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宠全文免费阅读-刘伯承传全文阅读作者：《刘伯承传》编写组

发布时间：2017-09-24 所属栏目：刘伯承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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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喻为当世孙武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传作者：《刘伯承传》编写组

内容简介
本书由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批准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组织编写，历时十二载，在采访300多位同刘伯承一起战斗、工作过的战友和知情人，查阅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以生动的文笔再现了刘伯承元帅在长期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人民军队建设中，大智大勇、神机妙算、运筹帷幄、足智多谋的形象。书稿由中共中央军委委托《当代中国》丛书国防军事卷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科研部主持审定。邓小平为本书题写书名。

目录(1)
第一章 “泥脚文人”的爱子1
第一节家世1
第二节最初的脚步3
第二章川中名将8
第一节将校学堂的优等生8
第二节手执青锋卫共和10
第三节血洒丰都12
第四节护法战争著声威16
第五节讨贼战争多磨难21
第三章举义泸顺25
第一节加入中国共产党25
第二节誓师顺庆27
第三节苦战泸州32
第四章南昌起义的参谋长38
第一节待命武汉38
第二节主持参谋团40
第三节随军南征43
第四节留学苏联45
第五章从白区到根据地49
第一节长江局军委书记49
第二节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52
第三节红军总参谋长56
第六章长征62
第一节智取遵义城62
第二节巧渡金沙江69
第三节彝海结盟72
第四节强渡大渡河75
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80
第六节援西军司令员84
第七章到敌人后方去87
第一节抗日誓师87
第二节东征途中94
第三节首战告捷99
第四节重叠的待伏102
第五节扎根在晋冀豫边107
第八章厉马太行112
第一节日军的“伤心岭”112
第二节急袭长乐村116
第三节兵出平原124
第四节诱伏香城固130
第九章虎狼夹击的岁月134
第一节前门打虎134
第二节后门拒狼137
第三节交通斗争144
第四节鏖兵正太路150
第五节激战关家垴157
第十章敌进我进162
第一节无规律对有规律162
第二节突破铁桶阵166
第三节庆祝五十寿辰176
第四节勇渡难关180
第五节开创敌后武工队185
第六节在延安190
第十一章针锋相对196
第一节上党雄风196
第二节邯郸胜算202
第三节新乡的唇枪舌剑208
第十二章鏖战冀鲁豫212
第一节一出陇海路212
第二节定陶大捷216
第三节从“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1)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
6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赶来会晤。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国焘讲了话。26日上午9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问题，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开了3天，28日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在战役上必须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7月6日，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第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统一战略思想。张国焘指使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这完全暴露了张国焘的政治野心。他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1万余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先把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手里，然后再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7月18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北上，中革军委改变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8月3日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第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再东进，到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针。
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26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5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进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提出“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之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前进”。他还命令已东进到墨洼附近的红五军部队返回阿坝，准备南下。9月8日，他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不利。”隔了一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9月11日又发出命令：“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第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2)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了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着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并逼他们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中央北上的决定，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接着，刘伯承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鼓吹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9月下旬，到达台塘、松冈、党坝一带。
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恶性膨胀，10月5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致电中共中央宣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张国焘的“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就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职务免去，调任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自然失掉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10月24日，张国焘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都。刘湘为阻止红军入川危及他的统治，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倾全力对抗。他调集王瓒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中80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两军展开连续激战。其中百丈之战最为惨烈。历时7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邛崃地区，薛岳部6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第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南下红军这时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难，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第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1个师又1个团，陕北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指战员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路线胜利了。”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24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明“国际完全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27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2月，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发展与第四方面军南下受损做对比，用第四方面军南下前后的情况做对比，耐心地说服干部。许多干部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下，逐渐觉悟起来，感到再这样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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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3)
3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撤退，重新北上，三过夹金山。刘伯承随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第二十四团翻越雪山。他边走边对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第二、六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不团结的错误。”
6月初，朱德率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到甘孜迎接第二、六军团。刘伯承任先遣队司令，与先遣队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两人骑马并辔而行。刘伯承对刘志坚说：你出身好，在关键时刻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不对。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到了罗锅梁子，有个觉日喇嘛寺。刘伯承先派人送信，然后与刘志坚一起，到寺庙去说明红军是过路北上，对宗教和寺庙采取保护政策，与大喇嘛谈得非常融洽。大喇嘛答应帮助红军，并派人到甘孜的寺庙传信，告诉那里的喇嘛不要逃避。7月2日，第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来到甘孜，与第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第二、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张国焘虽已于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在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当时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过草地时与敌人的骑兵作战，奉朱德的指示，刘伯承到第二方面军讲打骑兵的战术。7月初的一天，第二方面军的干部集合在甘孜方面军司令部，萧克宣布了会议的主旨。广大干部，对于刘伯承多数是闻名而未谋面，今日见到了这位老成持重、从容大度的总参谋长，觉得与心目中的军事家形象非常吻合。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伯承开始了他的战术报告，他说：“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的草原地域时，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易于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应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
接着，他详尽地讲述了对骑兵作战的四项基本原则：一要提高战胜敌人骑兵的信心，二要严格估计部队从准备到进入战斗的时间，三要经常研究和充分利用地形，四要利用各种武器在一定的距离上组成密集而有效的火力。最后，他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进行实际演习等问题。
在这以后，第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由于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第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知道刘伯承早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又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与刘伯承结婚。从此，这位1931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十九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7月下旬，第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北上。刘伯承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驻防川北阻挡红军北上的是川军第二十九军。上年4月2日，蒋介石以“玩忽命令”、“作战不力”，连失苍溪、阆中、南部、理番为由，手令：“兼川陕边防督办、第十二路总指挥、四川剿匪第二路总指挥、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著令孙震暂率二十九军，戴罪图功。”田颂尧、孙震受处分后，对蒋介石深怀不满。刘伯承探悉此情，于8月7日给孙震送去一函，内称：

第五节与张国焘的斗争(4)
德操吾兄麾下：
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贼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已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士，莫不相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①其一斑也。现在伯南②出走香港，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贼得以遂其扫除黔王（家烈）之故伎，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颍无任盼复之至。
孙震见信，作战行动更加消极，只是虚张声势，不与红军进行实际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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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援西军司令员(1)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刘伯承率领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从甘肃成县向环县曲子镇转移。中间翻越一座大山时，遭敌机空袭，刘伯承和汪荣华都负了伤。警卫人员赶忙上前救护。刘伯承说：“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现在我们得想办法继续前进，停久了就危险。”刘伯承被弹片炸伤了臀部，失血较多。但一时既找不到担架，又无马匹，只好简单包扎一下，几个人搀扶着他慢慢走。汪荣华伤在小腿上，包扎了一下，也坚持跟着行军。
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还在10月下旬，为了打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占领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总部率万余人，从甘肃靖远县虎豹口西渡黄河，击溃了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河防部队，节节向前推进。11月11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西路军将士英勇进击，连克古浪、永昌、山丹、临泽等城镇，到1937年1月，已打到高台县境。但孤军远征，消耗难以补充，又正逢冬季，给养、被装更为困难，一路上损失很大。国民党地方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唯恐自己的领地甘肃、青海有失，调集10余万兵力来围攻西路军。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然而自己也损失惨重。至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下###千人，退守到张掖县的倪家营子。
1937年2月27日，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决定组织援西军，准备前往援救。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下辖第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刘伯承、张浩受命后，率所部集中到甘肃庆阳西南的镇原地区待命。不久，奉命向西开进。
这时候，西路军在倪家营子一带与优势的国民党军连续苦战，终因弹尽粮绝，至3月中旬遭到失败。西路军的失败，使援西军的援救行动未能实现，援西军中止西进，在西峰、镇原、固原地域停留下来休整。
6月初，西路军幸存的一些将士，经过千辛万苦，陆续跑回来。他们得到了援西军政治部的热情接待。一天下午，刘伯承、张浩和政治部主任宋任穷来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刘伯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归队。西路军的失败，使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使许多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方法，坚持斗争。回来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敌人的魔掌，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完全给予信任。”这一番话，说得大家热泪纵横，好像失散了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
6月14日，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西路军干部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军、师、团各级领导干部和红四方面军机关干部。刘伯承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并且亲笔做了记录。他特别注意发言中提到的西路军被俘或失散人员的下落，一一写入笔记本内，准备提供给中共中央进行营救。这些线索主要有：马禄手下有四五百人，韩起禄部有300多人，凉州有一批干部被押着修马路，甘州、凉州、兰州一带有不少人散失，还有女同志身强者有300多人到了青海。
与此同时，刘伯承、张浩领导援西军，开展了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们坚持以教育为主，不开批斗会，不采取简单的处分办法，而是大会小会作报告，与干部个别谈话，反复宣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第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区别开来，一再强调：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对于西路军回归的人员，他们指示宋任穷主持的援西军审查委员会，迅速审查甄别，做出结论。除个别人之外，都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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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援西军司令员(2)
7月12日，第四军写了《四、五、六三个月政治工作状况的报告》，总结反国焘战线斗争的经过，大体上反映了援西军清算国焘路线的情况。《报告》中说：“四军在党中央绝对正确路线领导与援西军首长指导的直接帮助之下，到达镇原之后，开始了反国焘路线的斗争……在经过了军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开始反国焘路线斗争之后，四军接着于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比较具体地联系到四军本身许多实际问题，这样进一步检查了国焘路线在四军的实质。到4月25日，又经过全援西军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任政委①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更深刻、更彻底地揭发了国焘路线，同时又在部队中经过干部特别小组会议、团为单位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支部大会、小组会等的传达讨论，并联系实际工作的检查，在部队中不断地开展了一些具体斗争（如反单纯军事观点、本位主义、贪污腐化、农民意识、锦标主义等），把许多具体的错误观点、意识联系国焘路线，进行了一些党的原则理论教育。……其进步表现在：（一）对国焘路线的恶果有了深刻的认识；（二）认识到党中央路线的正确，对党中央与军委的信任提高了；（三）通过军事训练建立了正规化红军的基础。”
在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基础上，刘伯承、张浩等团结教育了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投入抗日战争做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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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狼山战捷复羊山”(1)
1947年7月4日，鲁西南寿张以南黄河河面上，一艘普通木船负载着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向南岸驶去。突然，两架敌机飞临上空，扔下一串照明弹。霎时，河面上一片通明。警卫人员立刻紧张起来，纷纷举枪瞄向空中。邓小平笑着对刘伯承说，敌人怕我们渡河寂寞，给点了天灯。刘伯承也面露喜色说，是啊，他们已来迟了，哪知道我们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呢？
4天前的6月30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从张秋镇至临濮集300里正面上成功地实施渡河作战，一举突破了国民党军自以为可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从这时候起，为了把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部队与留在后方的晋冀鲁豫其他部队以及活动在晋南的陈谢部队区别开来，也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毛泽东开始将晋冀鲁豫野战军称作“刘邓大军”。这一光辉、响亮的名称，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的结束。这几天来，刘邓大军主力第一、二、三、六纵队正按计划实施鲁西南战役。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指挥部迅速渡河跟进到鲁西南，就是为了直接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充当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去的战略突击队，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使自己的力量接近敌人的力量，并且造成了军事、政治、经济等全面的有利形势。据此，中共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做出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决策，并把“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开路任务交给了晋冀鲁豫野战军。早在4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即令晋冀鲁豫野战军在晋南方向预备船只，准备渡过黄河转入反攻。5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在6月10日前渡河，向冀鲁豫和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6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刘伯承、邓小平把渡河时间定在6月底。于是，就有了上述刘邓大军渡河南进的壮举。
刘伯承深知渡河作战是实现南进任务的首要环节，因此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指导。首先是准确掌握敌情。通过对敌纵深的战略侦察和对敌河防的战役侦察，获知黄河以南国民党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鲁南跟华东野战军作战，鲁西南黄河只有刘汝明集团两个师进行防守，另有整编第七师位于嘉祥地区准备机动。邻近的豫皖苏有国民党军1个师另两个旅，豫北有7个师，由于受当地战事的牵扯，到时只能抽出部分前来增援，估计豫皖苏可能来1个师，豫北可能来3个师，况且他们距鲁西南河防都有一定路程，难以很快达到援救目的。根据敌河防薄弱的情况，刘伯承决定以4个纵队分8路渡河，求得以强击弱，分散敌人，一举成功。其次是隐蔽企图和佯动惑敌。豫北反攻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直在汤阴、安阳地区按兵不动，使敌人不明他们下一步的动向。又以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动攻势；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攻势，造成敌人郑州、开封受威胁的错觉。渡河作战临发起前，才下令部队向渡河点秘密开进。刘伯承特别向部队强调：“必须保证不泄露秘密，在出发地、宿营地多方防谍，切勿暴露动向，做到这一点特别重要。”再就是规定了渡河战术。6月5日，刘伯承起草并随后下发了《敌前渡河战术指导》，详尽地提出了敌前侦察、火力编成、成渡后的处置、强化通信联络、加强协同以及炮兵运用等原则，使各级便于实施渡河指挥。
在这一系列严密而周到的安排下，6月30日夜的渡河作战实现了预期的要求：出敌不意，势如破竹。在先期渡河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和原在南岸的独立第二旅的接应下，第一批部队只用5分钟就到达对岸。当刘邓大军渡河的消息传到徐州的国民党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他们急忙打电话到郑州询问刘汝明。刘汝明竟回答：只知道###向河南岸发射了百余发炮弹，渡不渡河还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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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狼山战捷复羊山”(2)
一到达鲁西南，刘伯承、邓小平设指挥部于郓城以南的郑家庄。随着敌人不断变更的部署，刘伯承开始了紧张的指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蒋介石发觉他的中央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他在华东战场上的几十万军队的左翼及后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挽救这个危局，他急忙调兵遣将来对付刘邓大军。以原在河防线上的刘汝明集团整编第五十五师退守郓城，又以整编第六十八师的两个旅和第五十五师第一八一旅，共守菏泽，调来第六十五师第一五三旅守定陶，这4个旅，分守两座城，组成西集团。另从豫皖苏调来整编第五十八师，豫北调来整编第三十二、六十六师，加上原在嘉祥的整编第七十师，共4个整编师，组成东集团。两集团统归第二兵团司令官王敬久指挥。
刘伯承看出这是敌人吸引自己屯兵坚城、拊击侧背的诡计。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情：敌人分东西两路北进，西弱东强，如集中兵力先吃掉西路弱敌，再对付其东路，就可将敌各个歼灭。于是，他决定采取“攻敌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命第一纵队积极攻郓城；以第二、六纵队迅速从敌人东西两路之间插出去，直取定陶、曹县，乘敌第一五三旅立足未稳，将其消灭，并清除曹县土顽；以第三纵队进至定陶以东的冉固集、汶上集地区，以便在攻歼定陶、郓城之敌后，及时割歼东路援敌。
这个部署，体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第一纵队是3月间与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有4个旅，加上临时配属的冀鲁豫独一旅，共5个旅，打郓城守敌2个旅；第六纵队是以3个旅打敌1个旅，都是在局部上优势对敌。
7日黄昏，第一纵队集中兵力、火炮，攻击敌薄弱环节，经1夜激战，全歼郓城守敌整编第五十五师。10日夜，第六纵队攻定陶，激战5小时，全歼守敌第一五三旅，曹县土顽逃窜。至此，按照预定计划，在北起黄河、南到陇海路的广阔战场上，刘伯承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敌整编第七十师1个半旅、第三十二师两个旅、第六十六师两个旅，于7月8日分别进抵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在巨野东南约80里处，从南向北，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全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困境。
这时，毛泽东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遵此，刘伯承决心在“啃敌一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敌东集团实施“各个击破”。于是他令第二、三、六纵队远距离向东奔袭，会合第一纵队，立即向敌进攻，不给敌人调整部署的时间，连续作战扩大战果。具体部署是：第一纵队由郓城地区于13日进到巨野东南，拊敌右侧背，割歼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尔后攻击整编第七十师。第六纵队经张凤集向东，一部切断整编第三十二师与第六十六师的联系，主力于14日赶到薛扶集，协同第一纵队歼灭整编第三十二师。第二纵队由曹县向东，首先歼灭谢家集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一部，尔后协同第三纵队割歼羊山集敌军。另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二旅在万福河北岸阻击金乡可能北援之敌。
7月13日拂晓，第一纵队主力进抵六营集、独山集以东的狼山屯地区，切断了敌整编第三十二师与整编第七十师的联系。其第二十旅进到嘉祥以西之马官屯，切断了该敌退路，并准备阻击可能由济宁来援的国民党军。第二纵队当天中午歼灭谢家集敌军1个团之后，向东协同第三纵队包围了羊山集之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王敬久发现其部队被分割包围后，举棋不定，先命整编第七十师向南，整编第六十六师向北，靠拢独山集之整编第三十二师；后又改令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到六营集接整编第七十师，一起到羊山集靠拢第六十六师。第一纵队抓住整编第三十二师向北运动的机会，展开追击，歼敌1个旅。敌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部仅带1个旅逃入六营集。
14日，第六纵队赶到薛扶集地区，开始对六营集紧缩包围圈，并决心当夜总攻。这样，六营集地区形成了7个旅打敌两个半旅的优势。六营集仅仅有坐落在沙土地带的200来户人家，既无粮，又缺水，酷暑季节，敌军两师人马挤在这里作困兽斗是很难设想的。刘伯承根据第一纵队杨勇司令员的建议，决定采用“围三缺一，虚留生路”的战法，由第六纵队强攻六营集，三面攻击，东面虚留生路，由第一纵队在六营集以东通往济宁的纸坊街以西的开阔地上，布成袋形阵地，准备围歼逃敌。当夜20时，敌遭猛攻之后，果然利用夜色和青纱帐作掩护，以整编第三十二师为左翼，整编第七十师为右翼，向济宁方向突围逃跑。一出六营集便争相夺路逃命，正好钻入第一纵队的袋形阵地之内，遭四面围攻，立刻溃不成军，迅速被全歼于六营集东南的洼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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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狼山战捷复羊山”(3)
六营集歼灭战的枪声方才终止，第二、三纵队就对羊山集的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发起了进攻。羊山集是一个上千户人家的大庄子，坐落在微山湖西金乡县的低洼地带。庄子北面是一座平地突起的小山，形状很像一只坐西北面东南、昂头蜷卧的大公羊，庄子西北波状起伏的小山包，构成“羊尾”，从这里可以通上“羊背”，东面的“羊头”，北面的“羊身”都是高低不等的断崖。南面傍山是一条从西向东的大街。敌军利用天然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加之连日大雨，三面环水，第二、三纵队事先没有认真侦察地形，即于15、16两日进行攻击。结果在敌人制高点火力压制下，伤亡不小，未能奏效。
7月19日，蒋介石急飞开封亲自指挥，从安阳、西安、潼关调整编第四十师、第十师、骑兵第一旅，从洛阳调第二○六师，编入王仲廉的第四兵团。又从豫皖苏调整编第五十二师，从山东抽出整编第七师、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五师、整编第五师等主力部队，一齐驰援羊山集。同时严令王敬久就近指挥整编第五十八师及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九九旅，立即北渡万福河，解羊山之围。刘伯承闻讯，又安排了另一个口袋阵，等候敌人钻进来。他令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在万福河北岸阻击，杀伤北援之敌，在正面留一缺口，诱敌第一九九旅过河后，切断其与整编第五十八师的联系，在运动中予以歼灭。
20日，敌第一九九旅果然渡过万福河向北挺进，羊山集守敌也派出1个团向南迎接该旅。第三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突然将敌人包围于野外。22日经两小时激战，全歼第一九九旅及羊山集派出接应的1个团。第一九九旅旅长王仕翘被生擒。他满身泥水，高举双手，很认真地说：“昨晚我算了卦，知道今天不吉利!”
第一九九旅的覆灭，使敌人各路援军畏缩不前。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借口道路泥泞，率部连日徘徊于冉固集、城武地区。
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令：“为迅速扩大已取得的主动权，应即短期休整，速向大别山跃进。羊山之敌如能迅速歼灭，则歼灭之，否则即转入休整。”
刘伯承与邓小平研究后认为，各路援敌尚在行进途中，金乡之敌已无力北援。主力可以全部集中，完全有迅速歼灭羊山守敌的把握，于是决定继续攻歼据守羊山的整编第六十六师。他们指示攻击部队重新组织侦察，并调整了部署，以第二纵队一部由西向东攻击，第三纵队第七旅、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从北向南攻击，第三纵队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各部加强炮火，着重夺取制高点。兵力上达到了十比三的优势。
部署已毕，刘伯承、邓小平前往羊山集前线，向纵队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然后问他们到前沿察看了地形没有，几个纵队指挥员都说没有。刘伯承说：越是胜利越要细心谨慎，不能疏忽大意，更不能急躁。你们要亲自到前沿看地形，了解一下为什么攻不下来，跟下边指战员研究如何打法。总之，不能再拖了，必须尽快把羊山集的敌人歼灭。各纵队指挥员应命而去。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都直接到阵地前沿勘察。陈锡联一下子跳进齐胸深的水壕里，测量壕沟的宽度和深度，布置部队备好过壕器材，并制定了具体的进攻方案。
经过细密的准备工作，27日晚对羊山之敌发动总攻。激战1昼夜，28日晚全歼羊山守敌整编第六十六师。
至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连续作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师部，9个半旅，共万余人。俘敌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宋瑞珂、第七十师师长陈颐鼎、第三十二师副师长理明亚以下万余人，收复了鲁西南解放区，从而打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大门。
羊山集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蒋介石恼怒异常。为了推卸责任，他以“行动迟缓，贻误戎机，纵敌殃民，陷害友军”的罪状判处第四兵团司令官王仲廉8年有期徒刑，遗职由罗广文接任。26日赶到商丘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也灰溜溜地退回到徐州总司令部。

第一节 “狼山战捷复羊山”(4)
昼夜奋战28天的刘伯承，满怀胜利的喜悦和豪情，写下了他的著名诗篇：
狼山战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
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第二节提前跃进(1)
正当全军指战员争相传诵刘伯承为羊山战斗胜利作的战斗诗篇时，新华社8月2日公布了中共中央通令嘉奖刘邓南下大军的消息。嘉奖令说：“自卫战争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我山东及各战场均歼灭敌人一部外，刘邓自七月二日到七月二十八日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作战，歼灭敌人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六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同日，新华社冀鲁豫前线又发出刘伯承向该社记者谈鲁西南大捷重要意义的报道。刘伯承指出重要意义有二：“第一是解放了数万人民，恢复了黄河两岸广大地区，武装掩护了修复河堤；第二是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辟了鲁西南广大战场。给蒋介石进犯军准备了更好的坟墓。”
20多天的连阴雨停了，太阳从逐渐散开的雾气中露出了笑脸，鸟雀恢复了往日的喧噪。大河南北、梁山左右的解放区军民，都在庆贺人民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
自从6月30日夜晚，一个月来，刘伯承、邓小平一直没有好好休息过。特别是年过半百的刘伯承，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近来，他那独存的左眼更红，他的睡眠更少了。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和司令部的参谋们，关心体恤他，除特别重大或中央指定由他本人回复的事，都不打扰他，让他安静地休息。但是，热情似火、心细如发的刘伯承，晨起后还是习惯地向参谋、警卫员问：今天天气怎么样？晴天还是阴天？风向如何？听到准确的回答后，他才洗漱、早餐，接着就开始工作。
“常胜将军刘伯承”的盛名，已经传遍全国。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过黄河后，因为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中，用了刘邓“常胜军”的标题，他严肃地批评说：“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和常胜军。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依靠党和人民以及正义的战争性质，争取多打胜仗是应该的。”现在，他满心想的只是怎样担起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重任。他借用四川民间流传的嘉州“鬼门关”的故事，来比喻南进任务的艰险：自古人们只知三峡为川江的天险，我们四川人却还知道天险外还有一个险关。它位于嘉州（即乐山）岷江下游80公里的地方，两道陡直的高山把江水夹起来，水流飞泻直下，冲击着岩石又打回来。船行到这里，只有瞄准向峡里冲，稍一歪斜，就有船覆人亡的危险。在峡上面突出的山岩上，刻着“冲我来”三个大字，人称此处为“鬼门关”。任何一个船夫，都必须通过它才算胜利通过岷江。“鬼门关”像专门与川江勇士挑战的恶魔，每时每刻向过往的水手呼喊着：“冲我来!”勇敢者朝着它冲过去，平安无事。怯懦者稍一犹豫，调转船头的念头尚未形成，就被激流漩涡吞没了!现在，中国人民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决斗，已经到了成败关头。真像传说的冲“鬼门关”一样，只准向前，不准退后，半点犹豫都不能有。
7月23日，毛泽东的部署确定了；以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集团配合向中原推进，共同实施战略进攻的任务，并规定陈谢集团挺进豫西后归刘邓指挥。毛泽东充分考虑到南进后的困难，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黄河以东，也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久战疲惫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急需休整补充。鲁西南战役结束的当天，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因南渡后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万，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俘虏至少需20天教育争取方可补充，以补足伤亡；当前敌人现有17个旅，除整编第四十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之机会，故积极做南进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第二天，毛泽东电复，同意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和第一步依托豫皖苏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

第二节提前跃进(2)
但敌情很快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决心暂缓山东方向的进攻，改集大军于鲁西南，企图与刘邓大军进行决战。8月初，他从山东、洛阳、郑州、西安等地连续抽调大批兵力，加上原在鲁西南的部队，拼凑成5个集团共30个旅，分5路向郓城、巨野地区扑来。蒋介石想沿用过去“围剿”红军的所谓“分进合击”的老战术，一举把刘邓大军歼灭在黄河与陇海路之间，或逐回黄河以北。此举不成，他还准备决堤开坝，用滔滔黄河水来淹刘邓大军。
8月1日起，鲁西南又是连日大雨，黄河猛涨。在金乡县赵家楼村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的指挥部里，刘伯承焦虑不安地注视着敌情和水情的变化。戎马倥偬，他仍不忘及时提高指挥员的战术素养，利用作战间隙校译了苏军《合同战术》一书，并撰写了《重校前言》，在这个前言中，他预见到实行战略进攻后将要面临的大兵团作战，提出了下决心的基础、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协同动作与通信联络等三项重要的作战原则，以指导部队尔后的作战行动。
8月2日水情报告：黄河滦口水位由2米增至米，每秒流量达2034立方米。同日的敌情报告：张淦集团整编第七、四十八师已由鲁南车运抵达商丘、砀山地区；王敬久集团整编第三、五十八、八十五师和邱清泉第五军进犯郓城；罗广文第四兵团整编第三、四十师及骑兵第一旅进犯新集，刘汝明集团整编第五十五、六十八师随后跟进。敌人摆出一副数路钳击的态势。
军情紧急，水情逼人。刘伯承、邓小平决心提前实施跃进，率领大军直插大别山。
就在这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和冀鲁豫、豫皖苏军区负责人开会讨论和部署南进行动。会议讨论阶段的气氛很热烈。不少人主张在鲁西南或豫皖苏再打一个大仗，理由是依托根据地作战有利条件很多，有人民群众的支援，物资弹药补充以及地形也都便利；加上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5个纵队已到达郓城、巨野地区，力量上更加强大；部队虽经连续作战，消耗较大也很疲劳，但在连战连捷的鼓舞下，士气旺盛，求战情绪很高。而且如能再给敌人一个大的打击，歼敌越多，对战略跃进就越有利，南下的包袱也就减轻了许多。
刘伯承、邓小平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大家的议论，脸上时而微笑，时而严肃，人们的不同认识牵动着他们的思绪。刘伯承间或拿起放大镜，走到墙上的地图跟前查看着什么，思考中张开手掌，用拇指和中指在地图上上下左右计量着。
讨论完毕，刘伯承对大家讲话。他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当前敌集重点于鲁西南和陇海路，企图与我决战。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路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效。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他一口气讲述了提前跃进的道理，最后讲到两个“先敌”时，特别加重了语气，表明了把跃进提前的关键所在。
邓小平接着讲话，他说，毛泽东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我们要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特别是陈粟、陈谢大军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随后，刘伯承讲了跃进大别山的部署。他说，为了保持行动的隐蔽突然，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确定野战军主力分3路南进：以第一纵队指挥中原独立旅为西路，沿曹县、宁陵、拓城、项城之线以西南进，直插豫南；以第三纵队为东路，沿城武、虞城、鹿邑、界首之线以东南进，直插皖西；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和第二、六纵队为中路，沿单县、虞城、界首、临泉之线以西南进。5000余名地方干部随各纵队行进，以便于迅速开辟地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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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提前跃进(3)
会议要求大家从速完成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指挥部作战室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司令部处、科干部都参加了，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郭天民副参谋长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刘伯承就说：今天咱们开会打破点常规，到会的人多点。过去，确定作战计划，虽然也征求部门工作人员的意见，但多半只是少数有关领导同志参加。我们下一步的作战，是战略性的行动，需要充分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慎重对待，正确处理，所以开个范围稍大的会议，以求处理得更好些。
接着，由情报处参谋先汇报日内敌情和水情。
然后，刘伯承又针对司令部工作人员的思想实际、工作特点，讲了一些意见。他说：关于是否提前行动的利弊，大家已经细致地考虑过了，现在是领导决心已下，要大家更集中地讨论各自的准备工作了。千里跃进是无后方的行动，各种物质准备要抓紧做。说着，他走到地图跟前，手持放大镜，边看边向参谋人员询问敌军的新情况，最后，他着重叮咛说：
“你们都是做参谋工作的，参谋参谋，就是要参与谋划，要多谋善断啊!当前就是要抓紧时间，想一切办法，加强对当面敌情（包括黄河水位）的了解，掌握它的变化，要确切弄清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徐州、蚌埠段以西，平汉路郑州、信阳段以东地区的地形、河流、交通、道路情况，把这些情况都在地图上醒目地标志出来。越快越好!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立即行动了!”
司令部的机器开动了。他们把刘邓的意图，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给各纵队的指示，用地图、密码、电文等手段分送出去。
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是：“我决心提前于8月7日全军开始战略跃进!”
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9日、10日连续复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决心完全正确”“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刘邓大军提前跃进的战略性行动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第三节三出陇海路(1)
1947年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挺进大别山的预备命令。命令规定了3路开进的路线和目标。为着更利于主力隐蔽地突然实施跃进，又令第十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鲁西南地区积极开展攻势活动，并到黄河渡口佯动，造成野战军主力渡河北返的声势假象，以迷惑吸引敌人继续合围；豫皖苏军区部队破击平汉路，断敌交通，待主力跨过陇海路后，中原独立旅即西越平汉路，直趋信阳以西，做出挺进桐柏山的姿态，以迷惑武汉、信阳方面的国民党军。
在命令的后面着重写明两点：
一、暂归野战军指挥的华野外线兵团5个纵队，于鲁南、鲁西地区，寻机歼敌，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进。
二、为着迅速开展大别山根据地的开辟、重建工作，晋冀鲁豫中央局所组织的南征工作团，随中路野战军直属队和第二、六纵队行动。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并全力保证他们安全。
接到命令后迅速准备，决定明天晚上开始行动。
刘伯承一遍遍地校正了电报稿，然后才和邓小平、李达一同签署。
当命令下达之后，刘伯承又来到作战室。他严肃地对李达和作战科的参谋说：“决心定了，部署有了，命令也下达了，你们做参谋工作的同志现在就应该研究我军到达大别山以后的战略展开问题。”他擦了擦热气朦胧了的眼镜，又继续说，“我进军大别山，东瞰合肥、南京，西逼武汉三镇，威胁敌人长江防线，蒋介石当然不会罢休，还会纠集重兵，包围、进攻我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之际，各个击破。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战略进军本身的问题，还必须部署好到大别山的战略展开。总的原则是既要分兵一部消灭分散的守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又要集中一定兵力，打中小型运动战，粉碎敌人的进攻。”他越说越铿锵有力，“总之，我们不仅要考虑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还应该考虑和研究夺取整个中原的步骤。”
根据刘伯承的意图，司令部制定的部队战略展开的部署是：以1个纵队向合肥、芜湖之线以西的皖西地区实施展开；以1个纵队向信阳、武汉之线以东的豫东南、鄂东地区展开；另两个纵队主力位于大别山北麓的商城、罗山地区，主要任务是掩护战略展开，同时分遣一部分兵力，扫清大别山腹地数十县的国民党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干部开展新区工作，建立根据地。
听着李达参谋长的部署汇报，刘伯承充满信心地说：“好!请邓政委过目一下，咱们就这么干!‘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具体情况紧密结合，灵活运用，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鹿’肯定要死于中国人民之手!”
连阴雨仍然昼夜不停地下着，指挥部的院子里又涨满了水。刘伯承守候在厢房负责水情的参谋那儿，专心注视着展开的河图，倾听着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工程人员报告阿城至东明一段河堤的情况。
刺向蒋介石心脏的利剑就要出鞘了!
刘伯承周密的安排完全迷惑了敌人。8月6日，蒋介石判断刘邓大军将由鲁西南越陇海路“南窜”，下令部队迅速南进追击。在徐州指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接到“黄河边有###主力活动”的情报，判断刘邓大军将渡河“北退”，下令部队北进堵截。8日，顾祝同发现刘邓大军向南移动，下令部队南返，蒋介石却又判断刘邓大军渡河北撤，下令部队尾追。真是朝令夕变，弄得部属们无所适从。
出发前，已来不及同华野外线兵团领导面谈，但是刘伯承同他们通了一次电话。
“我们上马了。”刘伯承说。
“牌怎么打法？”对方请示。
“打一张鹅牌①。”刘伯承用密语作了简明的回答。意思要他们以少数兵力寻机歼灭敌人，掩护刘邓大军南进的战略行动。
8月7日夜，正当坐镇开封的蒋介石以30个旅，分路向鲁西南合击时，刘邓大军12万人以破釜沉舟的决心，突然甩开敌人，开始了向大别山挺进的战略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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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三出陇海路(2)
从11日夜起，横贯中原的大动脉陇海铁路，第三次被刘邓大军的脚步声震动了。连续3天，各路部队大都没有遇到敌人像样的阻击。偶然听到几声凄厉的枪响，那是几个被迫护路的国民党军士兵逃跑时虚放的。不愿再受国民党军欺凌压榨的铁路员工，自动留下来，协助工兵破路，并为辎重部队过路铺设便道。一时火光触天，拉大炮的卡车的轰隆声、大车轮子的咕噜声、步兵飞速的脚步声，响彻了原野。
刘伯承、邓小平走在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所率的第二、六纵队中间。13日晚，当月亮迟迟冲出云层的时候，他俩在虞城古心王集附近，跨过了陇海路。
天气阴晴不定，有时小雨，有时又烈日当顶，暑气蒸人。大军人马日夜浸泡在汗水、泥泞之中。有人开玩笑说：“当年唐僧西天取经过火焰山，也比不上咱们这阵儿。”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休息时不进村，尽可能吃干粮、喝冷水就大蒜。即使被熟透的西瓜绊倒，也无人拾起来吃；偶尔为救伤病员摘一个来，也要把应付的钱连同致谢的短信，挂在无人的瓜棚里。
刘伯承、邓小平每次从因病掉队的战士身边经过，总是把身边极少的急救药品、水或者自己头上的草帽留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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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摇敌前渡江(4)
水战，舟楫是基本的条件。尤其在长江这样宽阔的水面上进行大兵团作战，没有足够的船只和相应的器材，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军鉴于湖口至贵池一带，长江向南岸凸出的地形特点，着意在这里实行严密的军事控制，平毁村寨，驱逐居民，尤其将船只劫掠一空，企图增加人民解放军渡江的困难。第二野战军先遣部队横扫江北守敌，攻取江岸敌军桥头堡后，即依照刘伯承关于“抓紧船筏及其他渡江器材的搜集”的指示，全力投入筹集船只的工作。他们面对村寨残破、人烟萧条的困难状况，发扬人民军队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访贫问苦，救灾济困，宣传大军渡江对夺取全国胜利的巨大作用，很快取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沿江居民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贡献出一批预先藏匿的船只，并提供了许多找船的线索。野战军主力全部到达后，根据先遣部队的经验，刘伯承指示各部队普遍与中共地方组织、政权机关组成船只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筹集船只的工作。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共搜集、打捞、修补船只1478艘，动员船工2000余名，加紧训练其成为渡江驾船的水手。结合水上训练，战士们制作出以稻草救生圈为主的救生器材，用15斤稻草，即可保证一人全负荷飘浮。舟楫之难，终于得到基本解决。
随着舟楫的解决，部队在内湖、夹江日夜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由于部队中北方籍战士居多，不谙水性，对滚滚长江，更有一种恐惧心理。虽经反复政治动员，思想认识、战斗意志有所提高，但克服天堑的信心仍然不足。刘伯承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指示部队：组织水上训练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开头着重消除大家的畏水心理，尔后再进入战术、技术综合演练。各部队通过“谈水”、“看水”、“试水”等方法，请南方籍战士和当地居民讲解长江水性，组织北方籍战士座谈和轮流观察长江水流和敌岸情况，组织练习游泳、用船和试制救生圈等活动，使战士们逐渐摸熟了长江的特性，久扰于心头的畏水情绪逐渐消失。在此基础上，刘伯承要求部队加快训练进度和加大训练强度。各部队从上下船、船只操纵、救生器材试验和各类兵器的水上射击等一般性课目，转入到航渡队形、指挥联络、步炮协同及登陆突破等战术动作。水手的训练也在加紧进行中。要把数千名船工训练成勇敢、熟练的渡江水手，确实是一项艰巨的组织、教育工作。通过形势教育，使船工们认清了个人翻身与革命前途的关系；通过诉苦运动，启发了船工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了他们在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任务中贡献力量的光荣感。到4月中旬，各部队进一步举行了综合演习，在江沿湖沼找出相似地形，做出想定，反复演练。一时间，江汉湖面船行如梭，人涌如潮，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水上练兵场景，显示出人民解放军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
在诸多的准备工作中，部队组织指挥又是刘伯承最为关心的。3月份以来，他发出一系列渡江战术指示。当年开始战略进攻突破敌黄河防线时制定的《关于敌前渡河的指导》，及在开展军事民主基础上汇编而成的《渡江作战之研究》，都作为教材印发全野战军干部学习参考。尤其是他精心撰写的《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示》，全面地科学地规定了渡江作战的战术原则，从扫除敌人江北桥头堡到建立渡江前进阵地，从思想的、物质的准备到战术、技术的演练，从突破江防到纵深追击，都一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措施。当这个指示传到第二野战军全体干部手中时，人人感到解决了组织指挥上的各种难题，战术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后来，当时的一些指挥员，只要一提起第二野战军横渡长江之战，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刘伯承所写的这十项战术原则，异口同声地称赞它“周到具体、简练管用”。
渡江准备工作中的战役、战术侦察，刘伯承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派出先遣军扫除敌人在江北的掩护阵地起，他就强调了侦察的重要性。以后他又直接部署了野战军的战略侦察和战役侦察，指示司令部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派人偷渡，尽力搜集长江南岸的敌情，实地研究长江地形、水情，绘制出渡江作战地图。对于长江的水位、流速、暗礁、浅滩、江洲、航线；天候的晦晴、风向；两岸的地势、土质；以及船只的航速、性能、载人量；人马上下船的时间，拖拉船只所需的时间、人力等，他都要求进行细密的观察、记载，实地试验，精确计算，并依据其结果制订出适当的计划和具体的动作。对各部队的战术侦察，他指示必须“派出干部观察，携带望远镜、察明江幅、江洲，尤其是南岸地形、工事、敌人配置，对于所发现目标在何地如何动作，都应登记下来，作为判断、决心的基础”。他认为“这种观察的侦察与战斗的侦察结合起来作用更大”。对于渡江的步、炮、工兵等组织协同动作，他也指示“应由相关干部在实地侦察中实施之”。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各级指挥机关组织了观察所，昼夜不停地进行观察，结合实地侦察，掌握到许多重要的敌情和长江水文地质情况，为实施渡江作战准备了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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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摇敌前渡江(5)
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和谈以揭露敌人，备战以实施渡江”的指示，结合国民党军江防情况和第二、三野战军的兵力配置，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野战军组成西作战集团，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中、东两个作战集团，在靖江至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共同协力，求歼沿江防御之敌，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前出浙赣路，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另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位武汉正面，在中原军区部队配合下，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三野战军作战。战役计划分为渡江展开、割袭包围敌人前出浙赣路、分歼被围之敌三个阶段。邓小平强调指出，战役的关键在于东、中两集团迅速对进，打乱敌之作战体系，完成钳形合围，达成割袭包围敌人之目的。西集团着重密切协同第三野战军行动，适时以主力东进，担任攻占芜湖、夺取南京和杭州的任务，并以主力一部速出衢县地区，确实控制浙赣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刘伯承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指示，于4月8日下达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基本命令》。他在分析判断了敌情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后，指出：“敌人主要是扼守长江。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如何处置，战局的发展都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故渡江战斗乃为京、沪、杭战役重大关键。我野战军当前江防之敌（刘汝明）较弱，又为蒋桂两系的结合部，而我军态势则处于蒋匪的侧背，成为有利的渡江突击方向。”为了便于战役进行得更为顺利，他决心以3个兵团并列在贵池至马■间宽约200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具体部署为：第三兵团从安庆以东至棕阳段渡江，挺进歙县（徽州），截断徽杭公路，而后沿公路东向杭州；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段渡江，而后速沿浮梁、婺源直出衢县，控制浙赣线，断敌退路；第四兵团于望江至马■间渡江，而后沿江东进，接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监视芜湖敌人的任务，并准备夺取南京。各部队在成渡后，即派有力部队向两翼扩张，主动接应友邻登陆，协同作战。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主力位于武汉以东，并指挥桐柏、江汉、鄂豫军区部队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三野战军渡江。
第二野战军渡江对岸的国民党军，是第八兵团刘汝明所部3个军7个师，约4万余人。其第六十八军3个师位于湖口到吉阳镇一线，第九十六军两个师位于吉阳镇至乌沙闸一线，第五十五军1个师位于乌沙闸至贵池一线。绵亘200余里的防线上，区区4万之众，面对兵精弹足的第二野战军，刘汝明自知难以抗拒，心中焦虑万分。刘伯承曾通过多种途径规劝刘汝明放弃无谓的抵抗，投到人民方面来。刘汝明执迷不悟，竟然加以拒绝。
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撕下“和谈”假面具，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随即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号令既出，第二、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作战。第三野战军中突击集团于4月20日夜，首先在贵池至芜湖间突破，将敌长江防线拦腰斩断。第二野战军各兵团继于21日黄昏，同时在西起马■，东至枞阳镇，约200里的宽正面上，有重点地对敌发起攻击。
第二野战军的渡江是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进行的。战前，刘伯承强调指出：“现代战斗的权威就是火力，而炮兵的火力就是要掩护步兵突击的成功。我们在突破纵深阵地的战斗中，必须在每一阶段完成每一任务时尽量造成火力的优势。各种炮兵有组织而有互相联系的射击与飞雷发扬高密度的一齐发射作用极大。”据此，野战军司令部适时强化和调整了炮兵编成，除留少量炮兵对付敌人的舰队、飞机外，主要炮火都集中在第一线支援渡江，特别是集中在安庆上下流由第三、五兵团组成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正面不到30里就放列各种火炮300余门。4月21日16时，炮兵群开始试射，由于事先侦察周密和测算精确，急雨般的炮弹纷纷直接命中目标。17时30分，炮兵转入摧毁性射击，在安庆上下流的主要突击地段上，数百门大炮纷纷吐出火舌，发出震天动地的轰响。炮弹铺天盖地倾泻到对岸敌人阵地上，朵朵烟云倏忽间汇聚成浓黑的烟幕，不断地升腾和扩展着。经过整整1个小时的猛烈轰击，南岸敌人堡垒大部遭到摧毁，敌军的炮火显得极为微弱。18时30分，主渡突击基地响起了雄壮嘹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声。滔滔江面，霎时千船齐发，争入激流。指战员们与水手密切合作，橹翻桨飞，直冲对岸。惊恐万状的国民党军慌乱地进行抵抗，打出一些零乱的炮弹，在江面上掀起点点水花。数架飞机赶飞上空侦察投弹，几艘炮艇前来袭扰。但在人民解放军防空、阻截、压制各类炮火的坚决还击下，飞机、炮艇连忙逃窜，对岸炮火渐渐归于沉寂。船过中流，国民党军残存的火炮和机枪再次恢复了射击，企图作最后的挣扎。突击船队立即集中各式武器予以还击，直接掩护冲锋。勇士们发扬船自为战，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冒着弹雨破浪前进，有的船只被击中击翻，他们边抢修边划行，有的甚至干脆跃入水中，进行泅渡。各部先头船，仅以15至30分钟的时间，即横渡长江，分头强行登陆，很快抢占了滩头阵地。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第三、五兵团第一航次成功的6个步兵团，伤亡不到10人。第四兵团第十三、十五两军的突击队在彭泽上下流遭到第六十八军较为顽强的抵抗，伤亡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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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摇敌前渡江(6)
渡江那天，刘伯承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接应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成渡部队根据刘伯承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突击。至21日20时，已渡过了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至23日，野战军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在千里江面全线突破，使敌人防不胜防。汤恩伯眼看江防军一触即溃，有在沿江被分割围歼的危险，就于22日下午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路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两个方向撤退。从22日晚起，第二野战军当面之敌刘汝明所辖3个军，纷纷从殷家汇、东流和彭泽向浮梁、祁门、石埭溃逃。安庆守敌第一七四师弃城渡江南逃，随即被追歼于吴田铺地区。第二野战军部队乘胜进占青阳、高垣、至德一线和马■要塞，迅速肃清了据守江沿的残敌。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镇，23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了22年之久的南京。至此，国民党军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第二、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顺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第二节千里追击(1)
一连串的捷报传到第二野战军桐城指挥部，刘伯承望着作战地图上不断向南延伸的红色箭头和小红旗，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一触即溃，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溃逃如此之快，似乎超出了预想。他判断：战局虽已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国民党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看来是想利用钱塘江、沪杭路和浙赣路，以皖浙边山区作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战军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伯承的目光移开地图，回身叫作战参谋起草给总前委的电报。他边沉思边说：“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第三野战军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即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陈毅、邓小平，立即复电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取消第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第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第三、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徽州、衢州追击，协同第三野战军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国民党军的狼狈逃窜，使指战员们十分鼓舞，但也影响到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战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应有随伴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些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上逃路的国民党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部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战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有的部队不敢进行大胆、机动的作战，不敢及时分遣，不敢长驱直入，不敢独立作战，因此错过了一些战机。还有的不注意侦察，不派出先遣部队开路，轻率冒进，反为敌所乘。刘伯承汇集了这些情况后，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在战术上，他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较快明了追击不力的原因，及时调整了部署和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霪雨霏霏，芳草萋萋，山峦耸翠，九派透碧。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绮丽风光，昼夜兼程，飞速挺进。不管气候阴晖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泥泞，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卷去。所过之处，但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国民党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们的无比仇恨。左路第三兵团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徽州，是徽芜（湖）、徽杭（州）、徽金（华）等多条公路的汇合点，为进出皖浙边山区的重要门户。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国民党军以侯镜如兵团第一六军在这一带设防，企图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第三兵团先头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率部取山间捷径，一鼓作气插到徽州城下，接着迂回包围该城，迫使守敌仓皇弃城南逃，被歼6000余人。第三兵团第十一军随后进占屯溪。这就打乱了敌人在徽屯地区组织抵抗的部署。右路第四兵团，过江后一直对敌第六十八军紧追不舍，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终于在乐平西南石镇街歼灭该军一部。中路第五兵团也以疾风卷残云之势，迅速前出至婺源地区。至5月1日，野战军主力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横扫敌第一六军、四十六军、九十六军等部，完全粉碎了刘汝明、侯镜如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组织抵抗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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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千里追击(2)
第三野战军东、中两个集团，于4月27日将逃窜的国民党军5个多军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全部予以歼灭。其余敌人，则麇集沪、杭及其周围地区，妄图负隅顽抗。
5月2日，刘伯承和由总前委回到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二野应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之敌，开辟地方工作”的指示，给各兵团下达了新的任务：第三兵团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第五兵团向衢县至上饶段，第四兵团向横峰至东乡段进击，追歼溃散之敌并开辟地方工作。同时各兵团留置部分兵力于屯溪、浮梁、乐平等地清剿残敌，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开辟新区工作。
各部队按规定路线和区域，冒雨向浙赣线挺进。第四兵团主力首先到达贵溪、横峰地区。第三、五兵团也紧接着攻占金华、衢县，第三兵团一部并东进至诸暨，与第三野战军由杭州西来的部队胜利会师。国民党军已呈解体状态，除拼命向浙赣线以南山区逃窜外，残敌纷纷向解放军投降。第二野战军控制了义乌至东乡长达800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的联系，胜利地完成了渡江作战第二阶段的任务。
5月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杭州，主力准备发起上海战役。第二野战军为扩大战果，并密切配合第三野战军作战，刘伯承、邓小平于5月7日发出新的命令：“各部队抵达浙赣线之休止地区后，应分别以轻装师或轻装团附电台续向南猛追，寻歼逃窜之敌（近日某些部队日行百里左右，穷追逃敌之精神，应予发扬）。三兵团追击方向为永康、武义、宣平、遂昌、松阳地区，五兵团为龙泉、浦城、崇安地区，四兵团为铅山、资溪、临川地区。如四兵团能速以有力部队挺进到建阳截断敌人逃到福州之公路，则更好。”
在及时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各部队战术更加机动灵活，采取了适时分遣合击、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并充分利用缴获的汽车等交通工具，大大加快了追击速度。各兵团一路所向披靡，连下丽水、青田、古田、南平等浙南、闽北重要城镇，前锋直达闽江、赣江，为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四野战军进军江西创造了有利条件。至此，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共歼敌10万，解放了安庆、歙县、金华、上饶等86座城市和皖南、浙西、闽北、赣东北的广大地区。
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不仅使国民党反动派丧魂落魄，而且使美帝国主义气急败坏。美帝国主义眼看着他们的在华利益即将丢失，对中国人民的胜利充满了仇恨。他们仍然企图玩弄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在中国东南沿海增调海军兵力，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挑衅和恫吓。中共中央、毛泽东为了有效地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令第二野战军主力停止南进，在浙赣线集结待机，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5月14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关于休整与备战的指示》，指出：渡江进军之作战，至现刻已告结束，为准备将来之机动或任务，特根据地形与经济条件和部分的作战任务，规定新的工作。新的工作包括调整休整地区和确定休整内容。休整地区，指定三兵团主力以金华、江山为中心，五兵团主力以上饶、弋阳为中心，四兵团主力以鹰潭、东乡为中心。基本地域在浙赣线两侧。休整内容，除大力展开城乡工作，收剿散兵游勇，安定社会秩序外，主要进行战后组织整顿，调配武器装备，总结作战经验和展开以山地、河川、稻田地战斗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认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
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一部由蕲春、黄冈间渡江，迫使白崇禧集团放弃长江中游，向南撤退。当即解放武汉。5月16日，刘伯承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迅以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配合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作战，并准备接管南昌。5月22日，第四兵团进驻南昌。第三野战军部队于5月27日解放上海。至此，渡江作战宣告胜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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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1)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雄壮步伐，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毛泽东正确地把握着形势的这种新特点，指示全党全军“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并明确地规定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鉴于渡江战役胜利在即，国民党首都指日可下，便预先确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南京刚刚宣告解放，又任命他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指挥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部署好挺进浙赣路的行动后，即率领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桐城向南京进发。
4月29日，刘伯承一行风尘仆仆地抵达浦口码头。在苍茫的暮霭中，扬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铺，几乎家家大门紧闭。偶或也见有门扉半掩的，但少人出入，显得十分萧条。被敌人丢弃的破车烂炮触目皆是。稍远处，黛色的群山渐渐失去光亮，间或传出凄厉的枪声和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这一切，表明蒋军残余尚未肃清，南京城并没有安定；也预示着治理这座被蒋介石盘踞多年的城市，将经历一番艰巨的斗争。
过江的轮渡徐徐驶向南岸。人们兴奋地伫立船头，放眼灯火交烁的南京市区，期待着即将踏上“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形胜之地。他们知道，自从蒋家王朝定都于兹以来，南京就成了旧中国反动政治的代名词。雨花台下，埋葬着多少烈士的忠骨；中华门内，铭刻着日寇大屠杀的奇耻大恨。22年间，南京人民一直在苦难中呻吟。而今，人民军队旌麾南指，蒋家王朝顷刻瓦解，南京终于获得了新生。对刘伯承来说，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把官僚的消费都市改造为人民的生产城市，他感到这个任务并不比指挥淮海战役轻松。
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未及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突然拍着额头大叫：“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哪里开呢？”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把刘伯承安排到赤壁路一座原国民党要员的公馆里。两位老战友相见，谈起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兴奋得欢笑不止。第二天，刘伯承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落。邓小平、陈毅分别代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表了讲话，勉励第二、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即席讲话，他说：“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工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三位领导人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的许多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们，这是平生第一次目睹他们的风采。原来心目中的叱咤风云的形象，加上眼前这种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使他们更加感到可敬可爱。会场里不断爆发出欢声笑语，高潮迭起。
当时，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还有众多的群众###和座谈会，仅从5月13日至18日的6天之内，工人、学生、文化、工商各界座谈会就开了近10次。各界人士出于对新市长的尊敬和爱戴，所有会议一律要求他出席，甚至提出到会见见面也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劳累不堪，一再劝他少参加一点会议。他回答说：“从目前来讲，会议就是一种实施领导的形式，我作为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呢？群众要求见我，并不是我刘伯承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只是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和希望。”他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极好时机，总是一丝不苟地起草和准备发言稿。有时在办公室忙到曙色临窗，接着就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大声招呼警卫员：“装茶。”警卫员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用茶解乏的老习惯，只要喝下一大缸苦涩的浓茶，他又会显得精神抖擞，继续伏案工作。

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2)
5月9日，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明天，它就要悬挂到市政府大楼的门墙上，庄严宣告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工作人员来向刘伯承汇报庆贺典礼的准备情况，他边点头表示同意，边微笑着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当天，他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席精彩的讲话。他首先指出：“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了，从这一天起，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因此，23日这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接着，他对当前革命性质和有关政策作了深入的分析：“今天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司令员，是领导力量，没有无产阶级这个司令员来领导，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如果不依靠工农为基础，团结人民大众，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所以，如何组织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如何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重要的一环。我们所以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不仅是使反革命孤立的问题，而且在于团结一致努力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稳步走向工业国，因此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与我们合作，要在思想上确定下来，工作上确定下来。谁要是忽视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问题，谁就会在工作上犯错误。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那就要严格地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明确认识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即使有时也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他们，绝不是打倒他们。……我们在分清营垒及对有关政策问题处理之时，必须调查研究，谨慎小心。”
在谈到当前尖锐复杂的斗争时，他的语调变得严肃起来：“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敌人是失败了，但敌人失败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的，是企图从各方面继续抵抗。现在敌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开的转为分散和隐蔽的斗争形式，来反对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潜伏的敌特会用各种办法来反对人民的统治，如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尤其是要利用各种合法名目一面掩护活动，一面破坏我们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实行军事管制中必须加以警惕。不仅要注意公开的拿枪的敌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枪的敌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作为市军管会和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他着重讲述了人民政府的任务和职责，提出：“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自然，我们军管会首先要把南京顺利地接下来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里首先就要解决国民党在南京造成的失业问题，而发展生产与恢复生产必须依靠工人，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从唯物史观去看事物。了解公私工厂生产情况，即原料制造、销路情况，如何恢复与发展生产，如何对国民生计有利，对工人有利，对资方有利。工厂恢复了，资方有利可图，工人生活有保障。工厂生产发展了，资方利润大了，工人就以劳资两利的方针适当地改善生活。同时农村也要恢复与发展生产。必须使城市供给乡村以必需的工业品，而乡村则供给城市以粮食和原料，且逐渐使之向工业方向发展。其次，要进行教育文化建设，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科学人才，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使之参加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工作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各种建设工作极为重要。”

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3)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刘伯承认为关键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和策略观念。他继续说：“用政策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向他们解释南京解放的意义，解释党的政策，经过群众路线，使其一道来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建设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南京。应分头召开各界座谈会宣传与解释党的政策，耐心征询意见，特别欢迎他们对我们的各种批评，知道他们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给以合理的解决，使人民大众从自己生活体验中认识今日的天下真是人民大众的，而来拥护我们，使政权巩固起来，而不要使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恭敬的神像，犹之乎农民对玉皇大帝那样。如果玉皇大帝三年不下雨，农民也会把它搬出庙来晒太阳。假使共产党做事未为人民有利，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他这是把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申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上，并且深刻指出人民政府的生命力在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否则会有被人民抛弃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说明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他又指出：“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作风在群众工作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把群众路线当做口头禅。须知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的敌人经常在窥伺我们，一发现我们脱离群众就要来攻击我们，企图打倒我们。……同志们对此须再三警惕。”他还联系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说，“农民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
对于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他毫不容情地批评说：“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要以此作为教训，丝毫不能放松，让它们发展。”
他号召大家说：“由解放区南下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首先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做到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的会师，共同坚持党的政策，认真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果能这样做得好，我们就能把消费的南京建设成为生产的南京。”
最后，他以简洁的口号作为结束语：“学习毛主席的作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虚心学习，不骄不躁，艰苦朴素，以树立新的人民作风。”
刘伯承平稳而又洪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境，交代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恢复生产是一项最为繁重的任务。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费城市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在刘伯承主持下，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首先抓紧接管和复工工作。接管主要是对官僚资本企业进行的。军管会一开始工作，就立即组建了财政接管委员会，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了全面的接管。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了解各企业的情况，掌握了主动权。同时自下而上地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接管，帮助整理、清点账本、物资，还尽力争取厂方人员给予必要的协助。刘伯承和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等人，亲自参加各系统旧职员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讲解接管的意义，宣布解放军约法八章及接管办法，较快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顾虑，使他们较积极地协助接管工作。由于深入发动和争取了公私企业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历时一个月即告结束，为复工准备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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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4)
对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官僚资本企业，财政接管委员会根据其现有条件，使接收工作与复工同时进行。华中矿务局等单位采取接收与复工并进的办法，工人、职员情绪很高。因为接收快就是复工快，他们即将有工作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对复工的全面领导工作，市军管会组织了生产设计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以市政府指派为主，吸收职工代表和适当数目的工业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制订出3个月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刘伯承特别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他还注意虚心听取工人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在一次工人座谈会上，他诚恳地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如何解决：（一）怎样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领导者来管理自己的城市。（二）怎样使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三）怎样使城乡矛盾变为城乡结合互助。（四）怎样过物质生活和学习生活。这几个问题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工人们纷纷向他表示：我们一定要努力恢复生产，拿出主人翁的姿态，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纪律，争取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支援国家建设，支援解放军。
生产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复工，使之为战争服务。
由于公私企业的相继复工，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但工厂企业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来说，仍然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矛盾。在刘伯承的直接关心下，生产设计委员会主要以组织转业与开办工人学校来解决就业问题。转业是为了调剂各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不平衡。开办工人学校则是储备产业大军，以适应祖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的需要。
经过这样的综合治理，短短3个月内，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失业问题也大体得到解决。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
紧接着是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刘伯承坚持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对于解放前因通货膨胀造成的工薪差额，他主张在调查研究后依据实际情况做出决定，适当进行调整。这样，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满意，同时也减少了职工之间的矛盾和市场物价的波动。复工、就业和工资三大问题的基本解决，标志着南京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在金融贸易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特务和奸商一面造谣惑众，一面大搞银元投机，曾一度造成市场的混乱。刘伯承加强了财政委员会和财政金融办公室的领导力量，选派得力干部去从事这项工作。财政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切实抓了禁止银元流通、发行人民币、掌握物价这三个环节。为了迅速处理和排除伪金圆券，5月2日财政委员会公布了比价及限兑办法，不过8天时间，即基本兑换完毕。人民币的信誉确立了，物价也平稳了，敌人的破坏阴谋终究归于破产。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后，刘伯承兼任统战部长。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南京的工商业界和文化科学界经历了从动摇到积极的变化。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使南京的工商业发生很大困难，工商业者普遍忧心忡忡。敌特散布的大量谣言，又使工商业者十分惧怕共产党进行清算斗争。在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中，存在着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和对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幻想。刘伯承在同有关部门详细分析了这些现实状况后，认为应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双管齐下，调动工商业者和文化科学界人士的积极性。他还亲自出面做动员教育工作，或出席座谈会慷慨陈词，或与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和文化技术专家促膝交谈，较快、较好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

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5)
在南京市市委、军管会、市政府联合召开的工商业代表座谈会上，刘伯承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要。他指出：“为了执行这个纲要，就必须照顾到四面八方。公私是一面的两方，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家（公营）经济是领导成分，而私营经济是占了第二位。单纯地发展公营企业，而不在原料、制造与推销上，去照顾私营企业，即等于在发展经济上去了一只脚。只有既顾公而又顾私，才能于国计民生有利，将农业国引向工业国的方向发展。劳资，这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照顾到工人无法生活之苦，而改善对工人不合理的生活待遇，又要照顾到资方的有利可图。片面偏重哪一方，就不能发展生产，也就于人民无利。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过去的城乡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是城市剥削乡村的。今后应该是城市着重为农村服务，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原料，以足够的工业品，合理的廉价供应农村。而农村则给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且将来也能向工业化发展。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即是在贸易问题上，既有对内的贸易，又有对外的贸易，以使物资、经济的交流得到合理的畅通。”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生动、贴切的语言，深入地分析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活画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幅蓝图，澄清了各方面人员的疑虑，使各种思想障碍迎刃而解。
针对工商业者害怕清算斗争的心理，他特别指出：“共产党毫不隐讳地宣布，我们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我们是要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然而共产党人是唯物史观者，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做朋友，起来做主人。我们反对的，只是百分之十以下的反动统治者。这是根据今天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来规定的。所以，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刘伯承正确通俗地解释了党的政策，民族资本家的忧虑为之一扫。永利化学厂厂长感慨地说：“在过去，要想在中国独立地发展民族工业，真是何其艰辛，内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欺诈。现在已经是人民自己的世界了。我们要积极解决运输和电力困难，研究减轻成本，提高产量，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这也是我们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也颇有感触地说：“往日国民党请我们商人的客，是要我们出钱。今天共产党的市长请我们的客，则是商量发展工商业，并且可以贷款发展生产，这是我们从来想不到的。”
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刘伯承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我们都看到旧的中国即将完全打碎，我们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繁重而又光明的。在这个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与会的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听了非常感奋，一致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化科学专家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望，一定要为建设新南京贡献各自的力量。当场有许多专家、教授对南京市各方面的建设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刘伯承代表市委、军管会、市政府表示热忱欢迎。原中央大学医学院一位教授，概括了与会者的心情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人不能专为生活而生活，生活就要工作。在人民政府教育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必能人尽其才，为新社会服务。”
刘伯承一贯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他即席向学生们讲解了五个问题：（一）我们的胜利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反对百分之十以下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者的胜利。（二）目前的斗争要看清敌人由反人民的公开斗争，变为隐蔽破坏的斗争。（三）我们要进行生产与文化科学的建设工作。（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五）在学习中要预见困难与克服困难。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语言，博得与会者衷心的欢迎，激发了一颗颗奋发向上、报效革命的心。

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6)
6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的身份，赴上海参加了华东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封锁和发展城乡生产。7月9日，他在南京市支部书记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会上，结合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题为《关于反封锁与城乡生产的互助和交流问题》的长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他详尽地总结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复生产、文化教育和处理失业、疏散人口、维护社会治安的成绩，指出了干部中存在着在调查研究、政策学习、组织观察、群众路线等方面的缺点。对怎样打破敌人的封锁，他从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进行城乡互相交流、搞好宣传教育、实行精兵简政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回答。
就在这个报告中，刘伯承提出了进军西南的任务，指出：第二野战军干部一部要继续留在南京，坚持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另一部将到西南去进行军事战线的斗争。……不论留在南京的或要到西南的，都要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向西南发展，去消灭敌人残余力量，建立西南国防，乃是完成全国彻底胜利的光荣任务。不要因“此间乐”，就“不思蜀”了。此后，他就离开南京市的领导岗位，去筹划进军西南的工作了。

第一节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1)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非正规化，作战指挥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己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泸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他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
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着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
“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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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2)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做出的重要决定。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中共中央对给刘伯承递交信件这件事也很重视，特地委托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办理。聂荣臻决定派遣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专程前往重庆送信。他对陶汉章说：“你在红二方面军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让你去。”陶汉章到达重庆，在北碚见到了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刘伯承看完了信，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聂老总，就说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老总交代一下就走，不日即到京复命。”
几天后，当陶汉章向刘伯承辞行时，刘伯承再次请他向聂荣臻转述自己坚决服从调动，愿意去办学校的愉快心情。还托他捎回一些四川榨菜、豆瓣酱之类的土特产食品，说：“朱老总、聂老总都是四川佬，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他们一定喜欢。”
在刘伯承待命的这段时间里，陆大的筹建工作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展开了。中央军委向全国各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抽调领导干部，组建了陆大筹委会，并派人到东北等地勘查地形，选择建校地址，准备动工兴建陆大校舍。
这一年，朝鲜战争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随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派遣海军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北朝鲜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前线需要大批干部，而大批干部又需要加速培养，需要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形势逼人，创办陆大已经刻不容缓。
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4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他接到这封电报，在重庆再也坐不住了。他把西南的繁忙公务迅速交代完毕，便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飞机一路穿云破雾，把万水千山一鼓脑儿地抛在身后。几个小时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继闯入眼帘，逶迤奔腾在峰峦之间的长城，显现出一派非凡的气势。刚刚见到紫禁城里金碧辉煌的建筑群，飞机的机身已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了。刘伯承步出机舱，见朱德正向他挥手。他急步跨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第二节中南海的灯光(1)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领导陆大筹委会加紧筹建工作。
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决定。
11月，北京已是北风呼啸的初冬季节。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萧克等人，乘车出阜成门，直奔石景山地区。不一会儿，朱德也来了。他们会合在一起，从石景山向北到八大处，再向西到永定河沿岸，最后向东折回到八里庄忠烈祠，周行70余里。他们不顾风沙扑面、寒气袭人，几次登上山岗，兴致勃勃地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选择营建陆大的合适地点。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困难，只好放弃。
第二天一早，刘伯承又乘车出西南门，来到圆明园勘察。圆明园位于京郊西北，以西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清朝皇家园林，1860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毁，至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然而，它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但是，他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经过两次勘察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刘伯承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毅然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陆大的筹建工作。在筹备期间，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确定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
刘伯承与周恩来久已相熟，从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他曾与周恩来共事，襄助戎机、擘画军事，两人相得益彰，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常对人称赞他博学强记，通晓古今，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不能按时睡眠。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要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了早餐，周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便开始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这里是会客室兼着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陋。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碟咸菜、一杯61阅读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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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师承·补课·治学全文阅读作者：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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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忆老师谈学术：师承·补课·治学作者：费孝通

著名学者费孝通24日逝世　
<a href="" target=_blank><img class=img01 height=220 src="http://image2.sina.com.cn/dy/z/fxtss/U1043P1T63D1854F1443DT20050425211158.jpg" width=245 border=1></a>
著名学者费孝通
新华网北京4月25日电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费孝通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相关链接：<a class=akey href="" target=_blank>费孝通读书心得：读书是人生的大事</a>
（编辑：小题）

费孝通病逝北大设灵堂接受悼念
<img src="http://image2.sina.com.cn/book/cr/2005/0426/3169494415.jpg"> 昨日深夜，海淀区殡葬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北京大学法学楼5203室布置灵堂。 北大社会学系及其家中分设灵堂接受悼念，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9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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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ass=akey href="" target=_blank>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a>
;;;;;;;;; <a class=akey href="" target=_blank>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家族</a>
;;;;;;;;; <a class=akey href="" target=_blank>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男女有别</a>
;;;;;;;;; <a class=akey href="" target=_blank>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从欲望到需要</a>
;;; 本报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a class=akey href="" target=_blank>费孝通</a>同志，因病于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 <a class=akey href="" target=_blank>费孝通</a>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后，入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江村经济》，又译《中国农民的生活》，被认为是社会人类学实地调查的一个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和针对不同形态的经济区域进行类型研究的方法。
;;; 20世纪80年代后，又推出了全国一盘棋的研究模式。为表彰他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杰出贡献，1980年，国际应用人类学会授予他该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11月，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社会学最高奖项———赫胥黎奖章；1982年12月，英国伦敦大学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1988年获《大英百科全书》奖。
;;; 昨晚，费孝通家人以及北大社会学系分别在家中及学校布置了灵堂，接受社会各界的悼念。据悉，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均送去了花圈，费孝通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4月29日在八宝山举行。
 ;;; ■现场
北###学院连夜布置灵堂
;;; 今起至28日每天上午9时至晚上8时，在此举行悼念活动
;;; 昨晚11时左右，北###学楼二楼的会议室里，6名海淀区民政局殡葬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还在忙碌着，他们正在布置费孝通先生的灵堂。
;;; 在大约40平方米的灵堂前方，挂着一个横幅，上写：“沉重悼念敬爱的费孝通教授”。费孝通先生的遗像还没有挂上，空着的像框位置被黑纱缠绕着，工作人员说，遗像要在今天早上8时挂上。黑纱的下方摆放着8棵南阳杉和11棵绿巨人，与黑纱映衬出凝重庄严的气氛。
;;; 工作人员表示，从晚上9时开始布置的灵堂，大概在今天凌晨1时可以布置完毕。3名社会学系的本科生在灵堂内值班，他们说，昨天下午系里发出了悼念费孝通教授的通知，灵堂则从今天至28日，每天上午9时到晚上8时开放，接受大家的悼念。
;;; ■生平
<img src="http://image2.sina.com.cn/book/cr/2005/0426/801698993.jpg"> 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留影（1935年）。新京报资料图片
;;; 1910年11月，费孝通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重视学校教育的家庭，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 1928年，费孝通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
;;; 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当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王同惠子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妻子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费孝通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
;;; 1936年，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
;;; 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
;;; 1944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 1955年，费孝通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
;;; 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收入自己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 ■对话
;;; 江村老人回忆费孝通“我感到像失去了亲人”
;;; 1957年费孝通再访江村时，一直住在周文昌老人家里，前后共20天。昨晚在接到记者电话时，年逾7旬的周文昌老人话语有些激动。
;;; 记者：1957年费老去开弦弓村是怎么住进你家的？
;;; 周文昌：当年我的父母在费老姐姐的厂子里上班，两家来往较多，我和费老也渐渐熟悉了。1957年费老回乡时就住在我家了。
;;; 记者：这么多年，费老回乡时是不是经常去拜访你？
;;; 周文昌：费老特意看望我就有四五趟。2002年费老最后一次来到开弦弓村，专程来到我家，看望了我和家人。
;;; 记者：费老一生最关心村民什么？
;;; 周文昌：费老问的最多的就是村民的收入怎样，谁干什么工作，做什么活，一年能挣多少钱，还要教给村民怎样发家致富。
;;; 记者：最后一次费老去你家，他对你家的生活满意吗？
;;; 周文昌：非常满意，费老很高兴，尽管他已经行动不便。我家从1957年至今已经翻盖了四次新房。他去世，让我们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个亲人。
 ;;; ■专访
家长给孩子讲“费爷爷”的故事
江苏吴江市开弦弓村村委会委员记录费孝通20余年走访经过
;;; 今年53岁的姚富坤现在是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村委会委员，自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走访开弦弓村，他就开始负责记录费孝通的活动。
;;; 昨天晚上，随同七都镇的各村干部来北京考察工作的姚富坤，在饭店接受了记者专访。当时，他刚从电视上得知费老去世的消息。田间地头获取资料“费老和我们村有缘呀。”姚富坤讲起了费老与江村结缘的故事，滔滔不绝。
;;; 1936年暑假，26岁的费效通与新婚妻子去广西大窑山做社会调查，不料在爬山途中被山民狩猎的钳子夹住一条腿，费妻在返回山下寻求救援时遭遇山洪暴发，不幸遇难。第二天，费老被上山的村民救下。费老离开广西后，来到其姐姐费达生开办漕丝厂的开弦弓村养伤，也开始了他的调查之路。
;;; “费老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姚富坤听长辈人讲，费老就是走进村民家里，聊家常，问长短，在田间地头获得第一手资料。随后，费老在整理资料时，为开弦弓村起了个学名：江村。1939年，费老以开弦弓村为素材，在国外完成了名著《江村经济》，而江村的名字也开始名扬天下。据说费老的导师看到费老的文章后大加赞赏，说这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区别于搬抄资料的高深理论。
;;; 一进村就讲方言“自1981年费老三访江村开始，我就开始在村委会任职，负责接待费老，拍照，记录。”姚富坤说，自己当时29岁，见到从北京来的费老一点官架子没有，穿着普通，很随和，而且，费老每次一进村里就讲方言，让村民感到非常亲切。
;;; 当时开弦弓村村民生活逐渐好转，费老经过调研又写出《三访江村》。姚富坤说，费老在开弦弓村调研经常和村民吃住在一起，住农家院，喝农家水，从不挑剔。在费老的撮合下，1982年，国家出钱为开弦弓村修筑了一条8公里长的砂石路，连接上了318国道，打破了开弦弓村只有水路与外界相通的历史，加快了开弦弓村村民致富之路。
;;; 村里妇孺皆知费老姚富坤讲，在开弦弓村，费老是人人皆知的人物，老一代村民对费老因仗义执言而被错划成右派心痛不已，老师家长都会给孩子讲“费爷爷”的故事，教育孩子好好学习。
;;; 现在，开弦弓村专门设置了一个有关费老的展览室，把费老来开弦弓村的照片、文字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包括费老写就的《江村经济》等16本著作，展览出来，供后人及来宾观瞻。另外，姚富坤等人还把费老走访的全部资料登在该村网站，介绍费老的事迹。
<img src="http://image2.sina.com.cn/book/cr/2005/0426/2090705558.jpg"> 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开弦弓村村委会委员姚富坤在北京接受新京报专访。
;;; 本版采写（谢言俊郭少峰公冶祥波实习生耿小勇）本版摄影（李冬）（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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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临江仙）

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
　　《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的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象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着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里看到了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这类似的风俗，使我更领略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里所占和所应当占的地位了。
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象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语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乡村人口是固定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在增加，一块地上只要几代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出外，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些宣泄出外的人，象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找不到土地的也就在各式各样的运命下被淘汰了，或是“发迹”了。我在广西靠近瑶山的区域里还看见过这类从老树上吹出来的种子，拼命在垦地。在云南，我看见过这类种子所长成的小村落，还不过是两三代的事；我在那里也看见过找不着地的那些“孤魂”，以及死了给狗吃的路毙尸体。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一处住在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来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象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onnies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后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我以后还要详细分析这两种社会的不同。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象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的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
这自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有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象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象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在做母亲的人听来都清清楚楚，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来。
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内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的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的答覆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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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家族
　　《乡土中国》：家族 
我曾在以上两章中，从群己的关系上讨论到社会结构的格局。我也在那章里提出了若干概念，比如“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我知道这些生疏的名词会引起读者的麻烦，但是为了要标明一些在已有社会学辞汇里所没有确当名词来指称的概念，我不能不写下这些新的标记。这些标记并没有使我完全满意，而且也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譬如有一位朋友看过我那一章的分析之后，曾摇头说，他不能同意我说中国乡土社会里没有团体。他举出了家庭、氏族、邻里、街坊、村落，这些不是团体是什么？显然我们用同一名词指着不同的实体。我为了要把结构不同的两类“社群”分别出来，所以把团体一词加以较狭的意义，只指由团体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用以和差序格局中所形成的社群相区别；后者称之作“社会圈子”，把社群来代替普通所谓团体。社群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群。在那位朋友所列举的各种社群中，大体上都属于我所谓社会圈子的性质。在这里我可以附带说明，我并不是说中国乡土社会中没有“团体”，一切社群都属于社会圈子性质，譬如钱会，即是赊，显然是属团体格局的；我在这个分析中只想从主要的格局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的重要。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本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得清，在事实上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在概念上把这两种格局和两种组织区别出来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这个区别确可帮助我们对于社会结构上获得许多更切实的了解，免除种种混淆。在这里我将接着根据这套概念去看中国乡土社会中基本社群，“家”的性质。
我想在这里提出来讨论的是我们乡土社会中的基本社群，这社群普通被称为“大家庭”的。我在《江村经济》中把它称作“扩大了的家庭”Expanded family。这些名词的主体是“家庭”，在家庭上加一个小或大的形容词来说明中国和西洋性质上相同的“家庭”形式上的分别。可是我现在看来却觉得这并不妥当，比较确当的应该称中国乡土社会基本社群作“小家族”。
我提出这新名词来的原因是在想从结构的原则上去说明中西社会里“家”的区别。我们普通所谓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差别决不是在大小上，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一个有十多个孩子的家并不构成“大家庭”的条件，一个只有公婆儿媳四个人的家却不能称之为“小家庭”。在数目上说，前者比后者为多，但在结构上说，后者却比前者复杂，两者所用的原则不同。
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亲子是双系的，兼指父母双方；子女限于配偶所出生的孩子。这社群的结合是为了子女的生和育。在由个人来担负孩子生育任务的社会里，这种社群是不会少的。但是生育的功能，就每个个别的家庭说，是短期的，孩子们长成了也就脱离了他们的父母的抚育，去经营他们自己的生育儿女的事务，一代又一代。家庭这社群因之是暂时性的。从这方面说，家庭这社群和普通的社群不完全一样。学校、国家这些社群并不是暂时，虽则事实上也不是永久的，但是都不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们所具的功能是长期性的。家庭既以生育为它的功能，在开始时就得准备结束。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结束抚育。关于这一层意思我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有详细的讨论。
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家庭这社群总是赋有生育之外其他的功能。夫妇之间的合作并不因儿女长成而结束。如果家庭不变质，限于亲子所构成的社群，在它形成伊始，以及儿女长成之后，有一段期间只是夫妇的结合。夫妇之间固然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大的限制，凡是需要较多人合作的事务就得由其他社群来经营了。
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为这缘故，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可是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构成这个我所谓社圈的分子并不限于亲子。但是在结构上扩大的路线却有限制。中国的家扩大的路线是单系的，就是只包括父系这一方面；除少数例外，家并不能同时包括媳妇和女婿。在父系原则下女婿和结了婚的女儿都是外家人。在父系方面却可以扩大得很远，五世同堂的家，可以包括五代之内所有父系方面的亲属。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我们的家在结构上是一个氏族。但是和普通我们所谓族也不完全相同，因为我们所谓族是由许多家所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因之，我在这里提了这个“小家族”的名词。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相同是在数量、在大小上。——这是我不愿用大家庭，而用小家族的原因。一字的相差，却说明了这社群的结构性质。
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因为亲属的结构的基础是亲子关系，父母子的三角。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但是包括在家族中的家庭只是社会圈子中的一轮，不能说它不存在，但也不能说它自成一个独立的单位，不是一个团体。
形态上的差异，也引起了性质上的变化。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象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需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我称我们这种社群作小家族，也表示了这种长期性在内，和家庭的临时性相对照。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以生育社群来担负其他很多的功能，使这社群中各分子的关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男女有着阃内阃外的隔离，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在乡间调查时特别注意过这问题，后来我又因疏散下乡，和农家住在一所房子里很久，更使我认识了这事实。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男子汉如果守着老婆，没出息。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好好的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这些观察使我觉得西洋的家和我们乡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实在不能并论。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在我看来，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了这社群中去之后所引起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意见，不肯象西洋人一般的在表面上流露，也是在这种社会圜局中养成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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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男女有别
　　《乡土中国》：男女有别 
在上篇我说家族在中国的乡土社会里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做事业的社群，纪律是必须维持的，纪律排斥了私情。这里我们碰着了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基本问题了。在上篇我虽则已说到了一些，但是还想在本篇里再伸引发挥一下。
我用感情定向一词来指一个人发展他感情的方向，而这方向却受着文化的规定，所以从分析一个文化型式时，我们应当注意这文化所规定个人感情可以发展的方向，简称作感情定向。“感情”又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却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它所发生的作用。喜怒哀乐固然是生理现象，但是总发生在人事圜局之中，而且影响人事的关系，它们和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在社会现象的一层里得到它们的意义。
感情在心理方面说一种体内的行为，导发外表的行为。William James说感情是内脏的变化。这变化形成了动作的趋势，本身是一种紧张状态，发动行为的力量。如果一种刺激和一种反应之间的关联，经过了练习，已经相当固定的话，多少可说成为自动时，就不会发生体内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不带着强烈的感情。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
这里所谓感情相当于普通所谓激动，动了情，甚至说动了火。用火来形容感情，就在指这动的势和紧张的状态，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所以我在上篇曾说纪律是排斥私情的。
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所谓了解，是指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我在论“文字下乡”的两篇里，已说起过熟习所引起的亲密感觉。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不相同的。它是契洽，发生持续作用，它是无言的，不象感情奔放时铿然有声，歌哭哀号是激动时不缺的配合。
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里曾说西洋曾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他称作亚普罗式的Apollonian，一种他称作浮士德式的Faustian。亚普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人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这两种文化观很可以用来了解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感情定向上的差别。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这两种精神的差别也表现在两种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生活里。
乡土社会是靠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来配合各个人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成的，是熟习的，到某种程度使人感觉到是自动的。只有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群体，其中各个人有着高度的了解。好恶相投，连臭味都一般。要达到这境界，却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在阻碍着各人间的充分了解。空间的位置，在乡土社会中的确已不太成为阻碍人了解的因素了。人们生活在同一的小天地里，这小天地多少是孤立的，和别群人没有重要的接触。在时间上，每一代的人在同一的周期中生老病死，一个公式。年轻的人固然在没有经历过年长的生活时，可以不了解年长的人的心情，年龄因之多少是一种隔膜，但是这隔膜却是一方面的，年长的人可以了解年轻的人，他们甚至可以预知年轻的人将要碰着的问题。年轻的人在把年长的人当作他们生活的参考蓝图时，所谓“不了解”也不是分画的鸿沟。
乡土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这差别倒并不是起于有着悬殊的遗传特质，这在世代互婚的小社区里并不会太显著的。永远划分着人们生理差别的是男女两性。正因为还没有人能亲身体会过两性的差别，我们对于这差别的认识，总是间接的；所能说的差别多少只限于表面的。在实际生活上，谁也会感觉到异性的隔膜，但是差别的内容却永远是个猜想，无法领会。
在以充分了解来配合人们相互行为的社会中，这性别的鸿沟是个基本的阻碍。只在他们理想的天堂里，这鸿沟才算被克服：宗教家对性的抹煞，不论自觉或不自觉，决不是偶然的。完全的道义必须有充分的了解，无所隔，这就不能求之于生理上早已划下了鸿沟的男女之间。
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又规定了男女的结合。这一种结合基于异，并非基于同。在相异的基础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难的，是阻碍重重的，是需要不断的在创造中求统一，是浮士德式的企图。浮士德是感情的象征，是把感情的激动，不断的变，作为生命的主脉。浮士德式的企图也是无穷止的，因为最后的统一是永远不会完成的，这不过是一个求同的过程。不但这样，男女的共同生活，愈向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也愈是深，求同的阻碍也愈是强大，用来克服着阻碍的创造力也更需强大，在浮士德的立场说，生命力也因之愈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愈深。
把浮士德式的两性恋爱看成是进入生育关系的手段是不对的。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这和友谊不同，友谊是可以停止在某种程度上的了解，恋爱却是不停止的，是追求。这种企图并不以实用为目的，是生活经验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生命意义的创造，但不是经济的生产，不是个事业。恋爱的持续倚于推陈出新，不断的克服阻碍，也是不断的发现阻碍，要得到的是这一个过程，而不是这过程的结果。从结果说可以是毫无成就的。非但毫无成就，而且使社会关系不能稳定，使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事业不能顺利经营。依现代文化来看，男女间感情激动的发达已使生育的事业摇摇欲坠。这事业除非另外设法，由社会来经营，浮士德式的精神的确在破坏这社会上的基本事业。
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精神是不容存在的。它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它更害怕社会关系的破坏，因为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它是亚普罗式的。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
在社会结构上，如上篇所说的，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这在我们乡土社会中看得很清楚。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因之，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这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
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面去发展。变态的同性恋和自我恋究竟普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确说；但是乡土社会中结义性的组织，“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的亲密结合，多少表示了感情方向走入同性关系的一层里的程度已经并不很浅。在女性方面的极端事例是华南的姊妹组织，在女性文学里所流露的也充满着冯小青式的自恋声调。可惜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感情生活太少分析，关于这方面的话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为止了。
缺乏两性间的求同的努力，也减少了一个不在实利上打算的刺激。中国乡土社会中那种实用的精神安下了现世的色彩。儒家不谈鬼，“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对于切身生活之外都漠然没有兴趣。一般人民更会把天国现世化；并不想把理想去改变现实，天国实现在这世界上，而把现实作为理想的底稿，把现世推进天国。对生活的态度是以克己来迁就外加，那就是改变自己去适合于外在的秩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古典的，也是亚普罗式的。
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男女之间的鸿沟从此筑下。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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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代表作：《乡土中国》之从欲望到需要
　　《乡土中国》：从欲望到需要
提起了时势权力使我又想到关于社会变迁另一问题，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社会计划，甚至社会工程等一套说法。很明显的，这套名字是现代的，不是乡土社会中所熟习的。这里其实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变化，如果我们要明白时势权力和长老权力的差别，我们还得在这方面加以探讨。人类发现社会也可以计划，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人类已走出了乡土性的社会了。在乡土社会里没有这想法的。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让我先把欲望和需要这两个概念区别一下。
观察人类行为，我们常可以看到人类并不是为行为而行为，为活动而活动的，行为或是活动都是手段，是有所为而为的。不但你自己可以默察自己，一举一动，都有个目的，要吃饭才拿起筷子来，要肚子饿了才吃饭……总是有个“要”在领导自己的活动；你也可问别人：“为什么你来呢？有什么事呢？”我们也总可以从这问题上得到别人对于他们的行为的解释。于是我们说人类行为有动机的。
说人类行为有动机的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不要这样做就不这样做，也就是所谓意志；一是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欲望规定了人类行为的方向，就是上面所说要这样要那样的“要”。这个“要”是先于行为的，要得了，也就是欲望满足了，我们会因之觉得愉快，欲望不满足，要而得不到，周身不舒服。在英文里欲望和要都是want，同时want也作缺乏解。缺乏不只是一种状态的描写，而是含有动的意思，这里有股劲，由不舒服而引起的劲，他推动了人类机体有所动作，这个劲也被称作“紧张状态”，表示这状态是不能持久，必须发泄的，发泄而成行为，获得满足。欲望——紧张——动作——满足——愉快，那就是人类行为的过程。
欲望如果要能通过意志对行为有所控制，它必须是行为者所自觉的。自觉是说行为者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欲望一层上说这是不错的，可是这里却发生了一个问题，人类依着欲望而行为，他们的行为是否必然有利于个体的健全发展，和有利于社会间各个人的融洽配合，社会的完整和持续？这问题在这里提出来并不是想考虑性善性恶，而是从人类生存的事实上发生的，如果我们走出人类的范围，远远地站着，象看其他生物一般的看人类，我们可以看见人类有着相当久的历史了，他们做了很多事，这些事使人类能生存和绵续下去，好象个人的健全发展和社会的完整是他们的目的。但是逼近一看，拉了那些人问一问，他们却说出了很多和这些目的毫不相关的欲望来了。你在远处看男女相接近，生了孩子，男女合作，抚养孩子，这一套行为是社会完整所必需的，如果没有孩子出生，没有人领孩子，人类一个个死去，社会不是会乱了，人类不是断绝了么？你于是很得意去问这些人，他们却对你说，“我们是为了爱情，我们不要孩子，孩子却来了。”他们会笑你迂阔，天下找不到有维持人类种族的欲望的人，谁在找女朋友时想着这种书本上的大问题？
同样的，你在远处看，每天人都在吃淀粉，脂肪，吃维他命A，维他命C，一篇很长的单子，你又回去在实验室研究了一下，发现一点不错，淀粉供给热料，维他命A给人这个那个，——合于营养，用以维持生命。但是你去找一个不住在现代都市的乡下老问他，为什么吃辣子，大蒜，他会回答你，“这才好吃，下饭的呀。”
爱情，好吃，是欲望，那是自觉的。直接决定我们行为的确是这些欲望。这些欲望所引导出来的行为是不是总和人类生存的条件相合的呢？这问题曾引起过很多学者的讨究。我们如果从上面这段话看去，不免觉得人类的欲望确乎有点微妙，他们尽管要这个要那个，结果却常常正合于他生存的条件。欲望是什么么？食色性也，那是深入生物基础的特性。这里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绵续，人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会有五味之好。因之，在十九世纪发生了一种理论说，每个人只要能“自私”，那就是充分的满足我们本性里带来的欲望，社会就会形成一个最好、最融洽的秩序。亚当斯密说“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会安排个社会秩序给每个为自己打算的人们去好好生活的。
这种理论所根据的其实并非现代社会而是乡土社会，因为在乡土社会中，这种理论多少是可以说正确的，正确的原因并不是真是有个“冥冥中”的那只手，而是在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两者所以合，那是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我说它是文化事实，意思是人造下来教人这样想的。譬如说，北方人有吃大蒜的欲望，并不是遗传的，而是从小养成的。所谓“自私”，为自己打算，怎样打算法却还是由社会上学来的。问题不是在要的本身，而是在要什么的内容。这内容是文化所决定的。
我说欲望是文化事实，这句话并没有保证说一切文化事实都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文化中有很多与人类生存条件无关甚至有害的。就是以吃一项来说，如果文化所允许我们入口的东西样样都是合于营养原则的，我们也不至有所谓毒物一类的东西了。就是不谈毒物，普通的食品，还是可以助证“病从口入”的说法。再说得远一些，我常觉得把“生存”作为人类最终的价值是不太确切的。人类如果和其他动植物有些不同的地方，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就在人在生存之外找到了若干价值标准，所谓真善美之类。我也常喜欢以“人是生物中惟一能自杀的种类”来说明人之异于禽兽的“几希”。——但是，人类主观上尽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价值，文化尽管有一部分可以无关及无益于人类的生存，这些不合于生存的条件的文化以及接受不合于生存条件的文化的人，却在时间里被淘汰了。他们不存在了。淘汰作用的力量并不限于文化之内，也有在文化之外的，是自然的力量。这力量并不关心于价值问题；美丑，善恶，真伪，对它是无关的，它只列下若干条件，不合则去，合则留。我们可以觉得病西施是美，但是自然却并不因她美而保留她，病的还是要死的，康健才是生存的条件。自然并不禁止人自杀，但是没有力量可以使自杀了的还能存在。
于是另外一种说法发生了。孙末楠在他的名著Folk ways开章明义就说：人类先有行为，后有思想。决定行为的是从实验与错误的公式中累积出来的经验，思想只有保留这些经验的作用，自觉的欲望是文化的命令。
在一个乡土社会中，这也是正确的，那是因为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累积，能累积就是说经得起自然选择的，各种“错误”——不合于生存条件的行为——被淘汰之后留下的那一套生活方式。不论行为者对于这套方式怎样说法，它们必然是有助于生存的。
在这里更可以提到的是，在乡土社会中有很多行为我们自以为是用来达到某种欲望或目的，而在客观的检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行为却在满足主观上并没有自觉的需要，而且行为和所说的目的之间毫无实在的关联。巫术是这种行为最明显的例子。譬如驱鬼，实际上却是驱除了心理上的恐惧。鬼有没有是不紧要的，恐惧却得驱除。
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乡土文化中微妙的配搭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虽则文化是人为的。这种不自觉的印合，有它的弊病，那就是如果环境变了，人并不能作主动的有计划的适应，只能如孙末楠所说的盲目的经过错误与实验的公式来找新的办法。乡土社会环境不很变，因之文化变迁的速率也慢，人们有时间可以从容的作盲目的实验，错误所引起的损失不会是致命的。在工业革命的早期，思想家还可以把社会秩序交给“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其实一直到目前，象美国那样发达的文化里，那样复杂的社会里，居然还有这样大的势力在反对计划经济。凡是这时候要维持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精神是有危险的了。出起乱子来，却非同小可了。
社会变动得快，原来的文化并不能有效的带来生活上的满足知，人类不能不推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了。这时发现了欲望并不是最后的动机，而是为了达到生存条件所造下的动机。于是人开始注意到生存条件的本身了，——在社会学里发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功能”。功能是从客观地位去看一项行为对于个人生存和社会完整上所发生的作用。功能并不一定是行为者所自觉的，而是分析的结果，是营养而不是味觉。这里我们把生存的条件变成了自觉，自觉的生存条件是“需要”，用以别于“欲望”。现代社会里的人开始为了营养选择他们的食料，这是理性的时代，理性是指人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
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在上文中所称的时势权力；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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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吊唁费孝通学界泰斗五种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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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社会各界纷纷吊唁费老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4月24日夜间在北京辞世，享年95周岁。消息传来，四海同悲。昨天，社会各界纷纷前往设在费老家中和北京大学的灵堂吊唁。学界、费老的亲人、学生等追忆往事，表达对费老深深的哀思。
脚踏实地成就一代宗师，情深意重赢得四方同悲。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4月24日夜间在北京辞世，享年95周岁。消息传来，四海同悲。
昨日，社会各界纷纷前往设在费老家中和北京大学的灵堂吊唁。学界、费老的亲人、学生等追忆往事，表达对费老深深的哀思。
吊唁现场●费家：40平米灵堂摆满花圈
晨报讯(实习记者姜葳)费孝通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在京各界人士前往费老家中吊唁祭奠。
记者昨日下午来到位于新街口外大街的费家，原本宁静的小院落不时可以看到臂缠黑纱的人们进进出出，忙着筹备费老的后事。门口的哨兵严格检查着每一位来访者的证件。当记者乘坐费老之侄孙的汽车进入时，同样也被查验了车主证件。“我刚从医院办完手续回来。”费老侄孙向记者解释，但不愿透露更详细的信息。
4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被布置成灵堂，费老的照片悬挂于淡蓝色的帷幕上，黄黑缎带垂于两侧，整个灵堂庄重而又肃穆。房间里摆满了各界人士敬献的花圈，位于正中的是费老亲属所献。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记者的采访不得不屡次中断，其间还有新的花圈被抬送进来。
吊唁现场●北大：来人均称“费老的学生”
晨报讯(记者代小琳)挽联、花圈，北###学楼二层，昨天设立了一个小小的灵堂，为纪念费孝通先生。
昨天，记者赶到北大灵堂，几名身着黑衣的学生站在灵堂前，为每一个前来悼念的人别上白花。灵堂内，费老的照片摆在正中，相片中的他笑着，亲切而慈祥。
学生三三两两地前来悼念，不时有看上去年长的人陆续走进灵堂。有头发花白的老者，也有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问他们身份，大家都是一个声音，“我是费老的学生。”
在灵堂中，记者遇到了中国青年报记者马明洁。这个20年前费老的学生，专门跑来为老师献上花篮。“1985年，我在北大读社会学。那时候，75岁的费老亲自给我们这些本科生上课。在费老的课堂上，我感觉不到他是什么国家领导，而就是我们的教授，他一口吴语，上课谈笑风生。后来我到中青报工作，有事情请教费老，我们专程到他的家里。那是1993年，他还住在民族大学的单元楼里，一个特别普通的老房子。我觉得他的家简直就像个教研室，所有的地方都堆满了书，连转个身都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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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记一(1)
我是１９３６年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生到英国去留学的。进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１９３８年毕业回国。这里要追记的是这一段留英生活。但顺着回忆的思路联想到许多和这段生活有关的事，不受题目的拘束，也把它们写了下来。
先说我是怎样得到留学的机会的。
３０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留学已多少成了变相的科举。有些大学生着了迷，搞得颠颠倒倒，这些形象对于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但是以留学和科举相比还有点不同：封建时代有资格大做其金榜题名美梦的人范围似乎广一些，至少传统剧目里足够反映出状元公这个人物在群众的想像中也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熬得过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会换得成光彩夺目的紫袍。留学却没有这么容易。这是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讲投资，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
留学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这里有“官费”、“自费”、“公费”等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养洋务人才，派留学生出洋，但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还很多不愿离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国，更少愿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因此，留学生的费用全部得由官家负责，此之为官费生。留学回来的人，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学而优则仕，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守则，留学回来有官可当，群焉趋之。官费留学的机会逐步就被达官贵人所把持，用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和这些有权选派留学生的权贵没有关系的就沾不着官费之光。沾不着光而又有钱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钱此之为自费生。
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费生和自己家里出钱留学的自费生之外，还有一条让既没有钱又靠不上势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学机会的路子，这是一条帝国主义安排下的路子。帝国主义者拿钱出来收买中国的青年，为了要培养为它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必须找—些好名好义来掩盖一下。所以这条路子的花样多，走起来也比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利用“退回庚子赔款”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最初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称清华学堂，又改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叙述，不必在这里多说。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它和官费、自费有所不同。它是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来招生的，因而使得许多原来在钱和势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学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学的机会，使他们也可以大做其留学美梦。这种通过考试取得别人的钱去留学的则称之为公费生，以别于官费和自费。
我是靠清华的公费出去留学的，但是又不同于经过“留美考试”的公费生。为此，得把清华公费留学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或是后来的清华学堂，都是专门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补习的学校，是一个“加工厂”。招收的是十四五岁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要经过七八年才送去美国留学。凡是考得上这个学堂的就取得了留学资格，加工期满，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这种小学毕业生之外，也有少数年龄较大的，在清华园住上几个月就出洋的，此外还有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清华补助等。１９２５年这个办法改变了，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１９２８年学校的名称也改成了清华大学，意思是不再做加工厂，而是个出成品的工厂了。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并不是个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清华还是每年要为美国遣送一批留学生。于是另外定出了一个留美考试的办法，报考的资格也由小学毕业提高到了大学毕业，而且不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也同样可以报考。每年在报上公布当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额。这叫做“留美考试”。另外，清华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各系的助教。我是以研究院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公费的。清华的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生，规定至少学习两年，提出论文，经过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每年在毕业生中按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最后毕业考试的分数，经学系的推荐，挑选若干，给予公费留学的机会。
当时这种性质的公费留学，除了清华的留美考试之外，还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试，听说中法大学也有类似的公费遣派留学生的办法。在３０年代下半期，这类公费留学生的数目在留学生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此外，在我国各地所设立的许多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等团体，也为外国吸收我国学生安排一些路子，但是这些路子并没有上面所说的那样明显，而且也比较分散。因为我在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之前在燕京大学读过三年书，所以对这些路子也知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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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记一(2)
原来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种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钱的来源是私人的捐款。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常常要逃避捐税，假冒伪善地捐些钱做做“功德”，帮助清寒学生上学和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是其中之一。各大学也以此做广告来招揽学生，每年在“校览”上公布，说明给予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申请，受惠的学生不受国籍的限制，甚至也有专门指定给哪一国留学生的。
这一类助奖制度并不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而是由各大学所设的审查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所提出的机关或个人的推荐书来挑选。推荐书自然都是为申请人说好话的，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哪个推荐机关或推荐人腰杆子粗和哪个大学的关系深。推荐人也就举足轻重，成了经纪人。美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这些学校、青年会等就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为他们的学生或朋友找留学的机会。由于这种助奖制度本身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有资格推荐的人可以推荐也可以不推荐，推荐了有没有效也不一定，所以在这些教会学校里虽则表面上并不像清华一样标出留学科目的清单，公开号召角逐，而实际上为了争取留学机会也对师生关系、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学生想得到推荐，他就得多方接近有势力的教授，博得他的青睐。那些教授就又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在学生里发展他个人的势力。而且同学之间为了争取这种留学机会，勾心斗角，费尽心机。
当然，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还有自己刻苦积蓄，到外国去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以及更有组织的“勤工俭学”等等路子，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去说了。

留英记二(1)
我到英国去学的是人类学。在此可以谈一谈我怎么会选上这一门学科的。
我在燕京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从燕京的社会学系，进入清华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国去学人类学，虽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但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这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段历史，这里把它记下来或许也是有意思的。
燕京大学之有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字叫甘布尔Ｇａｍｂｌｅ的美国人创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到中国来做青年会工作，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和伯吉斯Ｂｕｒｇｅｓｓ合写了一本《北京调查》的书。他进一步，想培养一批中国人能像他一样一面做青年会工作，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在中国所赚去的钱已不少，就拿出一笔来做这件事。拿这笔钱出来还得有个名义。于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叫“普林斯顿在中国”的基金，交给燕京大学，作为培养社会服务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学拿了这笔钱先办社会服务系，后来改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添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合成为法学院。
这一段历史说明燕京的社会学是从青年会工作和社会调查这两个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从美国传入的，培养目标是社会服务的人才。这一套字眼在美国人听来很容易懂，因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部分，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人，这些字眼的含义不加以注解也就不会明白。青年会工作是“社会服务”的一种，它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电影院、浴室、弹子房、运动场、业余补习学校，一直到旅馆的综合体。青年会是基督教主办的，所以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它实际的作用就是通过满足一些市民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来进行基督教的宣传，也就是从生活服务入手来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传教工作。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这一类的社会服务特别发达，那是因为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就会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激起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剥削阶级拿出一些钱来，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救济”和弥补。要进行这项工作，一方面要有一批人去了解社会情况，发现“社会问题”，这叫做社会调查；一方面又要一批人去发放救济款，去做“思想工作”，去办理儿童教养所等等，这叫做社会工作。燕京大学最初传入的“社会学”，就是这些名堂。
我是１９３０年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社会学系的。当我挑选这个学系时，并不明白社会学是什么东西，我当时抱着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投入了这个学系。我在东吴时读的是医预科，为了鼓动反对校医打人的一次风潮而受到学校当局要我转学的暗示，离开苏州的。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后，南北军阀混战的时期，在文化战线上正在热烈展开社会史的论战。这许多刺激使我抛弃了当医生的想法，决心要研究一下中国社会。所以到了燕京，注册进了社会学系。
我这个愿望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具有这种愿望的青年人是不少的，而且有许多青年接受党的领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也有一些像我一样的人，还不能接受马列主义，又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要求另外寻求一个出路。所以在这时燕京社会学系冒出一种发展理论社会学的要求，现在看来也并不是偶然的。所谓理论社会学者是和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服务、社会工作的实用社会学相对而言的，实际上指的是那一套进行社会改良的理论。
回想起社会学在西洋的历史也一直有这两个方面，例如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写过《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的研究》即严复所译《群学肄言》的英国的斯宾塞就是这种所谓理论社会学的祖师之一。他想尽各种理由来证明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就到了最完善之境，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全都不及它的优越。这样就在思想战线上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但是资本主义的好景不长，它本身所包含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日益严重，百孔千疮，昭昭在人耳目。为了要缓和阶级矛盾，麻痹无产阶级的意识，不能不对所谓“社会问题”进行“社会调查”。以英国来说，１９世纪末年就有蒲斯ＣｈａｒｌｅｓＢｏｏｔｈ对伦敦工人生活进行过规模相当大的调查。这一类社会调查的目的一方面是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加以解释，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设计“改良”的方案。前一方面就形成“社会理论”，后一方面就形成“社会工作”，譬如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所谓贫穷问题，一些理论家就出面来说工人阶级贫穷并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剥削，而是出于孩子生得太多，话当然要说得更复杂些，但当时的“人口论”骨子里就是这句话。这就算是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也就采取了许多所谓“最低工资”、“人口节制”、“贫穷救济”等等具体措施来减少工人们“铤而走险”闹革命的危险。这就是社会工作。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布尔、伯吉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在摸索中却找到了人类学这个冷门，提出了所谓“社区研究”的新路子。

留英记二(2)
人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比社会学也许更是模糊。人类学，研究人类之学也。望文生义，凡是和人有关的全可包纳在内。事实也确是这样，上自几十万年前的人猿化石，下到民间传说、风俗习惯，都可以在人类学的教科书中找到它们的地位。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美的人类学中专门研究殖民地上土著生活的一部分称作社会人类学的欧洲大陆称“民族学” ，特别发展了起来。燕京社会学系提倡的人类学也只是指这一部分而言。这一部分所谓社会人类学之所以发展也是应形势的需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者分别占据殖民地，对殖民地上的人民摧残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殖民地分割完毕，帝国主义间发生了一场争夺殖民地的大战。战后面临着一个新的形势：一是帝国主义要在它已占领的地区开发资源供他们掠夺，必须利用土著的劳动；一是殖民地人民开始更有组织的反抗，使帝国主义者想直接单靠武力来统治遇到了困难。如果长期维持着战争状态，不但军费浩大而且不便于进行剥削，这个算盘是打不过来的。因此，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大英帝国带头搞起所谓“间接统治”来了，就是利用当地的部落上层，维持当地社会秩序；吸收当地劳动，开发当地资源。要实行这个殖民政策，不仅需要做资源调查的自然科学工作人员，而且需要懂得当地语言能对当地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后者就是所谓人类学者。从第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的人类学者在殖民部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下，对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开展了很广泛和系统的实地调查研究。在这项工作里冒出了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他们搞出一套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做出了许多研究成果，还有一套所谓“理论”，这套理论主要是用来指导他们怎样去调查一个土著部落的一些经验。我们在这里不必去详说，要说的是，他们这一套东西看起来比从美国社会服务里学来的“社会调查”深入得多。原因是美国式的“社会调查”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着重在数量的统计，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言自喻的，但一应用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数量统计不易正确，而且各项统计之间的关系不一定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于是这类调查显得支离破碎，不能说明问题。人类学调查着重在不同性质的社会的解剖，用到中国来似乎更适合一些。为了和“社会调查”作出区别，后者称作“社区研究”。
为了发展这种“社区研究”，燕京社会学系在１９３５年还向国外搬了一位当时功能学派的大师布朗Ａ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英国人，后来当61阅读 www.61k.com

留英记三(2)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校舍也说明了这段历史。到过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留英记五(1)
接着谈谈我这位业师怎样指导我学习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的研究生一般都可以去参加马林诺斯基的席明纳。席明纳是他指导学生学习的主要场合。他在席明纳里从来没有长篇大论地发过议论，但是随时用插话的方法，引导在场人的思路。这些指点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善于组织别人互相启发、互相辩论，他自己也就在这里学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示范地表演出一个人怎样去分析问题，怎样去发展自己的思想。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他的席明纳里是没有地位的。在争论新问题的过程中，他用他自己的思索，带动学生们的思索。这一点是使学生们最佩服他的地方。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他把立场、观点灌输给了学生。
直接受他指导的学生除了参加席明纳之外，还有机会“登堂入室”，那就是到他家里去，参加他自己的著作生活。师傅是在他自己作坊里带徒弟的。这位老先生是个鳏夫，他的妻子已经死了好几年。他一个人住着一所普通的住宅，生活很孤独，而且没有规律。想到要吃东西时，自己开个罐头，烤些面包也算一顿。大多时间是在外边吃的。工作时有一个女秘书帮助他。我们这些学生到他家里去，有时也替他搞搞卫生工作，清理一下厨房，把瓶瓶罐罐扔出去一些。他的书房卧室更是乱得叫人难于插足，不但桌子上，连地板上都是一叠叠的稿纸。不准人乱动，只有他知道要什么到哪里去摸。我已说过他是个高度近视眼，事实上他的眼睛已经不能用来工作。他的秘书和学生有义务给他念稿子。他闭了眼睛听，听了就说，说的时候，有秘书替他速记下来。
他同时在写好几本稿纸，有时拿这一本念念，改一段，添一节；有时又拿另一本出来念念。这些稿本很多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定稿。有些后来经过他学生编辑出版了，有些可能还没有。
在旁听他怎样修改他自己的著作，对一个学生是很有好处的。普通我们读的书，都是成品，从成品看不到制造的过程，而一项手艺的巧妙之处就在制造过程里。成品可以欣赏，却难于学习，但是谁有机会看到一个学者创造思想成品时的过程呢上面所说的席明纳是创造思想成品的一个步骤，单靠这个步骤还是完不成成品。“登堂入室”又看到了这个过程的另一工序。他有时也要征求学生的意见，这样说成不成，那样说好不好，一字一句全不放松。这样的学者尽管立场、观点有很多可以批判之处，但是在做学问时，严谨刻实的态度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还有一种场合他也要打电话把学生叫去，凡是有朋友来和他讨论问题，他觉得哪个学生旁听一下有益处时，他就要把他传呼去。有一次，他和一个波兰学者谈得高兴了，忘记旁边还有异乡人，大讲其波兰话。他曾和我说，学术这个东西不是只用脑筋来记的，主要是浸在这个空气里。话不懂，闻闻这种气味也有好处。不管这种说法对不对，他所用力的地方确是在这里。他是在培养一个人的生活、气味、思想意识。在我身上，他可能是失败了的，但是有不少学生是受到了他这种影响。他从来没有指定什么书要我念，念书在他看来是每个学生自己的事。他也从来不考问我任何书本上的知识，他似乎假定学生都已经知道了似的。但是当他追问一个人在调查时所观察的“事实”时，却一点也不饶人，甚至有时拍着他的手提皮箱英国大学生和教授们手里提的是一种小型的皮箱，大发雷霆。他对我可能是有点另眼相看，但是被他呵责也不止一两次。当我写论文时，写完了一章就到他床前去念，他用白布把双眼蒙起，躺在床上，我在旁边念，有时我想他是睡着了，但是还是不敢停。他有时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说我哪一段写得不够，哪一段说得不对头，直把我吓得不知所措。总的说来他不是一个暴躁的人，最善诙谐，谈笑风生。他用的字，据说比一般英国人还俏皮和尖刻。他最恼我的是文字写不好。他骂我懒汉。其实我已尽我所能了，但总是不能使他满意。他实在拿我没有办法，又似乎一定要保我过关，只好叮嘱一位讲师，替我把论文在文字上加了一次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另有着眼的大处，肯这样“培养”一个学生实在是太难为了他。
现在回想起我身受到的那一套马林诺斯基的“教育”，如果要找它的关键，也许可以说在于从各方面来影响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用的方法不只是靠说服，而是通过社会生活，学术实践，并且用他自己作具体的榜样，“潜移默化”地从思想感情上逐渐浸染进去的。因之我想，任何人世界观的形成和改造，也必须通过生活和学术的实践才能见效。
最后，到了１９３８年的春天，他催促我，要我赶快把论文写完。他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表面上有说有笑，而骨子里却抑郁深沉。据说他有一种恐惧死亡的精神病症，所以当欧洲的战云密布的气氛袭来的时候，他紧张得受不住，准备去美国了。行前打算让我考过了，好告一结束，所以为我举行的考试完全是一种形式。伦敦大学只派来了一个“考官”，记得是叫丹尼森·罗斯爵士，是一个著名的“东方学者”。考试是在马林诺斯基的家里举行。他为这次仪式预备了几种酒。这位“考官”一到，就喝起酒来，举杯为这位老师道喜，说他的这位门生在学术上做出了贡献。接下去使我吃惊的是，他说他的老婆已细细读过这篇论文，一口气把它读完，足见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句话也可能表示，他自己根本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他说完了这段话，就谈起别的事来了。在他要告辞时，还是马林诺斯基记起还有考试这回事，就问他是不是在他离开之前完成一点手续，在一张印得很考究的学位考试审定书上签个字。他欣然同意，又喝了一杯酒，结束了这幕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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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英记五(2)
送走了这位考官，马林诺斯基就留我在他家里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一件事，在电话上找到了伦敦的一家出版公司的老板。他开门见山地说，这里有他的一个学生写了一本论文，问他愿意不愿意出版。这位老板回答得很妙：如果他能为这本书写一篇序，立刻拿去付印。马林诺斯基回答了“当然”二字，这件事也就定下了。书店的效率并不坏，在我回国之前，清样都打了出来。这本书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还加上一个中文书名《江村经济》。
一个作家在英国要出版一本书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在下栖道住的时候，认识过一些角楼里的作家，他们带我去参加过一些经纪人的酒会，所以也知道一些内情，在这里不妨附带说一下。在英国，作家和书店之间有一种经纪人。一个作家不通过经纪人而想找到出版的机会是近于不可能的事。经纪人每星期有一个定期的酒会，凡是经过介绍的作家都可以去参加。在这个酒会上许多作家在这里碰头会谈，经纪人就在这种会里放出现在需要哪一种稿子的暗示。经纪人是熟悉行市的专家，他有眼光可以看得出市面上要哪一种书。作家受到这种暗示就琢磨怎样能迎合这种需要，在这种酒会上他也放出风声，自己在写什么。经纪人听得对头就来接头，他提出各种意见，怎样写法才能畅销。作家有了稿本就交给经纪人，由经纪人去考虑送哪个书店出版。如果这本书出版了，经纪人照例扣作家所得的１０％。一个经纪人如果能经手１０本销路广的书，就抵得上一个名作家的收入，他所花的成本只是每星期一次酒会的开销。作家是离不开经纪人的，因为作家不知道市场的行情，写出的书不合市场要求，根本找不到出版商的门。出版商也离不开经纪人，因为经纪人掌握一批作家，能出产所要的成品。经纪人其实不仅懂行情，而且是操纵行情的人，他们有手法可制造畅销书，可以奴役作家。作家如果不听经纪人的建议，多少岁月的劳动可以一文不值。所以住在角楼上的无名作家见了经纪人是又恨又气，背地里什么咒语都说得出，但是每逢酒会的时候还是要抱着一举成名的侥幸心理，打扮得整齐一些，赔着笑容，在那里消磨一个午夜。
我那天晚上，听着老师挂电话，出版一本书那么容易，又想到下栖区里啃硬面包的朋友，觉得天下真是有幸与不幸。当时我哪里懂得就是这个“幸与不幸”的计较，多少人把自己的灵魂押给了魔鬼。
放下电话，马林诺斯基沉思了一下，说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他嘴里吐出一个字来，Ｅａｒｔｈｂｏｕｎｄ，后来又摇了摇头说：“你下本书用这个名字也好。”Ｅａｒｔｈ-ｂｏｕｎｄ直译起来是“土地所限制的”，后来果真我第二本书就用了这个名字叫ＥａｒｔｈｂｏｕｎｄＣｈｉｎａ，用中文说，意思可以翻译做“乡土的中国”。他这短短的一句话，不是在为我第二本书提名，而是在指引我今后的方向，他要我回国之后再去调查，再去写书。我的确在他所指引的道上又走了好几年。这是后话，不在这篇《留英记》里说了。
１９６２年４月３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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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风气，育人才(1)
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１０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１０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会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后来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这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忆反思。因之，我挑选这时刻说一些感想，和同仁们一起鼓劲自励。
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１０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作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带头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所力行的那些学术方针中，有不少就是吴老师留下的教导。因之在吴老师逝世的１０周年回顾一下他始终坚持的学术主张，对这个研究所今后的继续发展，应当是有用的，对同人们今后在学术领域里继续开拓和创造也是有益的。
吴文藻老师的生平和主要论述，在１９９０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里已经有了叙述和重刊，我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只想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中捡出一些要点，略作诠释。
首先我想说的是吴文藻老师的为人，他在为中国社会学引进的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不，这不是吴老师的为人。他着眼的是学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在６５年前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我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绝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人才，还是人才。人才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宏扬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吴老师不急之于个人的成名成家，而开帐讲学，挑选学生，分送出国深造，继之建立学术研究基地、出版学术刊物，这一切都是深思远谋的切实工夫，其用心是深奥的。
只有了解了６５年前中国各大学里的社会学系的实情，才容易理解吴老师当时初次踏上讲台授课时的心情。正如前述《文集》的附录里“传略”所引用吴老师自己的话说，当时中国各大学里社会学是“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接着他深有感慨地总结了一句，“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物”。
我是１９３０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医学预科转学到燕京大学来学社会学、有缘见到吴老师初次上台讲“西洋社会思想史”的一个学生。我从中学时就在教会学校里受早期教育，是个用舶来物滋养大的学生。吴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上留下了我至今难忘的印象。这个印象说出来，现在中国的大学生一定很难理解。我当时觉得真是件怪事，这位从哥伦比亚大学得了博士回来，又是从小我就很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在课堂上怎么会用中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我当时认为是怪事的这个印象，在现在的大学生看来当时我会有这种印象才真是件怪事。这件事正好说明了这６５年里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这个变化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的生命和心血，但只有在这个变化的大背景里才能领会６５年前老师和学生的心态和他们在这６５年中经历的苦乐。
现在来讪笑当时的“怪事”是很容易的，但如果置身于６５年前的历史条件里，要想把当时的学术怪胎改造成一门名副其实能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社会学，却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吴老师当时能做到的只是用本国的普通话来讲西洋社会思想史。这一步也不容易，因为西洋社会思想所包含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本来就存在的。要用中国语言来表达西方的概念，比起用中国衣料制造西式服装还要困难百倍。
６５年前在燕京大学讲台上有人用中国语言讲西方社会思想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中国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
从６５年前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现在看来会觉得是件很自然的事，不过是纠正在中国大学里竟要用外语来讲授社会和人文科学的课程的怪事。经过了一个甲子，除了教授外文的课程之外，在中国学校里用本土语言来授课已成了常态，但是，社会和文化科学的教材以本国的材料为主的似乎还说不上是正宗。吴老师所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在目前是不是已经过时，还是个应该进一步认真研究的问题。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坚持以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实际进行科学研究为宗旨，实质上是继承和发扬吴老师早年提出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

开风气，育人才(2)
这个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国化问题牵涉到对科学知识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问题。其实在大约６０年前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学生所办的“社会研究”周刊，就曾经展开过一番“为学术而学术”和“学术为实用”之争。尽管“为学术而学术”就是为了丰富人类知识而追求知识，固然也是一种不求名利的做人态度，有它高洁的一面。但是我在这场辩论中始终站在“学术为实用”这一面，因为我觉得“学以致用”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吴老师当时没有表态，但后来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介绍进来，为学以致用提出了更有力的理论基础。在功能学派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人类为了满足他们个人和集体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对人类的生活是有用的意思。人文世界就建立在人类通过积累和不断更新的知识之上。知识是人文世界的基础和骨干。学以致用不就是说出了知识对人是有用的道理了么用现在已通行的话说，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
吴老师所主张的“社会学中国化”原来是很朴实的针对当时在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不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而提出来的。要使社会学这门学科能为中国人民服务，即对中国国计民生有用处，常识告诉我们，这门学科里所包括的知识必须有中国的内容。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
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到社会学的内容里去是实现“社会学中国化”所必要走的初步工作。我记得３０年代的初期当时的社会学界在这方面已逐步成为普通的要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在当时的教会大学里偏重的是第二种倾向。开始引进这方法的还是在教会大学里教书的外籍教师，其中大多不懂中国话，雇佣了一批中国助手按照西方通用的问卷，到中国人的社会里去，按项提问，按表填写，然后以此为依据，加上统计，汇编成书。这在当时的社会学里还是先进的方法。南京金陵大学的ＪＬＢｕｃｋ教授是其中之一，他用此法开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不能不说是有贡献的。这个方法不久就为中国的社会学者所接受和运用并加以改进，适应中国的情况。最著名的是当时在平民教育会工作后来转入清华大学的李景汉教授。他在河北定县和北京郊区一个农村的调查首开其端，接着燕京大学的杨开道教授也开始了北京附近清河镇的社会调查。这些实地调查在中国社会学的进程中有它们重要的地位。到了抗战时期在社会调查工作方面，清华大学国情普查所曾经结合经济学在滇池周围各县进行过人口调查，由陈达教授给予了指导，方法上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并形成了一种传统，为中国人口学奠定了基础，则是后话。
吴文藻老师当时对上述的两种研究方法都表示怀疑。利用已有的书本上的中国史料来填写西方的理论和基本上借用西方的问卷来填入访问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１９３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请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ｒｋ教授来校讲学，给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了研究者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实地调查方法。吴老师很敏捷的发现了这正是改进当时“社会调查”使其科学化的方法。他从Ｐａｒｋ教授得知这种方法是从社会人类学中吸收来的，而且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已用当时所谓“田野作业”的方法开创了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吴老师抓住这个机遇，提出了有别于“社会调查”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论，并且决定跟着追踪进入社会人类学这个学科去谋取“社会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我又回想起１９３３年燕京大学社会系里在我们这批青年学生中掀起的派克热。派克带着我们这些学生到北京去，去现场参观贫民窟、天桥、监狱甚至八大胡同，从而领会了派克所说要从实际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中去体验社会的实际。这正是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时要求我们用理论去结合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个中国就是中国人生活在其中的中国。当Ｐａｒｋ教授讲学期满返国时，我们这辈学生出版了一本《派克社会学论文集》送他作纪念。可惜，这本书我到现在已找不到了。
就在那年暑假，这一群青年学生就纷纷下乡去搞所谓社会学的“田野作业”。吴老师则正开始认真考虑怎样去培养出一批能做“社会学调查”的学生，他知道要实现他改革社会学的事业，不能停留在口头的论说，必须做出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让这些研究成果对社会的效益去奠定这项学术改革的基础。能做这种“社会学调查”的人在哪里呢当时各大学还没有培养出这种人才。所以吴老师就采取了现在已通行的“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他在１９３５年请来了著名的英国人类学家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Ｂｒｏｗｎ到燕京大学讲学。又在燕大的学生中挑出一部分有志于做这项工作的人去学人类学。我就是其中之一，由吴老师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跟俄籍人类学家史禄国学人类学。其后又为李安宅、林耀华等安排出国机会到美国学文化人类学。吴老师自己利用１９３６年休假机会去美国和英国遍访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我在该年从清华毕业后得到公费出国进修的机会，在伦敦由吴老师的介绍才有机会直接接受马林诺斯基的指导进行学习。

开风气，育人才(3)
我提到这些似乎是私人的事，目的是要点出吴老师怎样满怀热情地为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费尽心计。我在这里引一段冰心老人在她《我的老伴》一文中所引吴老师自传中的一段话：“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做出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现在李安宅已经去世，林耀华和我今年都已到了８５岁，这几个人就是吴老师这段话里所说的那些学生，都是吴老师亲自安排派出去学了人类学回来为“社会学中国化”工作的人，也是吴老师开风气、育人才的例证。
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直至今天看来，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仍然不失其现实的意义。事实上从那个时候起，社会人类学在中国的社会学里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６０多年前开始的这个风气，是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时代需要的命题中生长起来的。即使是今天的人，无论是国外的学者，还是国内的专家，只要想扎扎实实地研究一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常常会感到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个问题说起来，当然还有更深的道理。因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有文化的，文化是由民族传袭和发展的，所以有它的个性即本土性，所以在研究时不应照搬一般化的概念。早期西方的人类学是以“非西方社会和文化”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因而注意到文化的个性即本土性，因而强调研究者应采取田野作业的方法，吴老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就是着重研究工作必须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这就是他所强调中国社会学应引进人类学方法的用意。同时他把这两门学科联系了起来，认为社会学引进人类学的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
吴老师出国休假期满，回到燕京大学，正值抗日战争前夕。他原想返国后在燕京大学试行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1)
１０年前###应邀让我在“２１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会议”上讲话。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思考如何着手从小培养出适合于在２１世纪的世界里生活的人。人造下了世界，人还必须同时造就能在世界里生活的人，这就是我们教育和培养人的工作、我们的历史责任。
在这篇《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里，我开始探讨２１世纪将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提出了２１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２１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为此我们在精神文化领域里需要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我称这个体系为跨文化交流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这个体系包括了２１世纪人共同生存的根本规则，显然将联系到人对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等基本关系。接着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三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还有三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又相继发表了相关内容的多篇文章，如《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孔林片思》、《人的研究在中国》、《人文价值再思考》、《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等等。
通过学术对话和反复的思考，我提出了一个“文化自觉”的看法，以表达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的对人类心态反应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个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我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要求
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一种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有意于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对当前人类的困惑自然也会特别敏感，对当前新形势提出的急迫问题自然会特别关注，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在即将跨入２１世纪时，还要呼吁文化自觉，希望大家能致力于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１０年前在我８０岁生日那天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曾瞻望人类学的前途，说了下面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也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需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和发展。总而言之这一文化价值的动态观念就是力图创造出一个跨文化界限的研讨，让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达到我们的老话“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一体。
中国人口这么多，历史这么悠久，文化里有着重视人文世界的根子。应当在世界的思想之林有所表现。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在５０个以上的世纪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没有停止过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有实践、有经验，我们应当好好地去总结，去认识几百代中国人的经历，为２１世纪和下个千年做出贡献。
历史上，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并非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事实上，它的充分体现总是与某些历史时期相联系。根据常识已知道的是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隋唐时期，都是中华文化包容性得以充分体现的辉煌时期。这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
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需要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最近一个时期的很多迹象都提示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各民族都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负有答复这些问题的重大责任。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很快，人对人类本身的生物学研究已经达到绘制基因图谱的地步，科技研究的空间发展已经从地球扩大到了太空。以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就要看我们如何跟上时代，认真地各自认识自己的文化了。我感到，目前正在兴起的文化自觉这股风已经在许多国家中酝酿和展开。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参与和推动这股新风气。从文艺复兴到１９世纪，西方出现过“人的自觉”，写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篇章。看来２１世纪我们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在新一页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应该有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恢弘篇章，在世界上起一个带头的作用。

中国学者的历史责任(2)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充分注意，深入阐发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将是富有建设性的题目，也可以作为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一个入口。一个充分体现出这一特点，富于时代色彩而又影响广泛的史实，是众所周知的“一国两制”。我认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由于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社会制度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是和“冷战意识”相对照的历史性创新。这是２０世纪末叶发生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它为新世纪中人类对不同文化可以保持的明智态度做出了重要提示。在很多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左右分明，互不相容，对峙几十年的冷战时代成了２０世纪突出的历史事件。可是这种矛盾在中国，它们可以并存。“一国两制”，也许就是中国文化特点中的包容性的继续发展。窥斑而知豹，可以帮助人们建立信心，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和而不同的局面。香港回归以来的这段中国历史又可以进一步证明，不同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和平共处，而且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互补性，具体地发挥出了互相促进的作用。
在“一国两制”的设想从无到有，从设想到现实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所出自的本质性的东西究竟是怎样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还没有从理论上说得很清楚。我们相信中华文化中还有许多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解决很难的难题。这是可以相信的，不然哪里会有曾绵延了五千多年的巨大活力。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些特点发掘出来、表达出来，这也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的具体课题。
上面所提到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密切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多元互补”是中华文化融合力的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得以连绵延续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我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多元一体”理论，得到了学界同人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对待其他文化、其他民族的态度也有她的特点。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讲王道而远霸道，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德服人就是用仁爱之心来处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心中有我，也有别人。《论语》从古流传至今，仍然被大家自觉地尊为圣贤之书，说明大家衷心赞同孔子提出的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张，说明这些主张在今天的社会里还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在人际关系中“推己及人”，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觉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出发，才能在群体生活里，建立起一种互相尊重、互相容忍、互相有利的合作关系，实现共同的发展。以德凝聚成的群体才是牢固的，所以说“以德服人者王”。我想，在人类即将进入２１世纪的时候，中华文化的这种历史经验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值得思考的启示。
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我们有责任先从认识自己的文化开始，在认真了解、理解、研究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参加现代中华文化的创造，为新世纪人类全球的文化建设积极准备条件。

历史机遇和发展创新(1)
我们这一代人，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次最激烈和最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旧的在消失，新的在成长，我们从幼到老，就在这亲身经历的变革中取得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对历史的理解。
我们的社会将从一个封闭的、乡土的、传统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开放的、现代化、和平共处的社会，它正在发生些什么变化怎样变化为什么这样变这些都要探索，我们要勇于探索，新的东西要有新的认识。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像这几十年那么激烈的变动。重大的社会改革理应在思想领域里引起相应的激荡，孕育一代文章。我们不应辜负这个伟大时代。
我多次对学生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称得上真正用科学态度进行研究还刚刚开始，你们这代人主要不是继承，而是开创，要开创中国式的社会学。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条件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我们应当有能力搞好我们的社会学。我们社会的这种大变迁，就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机遇，社会学研究的素材太多了，我们日益变迁着的社会是极好的社会学研究的素材。我们既要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又要影响社会，也应接受社会的影响。只有到了我们的认识成果能够影响社会的时候，社会学才算有了一点存在的价值。
但如同前面提到过的，回过头来反省一下，事实上我们中国社会学因为“速成”的缘故，这个学科的队伍虽然有了一定数量，但力量比较薄弱，基础不扎实，水平参差不齐。总体来说都需要补课，需要再加工。要想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培养人才、重视学术骨干的培养、建设好学术梯队还是第一位的工作。
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学人是文化传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学人培养上下功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弘扬。
学术工作又是细致的脑力劳动，不发挥研究者的自觉、自主不行。可是这里面也有个研究者的觉悟水平问题。我这里所说的自主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这里牵涉到一个人的品质、作风和境界，只能加以潜移默化而不能强迫灌输。
一门学科，必须代代相传才能存在，才能有生命力，代代相传，必须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接触。在接触里把一代一代累积下来的经验和智慧传下去，每一代推陈出新，通过不断的再创造而形成一门学科。学科是人们智慧创新的积累。
因此我一再提倡继承老一代学者中“开风气，育人才”和“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看看他们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的。他们有较广阔的学术底子。凭一己的天赋，在各自的专业里，执著坚持，发愤力行，抵得住疾风严霜，在苛刻的条件下，不求名、不求利，几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事业。他们不是以学科来为自己个人利益服务，而是以自己的一生能贡献给学科的创建和发展为旨趣。
２０年来社会学这门学科建设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发展经过大致还算顺利，在此世纪交替、代际交替、改革发展相当迅速的时刻，若能抓住历史机遇，有可能把学科建设大大推进一步，做得不好也可能问题更多，我们要不失时机的赶上时代的步伐，把目标搞清楚，把工作跟上去。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有如欧美文化、###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都在接触、在碰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这是人文社会学科应当能够开创一代新风气的好时机。
社会学是研究人在群体中的生活。社会人类学就是研究人在群体生活中所创制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哪里就在人们生活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有孙的，它靠一个个人在他们生活中表现、改变和发展着，日新不已。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去，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就是不自觉的文化。我们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谈得到自觉，我们要集中智力，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我自己一直坚持在做研究，一方面给年轻人做些破题搭桥的工作，另一方面实在是想亲自摸索出一条路子。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它是有特点的，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社会学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有其实用性，研究在社会发展中有特点的东西，它不像自然科学，这是不能从国外照搬的，我们不能搬了苏联的，再去搬美国的，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２１世纪我国将有重大发展，我看了北京、天津、深圳、珠海和上海的浦东，发展很快，不断有新的东西创新出来，这些都需要有人在这些变化的中心作为社会文化的实验室去进行研究，建立个梯队，培养一个队伍。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要提高本身创新的能力，搞出中国自己的学科来。我们不能离开实际调查，一定不能脱离实际，新东西是实践中形成的，看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中国的路子不同于外国，我经过７０年的摸索总算找出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框架。

历史机遇和发展创新(2)
有如前文谈到我自己也在补课，重温派克的书，并以派克为例思考了学科建设问题，在北大百年校庆前后学校里大力推动学科建设时，我也有机会向校方提出自己的设想，对研究所提出具体意见。
芝加哥大学建于１８９１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校长哈珀很有眼光和魄力，提出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明确一是要吸引一流人才、稳住一流人才；二是一流大学的任务不仅是传播知识，而且要知识创新。所以芝加哥大学主要经验在于认识到，知识的更新和创新要靠大学，是教授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我把它归纳为两点：一是教学与研究的结合，用研究成果来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二是知识的传递、继承和更新、创新之间的结合。这就是一流大学的方向，它担负着文化的永不停止、永远向前、不断创新的历史职责，所以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来培养学生。这样教师的任务就很重，他们首先要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推动教学，创新只有到实际中去才能创得出来，自然科学家有试验室可以靠仪器，而社会科学家则要靠接触实际社会，在联系实际时要有自己的思考。目前我们不可能有一些外国学校的条件，给予教师高的工资待遇，还需要提倡西南联大精神，大家艰苦创业，为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创新而出把力。
社会学自法国兴起不过二百多年历史，早期美国的学者都要到欧洲去留学，学习社会学或人类学，派克就是在德国留学后到芝加哥大学去任教的，那时正值美国城市化发展的时期，他抓住这个机会以芝加哥为社会学实验室，摸索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创建了美国自己的芝加哥学派，到现在不过百年的历史。
我们中国社会学自西方传入时，也不很成系统，内容并不清楚，大家也都在摸索，但还是努力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本来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年轻学科，经过中断近３０年的打击，到１９７９年后再重建时，为了赶快培养新人，短期内要把学术机构建立起来，只好采取“先有后好”的方针，所以我说这个学科的问题还不仅仅是需要创新的问题，还要认真补课，原因在此。这方面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坐待其成，包括不少近几年新建的社会学机构在内，更要以此为戒。
当前中国处在大发展和社会大变革时期，大家都要社会科学知识，要明白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自己打算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实际这些都是社会学的内容，需要社会学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更为突出，如国有企业改制中出现的问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问题、教育的改革、社区的发展、养老问题等等，这不但需要培养一批搞这些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更需要培育出一个学科来积累和传播这门知识，所以我感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年芝加哥大学争创一流大学时和发展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时期很有一点相仿，因此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些，抓住这个机遇，有历史责任感，有“学科意识”。在社会变动很快的时期，要懂得用动态的眼光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不断适应新的情况，清醒地抓住时机，实实在在地做点事，中国社会学也会发展出自己的学派来的。
在北大举办的三次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和研究所的学科讨论会上我们面对新的一代，希望他们勇于探索，迎接新的挑战，抓住历史机遇，挑起学科建设的重任。首先要明确目标和形势，看清中国的历史定位，有一个总的认识，抓住总的方向，从这里出发看我们自己在国内外所处的地位，清楚我们的差距。再看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说到学科建设方向，要清楚社会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它是有时代性的。现在时代不同了，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吸收外国的东西来解决中国问题。现在的实际是人类要长期共存，并实现“美美与共”的前景。我们培养的人就要能应付这个局面，去寻求人类长期共同生存之道。新一代学者要有这个气魄，去培养一代新人，做思想领域中的探险家，改变中国人思想不活泼，循规蹈矩的传统习惯，要能适应新情况，有创新精神，这就是一个严厉的挑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打天下不易”我们已有了一点基础。队伍并不大，要开辟的工作领域还很多。重要的是要团结，不能分散力量，而团结要靠共识，靠感情相通，这样才出得来集体精神和合力。没有合力不行，而达到合力也要承认个人，力量在个人，靠每个人的努力，才有真正的合力，要善于用理智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自身都解决不好人际关系问题，又如何谈得到学科建设的健康和迅速发展呢也有愧于承担世界多元文化社会的人类共同和平共处的大课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新时代里学术要靠年轻人去努力了。培养具有开放心态、踏踏实实、立足于中国社会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才，是当务之急。２１世纪里中国要改革开放，世界也在朝向地球村文化发展，全球范围内好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社区，各国各民族朝向一个和平共处的目标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族特点、文化特点并不会完全融合，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要保留下去，相互接近交流，共同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内容来。当然这个过程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但下个世纪的人大概可以看得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到一些倾向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际跨文化研究显得越发要紧，与文化的多样性联系的是学术的多样性，所以要更加开放地相互交流。社会文化学科可以有多种门类，但最好要能密切联系，形成跨学科的结合，并促进跨国跨文化的对话。年轻人可以在２１世纪大有作为。我想寄希望于年轻一辈的学者们的是不要保守、不要画地为牢、划界自守，因为知识本来是不能画地为牢的。我看今后１０年、２０年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年轻一辈的学者们的胸怀和努力了。我期望年轻一辈，应该从兼容并包的传统中好好学习一些东西。中国未来的学术的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

知识分子的正气和第二次创业(1)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密切合作问题上我想到最近出版的厉以宁先生所著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它已跨进了社会学的范畴，研究人文世界中的“社会人”，经济学不仅是研究商品的供求问题，而且也关心人的道德力量的作用了。事实上人文世界是一个总体。它不会因学科分类而割裂，反倒需要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开辟这样的学术研究和交流的新领域对今后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十分重要，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一个问题，即进入２１世纪前西方有个亨廷顿，一直在宣传他的“文化冲突论”，大讲思想的、宗教的冲突。他的这套理论可以联系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科索沃的狂轰滥炸。我们东方的传统立场和观念与他不同，我们对文化的看法所代表的方向是进入“道德”层面和讲中和位育，而不是冲突和霸权。“道德”是最高一层的自觉意识，它代表了世界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等价值观念。最近提倡的“三讲”教育中的正气，就接近这个东西，正气要比一般的做好人好事还要更进一步，这是人在宇宙中的定位，是最广义的道德境界，而西方所讲的是物竞天择的斗争境界，他们提倡冲突、打仗，把高新技术首先用到了武器上，用强权来压人，人的意志必须服从权力，不服就不行。试想一下，按这一逻辑下去，以恐怖的战争手段来毁灭人类并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要使人类的人文世界能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提倡正气，我们这一代人要坚持历史的发展，就必须有一个新的道德力量。
该书还提出了道德重整和第二次创业问题。中国人要有一个精神，有一种正气，这种精神不仅来自物质力量，还要有道德力量，要自觉为什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归根到底是要明白人是什么在我们中国的老传统中一直都在讲，现在提倡“讲正气”，目标是我们要有一个支持做人的“正气”。厉先生这本书里提到韦伯关于西方新教信仰促进和推动资本主义的看法。我自己着重的倒不在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正是他指出的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建立一个人的新的做人规则，必需有一种推动它的精神力量，就是“气”，在个人讲是“有志气”的气。在民族和国家讲是“有正气”的气。气是指一种精神。也许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欧洲资本主义产生之后与封建时期相比，就是有了一个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现在我们“讲正气”，要切实能推动人们的积极性的发挥，才会有第二次创业的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社会在发展，今天的内容与过去不同了，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研究。
怎样才能发挥正气，支持第二次创业，那就是大家要讲真话，讲真话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体现，有这种精神才谈得到树正气，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气呢作为知识分子，我在１９４９年解放以后看到和体验到了早春天气的到来，其实就是感到了这个正气。但后来垮了，我从亲身经历中看到，从抗战时期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并经过解放初期，一直到“反右”以前，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有一股劲、一个“正气”的，他们准备改造自己创造新东西的力量已经显现出来，知识分子在等待一个新的时代，成为一代新人。
但因为“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这种精神挫伤了，进取、创业的热情消退了，良好的社会风尚的褪色是从虚伪开始的，假话充斥，真话绝迹，人以虚伪面貌待人，出现了“两面派”，道德便被扭曲了，共同语言没有了，正气被泄了。现在不少事情，看起来好看，但缺乏一点真情实质，缺乏有创造力的精神。我这样说可能是因为我年近九十，容易看到的是晚秋的暮景，不一定和事实相符。但是“文化大革命”对社会风气这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不能不引起重视，切不可掉以轻心。
最近一个时期我常在外面考察，这２０年来各地的发展实在是很快的，有些地方出现了惊人的变化，是有一种“气”在支持这种发展。物质发展也要有气，只讲生态不讲心态不行。我们每个人做人做事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定位”，我常常讲像汤佩松、曾昭抡先生，他们把心都用在事业上、学科上，都有一个明确的志向，志字下面一个“心”字，他们真是专心至极忘了自己，汤先生一心一意探索生命之源，曾先生一心一意建设中国化学这门学科，这样的精神和志气，在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里是有代表性的。如果代代相传是可以培养出一个社会结构的。
那么现在这种精神有没有，这个气够不够我在知识分子群里似乎尚未感觉到，这些年我在“行行重行行”里，倒感觉到在新一代的企业家里有股劲，开始打出了一个局面，近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而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这股“气”似乎还不够，还要鼓劲，我相信它正在生长中，一定会出来一个这样的道德力量。现在中央讲“三讲”，要讲正气，就是要反对假冒伪劣，包括政府中的也应包括学术界的种种假冒伪劣现象。哪怕过去是为社会风气所迫，多数人的被动和虚伪也需有一个自觉的纠正。
过去知识分子受伤了，１９５７年以后伤到了骨子里，精神被扭曲了，灵魂被挫伤了，一般治疗不行。现在必须认真地改变它，我想也是深化改革的任务之一。现在形势很好，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科技部分别制定了《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历史机遇，知识分子要参加第二次创业，一定要有这个自觉，取得一个突破。还是要有一口气、一股劲、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来自一种素养、一个道德境界。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和作用，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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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正气和第二次创业(2)
我是一个球迷，精彩的球赛我都喜欢看，除了球员们精湛的球艺和那股拼搏的劲头令人振奋外，这些场面还常常让我联想到社会学、人类学的工作。大到前面我讲到的不同文化的人能不能有共同理解的问题。我在电视里看巴黎“世界杯”的足球赛，这说明不同国家的球员可以在同一球场里踢球，而且大家知道谁输谁赢。这个东西不容易啊。对垒的双方之间共同性的存在是可以发生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裁判看错了，大家还是服从，这已经超过了一般的理性和感情。我是希望将来的世界能变成一个国际的赛球场，很多基本的人与人的关系、合作关系，在球场里边发生出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的课程。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认真地说明它为什么成为可能，为什么不同的球队能在一个场合之下找出一个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如果将来这个世界可以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很和平了。
小到一个学术带头人和他的研究队伍。我曾在《清华人的一代风骚》中以汤佩松教授为例，说他的一生确是有点像一场精彩的球赛。他一丝不苟地严守着科学家的竞赛道德，又毫不厌烦地组成一个抱成一团的科学队伍，在困难重重中，不顾一切私人牺牲，冲在别人的前面。超前或敏捷过人是他突出的个性，他老是跑在他这门学科的前面，使他的老师辈或当时的权威瞠目结舌。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是清楚自觉的。他在科学领域里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不达目的不止的劲头，完全像他在球场上踢球一般。引起我兴趣的还是他哪来的这股劲头和精神。
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能克服许多困难和挫折以及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优良运动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是和清华８年间的强迫性体育制度分不开的。”他这里所说竞赛作风、态度及精神指的就是英文中的Ｓｐｏｒ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和Ｔｅａｍ-ｗｏｒｋ。以足球来说，Ｓｐｒｏｔｓｍａｎｓｈｉｐ是竞赛道德，是从球员怎样对待竞赛对手来说的，要能主动的严守球规，己所不欲勿施于对方，不搞小动作，尊重裁决，不计较胜负，始终全力以赴。在这种竞赛精神下才能显得出球艺。球艺是以此精神为前提的，两者也是分不开的。Ｔｅａｍｗｏｒｋ则是从球队内部队员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各个队员要能各守岗位，各尽全力，密切配合，不存个人突出之心，步步从全队整体出发，顾全大局。这两条其实是人类社会赖以健全和发展的基本精神。
正是体育锻炼或球赛使汤先生不仅明白竞赛道德是对人处世的基本守则，而且深信队伍组织是成事创业的不二法门。足球要个球队，科学研究要个实验机构。汤先生在抗战时期在昆明“大普集”建成了一个有名的科学中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我个人及我的研究室的许多同事来说，这一段的生活占了抗战八年中的最长时间，是工作和收集青年工作人员最活跃、最旺盛的时期。这段时间内在生活上愈来愈艰苦，工作上由于物资的来源愈来愈困难也更加艰苦。而正由于此，我们之间也愈来愈团结，意志愈坚强。无论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总是协同一致，互相帮助……这６年在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材上也是一个最集中和高潮的时期。”——他说的正是上面所说“正气”的注解。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同一个时期在昆明“魁阁”社会学研究站工作的情景。我也记录过同样的感受。“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我的一生里是值得留恋的。时隔愈久，愈觉得可贵的是当时和几位年轻朋友一起工作时不计困苦，追求理想的那一片真情。战时内地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是够严酷的了，但是谁也没有叫过苦，叫过穷，总觉得自己在做着有意义的事。我们对自己的国家有信心，对自己的事业有抱负。那种一往深情，何等可爱。这段生活在我心中一直是鲜红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就是大家常常怀念的西南联大精神，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片真情，一股劲头，一种“正气”。
在此世纪交替，代际交替，国家大搞科教兴国战略之际，知识分子的第二次创业就需要重振这种精神，这股正气，努力提高道德素养和境界。在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发展迅速，知识竞赛更加激烈的今天，提倡重建竞赛道德和队伍建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期待年轻一代的社会学人类学者为此开拓出一个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１９９９年９月３０日定稿([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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