摭拾其事而劾之，杨坚乃以此为借口，宣布其罪状说：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仍遣与母共居。（《隋书》卷三十八《译传》）照杨坚所宣布的郑译罪状，应该处以重刑，但杨坚还念其旧功，仅予除名的处分，“无以置之”四字，足证杨坚处置此事的苦心。
但是杨坚对于这位有定策之功的老同学，始终耿耿于怀，曲意成全，未几又下诏征还，令其参加律令的整理。又未几，授开府隆州刺史。这在郑译来说，真是委曲之至，故在职不久，以生病为借口，请还治疾，文帝许之，并赐宴，因谓译曰：“贬退已久，情相矜愍。”因复令为沛国公、上柱国，并对群臣说：“郑译与朕，同生共死，间关危难，兴言及此，何日忘之。”郑译乘机，奉觞上寿。文帝因令内史令立作诏书，高颎戏之曰“笔干”。郑译答之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他心中的牢骚，仍然溢于言表，文帝则以幽默的大笑，结束这一次不很愉快的宴会，郑译无兵权，不足以危害隋政权，故能保全其生命。
自五胡乱华以后，乐律已失，有重修之必要。郑译通晓音律，文帝乃令他参加此事。先是，文帝时所奏乐章，都沿自魏周，皆歌颂胡人歌德，乃令太常卿61阅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陈(2)
炀帝在人心思乱的大###中，又游江都。时江淮地区，亦已骚动，如海陵一带的李子通、淮北地区的左才相、六合一带的杜伏威等，相继为乱，这些乱区都在江都的东、北、西三面，江都可以说已在乱徒马蹄形的包围中了。炀帝为了安全，乃使陈以宿卫兵击之。陈从容应付，把乱军各个荡平，一夕数惊的江都因得暂告安定，因超擢陈任右御卫将军。但没有多久，宣城又发生乱事，炀帝仍令陈稜讨平之。当时护卫着炀帝的忠诚部队，只有陈，而陈又东征西讨，席不暇暖，致使留着保护炀帝的部队，只有以关中士卒为主的司马德戡与裴虔通所部。时炀帝以还京之途不通，有都于丹阳之议。关中士卒，以回家无期，遂生怨望。司马德戡等乃与宇文化及、智及两兄弟勾结，先造谣言，谓炀帝已知骁果（警卫军）有叛意，将设宴会，用鸩酒尽杀骁果，骁果皆耸惧，司马德戡乃告以谋变之意，众皆唯命是听。德戡等遂乱，暗开宫门，交通外兵，执炀帝，由宇文化及执政权，炀帝即被害。化及引兵北上，命陈守江都。
陈既入扬州，为炀帝发丧，部众皆缟素举哀，改葬炀帝于吴公台下，服麻衣，持哭丧棒送丧，备极哀恸，连路人都受感动，天下义之。由此可知陈对炀帝始终忠心耿耿，虽然对炀帝这样的国君侍之以忠，并无多大意义，但大丈夫出处进退，必守大节，陈有之矣。李子通曾被败于陈，怨之，构害陈，陈不安，乃奔杜伏威。杜伏威也曾被陈所败，忌之甚深，陈终被所害。这就表示了当时的炀帝，已成人人所恨的独夫，故忠于炀帝者无所托足，陈之无以保全其生命，即以此故。古人云：“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陈无择主的意志，以致被炀帝所用，奋力以求功名，虽勋成名立，奋斗有成，而不免于枉死，然其忠义之节，亦足以风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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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绍太原起兵的首谋人
唐太宗凌烟阁上二十四位开国功臣中，柴绍是其中之一，名次虽在中间，但却是太原反隋起兵的最初决策人之一。太原反隋运动的中心人物，便是李世民，也就是后来的秦王，即帝位后称唐太宗。柴绍则为世民志同道合的姐夫。《唐书·高祖本纪》说： 是时（大业十二年）炀帝南游江都，天下盗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 正为宫人侍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已而许之曰： 吾爱汝，岂忍执汝告汝邪? （《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第一）从这则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太原起兵的最初决策者除李世民外，还有刘文静、裴寂二人。太原将举兵时，柴绍在京师，得密告。绍乃间道东走，晋谒高祖与世民。柴绍者，高祖的女婿，其妻也就是后来被封为平阳公主的高祖第三女。由此可知太原的反隋运动，柴绍是参与机密的人，其在长安负有察看那方面的情形的责任，以供太原参考，故义兵起而迅速返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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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妇英雄唐初功臣
柴绍字嗣昌，晋州临汾人。祖父名烈，仕宇文周，任骠骑大将军，遂、梁二州刺史，封冠军县公。父名慎，仕隋，任太子右内率，封钜鹿郡公。柴绍幼年，即以勇力与矫捷著称于世，有任侠特性，在关中颇有声望。仕隋，任太子牵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隋唐间的纷乱与统一杨广之恶(2)
此外，尚有河北的张金称、灵武的白瑜娑、河间的格谦、济阴的孟海公、余杭的刘元进、吴郡的朱爕、晋陵的管崇、离石的胡人刘苗王、汲郡的王德仁、齐郡的孟让、上谷的王须拓、魏刀儿、河南的卢明月等和其他小股的匪盗，尚无法一一列举，全国无处不乱，而炀帝尚逍遥自在地游乐，真是天下第一昏君。
由上列表和表外的叛乱实际状况来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第一，叛乱中颇有原任地方官吏者，如罗艺、梁师都、薛举、沈法兴、王世充、李渊等，也有炀帝的亲信如宇文化及。按宇文化及为宇文述的长子，宇文述为隋文帝的大女婿，即炀帝的大姐夫，化及是他的外甥。宇文述向来是炀帝的死党，炀帝之得为太子，是杨素、献皇后内外勾结的结果，为之结杨素者即宇文述。宇文述临死时，把他的儿子化及、智及托孤给炀帝，而弑炀帝的即化及。隋廷官吏之首先造反的就是杨素之子杨玄感，其时地方主管的反隋，不过以杨玄感为榜样而已。
第二，造反最多的是所谓“群盗”，他们有的是地方豪强，有的是逃窜的官吏或士兵，有的是不堪苛捐杂税的压迫而反抗。
第三，南朝旧日帝裔之反隋者，只有一个萧铣，此与秦末诸侯之裔的纷起谋复故国者大不相同。
第四，在北方反隋的，多半受到突厥的支援，如刘武周简直就是突厥所立，称为定杨可汗，梁师都亦突厥所立称大度毘可汗，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立为屋利设，即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也得到突厥一千匹马的支援，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以这支骑兵为基本部队，东战西荡而获得最后胜利的。
就整个的历史事实说，隋文帝父子任用非人，不该嫉妒的反嫉妒之，而豺狼小人则充斥左右。文帝末年，对他忠心的只有黄门侍郎元岩、徒拥虚名的兵部尚书柳述，他自己已是困处宫中的独夫。炀帝最后一次的游幸江都，实际上是逃难在江都，对他忠心的只有一个陈稜，而又被派在外面剿匪，他也是真正的独夫了。无怪他酗酒以后，指指自己的脑袋说：“好头颅谁当来砍。”但他不知道砍他头颅的就是他所宠信的宇文化及。暴政必亡，此为明证。


唐初统一全国的经过(1)
秦盛而兴汉，隋盛而兴唐，这是我国历史上绝相似的一页。隋末大乱时，唐高祖李渊不过是一个太原留守，他的势力圈是极小的一个圈子，比起李密、萧铣等所据的地盘小得多了。李渊是一个相当谨慎的人，他之起兵抗隋，决谋定策之人是他的二儿子世民，助之者只有刘文静。当时的李世民不过是十几岁的大孩子，可是他的雄才大略，出于天赋，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才能，在我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他的军事计划，有其整个步骤。隋末，李渊的官位虽然是太原留守，但其实际的地盘，却在今秦岭以北陕西和黄河以东的大部分。他起兵以后，首先采取外交攻势，派遣使者，游说山南（即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区及山东地区、巴蜀），要这些地区，接受李渊的统治，都能达到目的。李世民认为薛举在陇右，是他后方的大威胁，所以他首先要消灭薛举。由于他的力量还不算太大，因此他与河西的李轨，认作本家，称他为从弟，封为凉王，以断薛举的后援，这一目的轻易地达到了。薛举时称秦王，其根据地在兰州一带。薛举见唐已取关中，遣其子薛仁杲侵入渭河中游的扶风，被李世民击败，但在高墌（今甘肃的东部），唐兵受挫。未几薛举病死，仁杲继位，残暴不仁，与部将多不睦，李世民乘间进攻，克折墌，仁杲出城降，陇右悉平。
其次是平定河西，这本是李轨的地盘，李轨虽与唐结好，但对凉王的名义不惬，自称皇帝。李世民乃与吐谷浑可汗伏允联合，夹攻李轨。世民部下有安兴贵者，为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兴贵请归，说降李轨，李轨不从，李轨兵败被俘，河西遂入唐的势力圈，李世民无后顾之忧，于是东向。
李世民向东进兵的目标是河东，河东是突厥所立的定杨可汗刘武周的地盘。武周兵力本强，兼有突厥的后盾，河东唐兵李元吉、裴寂所部，均被击败，李渊惧，有放弃河东经营之意。李世民力谏不可，乃以世民总戎事，发关中兵击武周，大破之。刘武周遁向突厥，于是山西北部尽为唐有，河东遂平。这是唐高祖武德二三年间（公元619—620年）的事。
河东既平，李世民乃经营大河南北的地区，这是王世充的地盘，时世充已称郑帝。世民军东出，先取辕要塞，辕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其山接巩县与登封，是东西往来的孔道，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辕既被唐军所占，河南诸州遂多向唐投降，但王世充仍图顽抗。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两军相遇谷水（今河南西部卢氏县境），唐兵大胜，进围洛阳，王世充求救于夏王窦建德，其援兵复被李世民败于虎牢关下，窦建德且被俘，王世充出降，郑夏二国，同时覆亡，大河中游的南北，悉为唐有。李世民乃班兵返长安，略作整补。
窦建德之败亡，其将刘黑闼起兵漳南，败唐之守军，自称汉东王。武德五年，又被李世民击败。黑闼既败，乃奔突厥，引突厥兵犯境。但在翌年，刘黑闼被部将诸葛德威所执，送唐营投降，于是河北悉定。
北方无事，山南与巴蜀悉定，唐的政治势力且入今云南的滇池一带。
黄河流域的平定，可以说是李世民一人的功绩。别路经营长江中游者，乃李靖一人之功。李靖是隋将韩擒虎的外甥，他曾见杨素，不录用，曾举发李渊的叛变，道路不通，卒为唐将。武德四年，唐以赵郡王孝恭为夔州总管，李靖为行军总管（一说主将为唐宗室李道宗，李靖为长史），自巴蜀东下长江，进击梁帝萧铣于江陵而破之，萧铣出降，梁亡，江汉地区悉平。李靖并乘机南略岭南，下九十六州，西江流域亦定。江西与广东的一部，本是林士宏的割据区，他出身于土匪，故地盘虽广，力量不大。武德五年，林士宏死，更如群龙无首，故李靖南下后，林士宏的原割据区，就归于唐的统治之下了。至此唐的势力，直达北越。国家统一在唐政权之下，已达十之七八，所未定者仅扬子江下游一隅之地了。
其时扬子江的地盘是沈法兴据有的。沈法兴在宇文化及北遁时，已下江东十余郡，武德二年进据毘陵（江苏武进）京口，自称梁王。原在海陵割据的李子通，则移都扬州，称吴帝，与沈法兴争地盘，丹阳、毘陵皆降子通，法兴乃退据吴郡（江苏吴县）。杜伏威本据安徽中部，唐军既破萧铣，渐与伏威地盘相近。伏威自知势单力薄，不能抗唐军，乃降。时本据皖中称吴帝的辅公祏，已降杜伏威。伏威降唐后，遣辅公祏攻李子通，破扬州，子通走保京口。但子通仍有余力，攻沈法兴于吴郡而大破之，沈法兴投水而死，梁遂亡，吴郡遂入子通手。武德四年，杜伏威击破李子通而俘之，执送长安，吴亦亡，淮南、江东的地盘，尽入杜伏威之手。翌年，杜伏威入长安朝觐，而辅公祏竟于翌年叛变称帝，仍由李靖讨平之。江淮地区的割据势力互相侵并缠斗，使唐军未烦一军，即告解决，辅公祏在此种形势下称叛称帝，真是自寻死路。


唐初统一全国的经过(2)
唐对全国的统一，先后只经过了六个年头，便把纷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完全收拾停当，可谓迅速之至。到了武德六年，没有平定的只有朔方的梁师都，他是突厥强力支持的，突厥所立的大度毘可汗就是他。国家初定，尚无充分的力量，不便与突厥轻启战端。故梁师都的平定，直至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始加###，梁师都被杀，陕北始归唐的版图。
我们试以唐的统一全国与汉的统一全国作一比较。秦末大乱，偏于北方，群雄角逐的结果，只留下楚（项羽）汉（刘邦）两强，相持了五年，刘邦始战胜项羽，完成北方的统一。但岭南的赵佗，在吕后五年，尚自称帝，文帝时始去帝号而称臣，其臣服汉室，依然是形式的而不是实质的，直到武帝时始讨平之，分设郡县。这是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的事。按汉高祖灭项羽是公元前201年，可知岭南的平定在汉统一后的九十多年，而昆明的底定，更在六年以后的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在汉克项羽之后一百多年了。由此可知李世民对国家统一的贡献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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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结局(1)
瓦岗寨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这是以小说的流传与京剧的经常演出而普为人知的。迄今经常演出的有关瓦岗寨的京剧，有《秦琼卖马》，是谭鑫培的名作，《秦琼发配》与《三家店》，是马连良的名作，还有一般剧艺家所常演的，有《虹霓关》亦名《王伯当招亲》，《断密涧》亦名《双投唐》，也称《河阳公主》以及《锁五龙》等。瓦岗寨的主人是李密，不但确有其人，而且《隋书》、《旧唐书》与《新唐书》都有他的传，不过不如小说和戏剧的夸大或增加许多穿插罢了。本文前面所列的隋末叛乱情形表，列有李密即蒲山公，就指此公。他的割据地是河南诸郡。他的结局如何?上文没有交代，这里作一个具体的说明。
李密字法主，祖继，仕周封刑国公。父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隋，均为名将，官至柱国，封为蒲山公。李密的封号，是承袭父爵。李密才兼文武，长于筹策，曾精读《史记》、《汉书》，尤好兵书。开皇中袭爵以后，散家财，赒亲故，结豪杰，好与贤士往来，结识的人才很多，颇以宏远的志气自负。他在许多朋友中，独善杨素之子杨玄感，成刎颈之交。炀帝大业初曾授亲卫大都督，辞而不就，而独参加杨玄感之乱，为其谋主。足证其早有自建政权的野心。
杨玄感既乘炀帝征辽的机会，举兵反于黎阳，李密向其建议上、中、下三策。他说： 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趋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又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文昇，不足为意，今宜率众，经城勿攻，轻赍鼓行，务早西入。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袆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未可知，此计之下也。（《隋书》卷七十《李密》）杨玄感是虚有其表的纨袴公子，只知骄矜豪奢，不明天下大势，他反以李密之下计为上计，以致失败。李密等在玄感西行途中的阌乡，逃往关中，匿居于玄感从叔的家中，被人告发，执送炀帝所。李密在途中，以金示押送的使者，嘱其在密死后作埋葬之用。使者不虞有他，监禁渐疏，且多酗酒，李密遂得脱身逃走，与王仲伯投依平原贼帅郝孝德，其人多机诈，由此可知。郝孝德颇轻视李密，密乃改变姓名，南走淮南，如此一再逃遁，终于投东郡贼帅翟让，时翟让已聚众万余人。但翟让部中有杨玄感余党，将举发之。李密大惧，乃因王伯当以策说翟让。翟让乃遣李密游说诸小贼来归，由是渐得翟让的信任。李密乃向翟让献计： 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疲，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趋荥阳，休兵馆谷，待士肥充，然（疑掉一“后”字）可与人争利。（同上）翟让从其计，乃破金阳，掠荥阳诸城堡，皆下之。但让兵屡败于荥阳太守之部将张须陀，内心恐惧，意欲遁走。李密谏阻之，谓“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翟让乃分兵千余交李密，伏于林间。两阵既列，翟让不敌，稍却；李密发伏兵，自后袭击须陀，须陀兵大溃，阵斩须陀。翟让乃令别统所部，连牙设帐。至此，李密才有了自己指挥的部队。密乃更向翟让献计，直掩兴洛仓，发谷济民，民归之者日众。隋遣越王侗刘长荣等讨之，反为所败，长荣仅以身免。翟让因推李密为主，进称魏公。至此，李密就代替翟让统率其众，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这些人都颇具才识，是李密素所赏识的。翟让则受拜为司徒、东郡公，其他诸将都封拜有差。这是李密称魏公的由来，是他的才能争取来的。
此后长白山贼孟让劫东郡归密，攻下巩县，虏其县长柴孝和，密拜为护军武贲郎将，裴仁基则以武牢归密，他们以二万余兵攻，袭破回洛仓，烧天津桥，纵兵大掠，这是李密出兵以来最大的破绽，其不能制孟让与裴仁基之胡作非为，亦足以说明李密虽有智能，但并不足成大事。仁基等所部既事劫掠，当然行阵散乱，因被东都兵所败。于是李密亲率兵三万再攻东都军而败之，复据回洛仓。柴孝和因向李密建议以锐师袭关中，回扫巩洛，天下可传檄而定，不可让人快鞭先著。李密认为这本是上计，但隋兵尚多，群盗犹众，尚不宜轻进，因遣柴孝和至陕县察看，群盗归之者万余人，李密则与官军相拒。时王世充尚未叛隋，受隋帝命击李密，密为流矢所中，休养营中，军中无主，遂大败，回守洛口。世充营于洛西，相拒百余日。翟让之兄翟宽，见李密之行动，颇不平，阴图除密，李密闻之，亦欲除让。但让军被王世充所败。遂率骁将单雄等击世充败之。在胜利后，李密即除翟让兄弟及其徒众。徐世勣（即后日的李勣）本翟让旧部，亦被砍受重伤，李密知世勣之才能，因止之，世勣遂归密。世充移营洛北，密复以精锐分三队薄之，世充又败，所部溺水者数万人，世充仅以身免。越王侗接位，命李密攻化及，留徐世勣守仓城。宇文化及之西进，其粮秣皆在东郡，令王轨守之，王轨降密，化及兵遂饥饿不能战，而李密则粮多而衣少，两恶相议，交换粮衣，这是别具野心的密将邴元真所促成。时邴元真守洛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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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结局(2)
李密之征宇文化及，王世充乘机治军器，犒将士，军心复振，悉众攻密。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将迎战，遣部将裴行严逆之，鏖战激烈，密部骁将孙长乐、程（俗作咬）金等十余人皆受伤，密患之，邴元真即于此时降王世充。世充军潜济洛水，密知不能敌而退。其时王伯当亦弃金墉而保河阳，李密就之。密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日自刎，以谢众。”众皆泣，不能仰视。密复谓众曰：“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掾柳燮进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明公与长安宗族，有畴昔之遇，虽不陪起义，然而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国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众皆赞同，密等遂与王伯当归唐室，封邢国公，拜光禄大夫。故李密之败，实由王世充。其所部骁将如程金（程知节）等，智谋之士如徐世勣等亦皆归唐，再加上李世民的善于抚慰运用，唐的人才，就增加了很多。这对李世民以后的建功立业，大有贡献。故京剧所演的《双投唐》，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但以河阳公主妻之，则无史实可稽。
但是李密实在不是安分守己的人，唐也不是真的诚意信任这个具有雄才大略的野心人物。李的投唐是势穷力促之故，唐的容密，是要他抵御王世充的来攻，其初唐对李密恩礼有加，便以此故。但在王世充等被消灭以后，礼遇渐衰，甚至不如待他的部下徐世勣、秦叔宝等人，他不能忍耐，因复与王伯当谋反唐室，王伯当力劝不从，遂成《双叛唐》。唐遣盛师彦率数千骑追之，密在陆浑县南的山谷中遇伏兵，被杀，王伯当同时死难。但不知其死地是不是叫做“断密涧”。李密既平，唐宣布其罪状，徐世勣请收葬获准。勣等对密仍行君臣之礼，三军皆缟素，故人哭之者甚众，甚至有呕血者。可知李密军中义士固不少。
我们从隋末的割据群雄中作一综合的观察，除李世民与李密外，实皆庸碌不足称道。但李密工于为人谋而拙于为己谋。他为杨玄感所献的上、中、下三计，其上、中二计，成功之胜算极高，如被采用，则炀帝不能归，隋即亡，但杨玄感终不能成事，此后情势，便难逆料。但当他为自己发号施令时却以盗匪出身，只知劫掠，不知军阵的于让与隋降将裴仁基攻回洛仓而大肆劫掠，致失民心，此一误也。复从隋之命，攻宇文化及，舍王世充而留余孽，卒致败绩，此二误也。更从邴元真的建议，以粮易宇文化及之衣，使自己所部反陷饥饿而军心涣散，此三误也。派人监视洛水对岸的王世充部之济河，而监视者不称职，使王世充军得以济渡，所派非人，此四误也。李密本计，原欲使王世充部半渡而击之，他自己的部队应该严装待发，则王世充军虽毕济，亦不致匆皇应战而败，此五误也。但是话得说回来，即使洛口之战，李密获得胜利，则李密遂当唐军规复两河之前哨，其能否对智勇高人一等的李世民军，也是问题。观乎李密尚在盛时，而不能挡王世充之攻击，则其不能挡李世民军，亦可预知之。其因洛口之败而降唐，使唐营中得以增多了勇将与谋士，对国家之迅速统一，也是有裨益的。


温氏三雄：大雅、彦博与大有知机识时大雅所长
唐高祖起兵于太原，兵微将寡，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但不怕生死，举家相从者，实以温氏三兄弟之义声为高。温氏三兄弟，长大雅字彦弘，次彦博以字行，三名大有字彦将，都是才兼文武，性秉孝友，才能与修养兼备，为时人所推崇，为高祖父子所倚重。
温家是太原祁人，父名君悠，先事北齐，为文林馆学士。仕隋，任泗州司马，官阶虽不高，但颇知事务。这位老太爷在大业末年，曾任司隶从事，但他鉴于隋政不纲，盗贼蜂起，知大乱已势不可免，乃借口患病，辞职回家。长子大雅，素性至孝，少好学问，以才辩著称。仕隋，任东宫学士，继任长安县尉，丁父忧去职，时天下已乱，故不求仕进，居家休养，但其人品与才能，颇为李渊所重，礼遇甚优。他们兄弟并不是太原首义人物，但义兵既起，即被李渊罗致幕中，任大雅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自起兵至称帝的一年多时间内，所有重要文件与典章制度的草创，都是大雅与窦威、陈达等所定，故李渊以汉高祖时代的叔孙通拟之。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迁任黄门侍郎，也是执掌机要，参与朝政的重要职务。
太原起兵时，温彦博同时被任为中书侍郎，与兄大雅同在高祖的近居办公，随时可与高祖商协问题，故时人以为这是难得的荣宠，高祖尝戏谓大雅兄弟等说：“我起义晋阳，为卿等一门耳。”君臣间脱略形迹，相处如同家人。
秦王世民，对温氏兄弟也极为尊重，视同兄弟。大家都知道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都嫉妒秦王功高盖世，名震环宇，是建成太子地位的极大威胁，因时时设法以害世民。世民为安全计，特别经营洛阳以为退路，他本来自请镇守洛阳，但为建成等设法阻止，乃命温大雅代往坐镇，时大雅已在唐政府任工部尚书，乃加一个陕东道大行台的职衔。由此，可知高祖与秦王都是极看重温大雅的。世民甚至把温大雅看作自己的替身，此不仅表示大雅才能之高，同时更是说明他和世民关系之密。大雅身在洛阳，心在秦王府，数向秦王献秘策，颇受世民重视。及玄武门事变，世民代掌朝政，召还大雅，任以礼部尚书之职，并封爵黎国公。
在此以前的温家，是一个普通小康之家，故祖坟葬地也同于遍户人家。至此，大雅要改葬其祖父之墓。命卜筮者谋求墓地。几经设法，勉强找得一地，但筮者认为此地风水，“害兄而福弟”。大雅立作决定，他说：“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由此，可知大雅不仅对亲孝，而且对弟义，他的人格是完美的。他把祖父改葬后过了一年多，便也去世了。唐政府以“孝”谥之。高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追念起兵功臣，赠尚书右仆射，并授其子无隐为工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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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博高才殉于官职
温彦博是大雅的次弟，自幼聪慧，颇涉文史，甚有口辩。其父职辈如薛道衡、李纲等都是一代名士，见其兄弟三人，都叹称异才，不难博取卿相。隋文帝开皇末年（公元600年），秦孝王俊爱其才，推荐于文帝，任彦博为州牧，旋授文林郎，直内史省，转通直译者。隋末大乱，称叛于幽州的总管罗艺，引为司马，罗艺以幽州归唐，实彦博促成之功居多，因受命任幽州都督府长史，旋征为中书舍人，徙中书侍郎，封西河郡公，与兄大雅同为高祖办理机要文书，正温氏春风得意时也。
其时高丽派使臣至唐，贡献方物。高祖以国家名义初立，四方尚未平静，不欲以上国自居，使高丽生变，因对群臣说：“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可即为诏，述朕此怀也。”以隋之强大，而高丽敢于相抗，李唐初立，遣使贡物，这分明是探听虚实而来，高祖懂得他的意思，所以不以上国自居，以免引起麻烦。可是温彦博不作如此想，他说：“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瞩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温彦博认为唐必统一全国而为诸夷之长，此时极不能自贬地位，以免将来难于处理。高祖对于彦博的意见，立即接受。
突厥南犯，高祖命右卫大将军张瑾为并州道行军总管，以温彦博为行军长史，以拒突厥。两军相遇于太谷，唐军败，彦博被突厥所俘。突厥酋长颉利以其为唐的近臣，必知唐军的虚实，迫问其兵马多少?彦博矢口不言。颉利怒，迁彦博于阴山苦寒之地以困之，彦博不为动。
及太宗即位，颉利可汗向唐输款，彦博始得还国，太宗以雍州治中任之，未几转检校吏部侍郎。彦博在任内对人事之浮冗者，多所淘汰，但被退者不服彦博之所为，相与争论于朝堂，嚣讼盈庭，彦博逞其才辩，绝不让步，终日喧攘，以致被识者所嗤，亦足见彦博处事之认真。因此，得任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迁御史大夫，仍检校中书侍郎事如故。
彦博之长于舌辩，对太宗之接待外来使节，颇多贡献。每有外使入朝，太宗必以彦博为代表，问他们国内的风俗习惯等，口若悬河，声韵高朗，闻于殿庭，而其举止雍容，使观者为之拭目。中国泱泱大国之风，无形中毕露于词色，为国家争得不少的荣誉。贞观四年，迁中书令，爵封虞国公。
突厥来降，太宗下诏，令群臣议安边之术。朝士议论纷纷，多称突厥恃强，扰乱中国久矣，今天实丧之，穷来归我，本非慕义之心，因其归命，分其部落，俘之河南，散属州县，各使耕田，变其风俗，百万胡虏，可得化而为汉，则中国有加户之利，塞北常空矣。他们的主张，大体上分为三点： 其一，把他们分置于河南州县，使塞北常空；其二，百万之众，分散各地，使他们声气难通；其三，改变他们的游牧生产为农业生产，使逐渐与汉人相融合。这些主张，除“使塞北常空”一点为空想外，其余也有他们的道理。所可虑者，要使这些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融和成为不分彼此的一家，非经三百年左右长时间的政治安定不可，否则又是一次五胡乱华的局面，势难避免了。我们且听温彦博与众不同的意见。他说：汉建武时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薮，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若遣向西南，则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也。（《旧唐书》卷六十一《温彦博传》）他是主张把整个的投降突厥，都置于河南地，这也是一个权宜之计。太宗则从温彦博之议。但南入长安的突厥人且近万家，魏徵等建议迁徙出都，彦博竭力反对，争论数年不决。
贞观十年，迁尚书右仆射，翌年卒，春秋六十有四。太宗闻耗，哀悼至深。彦博对于国家大事，负责尽职，可谓尽其全力，利害所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太宗也很能欣赏他的赤忱，采纳他的嘉言。他看到彦博精神不济者已有两年，但是国家正值用人之际，需要像彦博这样忠于职守的人来办事，所以始终没有给他休息的机会，以致缩短了他的寿命，所以太宗对他的去世，有十二分的歉意。温彦博感人最深的行为是公而忘私。他自从担任尚书右仆射以后，即谢绝宾客，悉心公务，绝不顾虑家计。他家本非富有，彦博兄弟久任机要，一本至公，绝不营私肥己，以致彦博逝世后，家中连正寝都没有，只好殡于别室。太宗对于他的清廉，十分激赏，特命有司为造堂屋，以便饰终，追赠特进，以“恭”谥之，并命陪葬昭陵。长子振，少有雅望，以父丧哀毁过甚而卒。次子挺，尚高祖女千金公主，官至延州刺史，唐室报温氏者亦称至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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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忧在籍为高祖倚重
温大有是大雅的三弟，字彦将，自幼端庄谨慎，以学行著称。隋文帝仁寿中任尚书右丞，由于李纲的推荐，受任为羽骑尉。以丁忧去职，还居乡里守丧。李渊对于温氏兄弟的才望，夙所钦佩。故在太原起兵后，即邀大雅与彦博入幕，处理机要。对于大有，自然也要罗致的，给他的职务是太原令。那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收复西河，确保太原的安全。以大有有将才，令其从太宗往攻西河。高祖还特别嘱咐他：“士马尚少，要资军略，以卿参谋军事，其善建功名也。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则帝业成矣。”从唐高祖这段话中，可以知道其时唐的军力有限，西河为必取之地，但应以智取，不可以力争，所以要他从世民同去者，就是要他利用军事的智慧。由此，也可知温氏三兄弟中，唯大有知兵事。
以太宗之能，加上大有之智，收复西河，当然毫无问题。胜利归来，高祖仍命以本官兼任大将军府记室，与其大兄同掌机要。事属草创，以得人为先，高祖是顾不到避什么嫌疑的。但是，大有却很注意这一点，他以为兄弟二人已同在机要重地，感到非常不安，因向高祖请调他职。但是，高祖对于这一点，反而毫不在乎，不同意大有的请求，他对大有说：“我虚心相待，不以为疑，卿何自疑也?”尽管高祖对他们兄弟如此的信任，大有虽然照常供职，但遇机密大事，他总设法远避嫌疑，因此，同僚对他，都非常的钦佩。高祖即帝位于长安，称武德元年，大有转任中书侍郎，就在这一年，他便去世了。高祖深为伤悼，追赠鸿胪寺卿。温氏三兄弟中，我们平心而论，都有所长，但才望实以大有为最高，但是他却死得最早，那真是国家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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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寂清苦书生力求仕进
唐太宗太原反隋起兵的第二个密谋之人是裴寂，凌烟阁上二十四位开国功臣中，也有裴寂。无疑的，裴寂对唐代政权的建立，有其极大的贡献，虽然处事不当，交游不慎，几致丧失生命，但终能还其清白，垂名后世，较诸刘文静，侥幸得多了。
裴寂是蒲州桑泉人，字玄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与唐高祖李渊很早相识，且有深厚的关系和丰富的情谊。他的父亲名瑜，仕隋，曾任绛州刺史。早卒，家甚清寒，足证裴瑜是一位廉吏。裴寂幼年，为诸兄所抚养，十四岁补州主簿的官职。及长，疏眉朗目，姿容美好，躯体伟岸，俨然是一个美丈夫。隋开皇中，曾补左亲卫。家贫，雇不起车马，徒步往京师，甚以为苦。一日，抵###庙，祝于岳神曰：“穷困至此，敢修诚谒，神之有灵，鉴其运命，若富贵可期，当降吉梦。”再拜而去。这则故事，表示了裴寂在穷苦中挣扎，求取功名富贵之心甚切，而境遇如此，不免使他灰心，但仍有未甘，因求神问卜，期有否极泰来之一日。这原是一种空想，可是他的诚意，竟似真感动了神灵，夜间果得一梦，见一白头翁对裴寂说：“卿年三十已后，方可得志，终当位极人臣。”这一个梦，鼓舞了裴寂的勇气，继续向仕途谋发展。后来做了隋的齐州司户和侍御史驾部承务郎，也不过是小小的官职，并没有多大的前程。
但是裴寂的官运果然来了。大业末年（公元618年），他的老朋友李渊做了太原留守，兼管隋帝的晋阳宫，李渊派他担任副监之职，这一官职，本来也并无多大发展的希望，可是裴寂却由这一官职，发展成为唐初的风云人物。


参加起兵密谋官运亨通
大业末年，天下大乱，百姓不堪炀帝的虐政和奢靡无度的胡乱作为，群心思乱，因此盗贼蜂起，隋的地方官吏也不甘寂寞而称兵割据者，大有人在。李渊倒并没有反隋的企图，可是炀帝却嫉妒之而使他内心非常的恐惧。先是炀帝征辽时，杨素之子杨玄感乘间作乱，李渊最早发觉其野心，以闻炀帝，炀帝嘉之，任为弘化留守，以御玄感，关东诸郡兵马，悉归李渊指挥，李渊也着实出了不少的力，建了不小的功。炀帝在平定杨玄感之乱后，专以杀戮功臣为务，以免发生第二个杨玄感，李渊便成了他要除去的对象，召其进见，适李渊有疾，不能如期面见炀帝。炀帝因大怒。会李渊有甥女王氏在宫中，帝问之，王氏以病对，炀帝怒曰：“可得死否?”事闻于李渊，渊更惧，一面纵酒为乐，示无大志，一面贿赂炀帝的左右，风波因得暂时平静下来。
裴寂既是李渊情好弥笃的老友，往来甚密，游宴博弈，常至通宵达旦。天下既大乱，李渊的次子世民知隋政权覆亡在即，因厚结志士，召集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兵反隋。世民心意既决，欲闻于其父，而犹恐其父不允，鉴于裴寂与其父关系如此密切，因从把结裴寂着手，裴寂好赌，资用常苦不足。世民乃以百万巨资，源源供应其赌博资金，并唆其下高斌等与之共赌，因得裴寂的好感，颇以为乐，遂日与世民游乐。世民承间告以起兵反隋的意愿，希望裴寂觊便告知李渊，裴寂允之。
这个裴寂也真是一位巧思多端的谋士。他知道李渊好女色，因在酒酣耳热之际，以晋阳宫的隋帝姬妾出侍李渊，李渊大乐。裴寂得到这一机会，因将世民起兵反隋之意告渊。渊初不许，裴寂恐吓李渊说： “二郎密赞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为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如此，公意如何?”世民亦在此际进入，说明其企图。李渊仍不允，且欲执世民以告官。但是李渊的内心是恐惧的，因为炀帝既欲除李渊于先，兹又私通晋阳宫女，炀帝绝无宽恕之理，因自下台阶，对世民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岂肯把你送官治罪，你既有此志，且已定计，就听你好了。由此记载，可知裴寂是太原起兵的主要赞助人，李渊同意这样干，是世民结好裴寂，裴寂用计成功的结果。
李渊父子与裴寂在酒色场中决定起兵大计，裴寂乃出宫女五百人，上米九万斛，杂彩五万段，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李渊未几建大将军府，即以裴寂为长史，封闻喜县公。甲粮已足，所缺少者为兵丁。兵丁的募集，与太原令刘文静有关。当于刘文静传说明之。史称李渊起兵后，三辅豪杰之来归者，日有千余人，足证当时的百姓与地方豪士对隋政府怨恨之深非同一般。
在李渊举兵以前，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炀帝是必须除去李渊的，因此在他游幸江都之前，已遣使者执李渊同行。世民以事急，建议举事。时刘武周起事于北方，林士弘起事于豫章，其余大小股匪之作乱者，无虑数十（参看附录一）。炀帝觉得李渊在北方，尚有利用价值，故又赦之，但太原反隋之兵，已不能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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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蒲与入关的辩论和劝进的成功
太原举兵以后的大问题，是怎样求立足的安定和局势的发展。当时对太原最大的威胁，是来自汾河中游的隋将宋老生部，他的总部是在霍邑。唐军的第一目标是击破宋老生部，占取整个的汾河流域。宋老生既败，在河东的隋军，尚有屈突通部，固守于蒲州，不肯归降唐军。至此唐军的问题，是先攻屈突通部，还是先取关中?为了这两个问题，李渊特别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中的主张，仍分两派，裴寂主张先破蒲州隋军，李世民则主张先取关中，暂置蒲州于不顾。他们两人便在李渊面前，发生了相当激烈的辩论。
裴寂的理由是这样的： 今通（屈突）据蒲关，若不先平，前有京城之守，后有屈突之援，此乃腹背受敌，败之道也。未若攻蒲州下之，而后入关，京师绝援，可不攻而定矣。（《旧唐书》卷五十七《裴寂传》）李世民反对裴寂的主张，他说： 兵法尚权，权在于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于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同上）我们平心而论，这两种主张，各有利弊。裴寂之计，有持重的特点，他怕的是先渡河而取关中，则后路有被屈突通切断的危机，不是万全之策，但其弊则在顿兵于河东，使隋政府有绥靖地方乱事的机会，屈突通如败，引其残部西归，那便是增强了长安的守备力量，增加攻取长安的困难。无疑的，裴寂对关中群盗的蜂起和屈突通不识军机的因素，没有估计在内。李世民的主张，显然有几分冒险性，但他很了解屈突通并没有切断后路的识见，关中群盗可收为己有，用以攻击长安，有必胜的把握。当时柴绍东归，留其妻平阳公主于关中，公主即收降未有所主的寇盗，增强其实力，发展至七万人，成为长安的重大威胁，至少这股力量，可为内应，是事实所必然，何况其他无主的群盗，正可收为己用，局势大有可为。因此，世民对当前局势的衡量，较裴寂为周详而积极。
李渊对这两种主张，都认为有理由，因采折中主义，留兵监视屈突通，并由世民领军渡河，进图关中。世民在渡河中，即有盗匪数股，以舟来迎，及至渭河地区，来降者日众。世民军并与平阳公主所部会师渭北，总兵力已达二十万，乃合围长安，是年十一月，遂破长安，其军事行动的实施，一如世民所料。先是，炀帝东游，命卫文昇奉代王侑留守京师。唐军既入长安，立代王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唐军入城后，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及背叛者皆死，犯隋七庙及宗室者罪三族。隋帝乃拜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大丞相，录尚书事，内外诸军，悉归指挥，并封唐王，以武德殿为唐王府，治事于虔化门。十二月，封李渊之妻为穆妃，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唐国内史，徙封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翌年，隋帝又命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一如曹操以后权臣加封的旧例。及宇文化及杀炀帝，更进李渊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唐国置丞相，五月，更赐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李渊至此，实际上已经是皇帝了。这都是世民力主先入关中的军事胜利之成果。
可是当隋帝正式派人以印玺等皇帝专用的物品送给他，要他接替皇位时，他却推辞了，而且至再至三的不肯接受。这个人真做作，试问他晋阳起兵，开府设官，所为何来?他做大丞相，做唐王，冠十二冕，总揽军政大权于一身，莫非真的以此为满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假惺惺的姿态，无非还要表示对隋的忠，以欺后世而已。裴寂看到了这个情形，忍耐不住，当面劝进，可是李渊也不肯听。进入长安以后的裴寂，他的官阶，也跟着李渊而直线上升，他首先得到的是田四千顷，甲第一区，物四万段，任大丞相府长史，封魏国公，食邑三千户（此据《旧唐书》，《唐书》则作三百户），荣宠亲信，冠于一时。裴寂劝李渊接受皇帝位，李渊不予答复，乃请特别晤谈，他对李渊说： 桀纣之亡，亦各有子，未闻汤武臣辅之，可为龟镜，无所疑也。寂之茅土大位，皆受之于唐，陛下不为唐帝，臣当去官耳。（同上）寂以去就劝进，又陈符命十余事，李渊乃从之。寂更命太常具礼仪，择吉日，李渊正式受禅，称唐帝，结束了唐对隋的君臣名义，改年号为武德，以赵国公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尚书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隋旧臣民部尚书萧瑀为丞相府司录参军，窦威为内史令，告于南郊，入太极殿上朝理政；以妃窦氏为穆皇后，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至此，高祖欣然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李渊此前的惺惺作态，至此昭然若揭了。因此，他对裴寂特别礼遇，所赐服玩，不可胜计，每视朝，必引寂同坐，入阁则延入卧内，言无不从，常呼裴监而不名，亲近无与伦比，虽当朝贵戚，亦不能相拟。“贵极人臣”之说，至此实现，裴寂内心的欢喜，无须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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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出征一败涂地
裴寂是文人，军旅之事，非其所长。其实，文士而长于军事的，本是极普通的事，但裴寂却是纯粹的文人，对军事，尤其是实战方面，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如上述与李世民辩论攻蒲州与攻关中孰重的问题中，便可理解裴寂对于战略与敌我比较，并无高明的识见。高祖对于裴寂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估计，完全错误，他一心要想使裴寂在军功方面建立功勋，显露其才华，真是弄巧成拙，大家弄得灰头土脸，失尽面子。
高祖要裴寂在军方立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原来，当唐军集中力量攻取关中时，以突厥为后盾而割据于北方的刘武周乘虚南下，攻占太原，并以宋金刚为先锋，向汾河中下游发展，河东州郡，卷入其势力圈者，着实不少，致高祖一时气馁，欲弃河东之地，专保关中，因秦王世民的竭力反对，始将此议撤销，并以收复河东的责任，交给裴寂。虽然这个差使是由于裴寂的毛遂自荐，但高祖竟以裴寂任晋州道行军总管，予以“便宜行事”之权。他们两人，一个是自不量力，一个是知人不明，以致造成重大的挫败，徒增敌人的威风。此在高祖来说，希望裴寂建立军功的意愿虽了，但唐军所遭受的损失，是无可估计的。
裴寂既率军渡河，溯汾河而上，到达介休，与宋金刚部对阵。金刚是据城相抗，而裴寂则屯兵于度索原，与敌对峙，他和马稷镇守街亭，犯了同样的大错误。他不知道水是军中最重要的必需品，部队缺乏饮水，将使军心慌乱，士无斗志而必然招致失败，这是马稷失守街亭的前车之鉴。裴寂屯军的度索原，并无水源，营中无水，已现慌乱之象；而宋金刚复派遣部队，切断其可以取水之路，裴寂始知情势绝对不利，乃移营就水，遂遭宋金刚部所拦击，部队因而溃败，死的死，散的散，裴寂也顾不得他的部队，一日一夜，遁至晋州，以东城镇，都被敌人所占，那真丢尽了丑。全军覆没之罪，处罚应该是极其严重的，但唐高祖不但不给处罚，反而给他温慰。从这一点，可知要裴寂平河东之乱，是高祖本来的意愿。但是裴寂至此，应该明白领兵作战，不是他的能力办得到的，除自请处分外，就应该请卸军职。可是当宋金刚进攻绛州时，他还恋栈不辞，高祖也仍令他镇守河东余地，并发兵增援之。
度索原之败，裴寂仅以身免，虽仍镇河东，但内心实甚惶恐，但求功企图，仍未稍衰。所以在得到援兵之后，仍请粮请兵，使者络绎于道，并催督虞秦二州人民，都集中于城堡，并且要他们把积聚的谷粟，悉行焚毁，大概他实行的是坚壁清野之计。但他并不知道百姓对他的措施，深表不满，由不满而怀恨，由怀恨而称变。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而抗命，便是由此而发生，吕崇茂不但反裴寂，而且还引宋金刚部入境为援，对抗裴寂。不知轻重的裴寂，以为崇茂易于对付，举兵攻之，反为所败。高祖至此，才知道用错了人，征裴寂还京师，数其罪状说： 义军之始，公有翼佐之勋，官爵亦极矣。前拒武周，兵势足以破敌，致此丧败，不独愧于朕乎?（同上）乃交付有司论罪，但未几即释之，信重如故。足证裴寂之出征与一再致败，高祖自己也要负很大的责任。裴寂之败，河东州县，大部沦陷，高祖一时情急，又欲弃河东于不顾，专守关中，足证其影响之大。幸而秦王世民力言不可，自请率兵收复河东地区。河东问题之解决，还是靠世民的机智和勇敢而获得胜利。世民出征，不但大破宋金刚，而且把刘武周也赶走了，河东州县，悉行收复。关中与河东，指臂相连，河东如失，关中不安，规复洛阳更谈不到了。由此，可知高祖知人不明，用人不智，而且在大局###不安时，专以感情用事，几乎铸成大错。


位高望重遭人嫉妒
先是，裴寂既贵显重于一时，已遭人嫉妒，损兵折将，丧失畿辅的外围重地，不但不受处分，而且信任贵重如故，高祖每出巡，仍令裴寂任留守京师的重责，因此遭忌更深。麟州刺史韦云起因而密告裴寂谋反，这一罪名，足以杀身灭族。如果韦云起奏请处分裴寂败军之罪，那自然无可非议，但如言裴寂谋反，罪无可证，也未免过分了。高祖知道裴寂决无谋反之事，但既有人告发，也不能不加注意，乃命有司治之，事无佐证，自然不予处分。但高祖恐裴寂内心不安，特别温慰他说：“朕之有天下，乃公所推，今岂有二心?皂向须分，所以推究耳。”因令贵妃三人，持珍馔宝器，就寂家欢宴取乐，夜宿裴家，以示信任不衰，并从容对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室；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日（《唐书》作三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显，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由此可知高祖之于裴寂，慰藉之忱，达于极点。这些，都是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的事。
其年，改铸钱，高祖特赐裴寂自行铸造，又聘寂女为其子赵王元景之妃，由君臣关系而至姻亲关系。高祖对裴寂的厚爱，是出于内心的感激，这是无可置疑的。裴寂也当然有受宠若惊之感。
武德六年，高祖擢任裴寂为尚书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备极欢娱。但裴寂内心却有“满遭损”的忧虑，尤其鉴于前次之被诬，更有居高思危之虞。因而向高祖跪求辞谢。他说：“臣初发太原，以有慈旨，清平之后，许以退耕，今四方乂安，伏愿赐臣骸骨。”高祖听到了他的话，泪下湿衣襟，对他说：“今犹未也，要相偕老耳。公为台司，我为太上，逍遥一代，岂不快哉。”不但不准许他辞职，而且还册封司空，赐实封五百户，并遣尚书员外郎一人，每日至寂第更直，照料他府中的一切事务，及太宗即位，加实封为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祠南郊，乘金辂车回鸾，命裴寂与长孙无忌同车而归。裴寂辞让，太宗不许，对他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足证高祖太宗二帝，对裴寂是何等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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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游不慎几致丧生
裴寂宠幸既隆，忌之者亦多。贞观三年，有沙门法雅者，曾以恩幸出入两宫，至此禁之。法雅内心怨望，屡出妖言，兵部尚书杜如晦治其狱，法雅攀称裴寂知其言。其言如何?史所不传，但必有悖逆妖妄，殆无可疑。乃召寂对质，裴寂但称只知道法雅曾言到时候将有疾疫，余不知情，而法雅坚言裴寂知之。太宗怒，乃免除其官职，并减食邑之半，放归蒲州故里。裴寂仍请留京，太宗不许，并数其罪状说：“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形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寂因罢职回家，“伴君如伴虎”，裴寂初不愿接受尚书左仆射，是正确的，但既经罢职，而犹请留京师，不免多此一举，而自取其辱了。由此可知裴寂的宦海热情之深，其以母命而请辞左仆射，乃是一种对高祖的试探，并非真的淡泊于名利。
裴寂家居以后，祸仍未已。有狂人自称信行者，居于汾阴，常作妖言，曾对裴寂的家僮说：“裴公有天分。”另一家僮以告，寂惶惧而不敢上闻，但嘱家僮杀所言者，时信行未死，家僮阴纵之，而以已苑报寂寂不知也。裴寂命此僮收取封邑租金，得钱百余万，私自用尽，不敢见寂，犹恐寂将治其罪，因向太宗告密。太宗信之，大怒说：“寂有死罪者四： 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我杀之非无辞矣。”由此，可知太宗是要设法除去裴寂的，前此之荣宠，乃笼络之耳。但大臣都谏以流配为宜，乃发配交州，并徙静州，都是炎荒之区，太宗之怨始稍解。
未几有山贼作乱，忌之者又言这是叛僚劫裴寂为主，仍欲置之死地。但太宗却不以为然，他的理由是“国家于寂有性命之恩，必不然矣”。不久，果得报告，谓裴寂已率家僮平乱，太宗因念寂有佐命之功，乃征还京师，参加朝会，病卒，年六十，追赠相州刺史、工部尚书、河东郡公。裴寂并无反唐之意，至此总算还其清白，故凌烟阁上，仍留有裴寂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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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恭孝恭建功和李靖的关系(1)
唐太宗凌烟阁上的图形人物，与皇家有关者仅赵郡王李孝恭一人，后来改封为河间王，故新旧《唐书》均称为河间王孝恭。二十四位图形功臣中名次甚高，仅次于长孙无忌之后而居第二名。我们平心而论，孝恭本身年事甚轻，知识和能力都很有限。但是他的长处是在能认识人才，任用人才，并能选择最适当的计划而采用施行。平定江南，是孝恭所建之功，实即李靖所建之功也。
李靖之归唐，是一件传奇性的故事。他本是忠于隋室的，他见到了唐的反状，向炀帝告密。时炀帝游冶于扬州，天下已乱，道路不通，李靖在途中被唐军所执，绑赴法场，将受斩刑。李靖大呼说： 你们不是要定天下吗?奈何杀壮士!唐王奇之，释其缚，拨在秦王世民帐下，世民审知其能，派他辅助孝恭。
孝恭在唐军攻克长安以后，奉派至蜀，宣抚招降，蜀中隋所派诸臣，有贪墨不法者，有知大势已去、乘势归唐者，故孝恭抚蜀，也有相当成绩。这是他的运气好，并不一定是他的能力强，一遇乱事，他便不知所措了。如冉肇则之乱，孝恭不但无法平定，且剿抚皆无功，使贼势大为猖狂，便是一例。唐王知孝恭能力有限，故遣李靖为其长史，助其工作，并授以便宜行事之权，于是一战而破冉肇则，再战而破萧铣，定岭南，三战而破辅公祏，南部悉平，与秦王世民之定黄河流域，并称大功。实际上孝恭虽任总管，而设谋定计，指挥全局，皆由李靖任之。他的功绩便是识得李靖才能足以胜任大事，更知他的计划是最好的，定能成功，故悉以委任，不加掣肘。这便是他见重于秦王世民的基本因素。读者诸君，切勿认为选择优良计划，是一件容易的事。故知人善任，能知计划的优点而善加运用，并非易事。李孝恭虽然因人成事，但其功实不可没。太宗把他的图形置于凌烟阁，也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的名次高于其他有功诸臣，或不无叨宗族之光的嫌疑。
李孝恭是唐高祖李渊的同族兄弟，史称为“从父兄子”。按《高祖本纪》有如下的一段：“皇（李渊）祖讳虎，后魏左仆射，陇西郡公……周受禅，追封唐国公，谥曰襄。”他是后来被封为太祖的，根据《旧唐书》卷六十，宗室诸子的传，有为太祖诸子者，有为代祖诸子者，凡列十人，其中有襄武王琛，不知是太祖之子抑代祖之子。琛即孝恭之兄。从这些记载来看，孝恭是唐高祖的同祖兄弟，是近支的亲族，其极早被封为王不足为奇。孝恭最初封的爵位是赵郡王，自北朝至隋，方面重任常以亲贵任之，亲贵未必具胜任的才能，则别以有才能之士副佐之，如隋文帝征陈，以其次子晋王广为大总管，而以深通军政之道的高颎为其长史，即为一例。唐初仍沿用此制，故赵郡王孝恭不过是普通的才具，在唐军攻克长安以后即被拜为左光禄大夫，旋授以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发，南至巴蜀，招抚各地归唐，以礼降附者达三十余州，足证在正常情形之下，他是相当能干的。但是唐王对他并不放心，故自李靖归唐后，就派他前往孝恭幕中任长史之责，以匡孝恭之不逮。蜀中冉肇则之乱，孝恭固然不知所措，赖李靖的策划，予以平定。
朱粲之役与萧铣之役
不过孝恭也并不是全然不懂军事的。隋末大盗之一，食人贼朱粲，窃据今湖北的中部，就是被孝恭击败的。朱粲既败，孝恭的部下，有人建议：“此食人贼也，为害实深，请坑之。”孝恭不以为然，他说：“自此以东，皆为寇境，若闻此事，岂有来降者乎?”因尽赦其罪，不杀而纵之，贼境诸州，遂传檄而定。由此可知孝恭也很懂得心理战。此一事件，新旧《唐书》都排在武德元、二年间（公元618年—公元619年），这是一个不知地望的错误。按武德元年，孝恭奉命至蜀招抚，虽然成功，中间有冉肇则之乱，可知武德元、二年间，孝恭尚在蜀抚剿，二年始奉命征萧铣，武德四年始出兵东下，未既破江陵。朱粲割据在鄂中，与孝恭的基地尚隔一个广大的萧铣割据区。其攻朱粲，当在破萧铣之后，故新旧《唐书》把破朱粲一事置在破萧铣之前，是不合理的。由新旧《唐书》之说，在时间上看，李靖似尚未至孝恭军中，但是，如果作者的研究不错，此事应在萧铣被灭以后，则李靖已是孝恭的长史。江陵既破，诸将欲劫城内民家与公物，李靖严禁之，他的理由是其他诸城，闻江陵之劫，将固拒不降，对前途军事，实太不利，因此重伸军纪，秋毫无犯，远近城市，均来输诚。从这一事实来看，不坑食人贼而释之，可能也出于李靖的建议。


李孝恭孝恭建功和李靖的关系(2)
萧铣是南朝梁宣帝的曾孙。祖先累代镇守江陵一带，后被后周征服，隋文帝执政，乃属于隋。但至其祖萧岩叛隋降陈。陈亡，隋复控江陵，萧岩被杀，萧铣流为平民，少孤，家贫，但事母甚孝。及炀帝继位，以铣为外戚（炀帝之后姓萧），擢授罗山县令。大业末年（公元618年），天下纷崩，叛乱四起，岳州校尉董景珍等起兵反隋，众欲推景珍为主，景珍自以寒微，不能服众，建议推罗川令萧铣为首，他的理由是：“萧铣梁氏之后，宽宏大度，有武皇之风。吾又闻帝王膺箓，必有符命，而隋氏冠带号尽梁，斯乃萧家中兴之兆，今请以为主，不亦应天顺人乎?”众从之，乃遣人通知萧铣，各方反隋首领纷纷投降，铣乃筑坛燎告天地，自称梁王，旋即称帝，掩有长江中游及岭南等地，拥兵四十万，武德元年迁都江陵，时硖州（宜昌一带）尚为许绍所据，许绍本隋刺史，受唐招抚而为唐臣。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萧铣遣杨道生击之，但许绍并非等闲之辈，道生被败，所部赴水死者甚多。
唐之底定巴蜀，本有自上而下，进取长江中下游的企图，萧铣之进攻硖州，促成唐提早向下游进兵。武德二年，巴蜀既定，高祖乃命赵郡王孝恭为信州（夔）总管，李靖为长史，在巴大治水陆军，长驱直下，攻取江陵。孝恭在将下江陵时恐巴蜀更有反侧，召巴蜀首领之子弟，量才录用，使任军职，加以训练，此举表面看来是对巴蜀首领之子弟加以重用，实际上并有作为人质而予以监视的作用。由此，可知孝恭也极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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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行军放舟诱敌
武德四年，高祖任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仍以李靖任长史，统十二总管所部，径下三峡，用李靖计，乘大水期间，敌人以为三峡水势阻唐军来攻而不备，径薄荆门城而下之，遂与硖州连成一气。萧铣乃使文士弘率精兵数万以拒唐军。孝恭主张立即出击士弘军，李靖建议屯兵南岸，以待其疲，然后进击。孝恭不从，令李靖屯南岸守营，自将前往，但为梁军所败，只好退就李靖军所。梁军既胜，以劫掠为务，各事争财，不复成军，李靖乃与孝恭纵兵反攻，梁军大败，军舰之被俘者四百余艘，士卒被杀或溺毙者达万人之多。唐军之进攻萧铣，是一次规模宏大的总攻击，除孝恭一路外，并以庐江王李瑗从襄州道，黔州刺史田世康趋辰州，黄州总管周法高趋夏口道，皆受孝恭节制，孝恭这一路实为主力。文士弘既败，李靖率轻兵五千径扑江陵，孝恭继至，纵兵入郭，布长围以困之，数日间破其水城，得兵船数千艘。
先是荆门克服时，所俘船舶，悉以空船飘向下游。孝恭与李靖都是这样的计划，但是他们的部下有人反对，认为唐军向江陵攻击，正需船舶，这些空舶，正好运用，怎可任其下漂，为敌人所用，孝恭等解释道： 文士弘败后，萧铣必以兵力不足，向各地征调兵丁，待其云集，便成劲敌，江陵势难遽下；今放空船，他们看到了，必以为已生事故，狐疑不敢前进，必先使人哨探明白，始敢再前，这一进一退之间，需相当时日，我们便可攻克江陵，援军到来，便被各个击破，这便是兵机。萧铣遣文士弘等西援硖州时，仅留数千人保卫江陵，固然遣使至各地征兵，夔州总管丘和、长史高士廉、司马杜之松等均率兵来援，闻铣兵败，内外隔绝，不能联络，遂向李靖投降。萧铣知救兵不至，不能抵抗唐军，对其所属说：“天不祚梁，数归于灭，若力屈，必害黎元，岂可以我一人致伤百姓，及城未拔，宜先出降，冀免乱兵，幸全众庶，诸人失我，何患无君。”乃巡城号令，守陴者皆恸哭。铣以太牢献于其庙，率属官缌缞布绩，诣军门投降，但请罪其一人，百姓无罪，请勿杀掠。孝恭囚送长安，被戮于市。萧铣降后数日，援兵大至，数达十余万众，知铣已降，乃向唐军投诚。长江中游，从此底定，高祖大喜，拜孝恭为荆州道大总管，渴欲一见，但以孝恭事繁责重，未能返京陛见，乃命画工图其形而视之，其见重如此。孝恭在任，也开辟屯田，教民冶铜法，多所利民，颇能收揽人心。
但原属萧铣的岭南地区，尚未宾服，孝恭仍使李靖等踰岭招抚，岭南四十九州皆来归。靖以居民好勇斗狠，地方秩序，时生问题，乃设学塾以教之，申法纪以戒之。岭南之有教育自此始。事详本书靖传，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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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伏威之降唐与辅公祏之叛唐
长江中下游（今安徽江苏一带），本是杜伏威与辅公祏的割据地。杜伏威也算得上是一个奇人。少时家贫无以自给，则穿窬为贼，以所得自活。辅公祏是他的刎颈交。公祏为其姑家牧羊，尝以羊赠伏威。姑讼之县，捕伏威与公祏甚急，二人乃亡命为盗，时在炀帝大业###年间（公元612—613年），伏威仅十六岁。他常与诸盗出劫，出则在前，归则殿后，故为诸盗所服，拥为首领。大业九年，转掠淮南，自称将军，说服下邳盗苗海潮，坐斩海陵贼赵破阵而并其众，兵威渐盛。炀帝遣右御卫将军陈稜讨之。稜初不欲与战，伏威以妇人服辱之，遂相对阵。稜部将射中伏威额，伏威大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入稜阵，大呼冲杀，所向无敌，获射其额者，令其拔箭，然后杀之。携其首复入稜阵，稜阵大乱，溃败，仅以身免，遂克高邮，据历阳，自称总管，江淮间小盗，争来相附。尝选五千敢死士，号为上募，与同甘苦，有战争，颇令上募击之，所获赀财，皆赏军士。退而验死伤，有箭自背入者则杀之，以其后退也，有战死者，则令其妻妾殉葬，故人皆乐于死战，兵力甚强。其后移居丹阳，进用士人，大修器械，减轻赋税，除殉葬法，犯奸盗及官吏贪浊者，不论轻重皆杀之，故颇得民心。他之自称总管而不称帝称王，是旨在归唐。在丹阳厉行仁政，正是他归唐的准备，足证他虽是草莽英雄，也很懂得大势。他的归唐，是向越王侗上的表，侗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
秦王世民围王世充时，遣使招之，伏威请降，高祖拜为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封吴王，赐姓李，赐帛五千段、马三百匹，伏威遣其将陈正通、徐绍宗率兵会战。武德四年，讨平李子通于杭州，擒之以献高祖。又破汪华于歙州，尽有江东与淮南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都是他的统治范围。秦王世民平刘黑闼，东讨徐圆朗，善识时务的杜伏威请入京朝拜，高祖拜为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于京师，位在齐王元吉之上，荣宠达于极点。可是这一留，便留出问题来了。
辅公祏与杜伏威同时为盗，同时起兵反隋，且为刎颈交。公祏亦勇敢善战。伏威兄事之。其人颇有野心，故伏威阴防其异图。武德五年，伏威将赴长安，命公祏留守，而以亲信勇将王雄诞典兵副之，并戒雄诞曰：“吾入京，若不失职，无令公祏为变。”但公祏亲信左游仙，则说公祏反，公祏从之。会雄诞偶有疾，居家休养，公祏乃诈言伏威不得还，强夺雄诞兵，以伏威名义反唐，并令雄诞亦反。雄诞不从，被杀。公祏遂接位于陈故宫，建国号曰宋，大修兵备，积粮储草，遣将冯惠亮屯于博望山，陈正通、徐绍宗屯于青林山，并攻寿阳，以备唐军之来攻。杜伏威对唐甚忠，并无反意，但高祖疑之，留置京师，适以促成辅公祏野心之实现。如杜伏威朝京得归，则必能制辅公祏之蠢动。所以这一###之造成，实高祖多疑之后果也。公祏反后，伏威即暴死于长安，太宗即位，知其冤，复其官爵，葬以公礼，伏威之忠，至此复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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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望之役与丹阳之役
公祏既反，高祖乃令赵郡王孝恭为行军元帅，兴各路兵马以讨之。李靖仍为孝恭之长史，各路兵马均受孝恭节制，实即受李靖节制也。武德七年，孝恭与李靖等自江陵顺流而下，先据九江以为根据地，然后向下游出击。将发，约集诸将饮宴，分明用的是水酒，忽变为血，诸将大惊失色。孝恭神色自若，徐为诸将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公何见忧之深!公祏恶积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后征。”遂尽饮之，其识度为人所服。这是一则传说，按酒色分白和红两种，烈性酒如大曲、茅台、汾酒、高粱等皆作白色，温和酒如绍兴酒、渝酒（重庆所产，仿绍兴酒）等以糯米为酿酒原料者皆带红色，此次宴会中或本用白色烈性酒，侍者误取绍兴酒，以致酒色大异，容或有之。水变血，必无之事，史家传此故事，或以形容孝恭之镇定与善安众心而已。
唐军下移，至博望山与青林山，与公祏所遣之冯惠亮陈当时之水军和陈正通、徐绍宗所率之步骑对阵。诸将拟即搏其阵，李靖不从，理由是： 彼逸我劳，彼为扼守其门户而死斗，其锋必锐，不宜犯；乃坚壁不动，别遣奇兵断其粮道，敌渐馁，夜攻孝恭军，孝恭但守勿攻，敌不得逞，败走。翌日，以羸兵攻敌垒，而命卢祖尚率精骑以待之。羸兵攻敌垒，不能胜而退，敌乘势追来，被祖尚军所袭，奋击，大破之。陈正通弃营而走，复与冯惠亮相合，退保梁山，诸将环攻之，梁山破，敌溺死于水中者数千人，正通宵遁。李靖乃率轻军骤攻建康（南京），径下广陵（扬州）及扬子镇。辅公祏知大势已去，乃遁丹阳，李靖追之，公祏不能敌，逃向武康方面，终被俘获，重要僚属数百人同时被执。江南悉平，自隋末大乱，群雄并起，称王称帝者无虑数十，黄河上下游之平定，皆秦王世民一人之功，唯孝恭得李靖之助，定巴蜀，下江陵，平岭南，又破辅公祏，长江流域以南地之归唐，为孝恭之功，实亦李靖之功，此在太宗固知之甚审，故伐辽之役，召李靖而问之，有“公昔定吴会”之语，孝恭之功，唯在善尽李靖之才智而已。然孝恭为诸役之统帅，故论功自以孝恭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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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恭调京自知检点
捷报至京，高祖特下玺书褒之，赐甲第一区，女乐二部，奴婢七百人，金宝珍玩甚多。本任东南行台尚书左仆射，后行台废，改任扬州大都督，驻节石头城（南京），建宏伟住宅，庐徼自卫，欲以威名震慑一方。孝恭本无骄矜自伐之性，且能宽恕退让，人格修养，相当完整，但有豪奢之习，颇重宴游女乐。他在石头城的一些享受，论他的身份与功绩，原不足怪。但是好事者摭拾浮言，密告孝恭有谋反之心。时为武德九年。高祖征孝恭还京师，知其并无反意，故任为宗正卿，实封一千二百户。及太宗接位，改任礼部尚书，封河间郡王，除观州刺史，世袭功臣之议中，与长孙无忌等同为世袭刺史，宗室受任此职者唯孝恭一人，在凌烟阁图形功臣中，宗室中亦唯孝恭一人，足证太宗亲待孝恭之深，为宗室诸人之冠。
孝恭经此沧桑，心有所感，尝嫌京中所居宅第过于宏壮，曾对他的亲信说：“吾所居宅，微为宏壮，非吾心也。当卖之，别营一所，粗令充事而已。身殁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力求居处和生活的舒适，本是孝恭的习惯，但回京以后，连这一点享受的观念也都改变了，无怪太宗要如此的尊重他。贞观十四年，暴疾而卒，享年只有五十岁。按贞观十四年为公元640年，上推五十年，则其生年为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为公元618年，则其出巡汉中与巴蜀时，年仅二十八岁，虽比太宗年稍长，但太宗天纵英明，自非孝恭所能比拟，故高祖特嘱李靖辅佐之，并有“一切君自作之”的托付之重，不意这一嘱，竟使孝恭与李靖两成其功，亦足以见唐高祖尚有识人之明。
孝恭既卒，太宗特为素服举哀，哭之甚痛，追赠司空、扬州都督，陪葬献陵（高祖墓），谥曰元，配享高祖庙庭。哀荣亦为其他宗室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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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之后的达人
孝恭出生于贵胄之家，建不世之功，但谦让宽厚，无矜伐之色，其瑕疵则在奢侈与女乐的生活，但回京以后，已自悔，但以子孙不贤，不能守家业为忧，而愿放弃壮丽的居室，他的榜样，使他两个儿子都能向上学善，有威名而善纳人言，也成为历史上的有名人物。
他的两个儿子，大的叫做崇义，小的叫做晦。崇义嗣王爵，降为谯国公，曾任蒲、同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长史，终于宗正卿任内，所至都有威名。晦在高宗乾封初（公元666年）任营州都督，以治状闻名于当时，高宗赐玺书嘉之，迁右金吾将军，检校雍州刺史长史，摧奸摘伏，治以应得之罪，无所隐留，僚属皆畏之。高宗将至洛阳巡视，诏李晦居京留守，并勖之曰：“关中事，一以属公，法令牵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无须以闻。”由此可知李晦之公正无私，深获高宗信任之深。李晦因有法令以外的便宜行事之权，故治绩特佳。武后专政时擢任刑部（秋官）尚书，卒于任内，赠幽州都督。
李晦有一则小故事，颇为时人所传诵。原来，李晦曾经建筑一所临肆很高的住宅，能窥邻居人家的生活状况。邻居人候见李晦，以“室家之私，不愿外人窥，今将辞公”告李晦，晦闻言甚惊，因将高屋拆毁。他的尊重他人的权利如此。其兄弟皆为朝野所重，可谓得之于孝恭以身作则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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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凌烟阁上的唐初大臣
隋末大乱，李渊起兵太原，赖其第二子世民之力，统一了黄河流域，又赖李靖之力，统一了长江中下游与岭南。世民嗣位为帝，是即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39年）五月，太宗念股肱之臣，命图二十四人之形像于凌烟阁以纪念之。这二十四人的名次是长孙无忌、赵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世勣、秦叔宝，后世所谓“凌烟阁上美名传”者便是。这张名单的次序，不无有私人关系存乎其间。长孙无忌是太宗的皇后的兄弟，赵郡王则为宗室。二十四人中为太宗运筹帏幄者为房玄龄与杜如晦，最早为太宗罗致幕中者为长孙顺德与刘弘基，与太宗合力促成太原起兵的是刘弘基，军功最高者为李靖与李世勣，魏徵为文吏，敢言直谏，多所匡弼，其余诸人各有其贡献，所以这张名单是有其意义的，但其顺序则是不公平的。意或当时定此名单，以私人关系为出发点，顺手写来，未作客观的考虑。
汉高祖平定项羽，论功行赏，以运筹帏幄决胜千里的张良居首，如以此为准，则房玄龄宜居首位。韩信是高祖的最高统帅，军功最高，故高祖置于三杰之中，则李靖居尉迟敬德之下，李世勣居最后第二名，亦失准则。长孙无忌虽为懿亲，功亦不小，但新旧《唐书》中，地位均不甚高，《旧唐书》尚列于高士廉之下，而在房玄龄、杜如晦之前。李靖、李勣（即世勣）紧接于房、杜之后，而在尉迟敬德等之前。《新唐书》中长孙无忌传为三十，李靖、李勣则为十八，房玄龄、杜如晦则为二十一，足证在欧阳修的心目中，长孙无忌之地位不如两李与房、杜了。就军功论，李靖在当时确居第一重要的地位。


宦门之后熟习兵法
李靖字药师（《旧唐书》作原名药师），京兆三原人。他的祖父名崇义，仕后魏，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名诠，仕隋，任赵郡守，所以他出生于仕宦世家。幼习书史，姿容秀美，仪态魁伟，堪称为美丈夫，在唐人小说中，是《红拂传》的主人公之一。他对于文史书籍，虽然熟习，但他不愿作章句之士，常谓所亲曰：“丈夫遭遇，要当以功名取富贵”，因此他专攻兵学，熟读《孙子兵法》等兵家名著，殊有心得。他的舅父，是隋代第一名将韩擒虎，他们舅甥二人，经常研讨兵法，擒虎尝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唯斯人矣。”足证韩擒虎对于这位外甥的军事学识之欣赏了。隋政府中他曾任殿内直，唐人小说中，称他曾经谒见杨素，事亦不虚，素时任尚书左仆射（宰相），尝指其所坐之床曰：“卿终当坐此。”足证杨素也非常赏识其才能，但不能重用。他也见过当时的吏部尚书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兵法问答(1)
我们综观李靖的毕生战功，其所掌握的大原则有二： 一曰兵机的认识与切实的把握；一曰奇正攻守的切实运用，出其无备，攻其不意，更是他惯用的战略原则。如乘三峡水涨之势而总攻萧铣，便是乘其不备；如至硖州而暂停进攻，便是守以观变；如攻辅公祏，兵至梁山，不用径攻丹阳的奇兵，而与守兵激战，这是正道；如攻定襄，以骁骑三千径趋颉利，和白道的万骑进击，这是奇兵，兼采出其不意和攻其无备的战略原则。他的军事思想，大体是出孙子、吴子等家的兵学理论，对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与八阵图的改进，尤多心得。他的实战经验，大体上都由战史上得来，尤取诸葛亮的持重安全原则，他由白道以轻骑袭颉利，时唐使张俭等尚在虏庭，或以张俭等的安全为理由，他引韩信破齐的战史为例，以释群疑。韩信破齐的战史事实上是这样的： 当楚汉相持时，齐王田横在楚北，常为楚患，故汉高祖刘邦派郦食其为特别代表，结齐抗楚。郦食其在齐营，双方意见颇融洽，而韩信率军自北方趋齐营，齐以杀害郦食其来要挟韩信退兵，韩信不顾，齐遂破，那便是牺牲郦食其而成定齐之功。李靖引用这个故事，乘唐使在突厥修好，不为应敌的准备，于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而竟破突厥，颉利匆忙遁走，张俭等亦安然无恙，这是他比韩信更高明的地方。妙在他的行动能保守最高度的机密，至距离颉利牙帐十里左右，始被发觉，兵者诡道，轻袭之师，尤贵行动秘密而神速，李靖得之矣。
在他的许多大战役中，只有一次小挫，但即转败为胜，李靖可以说是唐的常胜将军。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依仗他的六花阵者甚多。关于阵法，唐太宗亦所未悉，现存的《李卫公兵法问答》，就是太宗对李靖行军，多有不明白处而有询问，李靖就其所问而作解答。这里，我们把太宗有关六花阵与李靖的问答，摘录其原文数则如下：太宗问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阵何义也?”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旙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名。后世诡设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阵，出何术?”靖对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阵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一，作画之圆，是成六花也。俗所号耳。”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靖曰：“方生于正，圆生于奇，方所以规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定于天。步定所以缀其旋，是以步定于地，行缀定于天。步定整齐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阵，画地几何?”曰：“大阅方千二百步者，其义列阵各占地四百步，分为东西两厢，云地一千二百步为教战之所。臣尝教士三万，每陈五千人，以其一为营法，五为方、圆、曲、直、锐之形，凡二十五变而止。”
太宗问曰：“阵数有九，中心零（疑为圆形）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何谓也?”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阵之法，即此图也。”又曰：“臣前进黄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大将居中”，“阵间容阵，队间容队，四头八尾，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此六花阵之所以无敌于天下也。太宗的战法，是在两军作战时，观察双方形势，发现敌方有可乘之隙，即以轻骑数骑或数十骑，突出其后，冲入敌阵，前后夹攻，敌必败乱而获胜，这是他无师自通的创作，原无所谓阵法。但自被单雄信所乘，几致危殆后，轻骑出击，亦不常用，因此，对李靖之有惊无险的胜利，怪而问其六花阵法之内容。君臣们于闲而无事之际，讨论兵法，一则择其可疑之处而问之，一则就问作答而解释其疑窦，此亦君臣相契无间的事实证明。殿廷成为君臣研究兵法之所，亦唯太宗与李靖行之。李靖之六花阵，虽由八阵改革而来，但是经过他的修正，八阵更切于实战之用，李靖对于兵法研究而深有心得，由此可知。太宗在许多著有战功的将帅中，特重李靖，是有其客观标准的，绝无私人好恶存于其间，是非常清楚的事实。所以当吐谷浑入寇时，他有“若得李靖为将，岂不善也！”的感想。当他亲征辽东时，还特别征询李靖的意见。按太宗亲征高句丽首次是在贞观十八年，第二次是在贞观十九年，皆以李勣为主将，李靖虽请行，而太宗愍其羸老而不许。李靖是卒于贞观二十三年，年七十有九，那请征高句丽时年已七十四岁，太宗之不许，是同情他，君臣相互怜惜，跃然可见。李靖人格之完整与兵学之沉深，则迥非李勣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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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问答(2)
《新唐书》对李靖的批评，有云：“阖门称疾，畏远权逼，功大而主不疑，虽古哲，何以尚兹!”这一评论，是很公正的。《旧唐书》对李靖的批评，则说：“卫公将家子弟，绰有渭阳之风（指韩擒虎），临戎出师，凛然威断，位重能避，功成益谦，铭之鼎钟，何惭耿邓，美哉!”这一结论，我们颇有同感，所谓耿邓，就是汉光武帝的开国元勋耿弇、邓禹。耿弇的军略可与李靖媲美，但军纪方面大有问题，每当胜利，常多杀戮，劫掠之事也时常发生，李卫公实贤于耿弇。至于邓禹，是以经生从戎，但自河北经山西南部而趋长安，中遭大挫败，从此不再顾问军事，而李靖则为常胜将军，在军功方面，邓禹亦不能媲美于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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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风云人物全文阅读 作者：惜秋 《隋唐风云人物》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隋唐风云人物全文阅读页面。

三 : 前瞻：2.5D无锁定动作网游《新隋唐风云》　

《新隋唐风云》是由厦门英杰讯公司开发、郑州乐游公司代理运营的一款2.5D武侠动作网游。游戏将于2014年6月20日展开需激活码的终极封测。

游戏官网新游专题激活码预定游戏下载

游戏画面精美，场景互动效果明显并且部份场景可破坏！无锁定的战斗模式，技能效果酷炫、音效层次分明。采用经典副本闯关式玩法，每个副本有三个难度可挑战，不仅如此游戏中还有大量的PVP、PVE形式的活动供玩家们体验，下面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游戏3D建模、锁视角，玩家们只要远近拉伸镜头，场景互动效果明显，地面植被受角色经过而影响，并且部份场景可破坏。

游戏中提供了侠客、舞姬、幽冥及力士四大职业给玩家们选择，舞姬、幽冥为女性角色；侠客、力士为男性角色。侠客擅长控制、力士防高操作低、幽冥攻高群怪强、舞姬连招强难操作。

作为一款动作游戏，《新隋唐风云》战斗为无锁定战斗模式，技能效果华丽，技能音效层次分明。角色动作流畅不拖拉，战斗过程中明显的僵直、击倒及击飞等效果大大加强战斗体验。

游戏采用副本闯关式玩法，每个副本有普通、困难及英雄三个难度，下副本需要消耗一定的精力值，打死BOSS、评分、抽奖后离开副本。

学习技能有等级的限制，技能分为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与一般游戏中被动技能强化角色属性不同，这里的被动技能主要用来强化主动技能。玩家们学习了主动技能之后，可以通过学习该主动技能下的被动技能来强化它。

游戏中可以通过生产技能可以产出武器、防具、服饰及消耗品，生产物品时先要购买对应的图纸，材料可以通过副本、活动及分解来获得。

游戏中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于，活动分PVP和PVE两种形式，比如当角色等级达到20级可以参加的心魔挑战，里面有各种等级的玩家在等着您去挑战，是一个拿积分练PK技术的好去处。

当角色等级达到40级时每天的10点、12、14、16、18时将开启BOSS大战。最终的奖励会根据玩家们对BOSS所输出的伤害来算。奖励分为状元、榜眼、探花、输出及击杀奖。输出奖有点像阳光普照了，打了就给；击杀的话算给BOSS最后一击的人。

作为一款2.5D武侠动作网游，《新隋唐风云》画面精美，场景互动明效并且部份场景带破坏效果；无锁定战斗，技能效果华丽，音效层次分明，角色动作流畅战斗表现佳；游戏采用经典下副本闯关玩法，并且后期还有多种PVP、PVE形式的活动可以参与。如果您觉得不错的话一定不要错过6月20日的终极封测啦。

四 : 颠覆无锁定！《新隋唐风云》今日14时封测

假期来临，初夏钜献无锁定动作网游《新隋唐风云》将于今日下午14:00正式开启终极封测。因具有特色的全键盘操作，真实无锁定攻击模式等特色系统而饱受好评，届时广大玩家可以尽览这款次代新游带来的非凡操作感受，同时官方也适时的推出世界杯冲级送“壕礼”等线上线下活动，送出多样周边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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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处优化 从体验入手】

《新隋唐风云》作为国产网游，贴合国人的操作体验是游戏首当其冲考虑到的。游戏根据一测玩家首次封测采集到的大量玩家的真实反馈，官方对游戏进行了完全化的的革新，大到活动副本，小至物品图标。官方都对游戏进行了贴心十足的优化。同时游戏有画面阴影的还原度也有了更加真实的表现。《新隋唐风云》运用多种技术让画面和游戏流畅度全面提升优化，颠覆你与她曾经的初次相遇。

【High 日常玩法不无聊】

《新隋唐风云》在终极封测中24小时开放多种日常PVE和PVP活动，心魔挑战、炼魂塔、天地人榜、世界BOSS等多样玩法。不仅可以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还能兑换到极品装备，装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为了最大程度的提高玩家在游戏中的战斗快感，等级的重要性，官方推出一系列活动加快玩家体验的过程。玩家达到20级即可在游戏当中领取到本职业装备一套，并且终极封测期间每天晚上在线的玩家都可以免费享受到一场经验的甘霖！

【战斗玩法大不同 颠覆三观】

游戏在沿袭了经典动作游戏的硬直、破招、格挡的基础上，在战斗击打反馈上狠下功夫。首先，在怪物受力反馈上，加强了细节的刻画，怪物死亡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粉身碎骨、丢盔弃甲、摔入悬崖等方式都做了区别化的设计，每一个动作都力求逼真，予以独特的视觉和实战体验。不仅如此，游戏在PVP决斗中受用同样体系的战斗反馈，但是更求完美逼真，相同的击打动作却造成不同的反馈表现。在这样力求逼真的表现之下，为玩家带来“狠”暴力的操作体验！

【杜绝职业“亲儿子” 只有最强玩家】

《新隋唐风云》目前版本开放了四大职业，力士、侠客、幽冥、舞姬。四大职业各具特色，开发组力求保持四大职业之间鲜明特色的同时，保证职业之间的平衡。特色不失真，职业有趣味，颠覆一个补丁一代神的时代！

此次更新，《新隋唐风云》舞姬全面进化，添加了游戏当中不多见的持续性移动施法技能“霓裳羽衣”，舞姬在释放技能过程当中还可以叠加使用其他技能，同时还能恢复自身血量，暴力萝莉初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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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杯踢的正欢，《新隋唐风云》自然也不甘寂寞，多款世界杯周边只要参与活动，就能送出。还有好看的男神女神选拔大赛热烈选拔中，快来投出你的一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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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新隋唐风云-《新隋唐风云》宠物总动员 一人一宠闯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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