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

本文摘自《世界博览》2009年第2期作者：季我努；范裴裴原题为：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

1910年7月，上海股市因橡胶股票狂泻而濒临毁灭。(www.61k.com)此次风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中国工商业遭受重创，清末新政的成果毁于一旦。粗略统计，华商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的资金在4000万至4500万两白银之间，而当时清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如此巨款的外流，让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而橡胶股票风潮则为清政府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橡胶股票行情上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汽车业的大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橡胶也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十分热门。汽车、三轮车、人力车都换上了橡胶轮胎，上海人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称“套鞋”，再穿上橡皮雨衣，暴雨天也可照常出门。其它各种橡胶（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制品更是不计其数。1908年，英国进口橡胶总额达84万英镑，次年增加到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次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磅12先令5便士。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上海，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橡胶股票 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

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www.61k.com]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叫做“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

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絅之先生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500余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两。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无所不用其极的欺诈手段

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外国银行和投机家则从中获利。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设立蓝格志拓植公司，蓝格志是一个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折腾了好几年都不见起色，因为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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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时代”的到来。[www.61k.com）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蓝格志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大报的头版。他的宣传攻势收到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购买蓝格志股票，麦边人为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他罗织同伙，抢购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大笔抛出，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难求。

这时麦边又像模像样地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装模作样地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会被人识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个月，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的红利，让购买者顾不上冷静地思考。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两一股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两5钱银子。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蓝格志。

白克尔父子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祥茂洋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麦边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连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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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钱庄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让部分上海富人破点财而已，不至于演化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www.61k.com）

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上海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而言，起初本土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本土钱庄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上海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858年，上海只有8—10家规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万—5万两，可是到了190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两。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外国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上海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集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外国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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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败垂成的救市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赴宁，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www.61k.com）张人骏转奏朝廷后，宣统皇帝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

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呈现列强纷争的局面，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控制了上海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外国工厂、洋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入外国银行，虽然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里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虚弱不堪。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银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

与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由于其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多，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

橡胶股票 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

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www.61k.com）

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要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可是，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

李经楚见状，赶紧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被回绝。次日，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崩溃，全国大恐慌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第三波袭来，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

仅以镇江为例，受正元风潮影响，8月间，镇江四家大商号大生恒木行、镇源祥丝行、瑞和北货行、马振记绸号均被冲垮。四大商号“开设有年”，经营生意在镇江均属大宗。大生恒木行

橡胶股票 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

欠镇和钱庄8600两、福袒钱庄4000两、源长钱庄4000两、永源钱庄3000两、永裕钱庄700两。(www.61k.com]马振记绸号欠元丰钱庄3600两、益源钱庄1400两。四大商号，虽未倒闭，但是已经步履维艰，反过来拖垮了大批钱庄。

二 : 亡国的股灾：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

100年前的那个盛夏，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中国上海股市崩盘。［www.61k.com)而由于中国股市中特有的官商勾结、官场争斗、制度糜烂等诸多要素，这场单纯的市场危机不但危害程度被无限放大，而且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违规入市且损失惨重的川汉铁路陷入资金困境，并且就损失款的补偿问题与中央持续发生矛盾，引爆了“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本报专栏作家雪珥本期扫描这一链条的最关键环节：上海橡胶股灾。1910年的盛夏，上海被笼罩在一片肃杀的严寒中。

一头巨大的熊，跨越大洋而来，熊掌横扫上海滩。股市全面崩溃，钱庄票号纷纷倒闭，外资银行损失惨重，仅以身免。那些越来越高的新建洋房，则成为人们财富梦碎后的终结之地，创下了与时俱进、前无古人的自杀方式——跳楼。

“寰球同此炎凉”，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给大清国上了一堂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课，而且以其凌厉的掌风，一举掏空了大清国的根基。

起风了……

暴利

春天的时候，这座城市仿佛服下了大补春药，充满了亢奋，如同周边田野里油菜花般灿烂。

这剂春药，就是橡胶股票。

一家名为兰格志（Langkate）的橡胶公司，在上海的股市画出了一道雄起的陡峭阳线，高耸入云，全球瞩目，引领大盘齐齐飙升。兰格志股票面值仅100两，却迅速被拉抬过了1000两大关：

3月2日——1080两；

3月18日——1300两；

3月21日——1600两；

3月29日——1675两……

在上海证交所（“上海众业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市的几乎所有橡胶股票，都演绎了同样的神话。而东南亚的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大清国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橡胶资本市场的“发动机”之一。

受到热捧，当然是有原因的。账很好算：每一磅橡胶的开采成本为1.6先令，而市场价却在12先令，差额高达7.5倍，不追捧橡胶股票，还能追捧什么呢？

橡胶的全球热潮，起源于美国的产业升级。

1900年，也就是大清国正忙着闹义和团的时候，汽车已经在美国开始大规模生产。而到了1908年，美国福特公司推出了著名的T型车，售价不足500美元，不久又下降到300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这不仅将汽车价格拉低了九成，将汽车从奢侈品变身为大众消费品，而且令美国迅速进入了汽车时代，汽车轮胎所需的橡胶一时成为硬通货，全球橡胶市场立即被蜂拥而入的资本挤得满满的。

于是那些熟悉中国市场的洋行大班们，纷纷投身这场圈钱运动。汇丰银行、怡和洋行等著名公司中，都有高管不惜辞去高薪职位，开设自己的橡胶公司。在资本开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橡胶公司的“生产线”也开始加速：少数掌握资源的辛迪加公司，在马来亚大量圈地，甚至连橡胶树苗都还没种下去，就将这些“橡胶园”分割转卖给上海的新公司，收取现金，或者收取新公司提供的股票。

仅仅1910年6月，一个月内就有30种新的橡胶股票挂牌交易，卷走的资金量高达1350万两白银，平均每家公司筹集到45万两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令伦敦资本市场望洋兴叹、自愧不如的惊人业绩。

一个名叫麦边（George McBain）的英国人，此前开设过一家小小的外资公司——麦边洋行，并不为人注意。他开设了一家名为兰格志的橡胶公司，却迅速地成为上海股市的领头羊。

麦边是个成功的策划高手，他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以及“有偿报道”，宣传橡胶产业的光辉前景，其中有关兰格志公司的经营状况，则充满了虚构的数据和承诺。他的第一步策划，就是在各报发表了一篇数万字的长文《今后之橡皮世界》，“彼时中外新闻记者，不知该著作者之别有命意，以为将为世界实业大放光明也，则亦著论以怂恿之”（清、姚公鹤的《上海闲话》）。曾经有稗官野史说，杜月笙如何帮助麦边洋行“布局”造势，其实，当年小杜才20岁，还是个没打开局面的“小开”而已，根本不具备为外资公司托市的能力。

麦边随后协同外资银行联手做庄，先是从银行悄悄地贷款出来，为股东们每3个月发一次红利，每股派红高达12.5两，这相当于票面价值的12.5%。随后，这几家银行又宣布可以接受兰格志公司股票进行抵押贷款，营造出兰格志股票“抗风险能力强”的表象，共同炒作。

巨大的利润诱惑下，各种经纪和推广机构，不惜进行大规模的误导式宣传，至少有3家公司在证交所追查后，承认自己有欺骗和误导投资人的行为，其中一家公司承认将“树桩描绘成了橡胶”，另一家公司经查实，其仅有一半的土地上种植了橡胶树。但本为投机而来的大清国股民，根本不在乎这些。连位高权重的租界法院（“会审公廨”）法官关桐之，也要到处托人情才能买到一点儿橡胶公司的原始股。他后来说：“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甚至已经成了不少洋行门外的招牌。

1910年3月中旬，Kota Bahroe橡胶置业有限公司（Kota Bahroe Rubber Estates Ltd）在上海发行新股、进行申购的第一天，股票原定的发行时间为上午10时，但半夜就在排队的人流，令银行方面临时决定提前开门。早上9：10时，第一单交易完成；一个小时后，原定的股票申购指标全部告罄，银行不再接受后来者的认购。价值10万两白银的股票，吸纳了足足160万两的认购资金。

钱庄、票号等内资金融机构积极推波助澜，纷纷降低贷款门槛，不仅给投机者提供信用贷款，还接受股票质押贷款，间接地参与炒股。钱庄自己也赤膊上阵，利用自己的信贷优势，大发庄票（等于自己印钞），直接参与股票炒作。此后越来越多的中国钱庄、票号卷入，并且通过他们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络，吸纳着中国各个角落里的资金，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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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盘

资本市场永远是强者的游戏。就在所有人都在热议着上海股市何时达到下一个高峰时（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

疾奔的牛突然变身成了熊，国际橡胶价格大跳水。伦敦橡胶交易市场上一片熊嚎，又造成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大清国的股民们刚刚见识了全球一体化的巨大好处，又开始吞下其巨大的苦果。

先得消息的外资银行立即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了贷款，造成了银根进一步收紧。7月22日，违规入市、大肆炒作橡胶股票并被深度套牢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先后倒闭，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倒闭了的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有一个共同的老板：陈逸卿。

陈系钱庄是上海橡胶股票投机的主力。陈逸卿的算盘打得并不错：利用自己掌握的资金和在老外那边的关系，抢购股票后再加价卖出，应该是一门风险并不很大的短平快生意。这一生意越做越大，陈逸卿的资金链便开始绷紧。

在陈逸卿的资金链条中，有一家远比花旗等外资银行更为强有力的后台，这就是川汉铁路公司（简称“川路公司”）。

这家国有企业虽然在两年前改制成了商办，但从管理层任命到企业的各项管理，都和国有企业没有任何差别。施典章，一位曾担任过广州市市长（知府）的前官员，作为被中央任命的川路公司CFO（“总收支”），已经在上海坐镇5年，负责盘活手头的350万两巨款，进行资本运营。

施典章是陈逸卿的最大靠山。在陈逸卿掌控的正元、兆康和谦余三家钱庄中，施典章在正元的存款高达50万两，在兆康38万两，在谦余达到25.5万两，三家合计为113.5万两。而按照川路公司内部风险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钱庄存放，每一钱庄的存款上限不得超过15万两。此外，施典章还将另外一笔95万两的巨款，也存入了陈逸卿担任买办的外资银行利华银行，实际上，从事后江苏和中央的两个专案组审查来看，这笔存款是私自放贷，与利华银行无关。

施典章交给陈逸卿进行资本经营的公款，达到了200多万两之巨，占到陈系钱庄发行庄票总额的1/3，在当时一片看多的风潮中，这不仅是陈逸卿最主要的准备金，也是他敢放手一搏的定心丸。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川路公司撑起了上海的橡胶股票泡沫。如果兰格志股票能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施典章就能真正地“盘活”公款，名利双收：不仅能为公司“建功立业”，而且他自己在里头设的各种“老鼠仓”等，都将被掩盖在政绩的光环下。

但是，美梦的尽头是一场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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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市

在正元钱庄停业的当日，上海市政府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8月17日,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被捕，但在美方压力下，只能关押在“会审公廨”，美、英等国领事出面，以陈为外商公司重要雇员，尚有许多未了事宜，不仅拒绝将陈引渡给中国方面，而且拒绝了中方提出在“会审公廨”共同提审的要求。

陈逸卿被捕后，虽然得到了美国人的庇护，被关押在更为“文明”的会审公廨，但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他自杀身亡，据说是服毒。这下，包括施典章在内，很多人挽回损失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

10月8日，一个更大的打击冲击全国。

中国最大的钱庄之一、有着17家分行的源丰润，此前似乎并未受到橡胶股票风潮的影响，突然倒闭，共亏欠公私款项高达2000万两。上海数十家工厂立即停工，30多万产业工人顿时失业，形势陡然变得十分严峻，报警和请示的电报雪片般地发往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和北京的军机处。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牛”的钱庄，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

大清国的对外赔款，一般都由各省分摊后，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

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总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总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

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在中央的雷厉风行下，巨额公款被提取，这等于抽干了源丰润的最后一滴血，它终于支持不住，轰然而倒。源丰润的倒闭，连锁反应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等于给全国带来了一场经济危机，其巨大影响远远超过橡胶股票，实际上从金融和经济层面上，掏空了大清国的最后一丝元气。

……

熊市掀翻上海股市后，川路公司半数资本金350万两几乎损失殆尽。而这家铁路公司最大的特点是，资金几乎都是取自强行摊派到农民头上的“租股”，都是百姓“一点一滴之膏血，类由倾家破产，敲骨吸髓而来”。

7000万四川人被震惊了、被激怒了，多方上访，要求中央彻查。一场“惊天”的腐败大案掀开帷幕的同时，一颗足以“动地”的定时炸弹也埋了下去：如何处理这笔巨额亏损，成为悬在中央面前的巨大难题，并且将成为摧毁大清国的导火线。一年后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帝国土崩瓦解，而根源之一就是这橡胶股灾。

三 : 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

本文摘自《世界博览》2009年第2期作者：季我努；范裴裴原题为：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

1910年7月，上海股市因橡胶股票狂泻而濒临毁灭。此次风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区以及长江流域、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中国工商业遭受重创，清末新政的成果毁于一旦。粗略统计，华商在上海和伦敦两地股市损失的资金在4000万至4500万两白银之间，而当时清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过1亿两左右。如此巨款的外流，让清政府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而橡胶股票风潮则为清政府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橡胶股票行情上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汽车业的大发展，橡胶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同时橡胶也成为众多工业产品的新兴材料，十分热门。汽车、三轮车、人力车都换上了橡胶轮胎，上海人在布鞋、皮鞋外套一双胶鞋，称“套鞋”，再穿上橡皮雨衣，暴雨天也可照常出门。其它各种橡胶（当时上海人称橡胶为橡皮）制品更是不计其数。1908年，英国进口橡胶总额达84万英镑，次年增加到141万英镑，美国1908年进口橡胶5700万美元，次年增加到7000万美元。受到生长周期、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制约，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无法扩大，注定了在一定时期内橡胶价格将持续走高。伦敦市场上的橡胶价格，1908年每磅2先令，1909年底猛涨到每磅10先令，1910年4月达到最高峰，每磅12先令5便士。伦敦的橡胶股票也随之水涨船高。一家新成立的橡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另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最初每股10镑，发行不久后就涨到每股180镑。

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适合橡胶生长的南洋地区设立橡胶公司，而总部则设在上海，便于从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融资。据《泰晤士报》估计，从1909年底到1910年初的几个月里，南洋地区新成立的橡胶公司有122家，至少有40家总部设在上海。这些公司有些刚刚买地，有些已经把橡胶树苗种下去了，也有很多是皮包公司。

总部设立在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一家叫做“地傍橡胶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为每股25两白银，一个多月后涨至50两白银。

上海富有的华人和外国人，唯恐失去大好的发财机会，纷纷抢购橡胶股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租界法院）大审官关絅之先生说：“1910年，上海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橡皮股票，没多时，有钱人竞相购买，一些公馆太太小姐换首饰，卖钻戒，转买股票，如痴如狂。有了钱，还要四面八方托人，始能买到股票。我因做会审官多年，认得洋人，费了许多力，才买到若干股。买进时30两银子一股，买进后股票天天涨，最高涨到每股90多两。许多外国人知道我有股票，拿着支票簿，盯到门口，只要我肯卖，马上签字。”

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祥茂洋行的刀米仁股票实收银8两，市价66两。牌子老、名声大的公司随心所欲地哄抬股价。蓝格志公司的股价竟然超过票面二十七八倍，高达1500余两，票面仅100两银的汇通洋行薛纳王股票涨到一千五六百两。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华人大约买了80%，在上海的外国人抢购了20%。很多华人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结果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已经无资可融，市面上的流动资金，尤其是钱庄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无所不用其极的欺诈手段

橡胶股票风潮是一场受国际金融形势影响，被某些外国冒险家恶意操控导致的悲剧。暴利让上海的投资者失去理智，中了圈套，外国银行和投机家则从中获利。

1903年，英国人麦边在上海设立蓝格志拓植公司，蓝格志是一个橡胶产地的名字。麦边号称他的公司经营橡胶种植园，开挖石油、煤炭，采伐木材。折腾了好几年都不见起色，因为他的公司纯粹是一个皮包公司。国际橡胶价格上涨之后，麦边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个家伙发动了广告攻势，花钱连篇累牍地请人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大肆吹嘘“橡胶时代”的到来。这些文章极具煽动性，一个劲地向人们灌输，橡胶在今后的生活中必不可少。蓝格志公司的商标长时间地占据了很多有影响的中外大报的头版。他的宣传攻势收到奇效，蓝格志公司的名气打出去了。为了进一步吸引上海的有钱人购买蓝格志股票，麦边人为地操纵股票的价格。他罗织同伙，抢购股票，等价格上涨之后，大笔抛出，再次以更高价格抢购，几个来回下来。蓝格志股票被越炒越高，一票难求。

这时麦边又像模像样地每周召开一次董事会，装模作样地拿出“从产地拍来的电报”，向董事们报告近期的橡胶产量。由于担心虚头太大，会被人识破，他又耍起了新花招，每3个月，就给购买蓝格志股票的“股东们”发一次红利，每股可拿到12两5钱银子。这样的红利，让购买者顾不上冷静地思考。于是面值约60两银子的股票很快突破1000两一股的大关，麦边迅速聚敛了大笔钱财。

其余橡胶公司也如法炮制，汇通洋行的韦推和嘉道理照法每个季度给股东发放红利，一股7两5钱银子。他们吹嘘的本领更高，声称自己经营的薛纳王公司出产的橡胶质量比蓝格志公司更好，吹到最后，竟然后来者居上，股价超过了蓝格志。

白克尔父子开设的祥茂洋行在股票发行前夕，先购买报纸版面，大肆吹嘘股票价廉利厚，开市当天，收买大批流氓到汇丰银行门口冒充顾客，抢购股票，“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为了抢购股票，竟然还有人上演全武行，于是汇丰银行被迫关门，叫来巡捕，暂停营业。”祥茂洋行宣称，认股者意外踊跃，额定股本严重不足，只能酌情减少，认购不足百股者，可保留20%的股票，认购100至500股者，可保留10%的股票，余款退还。这样一来，他们的股票一上市就成了抢手货。

1910年3、4月间，上海橡胶股票的最高股价不断被刷新，不过现银交易已经为数不多，大多是空盘交易。麦边见股市泡沫即将破灭，就在7月间，卷起全部款项，人间蒸发了。

连锁危机

如果没有钱庄的介入，股票投机的失败，至多让部分上海富人破点财而已，不至于演化成一场波及全国的金融危机。

20世纪初的上海，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银号、票号（以下统一称为钱庄）在上海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数量众多，其中以源丰润和义善源实力最为雄厚。它们是上海银钱业的领袖，与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为维持清朝金融稳定的擎天之柱。不过相对于财大气粗的外国银行而言，起初本土钱庄的资本额相当有限，注册资本“无过五万，少则二万余”。本土钱庄主要是为中国企业和商人提供汇兑业务，并发行庄票，接收存款，发放贷款。上海钱庄发展之快，主要表现在业务量的增大上。1858年，上海只有8—10家规模稍大的钱庄，账面资金不过3万—5万两，可是到了1907年，单单福康钱庄吸纳的存款就有817069两。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情况比较普遍，钱庄向投机者提供贷款，除了信用贷款之外，他们还接受实物贷款，实际上是让投机者用已经购得的橡胶股票作抵押，获得新的贷款去购买新股票，只要橡胶股票价格不下滑，钱庄是不会亏本的，而且抵押的股票还在不断的升值。因此钱庄加快了向外国银行拆款的速度，外国银行乐享其成。在外国银行和上海钱庄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上海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愈演愈烈。

第二种情况是钱庄直接参与炒股。由于上海各橡胶公司发行的股票，主要通过洋行和外国银行销售，这些洋行的大买办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抢购。最著名的是正元钱庄的主人陈逸卿（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主人戴嘉宝（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谦余钱庄的主人陆达生。他们纠集在一起，先后发出庄票600万两，其中有359张远期庄票落在外国银行手里，总价值约140万两。陈逸卿、戴嘉宝还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得100万两巨款，存放于三家钱庄。他们仍嫌不够，又从素有往来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钱庄调剂头寸，森源是一家小钱庄，陈逸卿调走20880两庄票。这八家钱庄结合成一个超级橡胶股票投机集团。1910年6月，伦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胶股票随之狂跌。陈逸卿损失200余万两，戴嘉宝损失180余万两，陆达生损失120余万两。外国银行当即停止对正元集团拆款，并催要还款。7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倒闭；22日，兆康、森源钱庄倒闭；23日，元丰倒闭；24日，会大、协丰、晋大倒闭。

功败垂成的救市

正当正元集团倒闭之时，上海道台蔡乃煌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赴宁，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张人骏转奏朝廷后，宣统皇帝于7月27日，批准向外国银行紧急借款。

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呈现列强纷争的局面，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控制了上海金融业。它们资本雄厚，吸纳了大批外国工厂、洋行的大宗存款，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入外国银行，虽然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很低。

8月4日，蔡乃煌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80万两、麦加里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与此同时，他还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助其稳定市面。经过蔡乃煌的紧急处置，上海市面趋于平静。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约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巨大。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挺过了第一次冲击波。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不过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虚弱不堪。

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惜清政府官员的昏庸和内斗，葬送了来之不易的成功救市。到了9月份，清政府要偿还庚子赔款，按照惯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可是蔡乃煌把官银拿去救市，银库空了。鉴于上海市面仍未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

与蔡乃煌有隙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乘机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参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立即将蔡乃煌革职，并限令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结清。由于其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多，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他再次致电军机处，要求宽限时日，再次申明万不可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

是因为它们不依靠外国银行的拆款，它们获得了上海道官银的支持，上海官银约有十分之六存于源丰润系，十分之四存于义善源系。

军机处依然视为恫吓，严加申斥之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乃煌羞愤交加，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10月7日，外国银行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于1910年10月8日宣告清理，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余万两。它分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也都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导致上海大批钱庄倒闭，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这是橡胶股票风潮的第二波。

源丰润倒台之后，度支部电令大清银行紧急调运100万两白银至上海。12月11日，清政府再次救市，由两江总督张人骏出面，向汇丰、东方汇理和德华三家银行借款300万两，年息7厘，期限6年，并且要以江苏盐厘担保。

义善源的大股东李经楚，是李鸿章的侄子，当时还担任邮传部右侍郎、交通银行总理（帮理是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他以产业为抵押，从交通银行借款287万两，从全国各地分号紧急抽调资金，弥补了移交官款后的亏空，暂时保住了义善源。可是，1911年初，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为了打击袁世凯安插在交通银行的梁士诒系的势力，他开始核查交通银行的账目。

李经楚见状，赶紧将义善源从交通银行中拆借的款项归还，导致上海义善源总号账面上只剩下现银7000两。3月20日，义善源总号经理丁维藩试图利用手中掌握的各企业的股票，向新任的上海道台刘燕冀借款10万两，被回绝。次日，义善源宣布倒闭，负债1400万两。维持上海市面的最后一根柱子垮了，上海金融业顿时崩溃，全国大恐慌随之发生，北至北京、营口，南至广州，西至汉口、重庆，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第三波袭来，江浙地区所受冲击最大，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六大经济重镇倒闭了18家著名钱庄和票号，受它们的牵连，除苏州外，上述五大城市的民族资本金融机构全被冲垮。

仅以镇江为例，受正元风潮影响，8月间，镇江四家大商号大生恒木行、镇源祥丝行、瑞和北货行、马振记绸号均被冲垮。四大商号“开设有年”，经营生意在镇江均属大宗。大生恒木行

欠镇和钱庄8600两、福袒钱庄4000两、源长钱庄4000两、永源钱庄3000两、永裕钱庄700两。马振记绸号欠元丰钱庄3600两、益源钱庄1400两。四大商号，虽未倒闭，但是已经步履维艰，反过来拖垮了大批钱庄。

四 : 大股东减持 海南橡胶或为改革铺路

去年年中，农业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针对农垦系统改革启动大规模调研。时代周报从参与农业“十三五”规划人士处获悉，农垦改革预计会写入2015年中央1号文件。一场农垦改革大戏呼之欲出。

可以预见，农垦改革将给资本市场带来诸多影响，农业板块格局或就此改变，时代周报推出农垦改革专题报道，试图厘清各个农垦集团的改革走向，把握农垦改革的脉搏。

林进挺最近终于松了一口气。2015年1月7日，参与农业“十三五”规划的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中央一号”文件已内部下发，农垦发展扶持政策即将出炉。

现年48岁的林进挺是海南农垦集团(下称“海垦集团”)的掌门人，海垦集团是国内第三大农垦集团，其旗下的海南橡胶(601118)是中国最大的橡胶企业。

作为海垦集团唯一的上市平台，海南橡胶成为海垦集团改革的重要枢纽。

“政企分开是主要的改革内容，改革之后上市是重要的方式，海垦的改革目标就是按照正规现代企业要求搞经营管理。”海胶集团总裁办相关负责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海垦集团一度持有海南橡胶99.40%的股份，但随着海垦集团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持股比例逐渐下降，截至目前海垦集团持有海南橡胶的股权比例为70%。

但改革仍然面临压力，海南橡胶上市4年来，盈利能力一直深受橡胶主力价格影响。

上海期货交易所数据显示，2014年橡胶主力合约价从年初的19670元/吨跌至年末的12500元/吨附近，降幅高达36.45%。

受天然橡胶价格影响，海南橡胶的净利润一直低位运行。海南橡胶年报显示，2014年海南橡胶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减少6.85%，实现净利润810.7万元，同比下滑94.98%。

2014年底，海南橡胶预告称，公司利润受胶价持续低迷影响，较上年同期可能大幅下滑。在农垦改革的大背景下，业务单一的海南橡胶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转型势在必行。

海垦减持背后

2014年12月1日，海南橡胶收到控股股东海垦集团通知，海垦集团分别于2014年11月18日和11月28日，减持公司股份，共计4900万股，占总股本的1.25%。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海垦集团还曾在去年9月进行过两次减持。时间是在9月11日和9月28日，这两天合计减持68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

由此，去年海垦集团4次共计减持海南橡胶11700万股，占公司总股权的2.98%，海垦集团目前持股比例为70.00%。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上述2014年的4次减持行动，是海垦集团3年股份限售期过后的首次减持。根据成交价格，4次减持套现10.0274亿元。

这不是海垦集团第一次稀释股权，作为海垦集团旗下唯一的上市平台，2005年，海南橡胶成立时，海垦集团的持股比例为99.40%，此后2009年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权被进一步稀释至93.67%。

2009年8月7日，通过竞价，海垦集团共转让海南橡胶1.8亿股，其中厦门国贸(600755)受让 6000 万股，雅戈尔投资、厦门裕田、厦门象屿、海南控股、罗牛山(000735)、和合控股7 家投资者分别受让2000万股。

海南橡胶的招股说明书显示，6名发起人和7名战略投资者成为海南橡胶上市前的原始股东，2010年海南橡胶IPO，海垦集团的股权降至72.98%。

海南橡胶2014年三季报披露，在海南橡胶十大股东排行中，自然人陈学东持有海南橡胶2543.66万股，超越国资背景的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

陈学东是被市场所熟知的“牛散”，屡现上市公司十大流通股东之列，2014年，其身影出现在皇氏集团(002329)、银鸽投资(600069)、大康牧业(002505)和泰胜风能(300129)等多家上市公司。

除了陈学东，在海南橡胶的十大股东中，还有另两名散户的身影，以上三名散户合计持有海南橡胶4020.66万股。散户的涌入和国资的逐渐退出组成了海南橡胶和海垦集团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

但从海南橡胶业绩来看，其正面临经营压力。“这显然会影响资本市场对于橡胶产业前景的投资信心，这也意味着，海南橡胶推进提升业绩成为当前第一要务。”一位上海期货研究员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转型高端制造

海南橡胶拥有353万亩的橡胶种植面积，控制着海南岛内超过60%和云南1/3的橡胶资源。

但近年来，橡胶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业务较单一的海南橡胶遭受巨大经营压力。海南橡胶年报显示，2014年海南橡胶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减少6.85%，实现净利润810.7万元，同比下滑94.98%。这也是连续第三年，海南橡胶的业绩受橡胶价格的影响下滑。

“海南橡胶面临的经营环境空前严峻，产品结构必须从“传统单一”变为“高端差异。”海南橡胶董秘董敬军说道。

2014年3月，海南橡胶与中橡集团曙光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共同建立“空军航空橡胶科研生产中心”，建立天然橡胶自主研发、生产、保障的技术体系。

根据规划，海南橡胶将把橡胶产业与国家战略物资概念相连。通过空军，辐射到海陆空三大领域，帮助实现国内军用、航空等高端性能原材料及生产技术的自主供给。

另一方面，高校科研资源成为海南橡胶的关注点。2014 年5月9日，海南橡胶与北京化工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在高性能天然橡胶新产品研发展开合作。

2014年11月17日，海南橡胶联合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中国先进橡胶产业联盟”。而在2014年12月14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亲率科研院院长周羽、副院长郑永平飞赴海南海口，参加了与海南橡胶合作的签字仪式。

在与清华大学的合作中，海垦集团董事长林进挺起到关键作用。林进挺于199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目前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现年47岁的林进挺在2013年3月开始担任海垦集团董事长职务，在此之前，其担任过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的总裁，并推动福日电子(600203)上市。

2004年9月，林进挺参加了国务院国资委面向全球的公开选聘考试，走马上任海南省控股公司常务副总裁。此后，林进挺还兼任海南高速(000886)董事长。

2011年2月，林进挺进入海垦集团担任集团总经理。据接近林进挺的海南当地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正是因为林拥有多家国企市场化改革经验，使得海南省政府将海垦集团的改革重任交给他。

农垦改革利好将至

“要依据顶层设计改革方向，路径由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探索。”1月7日，农业部农垦局局长王守聪对外表示，，农垦改革的方向主要是农场企业化、垦区集团化、股权多元化。这一说法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前夕，颇具指导意义。

农垦制度作为我国历史发展的产物，目前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2013年农垦经济实现生产总值5937.55亿元，比上年增长12.8%，连续10年保持12%以上的增速，明显高于全国经济增长水平。但另一方面，农垦系统一直存在政企不分、社会保障安置困难等问题。

农业部数据显示，目前，农垦体制已经成为一个有着1200万人的经济社会系统，每年全系统社会负担达60多亿元。

以海南为例，海南农垦创建于1952年1月，拥有土地总面积78.59 万公顷，现有总人口105万人，其中职工人数21.30 万人。海南农垦企事业单位遍布海南全省18个市县，国有农场47个，是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农垦的全国第三大农垦。

“产业结构单一严重制约农垦集团的经济增长，调整产业结构，改革体制机制已迫不容缓。”海南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周公卒在2014年2月的工作会议上如是说。

按照计划，海垦集团将会把部分职能和资产移交给地方。

据海南省农垦局局长吕勇介绍，目前海开集团已经移交了学校、社会保险、民政职能，两轮的农场移交工作业已完成。

资本市场对于农垦改革表示期待。在最近一个月内，农垦相关概念股涨势明显。“农垦的市场化改革将向社会推出大量的优势资源，这对于农业板块来说将是利好。”一位市场人士如是说。

本文标题：海南橡胶股票-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撼动清朝的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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